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勃发展中的中国话语学^[1]

陈汝东

内容摘要：本文梳理了我国话语研究的渊源，探讨了其发展趋势；剖析了国家话语体系建构中面临的挑战，分析了国家传播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时提出了话语学学科发展以及话语学人才培养的方向。作者认为，国家话语体系建构已上升为一种国家战略。话语学已成为新的学科生长点，应拥有新的学科建制。新闻传播、语言文学等院系，应重视话语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为国家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理论和人才支撑。

关键词：话语学；国家话语体系；国家传播；战略趋势

话语学是我国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近年来发展迅速，逐渐成为一个学术热点。“国家话语”“国家话语体系”“全球话语体系”等，逐渐成为诸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新范畴。国家话语体系建设，则上升到了国家战略高度。为此，梳理我国话语学研究的历史渊源，剖析其发展的历史脉络，探讨其发展趋势，对加强国家话语体系建构，提高国家话语能力，促进话语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都十分必要。

话语学的三个来源

现代意义上的“话语”研究起源于20世纪中叶的美国，主要以“话语分析”为基本学科形态。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对国外的相关研究就有零星的译介，比如李振麟译的海里斯的《从语素到话语》等。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话语分析才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回望我国话语研究的历程，不难发现，我国的现当代话语研究有三个来源。一个是苏联话语语言学尤其是功能修辞学；其次是欧美的功能语言学；第三个是我国本土的语言学和修辞学。

苏联的话语语言学诞生于1948年，起源于理论诗学。欧美的话语研究则起源于功能语言学派。在我国，从语言的社会功能角度看，修辞学是彻底的话语学主义，它从一开始就研究话语的生成和外化。20世纪50年代张志公的《修辞概要》、高名凯的《语言风格学的内容和任务》、张弓的《现代汉语修辞学》以及张志公等后来所写的关于辞章学的论文等，都可以说是研究话语的。

王德春先生也是我国话语研究的先行者之一。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王德春先生就提出“言语和修辞学”是语言学研究的新对象和新学科，^[2]他进而提出要研究语言环境。^[3]这在当时是开风气之先的。20世纪80年代，他又提出了语境学是修辞学的基础的思想，^[4]对我国的话语研究再次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其《现代语言学》《语言学通论》《现代修辞学》等著作中，都有对话语研究的相关论述，并且主编了话语修辞学丛书。这些都为我国的话语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修辞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开展了一场篇章修辞研究活动，产生了一批篇章修辞研究的成果，比如张寿康、^[5]郑文贞^[6]等先生的相关成果。篇章修辞研究可算得上是中国修辞学领域的一场话语研究运动。但是，传统的修辞学多侧重研究话语的建构，而对话语的理解、认知少有涉猎。20世纪90年代，王德春先生提出了社会心理修辞学理论，可以说把两者结合了起来。这种状况得到改善。在欧美，研究话语理解较早的应该是爱沃·瑞查兹。他提出，修辞学不但要研究语言表达，更应该研究话语的理解、误解及其补救。^[7]

上述研究不但对修辞学、语言学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新闻学、传播学研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研究使得“话语”成为一个具有广泛共识的学术范畴。所谓“话语”，一个是人们所说的“话”，另一个是所写的“语”。其内涵大致相当于“言语”，既包括口头的，也包括书面的。因此，非严格意义上的话语研究，并不止于上述方面，在我国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先秦诸子关于言语的论述都可算得上是关于话语的思想。但是，这不完全等同于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话语”，也不等同于话语语言学。

上述我们所说的三个来源，实际上一直沿着各自的学理逻辑在不断发展着。欧美的功能语言学向语用学方向发展，苏联的话语语言学则向修辞学、语体学发展，而中国的修辞学则继续沿着修辞学的路径发展，且又不断地拓展着，逐步延伸到了文学、新闻学、传播学等领域。

话语学的三个维度

话语研究的核心部分是话语语言学。这是由现代语言研究的总趋势所决定的。18世纪末期至19世纪末期，是历史语言学的天下。历史语言学，又称历史比较语言学，主要研究语言变迁，从语音、词形、曲折变化、语法结构等方面，探讨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旨在建立语言谱系树，比如拉丁语系、罗曼语系、日耳曼语系、斯拉夫语系等，代表人物有威廉·琼斯、莱曼、洪堡特等。

