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硝烟弥漫的德国

一

1934年11月9日，德累斯顿（Dresden）的一名男学生写了篇描述空战的作文，他想象了在将来的某场战争中，如果敌人决定轰炸德累斯顿的话，这座城市将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他写道，警报长鸣，人们仓皇地躲进防空洞。炸弹落下来，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将窗户震得粉碎，所有的房屋被夷为平地。“整个德累斯顿都淹没在肆虐的战火中。”第二波敌机紧随其后，往地面投掷不计其数的毒气弹。防空洞里的人几乎无一幸免。放眼望去，整个城市只剩下灰烬和碎石。此次空袭就是一场灭顶之灾。但这个男孩的预言并没有得到高分。“这篇作文简直糟糕透顶！”老师气急败坏地在他的作文上写道，认为这根本是无稽之谈，“愚蠢！混账！夷平德累斯顿哪有那么容易！你几乎丝毫没有写我们的防御抵抗。整篇作文错漏百出。”[1]仅仅过了10年，这个男孩的预言就被证实，而且是以一种最戏剧性的方式被证实的。但他老师的话也并非全无道理。自1933年第三帝国成立以来，统治当局就已经开始做防空准备。他们任命了专门的空袭预警员，安装了防空警报，而且还强制要求住在市中心的居民多次参加空袭逃生演练。统治当局还开始建造防空炮台，他们笃信地对空炮火（“高射炮火”）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他们并没有花太多的心思修建防空洞和地下掩体，直到1940年秋天的时候，这一情况才有所改变，但即便是到了那个时候，由于劳动力和原材料匮乏，修建工事也没取得多大的进展。实际上，该建造计划两年后被搁置了。[2]

战争爆发后，频繁的警报（很多时候是错误的）扰乱了人们的生活，让民众感到极其不满和愤怒，但至少在最开始的时候，轰炸造成的破坏还相对较轻。1940年5月，随着德国在法国战场的战势愈发严峻，英国决定有选择地轰炸莱茵河东部的一些地方。其中汉堡是德国的第二大城市，是一个重要的海港，也是工业和贸易中心，交通便利，穿过北海就能轻而易举到达，因此成为英国的重点攻击目标。1940年5月17—18日，英国向汉堡发起首次进攻，这也是德国的大城镇首次遭到攻击，随后，截至当年年底，汉堡又遭到69次空袭，总共拉响警报123次。在此期间，汉堡的民众几乎每隔一天就要在地下掩体和防空洞中过一次夜。但这些空袭造成的人员伤亡规模相对较小，具体而言：遇难125人，受伤567人。在1941年以及1942年的上半年，空袭仍在继续，只不过间隔的时间更长一些；截至1942年7月中旬，汉堡总共遭到137次空袭，遇难1,431人，受伤4,657人。汉堡的总人口是200万，因空袭而无家可归的人数有2.4万人之多。汉堡当局采取应对措施的时间虽然相对较迟，但截至此刻，他们也已经加固了绝大部分地下室。在易北河附近的区域，由于地下水面过高，无法修建地下掩体，所以统治当局就在地面修建了掩体。第三帝国的其他城镇也采取了类似的预防措施。[3]但很快，英国轰炸机开始向更远的地方轰炸了。在1940—1941年期间，柏林持续遭到英军夜间空袭，空袭的规模虽然不是很大，破坏力也不是很强，但却甚是恼人，空袭的频率如此之高，首都的民众们也开始变得有点不以为意。当局给民众的官方建议是，趁傍晚时分轰炸尚未开始，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民众中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如果一个人来到防空洞，对里面的人说“早上好”，这表示里面的人刚才确实睡觉了；如果一个人来了之后说“晚上好”，这表示里面的人还没有睡觉；而当好几个人来到防空洞，然后说“希特勒万岁”，这表示里面的人已经长眠了。[4]

