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一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孟子仅次于孔子被称为亚圣，而孔孟之道作为儒家文化的根本，深入影响着中国历史与社会的各个阶层。冯友兰曾这样评价孔孟两位先圣的地位：“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如苏格拉底之在西洋历史，孟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如柏拉图之在西洋历史，其气象之高明亢爽亦似之。”[1]然而，孟子的地位经历了一个由微到显的过程，研究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尤其是经学史的学者公认，孟子及其著作的地位是在北宋以后明显提高的，其显著标志之一就是《孟子》由先前的子部上升为经部。因此，他的思想对我国封建社会特别是后期的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想产生了极大影响。正是因为孟子这种由微而显的地位变迁，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不少学者都对孟子和《孟子》文本，倾注了很大的研究热情，也由此产生了蔚为大观的孟子学。
一般而言，孟子学是指以《孟子》为文献基础，对孟子的理论学说予以关注、阐释、研究或继承的论说或学术活动。仅就近代以来孟子学的成果看，董洪利、方麟选编的《孟子二十讲》从宏观上概括了20世纪孟子研究的全貌。编者选择了这一时期产生的二十种著名的孟子研究成果进行了提炼汇总，如早期的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胡适、冯友兰、钱穆等，新时期的杨国荣、杨泽波、董洪利等，以及台湾地区学者黄俊杰、李明辉，新加坡学者林徐典等。编者在序中总结说：“二十世纪的孟子研究，以1949年为限，可大致分为两期。前期主要涉及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和唯物史观的运用，各家可谓筚路蓝缕，多所发明；后期既有大陆学者的集体研究，又有港台学者的个人探索，断代史、专人研究、专题研究领域的开辟以及方法论的探索，将问题引入更深的层面，各家可谓沉潜往复，从容含玩。”[2]由于孟子思想的博大精深，孟子学很受儒家文化圈特别是东亚区域学者的重视，台湾大学历史学系黄俊杰教授在其《二十一世纪孟子学研究的新展望》一文中，对此就有很详审的总结：
在儒学研究的众多领域中，孟子学研究自1990年代以降颇获海内外学者之重视。除了大陆所出版数量可观的专书之外，台湾及海外研究孟子学的著作也如雨后春笋，或从孟子解释史入手析论中国经典解释学之特质，或比较孟子与康德之伦理学，或通论孟子思想之哲学内涵及其历史发展，或分析孟子哲学重要概念及其与早期儒学思想关系，或探讨北宋二程对孟子学之发挥，或以孟子为中心析论儒家身体哲学，或比较孟子与王阳明之伦理学，或从现代观点分析孟子的修养工夫论、政治思想与心性论，或析论德川时代（1600—1868）日本古学派对孟子政治思想之论辩，或析论朝鲜时代（1392—1910）朝鲜儒者对孟子“四端”之说的辩论，不论就研究的深度或广度而言，都已为孟子学研究开拓新的境界。[3]
黄俊杰教授还将20世纪中外学术界关于孟子的研究理路大致分为“内在研究进路”和“外在研究法”两类，从方法论上对二者的优劣予以了分析。认为前者是将“《孟子》视为与社会、政治、经济变迁无关的哲学文献，并有意无意间假定孟子思想体系内各个观念或概念具有某种自主性，在这个假设上解剖孟子学中的重要概念”[4]，这种研究理路以哲学家或以擅长概念分析的思想史家为主，如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李明辉、信广来和英国学者李查兹（Ivor Armstrong Richards）等。后者“常将孟子及其思想放在历史或文化史脉络中加以考虑，尤其注意分析孟子学在思想史中之浮沉变化”，“而使孟子学中的诸多概念或理念（尤其是政治思想），取得了鲜活的具体感，而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5]徐复观、黄俊杰和日本学者近藤正则等人的研究接近此种研究理路。
