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穆旦诗集的版本状况
严格说来，目前所出版的多部穆旦诗集均未对穆旦诗歌版本的变更情况做出足够详尽的说明。下面简略举陈五部最主要的诗选的相关情况，前四种为当代学者编选的诗集，即杜运燮编选的《穆旦诗选》（1986）、曹元勇编选的《蛇的诱惑》（1997）、李方编选的《穆旦诗全集》（1996）和《穆旦诗文集》（2006年初版、2014年增订版、2018年3版），第五种则是穆旦本人早年打算编订但未能完成，后由家属查明传等人整理的《穆旦自选诗集》（2010）。
《穆旦诗选》的编选原则是：“主要选自四十年代出版的三本诗集：《探险队》、《穆旦诗集》、《旗》，以及1947、1948年上海出版的《诗创造》和《中国新诗》杂志。另外就是他1976年所写的诗，其中一部分已发表，也有小部分是在1982年初他的次子查明传在整理遗稿时才发现的。解放前，穆旦在《大公报》等报刊还发表过许多诗，已找到了一些，可惜现在我和他的亲友尚未能找全，只好待之将来有机会再设法补充了。”“作品按写作日期先后排列。写作时间不详的，即以发表日期为准。”“文字除印刷时误排或明显的笔误加以改正外，所有的诗都保留原样。有两种版本的，用他自己改后的版本。”[1]从中可以看出，版本来源包括两种，一种是穆旦早年诗集及相关报纸杂志，一种是穆旦的修改稿。对于各首诗的具体出处，则未做说明。
《蛇的诱惑》的编选原则是：“主要是依据穆旦生前出版的三本诗集、杜运燮编的《穆旦诗选》，解放前的《大公报》、《文学杂志》，解放后的《诗刊》等报刊杂志选编的。”[2]具体编选时，注明了各首诗的版本来源，并对数处诗歌标题和诗行之中的异文有过非常简略的说明，如列出了《从空虚到充实》结尾被删去的十七行诗；对明显的错误也有校正，如针对《蛇的诱惑》一诗的“衣裙窸窣，响着，混合了”一行中的“窸窣”，有一个注释说明：“《探险队》中原文为‘蟋蟀’，疑是印刷错误，现改正。”
李方编选的《穆旦诗全集》和《穆旦诗文集》都是当时收录穆旦诗歌最为齐全的选本，甫一出版即成为穆旦研究界最为倚重、引述率最高的对象。两部诗集，后者可视为前者的修订版，但体例并不同，前者是编年体，后者则大致依据穆旦早年诗集，先编排各诗集所录诗歌，其他的则列入“集外诗存”，以编年体的形式编排。这里以《穆旦诗文集》的相关情况来说明。诗集详细说明了各首诗的发表信息，对于少量非常重要的修改行为则做出了说明，如《从空虚到充实》《冬》等。以《从空虚到充实》一诗为例，编者以注释的形式，说明了该诗几个不同版本的差异，即初版（香港版《大公报》）、《探险队》版、《穆旦诗集（1939—1945）》版，明确告知所选为最后一种版本，并具体列出了所删去的第一个版本结尾的十七行诗。但总体来看，相关指陈均较为简略。
对于诗歌版本，编者也有说明：“诗歌，凡独立结集出版者，均按历史原貌重排再现”；“同一诗作在不同的诗集被重复收入者，以最早版本所发表的文本收录”。同时，又明确表示，诗人对作品的修改“始终没有停止”，收入文集的，“尽量以诗人手稿、包括修改稿为依据”。[3]这番指陈实际上标出了四种版本来源，即“独立结集出版者”“最早版本”“诗人手稿”“修改稿”，其中并不包括各类报纸杂志本。至于所录各诗的具体版本来源，《穆旦诗文集》基本上并没有进行明确标注。2014年、2018年，《穆旦诗文集》先后出版增订版、3版，增补了新发现的若干诗歌，并订正了初版中的一些错漏，但编选的总体思路还是一致的。
《穆旦自选诗集》原题《穆旦诗集》，是穆旦本人于1940年代末期自行编订但未能完成并付梓的一部诗集，现由家属整理并改现题出版——这多半应该是为了突出穆旦本人编选的事实，并且避免与此前出版的诗集重名。诗集所录为1937—1948年间的诗歌，可算是1940年代末期穆旦对于写作的一次总结——从版本的角度看，则可说是现行穆旦诗歌版本之外的新一套版本。据编者、穆旦次子查明传在“后记”所称，诗集由穆旦“手抄或由书报杂志所刊登他的诗作剪贴而成”，也即，该诗集所依据的版本来源有两种：一种是手（抄）稿，另一种是剪报，即已发表的诗歌版本。具体而言，编者“参考1949年前出版的三本诗集及其他初印诗稿，将父亲有手迹修改的地方标注出来，并录上修改前的字句作为对照。这样，这本自选诗集中有29首父亲都作过不同程度的修改。在这29首修改过的诗中，除《神魔之争》，《隐现》和《饥饿的中国》的修改稿已收入1996年出版的《穆旦诗全集》（李方编，中国文学出版社）之外，其余均未曾与读者见面”[4]。很显然，编者有意识地突出了穆旦诗歌的修改事实，从而为读者提供了一幅穆旦写作的复杂图景。