尽管德国方面也做了诸多准备，但与苏联的统治者一样，第三帝国的领导阶层也没有打算采取大规模轰炸的战略。双方都将轰炸机的使用当成一种战术性策略，或者是派轰炸机去支持地面作战，或者是派它们去为地面部队开路。1940年，德国方面袭击伦敦和其他城市，其最主要的意图只是迫使英国坐到谈判桌上来，但当德国方面发现这样做其实徒劳无功的时候，就停止了轰炸。对敌人的腹地进行长时间的大规模轰炸进而将其彻底摧毁的做法，柏林方面并不推崇。德国只在东部战线实施过此种轰炸，但当时也严格地限制了军事打击的目标，而且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1943—1944年，德国空军向苏联的几个工业生产中心和通信中心发起了一场战略性轰炸战。此次轰炸取得了一定成功，最突出的战果是在1944年6月份，摧毁了43架美国制造的B-17轰炸机以及近100万吨的航空燃料，这些轰炸机和燃料在交付给苏联之后就停放在波尔塔瓦（Poltava）的机场，德国此举也有效地解除了美国轰炸机从东西两翼夹击德国的威胁。但由于燃料短缺，以及当时英国和美国对德国城市不断实施轰炸袭击，德国的飞机生产线转而全力制造战斗机，因此德国没能将此次轰炸战继续下去。[5]同样，斯大林也认为，轰炸的主要作用是辅助前线的地面部队。他并没有组建一支庞大的轰炸机队伍来实施大规模的战略性轰炸，而且在战争的最后两年，红军向德国挺进，沿线的德国城市虽然遭到攻击，但这些城市最终遭受到的摧毁性打击却是由英国和美国的轰炸机造成的，而非俄罗斯轰炸机。但无可否认的是，斯大林的确希望西方的同盟国们能开展一场针对德国本土的大规模轰炸，如此一来，红军的压力就能得到缓解。[6]

20世纪30年代时，全欧洲都因空袭而提心吊胆，特别是德国和意大利的轰炸机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将格尔尼卡（Guernica）彻底炸毁之后，人们愈发忧心忡忡。轰炸机在打击目标时从来都不太精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轰炸机需要装载足够多的弹药，其体型一般很大，如此一来，灵活性降低，操作难度也相应增加，因此轰炸机必须尽可能高地在高空飞行，以免被高射炮击中。所以，它们一般都在云层之上飞行，这样一来，要辨别攻击目标就变得难上加难。白天空袭几乎不可能，因为对方的战斗机和地面防御力量会给偷袭方造成惨重的飞机损失。战争初期曾发生过几次白天空袭，但很快就被摒弃了。然而，夜间空袭也并非易事，尤其当所有参战国都实行了不同程度的“灯火管制”制度，这将各城镇的公共照明和私家照明都最大限度地掩盖起来，或直接关闭，如此一来，敌人的轰炸机就无法发现它们。还有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就是，轰炸机必须飞行相当长的距离才能抵达它们的攻击目标上空，因此，导航也是飞行员必须克服的一个棘手的问题。飞行员顶多能依照自己的判断，朝着估计的目标所在地飞行，然后在大概的方向投下炸弹。虽然像斯图卡这样的小型俯冲轰炸机精准度更高，能为地面部队提供更好的战略支持，但它们能携带的弹药量极为有限，因此不可能用作大规模的战略性轰炸。所以，在实际操作中，所有大规模空袭都或多或少有些随意，要实现精准打击根本不可能。因此，战略性轰炸从一开始就只是为了实现两个目标，一是摧毁敌人的军事和工业资源，二是削弱敌方民众的士气，而事实上，要将这两个目标泾渭分明地区分开是不可能的。在1941年的众多袭击中（按照后来的标准，这些袭击都是小规模的），大部分炮弹都未能击中既定目标。飞机在夜晚高空中飞行，只可能击中那种非常庞大的目标（实际上就是以整个城镇为攻击目标），这也是1941年年末丘吉尔和英国领导层最终决定采取的战略。为了实现该目标，他们任命精力充沛又做事果断的军官亚瑟·哈里斯（Arthur Harris）为轰炸机司令部总司令。哈里斯下令，集中火力攻击德国的主要城市，因为在这些主要城市中，他的轰炸机队伍能准确判断战争相关工业以及生产工人的住所所在地，无须低空飞行来刻意搜寻。1942年，在欧洲大陆和非洲的两个地面战场上，英国的战争前景都不容乐观，而此时哈里斯的轰炸机队伍给德国城市造成重创，极大地振奋了英国军队和普通百姓的士气。但与此同时，无论看似多么出人意料，几乎没有英国人认为可以通过轰炸德国来一雪前耻，让德国为炸毁考文垂和轰炸伦敦付出代价。[7]