由此可见，20世纪孟子学研究可谓高手如林，成果如山。然而，学海无涯，近十年来，孟子学在断代研究方面又有新的突破。如专著就有李峻岫的《汉唐孟子学述论》（齐鲁书社，2010年）、周淑萍的《两宋孟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赵庆伟的《清代孟学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2级博士论文）、刘瑾辉的《清代〈孟子〉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李畅然的《清代〈孟子〉学史大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等。[6]不难看出，在这些孟子学断代研究成果中，除李峻岫的《汉唐孟子学述论》外，人们更多着眼于宋代以后，即孟子地位升迁以后的孟子学。事实上，孟子地位的升迁变化肇始于唐代，然而，因为唐代有影响的孟子研究专著较少，学界对于唐代孟子学的关注就相对不够，甚至于有些忽视和遮蔽。
二
概括检视一下已有的关于唐代孟子学的研究成果，其特点大致如下：其一是体现在一些思想史、哲学史等著作中。具有代表性的前贤论著如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1995年）、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冯契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等。这些著作都以其深厚的理论学养，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扎实的材料功夫，在学术界产生过并会继续产生巨大的影响。然而限于创作体例，这些论著多是着眼于儒学的角度，对唐代的重要儒学思想进行评述，并没有对唐代的孟子学作专门的研究。如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叙述晚周以来二千五百年间的政治思想，从纷繁的材料中抓住关键，理清头绪，善于概括，精于辨析。在第十二章叙唐代儒学的复兴，仅列韩愈、柳宗元和林慎思。冯契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也是在儒释道的相互作用与合流的背景下，评述韩愈、李翱、柳宗元等的哲学思想。此外，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关于中唐士人对儒学贡献的专门研究，特别是在近几年的博士论文中，这一研究势头较强。如李伏清的《论柳宗元与儒学复兴》[7]，在其第二章中，论述柳宗元发展孔孟荀的圣人观，认为柳宗元的人性思想是“明”和“志”的辩证结合，他发展了“大中之道”，提出了“圣人与人无异”的观点，是人道原则在理想人格中的体现。李小山的《李翱生平与思想新论》[8]第三章论述李翱复性思想，认为李翱复性思想，是以孟学为底蕴、以荀学为辅翼、以《乐记》为发端、以《易传》为桥梁、以《中庸》为骨架、以《大学》为标的，融通儒道，兼及佛学，而万流归宗，宗于孔门，万象朝圣，朝于孔子。
其二是包含在一些通论和通史性研究孟子的论著中。20世纪末期以后，关于孟子的专门研究成果大量出现[9]，显示了孟子学研究的深化，但是通论和通史性的孟子学成果相对较少，其中涉及唐代的部分就很少了。如黄俊杰的《中国孟学诠释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属于孟子学通史方面的力著，作者通过“外在研究法”，“将孟子及其思想放在历史或文化史脉络中加以考虑”，在方法论上具有重要启迪之功。然而其研究的重心在于“（1）在中国思想史上，历代思想家何以以及如何注孟、阐孟、释孟或攻孟、排孟、斥孟？此种孟学诠释史之发展，透露何种思想史的涵意？