20世纪初期，结构主义语言学开始建立，以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为诞生标志。先后出现了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莫斯科学派、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派等等。他们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布拉格学派的马泰休斯、特鲁别茨科伊、雅柯布逊，哥本哈根学派的叶尔姆斯列夫，美国结构语言学派鲍厄斯、萨丕尔、布龙菲尔德以及霍凯特等。结构主义语言学区分了语言和言语，主张语言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语言的结构体系，包括语音体系、词汇体系、语法体系等。

20世纪50年代以来形成了转换生成语言学，其创始人和代表人物是美国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与历史语言学研究语言谱系、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语言结构体系不同，转换生成语言学致力于解决的人的言语能力、言语机制问题，也就是说人为什么能说话，其言语能力是天生的，还是后天习得的，人是怎样把话说出来的，话语在人脑中是怎样形成的。

60年代后，功能主义语言学兴起。其创始人是马林诺夫斯基，代表人物主要有英国的福斯、澳大利亚的韩礼德等。福斯是现代语言学伦敦学派的创始人，韩礼德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创始人。虽然他们具体主张不同，但共同点是都强调语言的功能、语言的运用，他们主张要在特定的语境中研究语言，或者说研究动态系统中人们的言语活动。这与话语学的研究对象是一致的，只是他们的学理来源是语言学。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以来，可以称得上是认知语言学的时代。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来源，可以追溯到语言哲学和认知心理学。其理论指向是知识的来源及生产机制、机理。辩证唯物主义有一条原理是知识来源于实践。语言哲学和认知心理学所要解决的则是，知识是怎样从实践中得来的，是以什么样的机制和形态被固化下来的。这自然离不开语言。因此，儿童认知心理学的奠基人皮亚杰去研究儿童知识体系中概念的语言化过程。后来，认知语言学逐渐由探讨知识与语言的关系，探究人类知觉、判断、概念化、范畴化等与语言的关系，拓展到研究认知在人类的语言学习、语言习得、语言运用中的机制，乃至人类传播以及信息生产中的机制。这就促成了一系列与认知有关的交叉学科，比如认知修辞学、认知传播学甚至认知诗学等。目前，语言学研究已实现计算机自然语言的信息处理，人类话语信息的计算机识别、理解，也就是人工智能，让计算机说人话，能与人类进行自然语言交流，最终使计算机拥有自我智能。

语言学发展的上述逻辑，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表述：（1）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经历了以下的演化过程：首先是从语言现象→语言结构体系→言语现象→言语行为→言语机制→人工智能；其次是从言语主体→言语环境；再次是从语言形式→语言结构→语言功能→语言环境→言语机制→言语能力→言语思维→人工智能。（2）语言学的研究任务，则是从零碎的语言现象→阐释文献→语言的结构体系→言语规律→言语机制→人工智能。也就是说，从解决不同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到解决语言的内部结构，进而解决言语的机制，言语的规律，最后是人机对话，人工智能。（3）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则是从历史比较→结构分析→语境分析→心理分析→认知分析。

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表明，语言学的发展趋势实际上在朝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向内转，逐渐由语言符号转向言语主体，深入到人类肌体的物理、生理、心理层面，其功能指向是解码人类的大脑“黑箱”，实现数字人工智能。另一个是向外转，逐渐由语言符号转向语言主体、话语文本、社会环境、社会秩序乃至人类的文化和文明。这个趋势可以描述为：话语机制←话语符号→话语秩序。根据上述概括，我们可以发现不同历史时期语言学研究的成就，当然也可以从中看到存在的弊端。数十年来，我国的语言学研究主要在语言结构体系内“打转转”，始终绕不出“结构主义”的藩篱。其主要原因就是看不到语言的主体——人，看不到丰富多彩的语言运用环境——社会。因此，我国的语言学研究应走出自我封闭的圈子，与飞速发展的社会需要相融合，研究话语，研究话语的生产与消费。