与德国人和俄罗斯人不同，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英国人和美国人就已经确定，重型轰炸机将成为未来战争的战略性武器。截至1942年，英国已经在大规模地生产重型轰炸机，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四引擎的兰开斯特轰炸机（Avro Lancaster），还有就是哈利法克斯轰炸机（Handley Page Halifax），前者于1941年首飞，而后者于1940年引入。这些重型轰炸机与之前那些重量相对较轻的双引擎轰炸机相比，破坏力更强，轰炸机司令部之前使用的一款主流双引擎轰炸机是惠灵顿式轰炸机（Wellington），这款轰炸机当时总共制造了1.1万多架。哈里斯走马上任时，手里只有69架重型轰炸机可供调遣。到1942年年底，重型轰炸机已有近2,000架了。这些轰炸机成了英国空袭德国的中流砥柱。最终生产出的兰开斯特轰炸机有7,000多架，哈利法克斯轰炸机有6,000多架，他们取代了作战能力较弱的四引擎斯特林式轰炸机（Stirling）。自1942年年末以来，美国轰炸机也出现在了英国的机场上，其中比较突出的机型是被称为空中堡垒的B-17轰炸机，这种轰炸机异常结实，总共生产了1.2万多架。还有被称作解放者的B-24轰炸机，这种轰炸机更轻快敏捷，但也更脆弱，当时是大规模批量生产的，最终生产出1.8万多架。哈里斯的策略是对主要城市进行大规模的轰炸袭击。1942年3月28日至29日夜间，他对吕贝克实施了首次试验性轰炸。吕贝克这座城市并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军事或经济意义，但它的建筑物都是陈旧的砖木结构，因此，这成了一个检测其轰炸策略威力的绝佳目标。因为吕贝克几乎没有设防，从海上飞过去极其便利，所以，总共234架惠灵顿式轰炸机、兰开斯特轰炸机以及斯特林式轰炸机在吕贝克低空掠过，先是投掷大型炸弹炸开城市建筑物，接着以燃烧弹将这些建筑物付之一炬。半个城市都被摧毁，1,425栋建筑物被完全夷为平地，1万栋建筑物遭到破坏，其中近2,000栋建筑物面目全非。320人在空袭中不幸丧生，另有785人受伤。此次袭击后，哈里斯又下令在1942年4月对波罗的海沿岸的其他小城市发动进一步空袭，其中就包括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时期的城市罗斯托克（Rostock）。[8]

英军的这些空袭对希特勒而言是一种挑衅，1942年4月，希特勒宣布将要对英国的特定目标实行“恐怖袭击”，旨在“以报复为目的……最大限度地破坏他们的公共生活”。[9]英国的城市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都未遭到任何严重袭击，此时，希特勒命令德国空军发起一场反击战，袭击英国的类似城市，这场反击战被称为“贝德克尔空袭”（Baedeker raids），是以一套知名的旅游手册命名的。德国只派遣了为数不多的飞机执行空袭（在白天的空袭中，仅有30架战斗轰炸机可供调遣，而在夜间空袭中，有130架轰炸机可以使用），袭击目标主要是一些有历史意义的，几乎没有空中设防装备的小城镇。此次空袭并没有给英国的战斗力造成什么破坏，也未取得任何具有军事意义的成就。[10]这纯粹是希特勒被激怒后的个人情绪宣泄。哈里斯的轰炸机司令部麾下集结了庞大的军力，希特勒根本难以望其项背。然而，尽管空袭对吕贝克造成了严重破坏，但城内民众的士气似乎并未受到太大打击。空袭后的第一天，许多商铺又重新营业，挂出的标牌上写着“这里的生活依然继续！”[11]空袭似乎也没有激起当地民众对英国人的愤怒。路易丝·索尔米茨在日记中客观地记录了空袭，好像那只是自然灾害或者上苍的旨意一样。1942年9月8日，她听天由命地写道：“我们再也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只能接受命运的摆布，在悲观和绝望中麻木地承受着命运的一切安排。”[12]吕贝克是德国北部汉萨（Hanse）的同盟城市，有很多古老的红砖墙建筑，历史悠久，它的摧毁令索尔米茨伤心感怀，但与此同时，她也记录了德国对英国城市约克（York）和诺里奇（Norwich）的轰炸，“我为那些被毁的德国文化感到痛心不已……到处都是痛苦和战火的痕迹”。[13]