（2）从孟学诠释史之具体发展经验中，体显出何种具有中国文化与思想特质的中国诠释学？”[10]因此，作者“并不企图巨细靡遗地搜罗二千年来涉及孟子或《孟子》这部经典的所有著作”，“也无意于对历代儒者关于孟子所留下的片言只语，进行书目史的整理”。[11]此书所涉及的只有先秦的荀子和宋以后的孟子学内容，唐代则没有专章论述。再如董洪利的《孟子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上编以孟子的政治思想、性善论、文学思想和教育思想为主，从孟子思想体系的内在理路入手进行研究，下编对自汉代至清代的孟子研究进行了较全面的评述，勾勒出了自汉至清孟子学的大致框架面貌，可谓内外方法的交融。但是其中唐代的孟子学内容所占比例极小，只在第八章中有“隋唐时期孟子研究概述”和“韩愈‘道统说’对孟子学术地位的影响”两节以及唐代《孟子》注本的简单介绍。作者认为：“隋唐时期的《孟子》研究，基本上是沿着东汉形成的训诂辞章之学的老路走过来的。因此，尽管中唐以后有韩愈等人的极力推崇，使孟子的政治、学术地位有了较大的提高，但对《孟子》思想内容的研究没有取得新的进展。”[12]对唐代孟子研究的总体评价也比较低。
关于唐代孟子学的研究，李峻岫的《汉唐孟子学述论》是目前对之考察较前人最为详尽的专著。因为作者研究视野的“文献资料并不局限在几部汉唐《孟子》研究专著上，而是力图囊括汉唐间举凡与孟子相关之文献”[13]，所以该著作在第四章中考察了孟子的王道仁政思想对初唐贞观君臣的影响；中唐儒学研究的新取向，韩愈、李翱的孟子学思想及其尊孟扬孟对宋代孟子学发展的影响；晚唐皮日休、陆龟蒙对孟子的表彰以及唐代的《孟子》注本等。尤其是对唐代《孟子》注本的专题考察，对《孟子》诠释史的研究颇有助益。但是著者考察的眼光是自汉至唐，因此，整个隋唐部分只占四章架构之一，内容不足全书的三分之一，作者所用力的重点明显在两汉的孟子学考察，唐代孟子学中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初盛唐时期并未触及，也就留下了许多须待研究的空间。
其三是一些研究唐代孟子学的专篇论文，如徐洪兴的《唐宋间的孟子升格运动》（《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李传印的《孟子在唐宋时期社会和文化中地位的变化》（《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第3期），与杨逊的《略论唐代孟学复兴的历史背景和封建统治思想的演变》（《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4期）等，都是从宏观上论析孟子地位的抬升，偏重从唐宋文化历史现状讨论孟子学。此外，学者们的注意力多集中于中晚唐个别的尊孟士人身上，主要是韩愈与孟子的研究，这些成果细致而微，如专就韩愈的孟子学思想而论的有台湾学者方介的《韩愈〈对禹问〉析义——兼论韩愈与孟子政治理念之歧异》（《汉学研究》11卷1期，1993年6月）、《韩愈〈伯夷颂〉析论》（《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宋鼎宗的《韩愈“扬孟抑荀”说》（《成功大学中文学报》1996年第4期）等。讨论林慎思的孟子学思想的有李葆华的《林慎思〈续孟子〉对孟子的解读》（《北方论丛》2005年第3期）等。
毫无疑问，上述成果对唐代孟子学进一步的研究都奠定了很好的学术基础，并有重要的启发作用，但是要较详细、全面、系统地展示唐代孟子学的面貌，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唐代虽然没有像宋代以后那样，产生影响较大的孟子研究专著，但是散见于唐人著述中的孟子资料却也值得一观，特别是从韩愈对孟子的尊崇开始。而迄今为止，学界还没有产生系统地对唐代孟子学进行断代研究的学术成果，这对于整个孟子学的发展史而言，无疑造成了一个断代的缺憾。
三
本书以唐代士人特别是文人关于孟子的引述、评价、阐释、继承等内容作为研究对象，较全面系统地收集与梳理了散见于唐代文献中涉及孟子的资料，较细致地分析了在不同时代学术背景下，唐代士人对孟子思想的继承、发挥乃至批判，总结他们对孟子的态度，较详细地揭示了唐代孟子学的面貌。主要分五部分：
