二、中央集权国家形成时期

随着基督教的传入和早期罗斯国家的形成，罗斯人对权力的认识进一步发展成对神权和君权的敬畏。在统治者权力逐渐增强的过程中，这种崇拜的对象越来越明确，并被赋予了道德、道义等多重含义。在抵抗蒙古入侵和莫斯科中央集权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俄罗斯人对君主权力的理解发展成为了对国家、民族认识的基础，民族自我意识开始成熟，专制主义文化渐浓。

13世纪，罗斯国家分裂，蒙古入侵，新的形势催生了新的政治思想，影响直至15、16世纪。蒙古统治期间，涌现出了许多政治思想著作：《罗斯沦陷纪事》（Слово о погибли Русской Земли）、《拔都攻占梁赞的故事》（Повесть о разорении Рязани Батыем）、《基杰日城传奇》（Китежская легенда）等，这些作品中体现的政治思想都以维护国家统一和独立、抵御外敌为主旨。例如《Повесть о разорении РязаниБатыем》提出，罗斯军队为维护国家统一而战，在道德和精神上胜于侵略者。这种在精神上“战胜”敌人的思想在此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影响着俄罗斯社会，配合着军事力量抵御外敌。

正是在这种爱国主义思想的基础上，诞生了俄罗斯的民族自我意识。在以莫斯科为中心力量、俄罗斯国家经济和政治趋于统一、宗教势力倾向独立、俄罗斯民族形成的14、15世纪，民族自我意识和国家自觉开始体现在一些编年体纪事小说中。

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以莫斯科公国为中心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开始形成，它奠定了俄罗斯国家的政治基础，俄民族国家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文化也发轫于此。但以莫斯科公国为中心成长起来的国家并不像西方国家那样依赖于经济命脉，而是靠军事抵御内外威胁求得生存和扩张，处于中心地位的君主权力因此显得非常重要。这一时期的俄罗斯文化性质本身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宗教的影响逐渐被削弱，文学和时评世俗内容不断增多。“俄罗斯中央国家形成和发展所处的尖锐的政治斗争环境，以及通过异端运动和人民群众公开起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罗斯社会中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深化，都成了罗斯社会中政治思想蓬勃发展的条件。”^[14]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更多地承担起了政治任务，政论成为16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主流体裁。政论家们主要对正处在形成过程中的专制政权的作用、臣民的义务、封建体制和教会与国家的关系等问题从意识形态上进行论证，其中对莫斯科大公作为基辅王公、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合法继承人地位的政治理论尤其引人注目。他们认为，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不仅是罗斯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他们笔下的莫斯科正在成为罗马帝国和拜占庭无可厚非的继承者。

这种专制思想和民族自我意识集中反映在《关于弗拉基米尔历代王公的传说》一书中。书中关于罗斯王公继承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王位和从拜占庭帝国首都获得王权标志的传说，主要是为了替莫斯科大公作为“全罗斯”统治者施行专制权力寻找历史根据。这一思想在后来菲洛费伊“第三罗马”的理论中得到进一步肯定。有史实表明，无论是对于君主独裁的统治手段，还是对政论家们铺天盖地的意识形态宣传，当时的俄罗斯人大都采取愚信的态度，视君主为家长、为神的思想占据了大部分人的头脑。

在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伊凡三世时期的1497年《法典》集中反映了加强中央集权国家和大公权力的政治思想。与《罗斯法典》相比，这部法典对犯罪行为的惩罚更加严厉，有可能是受了蒙古和拜占庭教会法制思想的影响。

罗斯受洗以后，教会和国家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俄国社会上下关注的问题，其间争论不断，两者既有合作也有争斗。在罗斯国家统一的过程中，教会积极宣传并要求信徒效忠基辅大公政权，还曾封弗拉基米尔大公为“圣徒”。罗斯大地分裂割据时期，特别是蒙古对罗斯统治时期，罗斯教会是混乱无序状态中唯一相对稳定的因素。1326年，都主教驻节地从基辅迁到莫斯科，教会在支持国家统一事业的同时，也对莫斯科大公的统治方式和东正教会的地位问题产生了异议，最终于15世纪末发生了被官方称为异端的社会运动。一些神职人员和城市手工业者、商人以莫斯科和诺夫哥罗德为中心，反对官方教会，围绕政治、哲学、法学、历史等问题提出改革意见，一些神职人员还提出了神权高于皇权的理论，受到了伊凡三世政权的残酷镇压。在与异端派斗争的过程中，教会内部出现了相互对立的两派：约瑟夫派和禁欲派。