综上所述，新中国的话语学研究经历了三个时期：（1）话语语言学时期（20世纪中期至20世纪末期）。（2）跨学科融合时期（21世纪最初的10年）。（3）国家话语学时期（2008—）。我国的话语学研究，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语言学界，到90年代扩展到相邻学科。21世纪初期，拓展到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2008年，我们适时提出对话语研究进行整合，建构新的话语学学科。^[8]2010年之后，话语学从语言学领域以及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拓展到了政治、文化、新闻传播等领域，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目前国家把它“打包”进“中国国家话语体系”，作为新闻传播、政治思想乃至中国文化的“集装箱”加以推广。这是一种质的飞跃。显然，这也促使我们不得不把目光和视野开拓出去，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来把控话语学研究。

显然，话语学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学概念，其与话语语言学也有根本性的区别。话语学的学科任务，已不再单纯地服务于语言教学或者日常交际实践，而是服务于社会发展，尤其是国家发展。话语学，不再只被看做单纯的文本，而是被当作一种媒介，一种社会现象、社会文化乃至人类文明的载体。话语是一种信息产品，是一种社会产品。其方法论远远超越了简单文本分析，而是延展到了以话语为媒介的人类社会、主体、心理、信息、效果、机制乃至秩序等阐释系统。

以此而论，我们需要给“话语学”下一个定义，那就是：话语学是以话语媒介为研究对象，以揭示其生产和消费规律为目的的学科体系。从话语分析发展到如今的一种国家战略，话语学经历了从学术到政治文化乃至文明的蜕变。与其说话语学是一门学问，更不如说它是一个窗口，透过话语学的窗口，可以看到无数瑰丽的景色。

国家话语面临的三种挑战

那么，什么是“国家话语”“国家话语体系”呢？我们认为，“国家话语是国家话语权利实施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一种国家传播现象及信息形态，是一种以传播国家信息、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解决国际国内问题为目的的国家传播行为。”^[9]“国家话语体系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学术、外交、贸易等实力的媒介表达形态，是一个国家作为话语主体在国内外乃至全球行使国家主权、进行国家传播的行为系统。它也是国家意识、国家意志、国家价值观、国家追求、国家梦想在全球舞台上的综合展现形式，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文明的载体和重要表达方式系统，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文明在话语学层面上的再阐释。”中国国家话语体系“是中国国家意志和国家价值在当代的重新表达，是中华文化和文明在全球语境下的话语表达系统，是中国国家治理能力、全球治理能力的重要实践和表达形式。国家话语体系，既包括国内话语体系，也包括国际话语体系；既包括古代的话语体系，也包括现代和当代的话语体系。它由国家话语主体、语境、媒体、信息、方式、方法以及风格等因素系统构成。一切可以作为信息的媒介符号，都是国家话语体系的载体。”^[10]

话语学中的国家话语体系研究，是一种国家传播研究。我们曾提出，当前，我国的国家话语体系建构乃至国家传播，面临三种主要的冲突和挑战：“国内话语体系与全球话语体系的冲突、传统话语体系与现代话语体系的冲突（传统媒体话语体系与数字媒体话语体系的冲突）、政府话语体系与民间话语体系的冲突。^[11]这三种冲突也是国家话语体系建构中面临的三种严峻挑战。要解决好这三种冲突，“必须实现国家意志、国家利益与民间意志、民间利益上的统一，实现政府话语体系与民间话语体系、国家价值与国际价值、国家传播模式与国际传播模式的统一，把民间话语体系、传统话语体系、新媒介话语体系、全球话语体系转化为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积极因素。”^[12]

上述三种挑战，既是一种话语层面的挑战，也是我国目前所面临的国际国内挑战。在国内来说，首先是政府话语与民间话语两个系统的冲突与对立。同样的新闻事件，通过官方媒体报道出来，与通过民间媒体（私营的网络公司新闻网站）报道出来，效果完全不一样。本来是官方媒体的独家报道，但是，民众宁可选择去私营媒体看，宁愿相信私营社交媒体。这说明，官方媒体在民众中的信度很令人担忧，其报道方式方法很值得斟酌。其次是传统话语体系与现代话语体系的冲突。这主要表现在国家价值传播层面。当下的中国，国民难以找到灵魂的寄存地。社会秩序的混乱，特别是价值观念的多元，导致民众手足无措。既有的建立在西方经典理论基础上的理想、信念丧失了信度，但是，传统文化精神又丧失殆尽，国民缺乏新的信仰支撑，缺乏新的民族精神和国民灵魂。因此，传统话语体系与现代话语体系存在明显的对立、冲突。