第一，初唐时期的孟子学。这一时期把它视为起步阶段，主要表现特征就是对孟子理论的征引。初唐士人如魏徵、孔颖达、刘知幾、崔融、卢照邻、王勃、李善等都在不同领域对孟子的观点有所征引和评价。这些征引，一方面显示了孟子思想传播的广泛性，另一方面也为后代的士人接受孟子思想提供了辅助载体的方便。尤其是以孔颖达为代表的初唐儒者，他们在编定《五经正义》时，为诠释经典对《孟子》内容有大量的引述，随着《五经正义》在科举领域权威地位的确立和影响作用的广泛与扩大，孟子的思想也自然会借助这一载体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士人的重视，从而激发士人对《孟子》的阅读兴趣，带动孟子思想在士林中的传播普及。
第二，盛唐时期的孟子学。这一时期我们把它视为以实践为主的发展阶段。张九龄作为开元中后期政坛上的一位核心人物，他以社稷为己任，其直谏的个性和一些重要治政理念，与孟子的相关思想和精神有着明显的承继性，在开元政坛上很好地发扬光大并实践了孟子的理论。盛唐士人虽然没有在理论上对孟子有所研究，然而，由于《五经正义》在科考上的权威作用，加之另一种对《孟子》内容也有较广泛引述的《文选》李善注开始盛行，因此，盛唐士人对孟子接受的途径更加畅通而广泛了。盛唐及其以后的士人受李善注沾溉都很大，以李白杜甫为代表的盛唐士人较多地表现出对孟子思想在精神上的继承和在行动上的践行。同时，盛唐孟子学的亮点是杨绾和赵匡在关于科考改革的上疏中对孟子的大力提倡，他们试图通过官方制度这一有力的巨大推手，自上而下地在全社会推广孟子的思想，这在唐代尊孟的呼吁声中，可谓是响亮的第一声，对以后《孟子》从子部到经部的提升，无疑是起到了先行者的作用。到中唐时期，在进士考试的策问中，就多次出现以《孟子》内容命题的现象。此外，这一时期还产生了唐代第一部《孟子》的注本——陆善经的《孟子注》。
第三，中唐时期的孟子学。中唐是唐代孟子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其表现是多方面的。首先，这一时期对《孟子》一书的注解诠释比前期明显增多，产生了张镒的《孟子音义》、丁公著的《孟子手音》以及刘轲的《翼孟》三种；其次，在哲学与思想领域，以韩愈为代表的中唐士人开始对孟子的一些重要思想进行了广泛的专题讨论。如韩愈的道统论、心性理论、君臣观，柳宗元的守道论，李翱的性情观，皇甫湜的人性论，李宗闵的王霸之说等。尽管他们的这些讨论还未能构建起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这种对孟子的广泛性积极关注，对扩大孟子思想的影响，提升孟子的地位，都大有助益。同时，中唐思想界的丰富，对文坛和诗坛的影响也很明显，中唐文学思辨性特点的增强，在很大程度上缘于或者得益于士人们的这种理论思考。
第四，晚唐时期的孟子学。晚唐是对中唐孟子学的延续。这一时期士人对孟子的研究，上承中唐韩愈发起的尊孟运动，下启北宋政治变革所带来的孟子升格运动，是孟子在唐宋时期地位提升过程中重要的一环。在理论上，如杜牧的性情辩对孟子心性说的讨论；皮日休、陆龟蒙对孟子思想的继承；皮日休在科举制度上对孟子的推崇等，都对孟子地位的上升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助力作用。同时，晚唐还出现了研究孟子的专著——林慎思的《续孟子》。
第五，唐代的《孟子》注本。唐代关于《孟子》的注本见于文献著录的有三种，分别是产生于盛唐时期的陆善经《孟子注》，产生于中唐时期的张镒《孟子音义》和丁公著《孟子手音》。陆善经是唐代第一个对《孟子》予以注释的学者。张镒的《孟子音义》以注音为主，兼能释义，是唐代第一部为《孟子》注音的著述。丁公著的《孟子手音》则不仅为《孟子》注音，还为东汉赵岐注文的内容注音。同时，在释义方面也比陆善经注和张镒注更为详赡，是最能代表唐代《孟子》注本成就的一种。唐代的这三种《孟子》注本均已散佚，清人马国翰根据孙奭《孟子音义》中的相关引述，为唐人的《孟子》注本分别辑佚了一卷，保存在《玉函山房辑佚书》经编孟子类中。
四