吕贝克如此轻而易举地遭到攻击，这着实有点出人意料。1940年，英国对鲁尔区（Ruhr）实行夜间空袭，因此，德国统治当局任命约瑟夫·卡姆胡贝尔（Josef Kammhuber）为空军将军，负责组建全国范围的空袭防御体系。截至1940年年底，他已经建造了一系列雷达站，成功地建立了一条从巴黎延伸至丹麦的雷达线，而且由中控室直接控制的Me 110夜间战斗机提供防御保护，再加上地面探照灯以及高射炮，德国的防空实力大为增强。因此，英国在1941年损失了超过1,000架的轰炸机。1942年，英国引入兰开斯特轰炸机，并安装了无线电导航设备，该设备能使轰炸机之间保持统一的阵型，让德国的防御体系应接不暇，到这时，英国空军的战斗力才得以增强。哈里斯将“探路者”（pathfinders）战机部署在轰炸机队形前方，为其寻找和定位攻击目标。这些空降引导队通过投掷燃烧弹为轰炸机指明目标方位。自1943年初，轰炸机上就安装了机载雷达和无线电目标搜寻设备，虽然这些设备直至第二年才得以进一步完善，但也有助于轰炸机在低能见度的情况下飞行。哈里斯还在每架轰炸机上配备了一名轰炸员，如此一来，飞行员就可以专注于寻找飞行路线。而且自1943年年中以来，英国轰炸机安装了一种叫“窗户”（Window）的雷达干扰设备，该设备由一袋袋的铝箔条组成，飞行员将其丢出炸弹舱，干扰敌人的雷达。英国方面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考虑，才将此设备用于战斗，其中一部分原因就是他们担心德国人或许也想到了这个点子。为了应对英国采取的这些措施，德国空军研发了自己的航空雷达，借此，他们的夜间战斗机可以结队飞行，定位敌人的轰炸机并将其击落。德国空军将大部分战斗机调遣到了西部战场，只留下了不到1/3的战斗机去对付红军。德国还制造了大量的防空炮台，截至1944年8月，德国的防空炮台已达3.9万个。为了在夜间操作这些炮台，德国方面调遣了至少100万名炮手。德国的防空力量成功地击落了英军不计其数的轰炸机，造成英国轰炸机司令部的飞行员死亡率高达50%，超过5.5万人在战争中丧生。然而，与防御相比，希特勒素来更倾向于进攻，他坚持对英国进行还击，下令展开新一轮的轰炸袭击。同时，他下令减少防御地区的战斗机生产任务和部署工作。对于战斗机而言，在任何情况下，要攀升到足够的高度去攻击在3万英尺高空飞行的轰炸机，这要耗费相当长的时间，飞行员普遍感觉，只有当他们将机上的弹药丢掉之后才能攀升上去与敌军的轰炸机对峙。[14]

然而，在最初的时候，德国并未遭到持续的轰炸。哈里斯为了证明他们能对更大的攻击目标实行更大规模的袭击，在1942年5月30日下令，派遣上千架轰炸机对科隆实施大轰炸，摧毁了3,300多栋建筑物，造成4.5万人无家可归。在此次轰炸中，474人遇难，5,000人受伤，其中很多人伤势严重。这场空袭说明，大规模的轰炸机战队能够毫无差池地飞抵攻击目标，并重创当地的防御体系。[15]1942年夏天，英国方面又派遣1,000架轰炸机去袭击埃森，然而，相对而言，这次轰炸并不成功，英国方面也没有再次尝试此种战术；除了其他的前提条件，要做到如此大规模的轰炸，必须有大量的轰炸机平时受过训练，而且还要给轰炸机配备指定的飞行员，使其在训练阶段就与轰炸机进行磨合。此后，英国轰炸机不再将注意力放在城市，转而集中火力进攻位于法国大西洋沿岸的U型潜艇掩藏坞。这些掩藏坞都加盖了厚厚的混凝土，防护异常严密，未曾受到大的破坏。然而，轰炸机的核心任务似乎还是保护在大西洋的舰队。1943年1月，丘吉尔和罗斯福在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会面，直到此刻，他们才决定正式展开战略性轰炸行动。斯大林曾要求开辟第二战场，丘吉尔和罗斯福一致同意将其推迟到1944年，此刻，他们要入侵意大利，用1943年1月21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Combined Chiefs-of-Staff）给英国和美国空军下达的命令来说，该新一轮轰炸的目标是“进一步摧毁及扰乱德国的军事、工业和经济体系，打击德国人民的士气，予以他们致命一击，使其丧失军事抵抗能力”。[16]鲁尔区在这轮联合轰炸中首当其冲，遭受了一系列的攻击。1943年3月5日，362架轰炸机对埃森进行了空袭，那里是克虏伯军工厂的所在地。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埃森还遭到了一系列进一步的袭击。在此期间，杜伊斯堡（Duisburg）、波鸿（Bochum）、克雷费尔德、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多特蒙德（Dortmund）、伍珀塔尔（Wuppertal）、米尔海姆（Mülheim）、盖尔森基兴（Gelsenkirchen）和科隆都遭到了袭击，它们都是重要的工业和采矿中心。其中，多特蒙德受到的袭击尤为惨烈。科隆在前一年遭到了千机大轰炸，而与之相比，800架轰炸机此次在多特蒙德投下的弹药是它的两倍。650人因此丧生，而且多特蒙德的图书馆被火焰吞噬，里面20多万卷的书籍和一个独一无二的报纸档案室也一并被付之一炬。1943年6月28日至29日，科隆再次受到袭击，造成近5,000人身亡。在这一波接一波的袭击中，德国西部的工业城市总共有1.5万人遇难。此外，1943年5月16日，“堤坝终结者”中队朝着埃德河（Eder）和默讷河（Möhne）上的主要堤坝低飞过去，发射“弹跳炸弹”炸毁了这些混凝土屏障，大量的水倾泻而出，严重影响了鲁尔区的水供应，流泻出来的水也淹没了乡村地区的大片土地，工厂的用电也因此被中断。1,500多人不幸遇难，他们大部分都是外籍工人和战俘，德国民众因恐慌而谣言四起，传闻说丧生的人数多达3万。为了彻底摧毁攻击目标，在大规模空袭的间隙，蚊式战斗轰炸机也飞到鲁尔区内实行进一步轰炸，以确保德国方面没有喘息的余地。该轰炸机是木制的，因而拥有更快的飞行速度和更大的作战半径。[17]德国遭到如此大规模的摧毁，帝国宣传部长戈培尔骇然不已。“我们已处于明显的劣势，绝望无助，”多特蒙德被袭击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虽然怒火中烧，愤恨难平，但也不得不承受英国人和美国人给我们造成的重创。”[18]