再次是国内话语体系与全球话语体系的冲突。我国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国家队伍，在全球传播环境、数字媒介技术下，显得力不从心。既有体制下培养的传媒人才很难适应国内迅速发展的传媒业现实，在全球传播竞争中也同样面临严峻挑战。比如，我国的四大媒体在非洲落地，但是却遭遇到了来自当地民众的抵制。这种情况不仅在非洲，在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为什么？虽然有西方国家媒体先入为主的影响，但是其主要原因还是我们的传播能力问题，不熟悉世界媒体的传播方式和方法，总习惯于国内的宣传模式，不会从提供信息服务的公共角度出发，进行信息生产，一味地立场先行，总是从宣传我国的国家文化、国家价值观念出发，一味固守我说故我在的僵化思维模式，依然是领导批示性的指令性传播范式，因此难以满足当地人民的信息需求。

因此，上述冲突与挑战，既体现在国家传播实践层面，也应纳入学术研究层面，值得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这是话语学建立的学理逻辑，也是实践逻辑。因此，话语学研究也应紧扣国家传播现实，实现理论与现实的接洽，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

国家传播的三个方向

当前，要迎接上述挑战，解决好上述冲突，消除影响国家传播效率、效果的拦路虎，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实现国家传播的民间叙事，把国家话语和民间话语统一起来。国家传播，既要通过政府、国家媒体的传播实现，更要依靠和通过民间叙事来实现，使民间叙事成为实现国家意志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13]这意味着我们的国民素质、国民话语应从情绪化走向理性化，从粗放化走向精致化，从沙漠化走向精品化，从民族化走向普世化。国家政府和媒体话语，也应从体制内走向体制外，从国内话语走向全球话语，实现内外融通。

综括起来，国家传播或者说国家话语体系的建构要向三个方向发展：

1. 民间化。要实现国家传播的民间化，让民众成为话语主体，政府、政党或者说国家成为被叙事者。这就需要转变传播观念，改变自说自话的宣传范式。“进行国家传媒体制的转变，建构新的传播秩序，区分不同的传播层次，使不同层面的传播回归本位，让政党宣传归政党，公共信息服务回归到大众层面。事实上，目前已经形成了三分天下的信息传播格局：政党宣传、资讯服务、公民社交。”^[14]对国内来说，政党专注政治领域的宣传，政府则对公众实行信息公开，媒体负责新闻信息生产，民众进行信息消费，各归其道、各行其道。如此，一方面，可以减少社会运行的成本；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减少政党、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对立，提高自身的信度。政党、政府不必居高临下对民众进行“教育”，媒体也不必立场现行、先入为主地“挖掘”新闻，不必在“政治功能”“资本功能”“社会功能”^[15]三个旋涡中挣扎，而是站在公共立场上为民众提供资讯服务。

在国际上，同样应注重民间话语。国际关系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国民身上。“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来自心相知，心相知源自文相通。”^[16]国家话语、国家传播的目的，最终还是要促进国民之间的友谊。官方话语应有助于促进国民之间的友谊，而不是绑架媒体和国民，增加民族仇恨。比如，在东亚话语体系的建构中，中日、日韩等国的民间话语，实际上是被官方话语、媒体话语所绑架。他们丧失了话语自主权，在官方话语、媒体话语，在某些政治利益集团的裹挟下，相互对立、仇视。因此，国家话语应更加重视民间话语，通过民间叙事，改造国家和国民关系。日本政府在其国民教育中淡化、歪曲甚至抹去了其侵华历史。中国政府所要做的是通过民间话语，让日本国民了解、认识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所犯的罪行，而不是在国内绑架民众话语，鼓励民族仇恨。这样只能使日本民众敌视中国，不来中国，也就无从了解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因此，东亚区域话语体系的建设，应重视民间话语，增进民间交流，增进民族互信。

