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崔融对孟子经济思想的继承

《孟子》内容“包罗天地，揆叙万类”，其中关于经济方面的观点也成为唐人引经据典的依据。崔融的《谏税关市疏》就引述并继承了孟子不少的经济思想，来反对当时有司收取关市赋税。

崔融主要生活于武后和中宗时期，历任太子侍读、著作佐郎等官职，可谓博学多才。在文学方面，他“为文典丽，当时罕有其比”[1]，与杜审言、李峤与苏味道并称“文章四友”。在史学方面，他曾在中宗神龙二年（706），与魏元忠、武三思、祝钦明、徐彦伯、柳冲、韦承庆、崔融、岑羲、徐坚等撰《则天皇后实录》二十卷，编次文集一百二十卷奏之，受到中宗称许。崔融不仅颇具文才和史才，对经济问题也很有见地。《旧唐书·崔融传》载，武则天执政的长安三年（703），有司上表请求加大关市的税收，崔融深以为不可，撰文极谏，向朝廷进献了著名的《谏税关市疏》。

一、崔融的税收主张对孟子观点的继承

在这场如何向关市征税的争论中，崔融的《谏税关市疏》分析了如果实行“不限工商，但是行人尽税者”的政策后，可能会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历陈了“不可”增税的六条理由，表现出他对当时社会经济情况的深入了解与思考。此疏的意见最后被武则天采纳，也表明了崔融见解的合理性。在这篇疏文中，他一方面引述前贤的一些观点，在理论上说明工商业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分析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论证了一旦扩大征税后对社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其中孟子关于经济方面的一些观点成为他强有力的依据。

崔融引述《孟子·尽心下》中“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2]的观点作为理论依据，反对“行者皆税”的主张，文中说道：

孟轲又云：“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今行者皆税，本末同流。且如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蜀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宏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今若江津河口，置铺纳税，纳税则检覆，检覆则迟留，此津才过，彼铺复止，非惟国家税钱，更遭主司僦赂。船有大小，载有多少，量物而税，触途淹久，统论一日之中，未过十分之一，因此拥滞，必致吁嗟。一朝失利，则万商废业，万商废业，则人不聊生。其间或有轻任侠之徒，斩龙刺蛟之党，鄱阳暴谑之客，富平悍壮之夫：居则藏镪，出便竦剑，加之以重税，因之以威胁，一旦兽穷则搏，鸟穷则攫，执事者复何以安之哉？臣知其不可者四也。[3]

崔融认为“关”为防卫机构，主要职责是禁暴安民，虽然可以辅之以征税，也主要应该是向商贾征收，而不能向所有出入关津的一般行人征税。他指出“夫关市之税者，谓市及国门关门者也，惟敛出入之商贾，不税来往之行人。今若不论商人，通取诸色，事不师古，法乃任情”[4]。不仅如此，当时唐朝商贸繁荣，西至蜀汉，南至闽越，江湖薮泽，宏舸巨舰，交通贸易往来频繁。一旦实行凡是关市都要征税的政策，则势必影响货物的流通时间，增加流通成本，减损商人的利益，还会滋生主司受贿，不法之徒趁机为害等诸多社会问题。崔融的这些意见都是对孟子惠商思想的继承和发挥。

战国时期，各国统治者大都利用关卡对商人进行横征暴敛，孟子曾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他极力向统治者宣传，主张实行减免关市税收的惠商政策，还就关市税收的问题和他的弟子公孙丑等人作过专门探讨。

孟子认为要促进商业繁荣，就要实行“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关，讥而不征”的惠商惠民政策，就是减免关卡和市场的税收，最大化地照顾商人的利益，这样就能使普天下的商人“愿藏于其市矣”，使天下旅行的人“愿出于其路矣”。这样一来，国家的经济发展了，人气聚集了，就可以“无敌于天下”了。孟子反复向当政者推行他的这一主张，在《梁惠王上》和《梁惠王下》中都有相同的观点：

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诉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5]

王曰：“王政可得闻与？”对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6]

