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的话

当今时代是承前启后、推陈出新的时代。学术研究也是如此。一方面，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一系列全新的问题，需要研究者密切关注并予解答；另一方面，媒介生态乃至社会形态的变化又促使研究者回归学科本身，对其既有的理论、理念、原则、方法进行检视与反思。总之，无论是理论创新还是知识重构，都是这个时代的强烈期许和重要命题，而它的驱动力则是研究者的问题意识。

《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第九辑的研究成果，就充分体现了这种问题意识。

杨保军的《新闻观念的评判》一文，从哲学角度和认识论层面，对新闻观念的属性、内涵及其评判标准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就新闻观念的正确性、合理性、先进性、真实性等属性进行了辩证的阐释。胡翼青的《传播学学科化的困境：基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一文，从传播学面临的学科困境出发，反观其“母学科”——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认为这一学科“至今都只是一个研究领域而不是一个学科”，从而揭示了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问题（困境）存在的必然性。陈汝东的《蓬勃发展中的中国话语学》一文，围绕当下流行的“国家话语体系”的概念，回溯中国话语学研究的缘起及其发展脉络，进而提出作为新的学科生长点——话语学的学科建制和人才培养问题。李智的《再论国际话语权及其提升路径》一文则更加明确地提出“何为话语？何为话语权？何为国际话语权？”的问题，认为有必要将这个频繁使用的时髦术语重新加以“陌生化”（alienate, estrange）和“问题化”（problematize）处理，以追索其本真含义。关世杰的《论“龙”与德文“Drache”》一文，从语义分析的角度出发，经调查论证指出：将“龙”译为德文“Drache”是不恰当的，应当予以纠正。姜飞则同样使用语义分析的方法，对“软实力（Soft Power）”的概念进行了跨文化的解读。以上源自学科基础或基本概念的追问与反思，无不给人以深刻启迪。

本辑有关新媒体的研究部分，同样体现了这种问题意识。师曾志等的《从“马航失联事件”恐惧奇观看新媒介赋权下的情感话语实践与互联网治理》一文，从新媒介赋权的视角切入，分析马航客机失联事件中的信息传递与情感表达，并对互联网治理的合法性问题展开探讨。栾轶玫的《融合时代传统媒体“转型”的方法与路径》一文，从新、旧受众的转化入手，分析了“新受众”的特点及其媒体消费习惯，并在此基础上预测，OTO（Online To Offline）将成为媒体转型的一个新思路。吴惠凡的《多元化衍生的失序与规范——新媒体环境下社会热点议题的特征与变化》一文，则通过观察分析发现社会热点问题在内容、话语方式以及媒体互动等方面呈现出的新特点。

除此之外，本辑的个案研究部分，无论是历史个案研究，如《制度构建与话语探索——从解密档案分析我国外交部门早期对外政治传播形态与特点（1949—1965）》（周庆安）、《前进与后退的伴生：“文革”时期的中国电视业》（常江）、《大跃进运动中的政治传播再思考——功能与结构视角下的分析》（许静），还是现实社会的个案研究，如《试论中国乡村政治传播的“差序格局”：基于五省的调查分析与成因阐释》（刘小燕等）、《海外华文报纸发展策略研究——基于对十份海外华文报纸的实证研究》（田丽）、《刍议德国民众对中国负面看法的原因》（王异虹），其分析论述或是基于丰富的史料，或通过深入调查揭示研究客体的规律性，可谓臧否有据，不虚妄言。

在学术研究中，最易出现的问题，是就事论事，人云亦云。由此得出的结论难免陷入片面性的泥淖，经不起历史和现实的检验。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加崇尚“打深井”的治学态度——论从史出，回到事物或现象的原点，回到概念形成的初始语境中去探寻其本真意义。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今天，这一点尤为重要。

程曼丽
201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