2. 理性化。在国民话语层面，既要消解生硬的说教，也要消解政治宣传和国民舆论的情绪化，使之回归理性。“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理性，一个大国的成长和成熟也是如此。大国国民，不仅意味着拥有足够的物质财富，更意味着享有足够的精神财富：敬畏知识、珍视生命、崇尚理性、捍卫文明，远离狂躁、暴戾和野蛮。体现在传播领域，就是建构尊重生命、维护尊严、消弭仇恨的受众伦理秩序。”^[17]这需要培养传播和受众两个成熟的传播市场。建构成熟的受众伦理场，“不仅延展一个学术命题的张力，同时也为国家网络文化生态的健康发展，大国文明的塑造、大国国民的成熟、理性社会的培育拓展一种思想的视阈和空间。”^[18]网络骂战固然不可取，但是，一味迎合受众的拜金诱惑也要摒弃。国家传媒的“孤傲”已经成为制约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因素。汲取民间智慧，是摆脱人才漠视和能力恐慌的重要捷径之一，也是最廉价的资源开发与利用方式之一。

3. 普世化。国家话语中的民族主义，国民话语中的暴戾主义，也是当前国家传播领域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它严重阻碍着中国国家话语的国际化和全球化，阻碍着我国国家传播体系乃至全球传播体系的建构。因此，实现国内传播和国际传播、国内话语和全球话语体系的统一，无疑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全球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如此才能消解在国际对话层面上的意识形态对立，才能实现中国国家文化在全球的本土化。中国的国家话语应该更加具有包容性、普世性，应倡导国际正义，而不是局限于自身的国家意志和国家利益，尤其是在国际争端中。这是体现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全球价值、全球形象的必要选择。

上述三个层面分别涉及民众、国家和国际三个纬度，三种境界；同样也涉及政治、文化、传媒等多个领域。要对上述方面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离不开学科融合，学者跨界无疑是必然选择之一。

话语学发展的三种趋势

随着话语学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国家话语体系研究的深入，话语学已超越了其原来的学科范畴——语言学。目前话语学已兼容了语言学、修辞学、新闻传播学、哲学、政治学、文学等诸多领域，从学术领域走向政治、文化乃至外交领域。因此，重新定位话语学，势在必行。这也涉及话语学的学科发展。我们认为，话语学的发展定位有三种趋势。

首先是国家话语体系研究将成为或者说已经成为一种国家战略。2012年6月，李长春同志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上提出：“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19]2013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再次提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20]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要加强国家话语体系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21]这表明，建设国家话语体系、提高国家传播能力已成为一种国家战略。因此，话语学的发展趋势应从国家战略层面加以重新认识和定位。

其次，话语学应成为新的学科生长点，应拥有新的学科建制。在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发展中，特别是在高等教育和相关研究机构中，学科设置僵化、停滞，学科之间互为藩篱，课程体系同质化，人才培养模式化，学科研究重复化等现象十分严重。学科设置、学科创新的动力严重不足。这与高校的行政化、学店化、项目化、山头化等不无关系。因此，紧扣社会发展需要，特别是国家文化建设、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遵循学术和社会发展的双重逻辑，及时吸纳新的研究成果，调整学科布局，创建和设置话语学新学科，是推动我国社会发展、学术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十分迫切的任务。这对以培养国家新闻传播人才为己任的新闻传播学院系来说，尤其迫切。谁能把握学科发展的脉搏，谁就能抢占学科发展的前沿阵地，谁就能赢得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的方向舵。

再次，话语学应纳入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学科体系，应设立相应的硕士学位方向、博士学位方向。话语学学科的设置及其人才培养，有助于打破学科藩篱，实现人才培养上的学科整合与融合，这对语言文学院系、新闻传播学院系、外语类院系来说，是十分必要而迫切的。数年前，我们就曾呼吁设立话语学的学科建制，重视话语学人才的培养。^[22]目前，也有一些大学的院系设置了与话语学相关的专业方向，培养硕士、博士等方面的人才，比如浙江大学外语学院等。但是，这还是不够的，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人才需求。其中最重要的是，从事国家话语等政策理论研究的学者、能进行系统话语学教学的师资还很缺乏。因此，加强话语学的人才培养也是当务之急。

综上所述，我国的现代话语研究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逐渐由语言学领域拓展到了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并且进入学科整合、融合乃至学科创新阶段。国家话语、国家话语体系，已成为国家政治和文化的新范畴，建构国家话语体系已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话语学的建构与完善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继承和发扬我国优良的话语研究传统，汲取古典和民间智慧，发扬我国话语研究先行者们的学术精神，实现国家传播的民间叙事转型，服务于我国的思想文化建设与全球传播，是当代学者责无旁贷的使命。