这种惠商政策虽然是孟子实施仁政，推行王道的具体措施之一，但也体现了孟子的经济思想具有发展眼光。董洪利在其《孟子研究》中这样评价说：“孟子在仁政中主张农业、商业并重，既能看到农业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又能重视商业生产对封建经济的促进作用，应该说是一种较为全面、较有长远眼光的经济政策。”[7]

二、崔融对孟子关于社会分工观点的继承

崔融对社会分工的认识也显示了他的经济眼光。他认为士农工商各司其职，各营其业，共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因此，对工商业加大税收会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他在《谏税关市疏》中引班固的话说：

《班志》亦云：“财者，帝王聚人守位，养成群生，奉顺天德，理国安人之本也。士农工商，四人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圣王量能授事，四人陈力就职。”然则四人各业久矣，今后安得动而摇之？[8]

表面上看，在这段论述中，崔融直接引述的是班固《汉书·食货志》中的语言，但其理论却源自于孟子。

孟子多次阐明并肯定社会分工的必要性。如在《滕文公上》中，他与农家代表人物许行的辩论，就从社会分工的必要性出发，有力地批判了当时农家学派主张自给自足，以及否定社会分工和交换的荒谬观点。孟子认为“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9]他分析并肯定了“百工”与耕者，治天下的贤者与耕者之间相互补充，相互依存的社会联系。在《滕文公下》中又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还在社会分工的理论基础上提出“百工交易”的主张，如让农民“以栗易械器”，“陶冶亦以其械器易栗”[10]，认为“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11]。即通过不同行业产品之间的互相交换，实现产品互相流通，进而满足人们的不同需要，这是“天下之通义也”。孟子对社会分工的清晰分析，实是班固《汉书·食货志》中类似观点的滥觞。

此外，崔融“薄赋”的主张也是对孟子“薄税敛”思想的继承。孟子推行仁政的另一重要措施就是减少百姓的赋税，他曾向梁惠王游说：

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12]

在《尽心上》中也说：

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13]

崔融《谏税关市疏》的核心内容就是反对重税，主张薄赋。他认为百姓生活承平已久，加重赋税，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容易引起怨愤之情，导致社会的不安定，进而又影响到国家的外部防御安全：

今始安辑，倘加重税，或虑相惊。况承平岁积，薄赋日久，俗荷深恩，人知自乐，卒有变法，必多生怨。生怨则惊扰，惊扰则不安，中既不安，外何能御？[14]

在初唐时期，崔融可谓是经常从经济方面关心百姓劳弊的士人之一，他还有一篇反对武则天禁杀赎生诏令的《断屠议》，认为“禁屠宰，断弋猎”会影响到以此为生的百姓的生活，主张“自然人得其性，物遂其生。何必改革，方为尽善？”[15]综上所述，崔融重视商业的经济思想，顺应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体现了他对民众切实利益的关心，也竖起了唐代重商的旗帜。这些主张从对孟子学说的直接征引和经济思想的继承来看，崔融对《孟子》文本及孟子的思想是十分熟稔的。

[1] 《旧唐书》卷九十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000页。

[2] 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27页。

[3] 崔融《谏税关市疏》，《全唐文》卷二百一十九，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13页。

[4] 同上书，第2212页。

[5] 《孟子·梁惠王上》，杨伯峻《孟子译注》卷一，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7页。

[6] 同上书，第36页。

[7] 董洪利《孟子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

[8] 崔融《谏税关市疏》，《全唐文》卷二百十九，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12页。

[9] 《孟子·滕文公上》，杨伯峻《孟子译注》卷五，第124页。

[10] 《孟子·滕文公上》，杨伯峻《孟子译注》卷五，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24页。

[11] 《孟子·滕文公下》，杨伯峻《孟子译注》卷六，第146页。

[12] 《孟子·梁惠王上》，杨伯峻《孟子译注》卷一，第10页。

[13] 《孟子·尽心上》，杨伯峻《孟子译注》卷十三，第311页。

[14] 崔融《谏税关市疏》，《全唐文》卷二百十九，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13页。

[15] 杜佑《通典》卷一百六十九“刑法七”中“禁屠杀赎生”条也记载了崔融此议，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3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