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初唐孟子学——以征引为主的初始阶段
第一节
初唐孟子学概述
初唐时期的孟子学还处于起步阶段，孟子及其著作还没有受到士人足够的重视。但是，“边族出身的李氏入主中原，建国大唐，思想开放，加之开国大臣魏徵等人的影响，故而实行包容各家各派学说的宽容政策，儒、道、墨、阴阳、法乃至佛教、道教思想都获得发展契机，各种思想都在发展、传播”[1]。伴随着当时儒学的兴盛，孟子实际上并没有受到太多冷落。
初唐儒学的兴起得益于君臣相得的共同努力。唐初的几位国君都比较重视儒学，唐“高祖建义太原，初定京邑，虽得之马上，而颇好儒臣”[2]。“天下略定，即诏有司立周公、孔子庙于国学，四时祠”[3]。唐太宗更是“锐情经术”，推尊儒学。他强调说：“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4]他曾召名儒十八人为学士，讨论天下大事，即位后，又设置弘文馆，“悉引内学士番宿更休，听朝之间，则与讨古今，道前王所以成败，或日昃夜艾，未尝少怠”[5]。唐太宗不仅让名儒们为自己日夜“恶补”儒学，他还十分重视儒学的普及教育。因为儒学经典文献去圣久远，文字讹谬较多，他诏令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定《五经》，又因儒学门派较多，章句繁杂，诏令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他奖掖前代名儒，遴选历代鸿儒配享孔子庙堂[6]，采取了多种有效措施尊崇儒道。此外，唐初的名臣也多奉行儒道。如魏徵、房玄龄等，他们都是隋末大儒王通的门生。王通隐居后广泛教授生徒，他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道，弟子盈门，为初唐儒学的兴盛培养储备了一批中坚力量。
在这样的儒学背景下，唐初时期的魏徵、孔颖达，其后的崔融、卢照邻、王勃、李善、刘知幾等人，在其文章或著述中都涉及了《孟子》的内容。他们的主要共同点是通过引述《孟子》的内容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因此，对孟子理论的征引就成为初唐孟子学的主要表现特征。
魏徵在其给唐太宗的上书中经常引述孟子的理论。他继承了孟子敢为王者师的独立人格精神，成为孟子之后少有的敢于“数犯龙鳞”，抗颜为帝王师的士人。他也很好地实践了孟子的君臣思想，主张君臣职责分明，强调国君须以礼待臣。他成为践行孟子君臣观的成功范例，为封建时代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光辉典范。
孔颖达受命主持编撰的《五经正义》，也引述了很多《孟子》中的内容。此外，贾公彦的《周礼注疏》《仪礼注疏》和杨士勋的《春秋穀梁传注疏》对《孟子》也有所引证。他们或者借助《孟子》用于训诂，或者考证古史古制，或者引证释义，引用广泛而娴熟。初唐儒者在诠释经典时对《孟子》内容的大量引述，在很大程度上会激发士人对《孟子》的阅读兴趣，尤其是《五经正义》到高宗朝被确定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后，更成为士人的必读书目。随着《五经正义》权威地位的形成，它将成为一个传播孟子思想的重要载体，对促进《孟子》在士林中的普及，其影响是深广而持久的。
在初唐士人中，以文学才华著称的四杰对孟子也有不少评议，其中尤以王勃和卢照邻为最多。他们都有深厚的儒学学术背景，博学而有文采。王勃出身于儒学渊源醇厚的仕宦家庭，祖父王通为隋代大儒。卢照邻虽然没有王勃那样优越的儒学家传，但他能自我砥砺，十余岁就拜著名的儒学家曹宪为师学习训诂音义之学，又跟随博通《五经》的王义方学习经史，他师从的都是当时的名儒，这为他成为一个博学能文的文儒打下了很好的学术基础。
王勃和卢照邻对孟子的评价有着极大的相似，他们都对孟子不遇于时的命运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以文士的眼光去看待孟子，这是王勃和卢照邻能对孟子命运产生共鸣的主要原因。他们也都从儒家诗教传统的角度立论，把孟子视为孔子之后儒学诗教最醇正的继承者。他们的这一观点，一方面来自于维护儒家诗教正统地位的责任，一方面也是对当时文坛上流行的“上官体”的一种挑战。
崔融则主要继承了孟子的经济思想。他的《谏税关市疏》引述并继承了孟子不少的经济观点来反对当时收取关市赋税。他以《孟子·尽心下》中“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的观点为理论依据，反对“行者皆税”的主张。此外，崔融对社会分工的认识也与孟子的观点相同。孟子多次阐明并肯定社会分工的必要性。崔融也认为士农工商各司其职，各营其业，共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因此，他反对向工商业加大税收，以防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
李善注《文选》时对《孟子》的大量征引，对《孟子》的传播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李善注《文选》时征引书目遍及前人文化典籍中的经、史、子、集，他征引《孟子》的内容达三百多次。其中，除少量引用了汉代赵岐《孟子注》、刘熙《孟子注》的内容外，大量的是从《孟子》原文直接引述内容，可以看出，他对《孟子》的内容是十分熟悉的。李善的《文选》注对李白、杜甫等盛唐士人的影响较大，虽然唐代士人通过《文选》注而接受孟子这一途径是间接的，但是，李善的《文选》注对孟子地位在唐代士人中的提升，在客观上也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初唐史学家刘知幾在其《史通》中也多次引述孟子的言论，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孟子在初唐史学领域的学术地位。刘知幾评价孟子的品格是“行仁”，而其命运却是“不遇”。《孟子》中不乏对前朝历史及人物的评价，这些观点遂成为刘知幾阐发自己史学主张的力证。但是，刘知幾并不迷信孟子，在认同的同时他也敢于对孟子的个别观点予以批评。孟子因为继承孔子之学，对孔子的褒扬很多，对孔子所撰《春秋》也多加肯定。刘知幾秉承着“不掩恶，不虚美”的直笔史学观点，反对为了拘于礼法，限以师训，而导致史实真相不明的做法。因此，他认为孟子对孔子《春秋》的评价有虚美之处。值得注意的是，刘知幾对《孟子》的征引，不再像前人那样较严格地遵循《孟子》原文，他多是取孟子言论的大意要旨。这一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唐代学术开始由章句之学向义理之学逐渐转变的趋势。
总之，初唐时期的孟子学虽然处于起步阶段，士人们对孟子还没有进行专门的研究，但是，在政治、经济、文学、史学各个领域，都初步显示出了孟子思想的光辉。初唐士人这种多向度的征引《孟子》内容，为盛唐时期孟子学的发展打下了较为广博的学术基础。对唐代孟子学的发展，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1] 郑杰文《中国墨学通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3页。
[2] 《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940页。
[3] 《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八，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635页。
[4] 吴兢《贞观政要》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95页。
[5] 《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八，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636页。
[6] 《旧唐书》载：（贞观）十四年，诏曰：“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陈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何妥、刘炫等，并前代名儒，经术可纪。加以所在学徒，多行其疏，宜加优异，以劝后生。可访其子孙见在者，录名奏闻，当加引擢。”二十一年，又诏曰：“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榖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元凯、范宁等二十一人，并用其书，垂于国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太学，可与颜子俱配享孔子庙堂。”卷一百八十九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941—49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