不过《穆旦自选诗集》中也有现象可待说明。如前述，该书“后记”所称版本来源为两种，但在具体的编校之中，异文的出处虽则仍是标识两种，却别有所指：一个是“修改前为”，一个是“《穆旦诗全集》[5]为”。两种都有模糊之处，“修改前”为何种版本呢？仅有《鼠穴》明确列出了《探险队》和《穆旦诗集》中的相关版本情况，其他的均未标明。后一种看起来是确切的，但实际上被标记的仅有《饥饿的中国》1首，而且，若以《穆旦诗全集》为参照对象，有版本差异的则又并不止一首。可以说，编者所依据的是手头上所有的部分材料，仍有不少重要的版本被遗漏。
辑校原则也有待完善。举两个例子来看，如《甘地之死》，该诗刊载于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第69期（1948/2/4），它即应是修改前的版本。诗集共列出5处修改，其中有3处（第2—4处）是依据该版本来的，有两处的参照版本来源不明；此外，对照《大公报》版，另有3处异文没有做出说明，包括一处标点——“后记”称“为求版本可靠”，“审校极其慎密，单字及标点均不放过”，这一辑校原则显然并没有把握好。
基于穆旦主要诗集的相关情况，进一步审视可以发现，《穆旦自选诗集》依据穆旦自己的修改，其版本意义自是非同寻常；《蛇的诱惑》虽基本上并未指明穆旦诗歌修改的详细情况，但所录各首均明确标明了版本来源，不致发生版本互串的现象；但其他三种，版本互串的现象就较为严重了。
当然，由于穆旦诗歌的修改更多的是一种诗人的修改，而较少意识形态的印痕，穆旦诗歌编辑的相关局势的严峻程度比一般情形要小一些。但严格说来，详细指陈穆旦诗歌的版本仍然是必要的。有的研究即对以《穆旦诗文集》为主的现有穆旦诗集含混的版本处理原则提出了异议，认为它们没有前后一贯的版本标准，也缺乏一致的编排体例，其作为文献的可靠性与学术价值将受到损害。[6]
目前穆旦文本整理和出版的这样一种状况无疑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妨碍对穆旦写作行为作更为深入的透视。但回过头来看，这种状况其实也可说是一种历史现象。较早的时候，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知识理念普遍淡薄，思想的阐释被认为远比版本考察及历史化的研究更为重要——实际上，在新诗研究领域，历史化程度不高乃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症状，在穆旦研究领域这一问题的突出不过是由于近年来诗名隆盛而显得尤为突出而已。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穆旦诗歌复杂的版本进行细致的汇校是必要的。它无疑能为穆旦研究提供一种更为切实可靠的研究基点，放大一点看，它也应能产生一定的辐射效应，能加强新诗研究的历史感，促进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的整理及文献学视域的研究。
[1] 杜运燮：“后记”，穆旦：《穆旦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158—159页。按：此处记载有误，穆旦并未在《诗创造》发表过作品。
[2] 曹元勇：“编后记”，穆旦：《蛇的诱惑》，珠海：珠海出版社，1997年，第227页。
[3] 李方：“编后记”，穆旦：《穆旦诗文集（2）》，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391—392页。按：有兴趣进一步探究的研究者显然不满足于此，比如，李章斌在给笔者的信（2009/7/5）中这样询问：那些“修改稿”，“到底是什么时候改的？是不是最后版本？”
[4] 查明传：“后记”，穆旦：《穆旦自选诗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91页。
[5] 《穆旦自选诗集》以《穆旦诗全集》而不是《穆旦诗文集》为参照本，可见尽管它出版较迟，但整理工作应是在《穆旦诗文集》出版之前就已开始进行的。
[6] 李章斌：《现行几种穆旦作品集的出处与版本问题》，《中山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