从孟子学发展的整个历程看，孟子地位的变迁与儒学的兴衰进程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很大程度上彰显了中国学术思想变迁的趋势。有唐一代，孟子学的发展同样体现出这一规律。因此，本书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散见于唐人著述中关于孟子的资料，与唐代文化与学术思想融通结合，以学科交叉的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对其进行较为全面细致地收集分析，以时代为线索，构筑唐代孟子学的整体架构。
通过引述孟子的言论来佐证自己的观点是初唐时期士人关注孟子的主要方式。初唐孟子学的这一特点，与当时应儒学发展的需要，官方组织大量编撰经学典籍的学术氛围有着重要的关联。唐太宗尊崇儒学的措施之一就是统一教材，如令颜师古考订《五经》，诏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等。初唐儒者在整理经典时对孟子思想的采纳，虽然是比较零散的，但是这种学术环境，如同温床一般，对培养并影响唐代士人对孟子思想的接受，会是十分有益的。然而，尽管同样是对《孟子》的征引，也能反映出初唐学术风气的细微变化。刘知幾在其《史通》中对《孟子》的征引，就不再像前人那样较严格地遵循《孟子》原文，多处场合是取孟子言论的大意要旨。这一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唐代当时的学术开始由章句之学逐渐向义理之学转变的趋势。
初唐士人在经学、文学、史学等领域的学术著作中多向度地征引《孟子》内容，为盛唐时期孟子学的发展打下了较为广博的学术基础。张九龄在开元中后期政坛上，秉持君子大节，敢于谏诤，体现出鲜明的谠直之风。他在选拔与使用人才上，在教育与教化的问题上，在军事问题上，与孟子的相关思想和精神都有着明显的承继性。开元天宝时期出现的以李白和杜甫为代表的一批士人，志向高远，以“帝王师”自期，在精神风貌上也明显继承了孟子的人格精神。尽管他们在儒学理论思考上缺少建树，但是，在李白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大丈夫之气，杜甫作品中所流露出的仁政和民本思想，无疑都践行了孟子的思想与精神。在中国学术史上，学者们一般把以注疏为主的章句之学称为汉学，把以阐扬义理精神为主的学风称为宋学[14]。盛唐孟子学最引人注意的就是杨绾和赵匡建议将《孟子》列入科举考试内容的呼吁，他们都是崇尚实学的儒者，赵匡与其老师啖助更被时人称为“异儒”，助、匡的“春秋”学派“采取空言说经、以经驳传等非传统的解经方法，热心于阐发经文中的微言大义，与汉儒章句之学完全不同”[15]。盛唐孟子学的特征尽管不十分显著，但是以李杜为主的士人鄙夷那种“白发死章句”的学风，杨绾和赵匡反对浮华而共同倡导《孟子》，与盛唐学术逐渐崇尚学以致用，倡导义理之学的风气是相一致的。而杨绾和赵匡在盛唐经学背景下的崇孟，也显露出科举制度给经学学术发展带来的弊端。
韩愈尊孟对中唐孟子学的繁荣是一个有力推动，韩愈自身的儒教学养及其欲自振一代的抱负和理想是其崇孟的学缘基础，同时，改革现实的时代需求，加上韩愈树立门户意识，促成了唐代士人关注孟子的空前热潮，他们开始对孟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等进行了较为广泛的专题研究。如围绕着孟子的“性善论”产生了韩愈的《原性》、李翱的《复性书》、皇甫湜的《孟子荀子言性论》等论文；结合着孟子的政治思想，有韩愈的《原道》、柳宗元的《六逆论》《天爵论》、李翱的《平赋书》等论文；针对孟子的成圣观，有柳宗元的《观八骏图说》等讨论；这些专题讨论，已经抛开章句训诂的纠缠与争论，完全是从义理层面上展开思想与理论的交锋。中唐孟子学发展的盛况，不仅为孟子以后的升经奠定了比较厚实的理论基础，还在学风上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张国刚总结说：“韩愈、李翱和柳宗元、刘禹锡等对天道、人伦等思想的探索，对心性问题的讨论，它预示了儒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开启了宋明理学的先河。”[16]