参考文献

［1］Zellig S. Harris：《从语素到话语》，李振麟译，《语言学资料》1963年第6期。

［2］T. M. 尼柯拉耶娃：《话语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问题》，梁达译，《语言学动态》1979年第2期。

［3］汤姆·哈根：《话语语言学和第二语言的教学》，张允文译，《语言学动态》1978年第6期。

［4］周绍珩：《〈英语话语接应〉简介》，《语言学动态》1979年第2期。

［5］P. A. Будагов：《“话语语言学”在何种程度上称得上是语言学？》，蔡富有译，《国外语言学》1980年第4期。

［6］董英新：《俄语功能文体学和会话语文体的特点——介绍瓦西里耶娃的〈俄语文体学教程〉》，《教学研究》1981年第1期。

［7］柯特哈德：《〈话语分析导论〉述评》，黄宏煦，《国外语言学》1982年第4期。

［8］王福祥：《论连贯性话语之间的对应关系》，《外语学刊》1982年第1期。

［9］王福祥：《谈谈话语语言学与俄语教学》，《中国俄语教学》1982年第1期。

（作者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术院交换研究员）

[1] 本文为作者在“国家传播与民间叙事——暨王德春话语学思想研讨座谈会”上的发言，2014年7月30日，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2014年9月修改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术院。

[2] 王德春：《语言学研究的新对象和新学科——言语和修辞学》，《文汇报》1962年3月1日。

[3] 王德春：《使用语言的环境》，《学术研究》1964年第5期。

[4] 王德春：《语境学是修辞学的基础》，《〈修辞学发凡〉与中国修辞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39—246页。

[5] 张寿康：《篇章修辞方式刍议》，《语言教学与研究》1983年第4期。

[6] 郑文贞：《篇章的修辞问题》，《修辞学论文集》第二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郑文贞：《篇章修辞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7] 陈汝东：《瑞查兹及其修辞研究》，《修辞学习》1998年第1—2期。

[8] 陈汝东：《话语学研究现状与趋势》，《社会科学报》2008年2月14日第5版；陈汝东：《论话语研究的现状与趋势》，《浙江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陈汝东：《论话语学的学科建构》，《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第2卷第1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9] 陈汝东：《论国家话语能力》，《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10] 陈汝东：《提高国家传播能力，建构国家话语体系》，中共中央党校六部委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第55、56期）征文一等奖。

[11] 实际上是四大冲突，这里的“传统媒体话语体系”指的是数字媒体之外的话语体系。因为“传统话语体系与现代话语体系的冲突”与“传统媒体话语体系与数字媒体话语体系的冲突”存在重合，我们把两者合并。当然，也有人提出，不能把传统媒体话语体系与数字媒体话语体系进行对立，它们之间不存在对立问题。这与事实不符合。它们实际上存在很激烈的冲突。

[12] 陈汝东：《提高国家传播能力，建构国家话语体系》，中共中央党校六部委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第55、56期）征文一等奖。

[13] 目前，无论是我国国家级媒体在世界各地的落地，还是孔子学院的全球遍地开花，都遇到了许多阻力甚至抵制，包括国内的和国外的，政府的和民间的，这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14] 陈汝东：《论我国国家传播范式的战略转型——从宣传走向传播，从传播走向修辞》，《今传媒》2014年第3期。

[15] 陈汝东：《论我国国家传播范式的战略转型——从宣传走向传播，从传播走向修辞》，《今传媒》2014年第3期。

[16] 陈汝东：《加强全球修辞传播研究，共同促进人类文化发展》，《国际修辞学研究》（第2辑），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iii页。

[17] 陈汝东：《理性社会建构的受众伦理视角》，《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18] 陈汝东：《理性社会建构的受众伦理视角》，《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19] 隋笑飞：《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新华网（北京），2012年6月2日。

[20]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求是》2013年第22期。

[21] 徐京跃、华春雨：《习近平：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新华网（北京），2013年12月23日。

[22] 陈汝东：《论话语学的学科建构》，《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第2卷第1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