装备部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对此高度警惕。他多次前往鲁尔区组织劳动力转移工作，将那里的劳动力暂时转移到其他营区；如果这些劳动力所属的工厂在轰炸中被摧毁，那么他们就会从这些营区再被送到其他工厂去。此外，施佩尔还竭尽所能地采取补救措施，恢复之前的秩序，让一切都重新运转。他从齐格菲防线那边调了7,000人来重建这些大坝。德意志劳工阵线、托特组织和纳粹党地方组织也成立了专门小组来收拾残局、清理现场，以便安排矿工和军火生产工人重新投入工作，与此同时，“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组织也开展了安抚工作，前去关心并抚慰那些因轰炸而流离失所的人。[19]尽管统治当局采取了上述各种措施，但敌军轰炸机给德国战争经济造成了重创，这一点毋庸置疑。自1942年6月以来，德国军备产量以平均每月5.5%的比例在增长，而现在，增长全面停止。1943年第二季度，德国的钢铁产量暴跌了20万吨，用于生产武器装备的钢铁配给量也因此削减。飞机零部件也出现了供应危机，所以，从1943年7月到1944年3月，飞机生产一直处于停滞状态。[20]1943年8月17日，美国轰炸机袭击了施韦因富特（Schweinfurt），当地许多生产滚珠轴承的工厂遭到了严重破坏，滚珠轴承的产量因此暴跌了38%。“我们的工业生产供应……几乎到了彻底崩盘的境地，”施佩尔对空军采购办公室的人说道，“不久之后，我们的飞机、坦克以及卡车都会缺少某些关键零部件。”他还提醒希特勒道，如果德国的工业中心继续受到空袭，那么德国的军备生产将会彻底停止。[21]