约瑟夫派以沃洛科拉母斯克修道院院长约瑟夫·沃洛茨基为首，宣扬君权神授，但是主张区分权力和掌权的君主这两个概念，认为君主是因为被上帝赋予了权力才变得强大，而他们不应该凌驾于精神统治之上，君主的权力源自上帝和服侍上帝的祭司；君主是人，也会犯罪。因此，沃洛茨基认为，人们应该更加臣服于教会，而不是君主和大公。世俗政权也应该听从教会的指导，并应担任一定义务。后来随着伊凡三世与教会结盟的政策出台，约瑟夫派的思想也发生了改变，开始强调政权被上帝赋予无限的权力，不但在政治上，在精神上也有控制权，是上帝在人间的化身，神职人员在君主面前不再拥有特权。此时上帝的旨意和国家法律、权力和道德的区别在约瑟夫派看来已不再那么明显，君主对违背教规的行为同样有处置权力。

以尼尔·索尔斯基为首的禁欲派认为，世俗政权和教会之间泾渭分明，后者在精神统治领域有绝对的权威，但不应干涉政治事务，也不应该掌握政治和经济权力，而国家政权也不能干涉教会事务。教会不应该拥有私有土地财产，也不应该剥削农民的劳动成果。而约瑟夫派则主张保留教会的财产，认为教会和国家应该在社会政策中保持一致。索尔斯基指出，教会作为统治人们精神的力量不应该利用自己的物质财产为自己谋利，而国家也不应用强制权力管理人们的灵魂，应该保护农民不受封建君主的迫害。禁欲派还强调，在上帝面前，人们必须保持自由的意志和责任心。

禁欲派和约瑟夫派的争论对沙皇政权并没有造成什么影响，相反为专制制度的发展又提供了新的“思路”。“16—17世纪的政治思想完全由宗教界制定，但不是为了‘帮助’国家，而是为寻找历史存在中的光明一面……所有这些都萌发于在人间实现上帝之国的强烈渴望……希望将天与地、上帝与人间融合为一个具体现实。”^[15]

教会为争夺物质利益与政权产生的纠纷最终上升为思想斗争，政论家们对君主、教会、土地、农民等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问题进行热议，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俄罗斯人对权力的理解，也推动了专制思想的发展。

瓦西里三世时期，莫斯科公国完成了击溃蒙古入侵和伊凡三世自14世纪开始的统一罗斯大地的历史使命，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上升，“第三罗马”理论适时推出。该思想源于诺夫哥罗德主教德西姆，他将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比作拜占庭的康士坦丁，称其为“第二康士坦丁”，称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为“新康士坦丁国土上的新康士坦丁——全罗斯土地和莫斯科的帝王”。菲洛费伊提出的“第三罗马”理论将其进一步具体化。“第三罗马”理论出现的时期，莫斯科公国正值鼎盛时期，附近无人可以望其项背，因此“第三罗马”理论最初是不具有弥赛亚思想的。彼时的莫斯科公国正需要一个强大的意识形态思想来巩固政权，“第三罗马”理论用超越民族和政治的力量造就了一种统一的精神诉求，即基督教的臣民必须团结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而这个精神追求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政治权力来做保障。“第三罗马”理论虽然被统治者用作统一思想的工具，但只限于宗教思想和利益的范畴，有拜占庭和罗马教会的影响痕迹。此后，随着俄罗斯国家的继续发展和壮大，从拜占庭继承来的宗教思想被赋予了更多本土特色，“第三罗马”不再只限于思想教化的功用，而开始发展成为具有俄罗斯特色的民族思想。

在“第三罗马”理论诞生的前后，正是俄罗斯国家需要用“君权神授”思想巩固政权的时期。作为教会一方来说，赋予君主神性，使之成为神在人间的化身，这是一种纯粹的宗教精神教化。但是在迅速发展的国家政治影响下，这种宣传得到了完全相反的结果：被赋予了政治和宗教双重权力的君主最终使教会称臣（彼得一世时期），宗教精神教化被政治社会化。

由此可见，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形成前后，俄国政治思想同时受到西方宗教和东方军事独裁统治的影响，为君主正名的“君权神授”思想是主要内容，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独立地位是其主要宣扬的思想，而这种文化思想的受众——广大俄国底层劳动人民对此给予了虔诚、迷信的支持态度。这构成了俄罗斯民族国家形成初期的政治文化氛围。专制主义的思想和理论是伴随俄罗斯民族和国家的形成及发展而逐渐成熟的，来自拜占庭宗教的“君权神授”思想和蒙古的军事独裁主义对此都有贡献。从早期罗斯国家发展起来的权力意识到这时被具体化为对君主的崇拜，进而成为对君主专制的心理支持；而这种民族文化心理在国家与外部世界的斗争中又进一步促进了集体的权威意识，也就是俄罗斯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自我认同基础上形成的民族国家独立和竞争意识。正是因为民族文化和国家历史发展的独特性，使得俄罗斯的政治文化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与西方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君权至上、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思想是俄罗斯政治思想区别于西方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