晚唐的士人延续了中唐对孟子思想和理论的关注，也创作了不少思辨性的论文，如杜牧的《三子言性辩》探讨心性，针对孟子的成圣观，有皮日休的《鹿门隐书》、陆龟蒙的《象耕鸟耘辨》等文章。晚唐孟子学的建树以皮日休最为突出。他承继了韩愈尊孟的旗帜，大力倡导孟子的学说。同时，他上书强烈呼吁有司将孟子列入科考内容，把孟子之文视同经传，这是继前期杨绾和赵匡之后，唐人再一次提升孟子地位的努力。从整个孟子学思想史看，皮日休的这一倡议，是从韩愈尊孟到北宋孟子终于被列入科考的一个重要连接点。此外，这一阶段，还产生了现存唐代唯一的孟子研究专著——林慎思的《续孟子》。林慎思是借用模仿《孟子》的形式，通过对孟子思想的个别解读，表达他复兴儒学、匡世救俗的强烈愿望。他的续孟，不仅在内容上丰富了晚唐孟子学思想的研究，在形式上也为宋儒的订正经文和以意说经，开启了无限法门。
五
唐代孟子学的发展，不仅与唐代儒学的发展，以及唐代学术史有着密切的关联，与唐代诗文的走向趋势也有着相应的联系。以往对孟子的研究，即使是断代的孟子学成果，也多拘于儒学一端，相对孤立地看待孟子学。孟子学作为一个朝代的文化表现之一，它无法脱离与其他文化现象的关联。事实上，唐代许多继承孟子精神或理论的士人，尤其是中晚唐的士人，本身就是一学多能，如韩愈、柳宗元、杜牧、皮日休等，都是一些学者型的文人。他们不仅在学术上有诸多建树，同时又是著名的文学家。因此，笔者不揣浅陋，试图打破学术史与文学史的界限，将唐代的孟子学与文学联系起来，探讨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
初盛唐时期的孟子学，因为在理论上缺乏建树，与文坛产生的关联还不大。李白和杜甫的诗作中，所流露出来的对孟子思想或精神的继承，并没有对诗坛整体的风尚产生明显的影响。但是到唐代中后期，孟子学的热潮对士人的文学创作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中唐古文运动的产生及兴盛，与以韩愈尊孟为主的儒学发展的密切关联已成为学界的共识。[17]即便是对于以抒情为主的诗歌而言，中唐孟子学兴盛所带来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中唐诗坛的风尚与盛唐有着明显的不同，所表现出的新变除了思辨特点的增强之外，最主要的就是派别的分立。而这两个方面都可以让我们从中捕捉到孟子学的学术风气与诗坛交融的文化信息。围绕着孟子丰富的思想，中唐士人的辩论比较激烈。这些学术争论，自然有利于他们思辨思维的培养。因此，不论是以浅易为主的元白诗派，还是以奇险为主的韩孟诗派，他们作品中的议论化倾向都很明显。同时，这两大诗派所形成的不同风格，也与当时孟子学的兴盛有着一定的关系。针对孟子关于伯夷和柳下惠的评价，在中唐士人中出现了不同出处观的讨论，如在理论方面就产生了韩愈的《伯夷颂》、皇甫湜的《夷惠清和论》、李德裕的《夷齐论》等不同观点的论文。他们对伯夷、柳下惠的不同认知态度，实际反映出当时人们不同的人生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对他们的诗歌创作影响很大。中唐之所以会产生以韩愈为代表的崇尚奇警的诗派，与他们认同伯夷的清高，个性耿介，追求特立独行的盛大之气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同样，以白居易为代表的崇尚坦易的诗派风格，也与他否定伯夷的行为，追求随和心性不无关联。从这一意义上说，讨论中唐孟子学的兴盛，能较深入地描述中唐诗坛的新变的学术背景，进而为探索唐代文学发展走向的重要文化原因打开另一扇窗户。
随着中晚唐士人对孟子重视程度的提高，孟子的思想与散文风格对中晚唐文学的影响也凸显出来。韩愈的诗文受孟子的影响自然很大，他极力推尊孟子，促使他的诗文创作淘选吸收了先秦两汉经史百家中大量的语料，建立起了一个丰富的、古雅又显生新的语料库。韩愈诗歌中频繁使用的“气”字，以及他全以气力驱使、结构诗篇，在整体风格上呈现出豪猛气势的特点，与受孟子浩然之气的影响关系也很大。韩愈对孟子心性理论的继承与弘扬，则使他在诗歌创作中表现出了强烈的主观性。