二

在鲁尔区遭到了一系列的攻击之后，汉堡（德国最大的海港城市，同时也是主要的造船中心和工业中心）也遭到了大规模的袭击。在对汉堡的轰炸中，英国空军首次使用了名为“窗户”的雷达干扰设备，结果证明，该设备十分有效。在1943年7月24至25日夜间，791架轰炸机分别从位于英国东部的42个机场出发，沿东北方向飞向易北河河口。其中45架飞机因为机械故障，不得不将所载的炸弹投入海中，中途折返。而绝大部分轰炸机则改变了航向，开始沿东南方向朝着汉堡北部飞去。此举令汉堡的防御力量措手不及，英军轰炸机每隔一分钟就朝空中抛洒一袋袋的铝箔条，严重地干扰了汉堡的地面雷达。汉堡方面几乎没能做出任何抵抗，而英军只损失了12架飞机。飞行员汇报说，探照灯发出的光束在毫无头绪地移动，四处搜寻攻击目标。接近凌晨1点的时候，空降引导队“探路者”向地面投下了燃烧弹以作标记，主力轰炸机部队随即将携带的炸弹投向了市中心。人们惊慌逃窜，纷纷奔向防空掩体。虽然许多炸弹投向了人口比较稀疏的偏远郊区和村庄，但市中心以及位于港口的一系列造船厂也被击中，甚至在轰炸结束之前，汉堡的消防车以及清理工作小组就按照事先的计划开展了救援工作。但英军对汉堡的轰炸是一种全新的攻击行动，即他们要采取的不是一次单独的袭击，而是一系列的袭击，旨在分阶段、有步骤地摧毁这个城市。第二天，109架美国空中堡垒轰炸机出现在汉堡上空，开始了第二波袭击。与夜间空袭相比，在白天展开袭击要危险数倍，因此，至少78架轰炸机被汉堡的防空火力击中，导致许多轰炸机还未抵达攻击目标就被迫投下了炸弹，这次轰炸对港口区域和偏远郊区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第二天夜晚，英军再次发动了一场规模较小的袭击，没给汉堡任何喘息的机会。而在1943年7月27至28日夜间，735架英国轰炸机从汉堡东部再次袭来。“探路者”（pathfinders）机队在位于市中心东南部的一个密集区域投下了燃烧弹，标记目标位置，随后，主力轰炸机部队在折返之前朝地面投放了2,326吨炸弹。英军总共损失了17架飞机及其机组人员，但大部分飞机在完成任务之后都成功撤离，因为整个空袭期间，沿线1/3的地面防空炮兵得到的指令都是将炮火打击高度限制在1.8万英尺以内，以便德国的夜间战斗机能予以敌人回击。但除了斯特林式轰炸机（该轰炸机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以外，所有轰炸机都能在这一高度以上飞行；此外，德国夜间战斗机的数量太少，根本起不到对英军有效回击的作用。[22]

当晚，天气异常的热，而且还十分干燥。大部分消防员都集中在汉堡的西部地区，忙于处理前几波轰炸留下的，仍在燃烧的残余物。而在此次轰炸刚开始的23分钟内，英军轰炸机已在这块汉堡东南部的狭小区域投掷了不计其数的燃烧弹、气浪弹和高爆炸弹，火焰四处窜起，最后汇聚成了一团，将周围地区的空气也吸了进去，直至方圆1平方英里的区域全都吞噬在火光之中，其中心地带的温度高达800摄氏度。火焰开始以飓风般的力量吸收周围的空气，随着轰炸机继续向地面投掷炸弹，火焰又朝东南方向窜烧了2英里的距离。轰炸造成了风暴性大火，火星在风的作用下飞舞乱窜，强风肆虐，力度之大，将树连根拔起，也将路上逃窜的民众活生生地点燃，人们如同一支支移动的火把。与此同时，风暴性大火也吞噬了地下掩体中的空气，那里蜷缩躲藏着成千上万的民众，他们有的吸入一氧化碳被毒死，有的被困在地下掩体里，窒息而死。后者是因为地面建筑物被炸成的碎石瓦砾挡住了地下掩体的通风口和出口。截至凌晨3点，长达133英里的街道两侧的1.6万栋公寓式建筑物都淹没在火海之中，直到风暴性大火最终开始减弱。到早上7点的时候，大火才熄灭。许多人纯粹是因为运气好才能幸存下来。特劳特·科赫（Traute Koch）当时是名15岁的女孩，她描述了她妈妈是如何将她裹在湿床单中推出防空掩体并朝她喊道“快跑！”的场景：

我在门口不知所措。我的眼帘被大火覆盖，到处都是红彤彤的，就像是个火炉口。我被一股热浪击中，一团明火就落在我的双脚前。我立即缩了回来，但正当我要越过这团火时，它又被卷走了，似乎有一股幽森鬼魅的力量在起作用。我冲到了大街上。身上裹着的床单如同船帆一般，我感觉自己就要被风暴卷走。我跑到了一栋五层楼房前面，这是我们事先商量好的碰头地点。这栋建筑物已经在之前的空袭中被轰炸过，里面的东西都烧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因此也不容易被大火再次点燃。有人走出来，一把将我抱住，把我带进了门里面。[23]

他们躲到了地下室中，因而幸免于难。其他人就没有这么走运了。约翰·布尔迈斯特（Johann Burmeister）是一名卖果蔬的商贩，他记录到，人们为了弄熄衣服上的火焰，纷纷跳进汉堡的运河中。有些人甚至选择了自杀。一名兜售女帽的19岁女孩回忆了她阿姨拽着她穿越街道的画面。当时，阿姨拽着她在火星四溅的街道上逃窜，她们突然动弹不得，因为路面上的沥青熔化了，她们无法挪步向前。“路上还有其他人，有的已经死了，有的仍躺在地上，活生生地陷在沥青中……他们的脚粘在里面，他们伸出手，试图借双手的力量从沥青中挣扎出来，结果他们的手和膝盖都陷入了沥青，整个人四肢着地，在那里尖叫呐喊。”最终，这名女孩横下心来，决定利用一些燃烧着的树枝，沿着斜坡向下滚。“我将我的手从阿姨的手中抽了出来，然后向前滚。我感觉自己有时是从活人身上滚过去的。”在斜坡底部，她发现了一条毯子，将其裹在了身上。第二天早上，她发现了阿姨的尸体，这不过也只能凭借阿姨一直戴着的蓝白相间的戒指才能辨别得出。许多尸体都是一片焦黑，烧得又干又皱；而有的尸体则凝成一团人形脂肪，脏兮兮地附着在地面上。[24]

然而，汉堡将要忍受的灾难痛苦还远不止这一切。火势尚未灭尽的废墟上升腾出一股股烟气，风还未将其完全吹散，轰炸机司令部就决定向汉堡发动第三波袭击。在7月29至30日夜间，786架轰炸机往汉堡飞来。其中45架轰炸机因机械故障被迫折回，还有一小部分轰炸机在飞抵汉堡之前就被击落了。尽管如此，绝大部分轰炸机还是抵达了它们的目的地，借着城市中遍布的火光，飞行员轻而易举地就辨识出了汉堡的位置，他们甚至在地平线上就看到了这座显眼的城市。德军在汉堡城中以及周围地区匆忙布下了更多的探照灯，探照灯将强光投到轰炸机上，防空炮台和夜间战斗机则充分利用这一点，无须依靠雷达读数就能判断轰炸机的位置，因为英军轰炸机抛洒的“窗户”铝箔条对他们的雷达仍然具有强烈的干扰作用。在这次袭击中，英军炸弹的投掷范围要广得多，而且在强风的作用下，“探路者”机队偏离了航线。因此，汉堡的东北部遭到重创，而英军预先计划摧毁的更西边的地区则逃过一劫。然而，即便到此时，哈里斯对目前的战果依然不满意。由于天气条件恶劣导致了新一轮攻击的延期后，哈里斯下令于1943年8月2日至3日向汉堡发动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袭击。两组轰炸机队伍同时起飞。第一组机队有498架轰炸机，由54架“探路者”开道，它们的攻击目标是位于汉堡中央湖泊阿尔斯特湖（Alster）西面的富人聚居区；第二组机队有245架轰炸机和27架“探路者”，它们的任务是摧毁位于汉堡南部的工业区。这次，德国防御力量已经学会了如何应对“窗户”这种雷达干扰设备，那就是让夜间战斗机在空中自由飞翔，凭借飞行员自己的可视操作，加上地面人员持续不断地为飞行员提供实时播报，告知其轰炸机的所在位置，再配合以夜间战斗机的自身机载雷达，与敌机进行对抗。此外，天气条件变得愈发恶劣，轰炸机被卷入了庞大的雷暴之中，正如其中一名飞行员报告说，轰炸机的螺旋桨在雷暴的作用下变成了巨大的火轮，导致轰炸机满天乱飞。一波一波的轰炸机队伍被彻底打乱，许多轰炸机将炸弹投向了小型的城镇和村庄，或者直接投掷在了乡村地区，很多战机还没抵达汉堡就折返了回去，还有部分轰炸机坠毁了。德军的战斗机和防空火力给它们敲响了丧钟。在此次轰炸中，英军共有35架轰炸机未能返航，而汉堡却并未受到严重的破坏。但是，总体而言，在这四次大规模的空袭中，同盟国的轰炸机在汉堡上空的飞行次数共计超过了2,500次，共计朝攻击目标投放了8,300吨以上的燃烧弹和高爆炸弹。德国的夜间战斗机总共击落59架轰炸机，专门用于防空作战的高射炮击落11架，而在最后一次空袭中，还有17架轰炸机因风暴破坏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原因而折翼。汉堡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该城市的造船厂全都化为灰烬，因此，本来计划建造以及已经在建的20—25艘U型潜艇的计划也化为泡影。据后来统计，汉堡的工业产量降到了5个月前的80%，而轰炸对军工生产造成的损失几乎等同于汉堡整个城市2个月的产量。轰炸中断了整个城市的正常秩序，这一影响甚为深远。汉堡所有的火车站都被炸毁，沉陷的船只堵住了港口和河道，而落入水中的残骸也给河流和运河造成了堵塞。城市的天然气、自来水以及电能的供应亦被全部切断，直到8月中旬才恢复。然而，最惨重的损失还是人员伤亡。由于部分偶然因素和部分人为因素，英军大量的炸弹都落在了人口聚居区。风暴性大火的破坏力尤其突出，它摧毁了位于市中心东南部的工人阶级聚居区，在这一带生活的居民向来都反对纳粹党。而位于城市西北方向的富人别墅区则基本上毫发无损，这一带聚居着拥护纳粹党的精英分子，虽然在最后一次不成功的袭击中，炸毁该区域就是其目标之一。汉堡总共56%的住宅（大约为25.6万间）都被炸毁，90万人变得无家可归。大约4万人不幸遇难，还有12.5万人亟需医疗救治，他们很多人都是被烧伤的。[25]