晚唐杜牧、皮日休的散文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孟子文风的沾溉。杜牧的散文在内容上有不少灵感得之于孟子的思想；在艺术上，他议论纵横，善于运用层层推演的表现手法，也多取法于《孟子》。皮日休散文的“光彩和锋芒”，一方面取决于他崇孟尊圣的内涵，另一方面则主要来源于他的善于驳辩和犀利之风。皮日休散文的驳辩性和锋芒犀利之特点，虽然是他广泛学习前人的结果，但是得自于孟子散文的风格更多一些。
通过考察唐代孟子学的发展，我们可以说，从中唐韩愈尊孟开始，这种由士人在民间学术层面上发起的对《孟子》的关注，最终变成了封建国家的意志，《孟子》终于在宋代被列入了科考范围[18]，并逐渐从子学上升至经学。可以推断的是，如果没有唐人对《孟子》长期的学术关注为基础，《孟子》地位的提升可能就不会在宋代如此迅速地实现。因此，对唐代孟子学的发展进行较为深入的梳理与阐述，不仅让我们较详细地了解了《孟子》升经前的漫长进程，补充了《孟子》学史上唐代研究这一较为薄弱的一环。而且，对揭示中晚唐文学特征的形成原因，也提供了可兹借鉴的多视角文化背景，因此，对唐代文学史的研究也会产生比较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1]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47年版，第140页。
[2] 康有为、梁启超等著，董洪利、方麟选编《孟子二十讲》序，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3] 黄俊杰《二十一世纪孟子学研究的新展望》，《文史哲》2006年第5期。
[4] 同上。
[5] 同上。
[6] 参见梁涛、杨海文《20世纪以来的孟学史研究》，《文史哲》2012年第6期。
[7] 李伏清《论柳宗元与儒学复兴》，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哲学专业，2008级博士论文。
[8] 李小山《李翱生平与思想新论》，西北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09级博士论文。
[9] 从不同角度对孟子进行研究解读的如杨泽波的《孟子性善论研究》、黄绳《从文学的角度看〈孟子〉》、贺荣一《孟子之王道主义》、张奇伟《亚圣精蕴：孟子哲学真谛》、李幼蒸《仁学解释学：孔孟伦理学结构分析》、戴兆国《心性与德性：孟子伦理思想的现代阐释》等。同时，学者们围绕着孟子的家世和生平也做了大量工作，产生了不少相关著作。如王轩编著《孟子家世》、曲春礼《孟子传》、曹尧德《孟子传》、杨国荣《孟子评传：走向内圣之境》、杨泽波《孟子评传》、邹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的《孟子家世》、刘培桂《孟子与孟子故里》、刘鄂培《孟子大传》等。
[10] 黄俊杰《孟学思想史论》第二卷，第一章《序论·引言》，第1页。台北中研院文哲所，1997年。《中国孟学诠释史论》是此书的简体字版。
[11] 同上。
[12] 董洪利《孟子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92页。
[13] 李峻岫《汉唐孟子学述论》，齐鲁书社2010年版，第11页。
[14] 参见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邓广铭《略谈宋学》，《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5] 张国刚《略论唐代学术史的时代特征》，《史学月刊》2003年第6期。
[16] 同上。
[17] 参见葛晓音《论唐代的古文革新与儒道演变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
[18] 参见杜泽逊《〈孟子〉入经和〈十三经〉汇刊》，《文献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台湾学生书局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