1.4万名消防员、1.2万名士兵以及8,000名技术专家昼夜不休，全力对付火势，他们赶赴重灾区展开救援工作，带去食物和水等紧急物资。早在第一次空袭之后，民众们就已经开始逃离汉堡这座城市。玛蒂尔德·沃尔夫·门克贝格的孩子们旅居国外，正如她在一封写给孩子们但却并未寄出的信中说道，“到处都弥漫着恐惧，一切都处于混乱无序之中……没有有轨电车，没有地铁，也没有去郊外的铁路交通。大多数人都将他们的私人物品装在手推车上、自行车上、婴儿车上，或者直接扛在背上，他们都步行前进，只为逃离这个地方”。[26]84万无家可归的人从城市中心撤离，在警察的指示下，他们赶往位于市郊的还完好的火车站或渡口码头。纳粹党党区领导人卡尔·考夫曼安排这些人撤离到位于北部和东部的农村地区。625辆火车将75万多民众送往新的安置点，其中大多数都是临时住所。尽管考夫曼呼吁官员们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各司其职，但他们中许多人还是逃走了。汉堡食物分配办事处原本有2,500名官员，但在空袭过去的3周后，还有900人没有回到自己的岗位，他们或者失踪不见，或者已经遇难。许多纳粹党地方领导人擅作主张，强行征用他们所辖城市片区的民众撤离专列，他们中不少人还大肆挪用汽车和卡车，用来转移自己的亲属，同时尽可能地将他们的财产转移出城。纳粹党政府此时似乎已处于坍塌的边缘。第三帝国是一个家长式统治的国家，一切都由政府裁决，在这种意识形态下，民众一旦遭遇危机，会理所当然地期待从政府那里获得援助，然而，在这场空袭灾难中，政府却表现出全方位的无能，这在民众中引发了广泛的批判性言论。尽管戈培尔的宣传机构极力激起民众对英国的报复情绪，但民众的愤懑之情却并未指向英国发起的“恐怖袭击”，相反，他们的矛头直指戈林以及德国空军，指责他们未能捍卫自己的祖国，同时，他们也对纳粹党进行抨击，指责它给德国招致了如此毁灭性的打击。“纳粹党成员，”玛蒂尔德·沃尔夫·门克贝格记载道，“为了保护自己，将纳粹党党章从自己的衣服上扯下来。城里到处都有人在咆哮道‘打倒那个谋杀犯’。面对这样的反动言论，警察方面并未采取任何行动。”[27]

这一波又一波的空袭使路易丝·索尔米茨惊骇愕然，她找不出任何恰当的词语来形容这一切。1943年8月初，她和丈夫提心吊胆地走出房门，来到城市的街道上，放眼望去，进入眼帘的“唯有碎石瓦砾，我们的脚下满是碎石瓦砾”。在恐惧和震惊中，索尔米茨观察着灼热的建筑物如何缓慢地冷却下来：

排屋拐角处的煤仓，终究，终究是燃尽了。这真是一出绝佳的戏剧。煤仓上面的商铺被摧毁殆尽，闪着红色或玫瑰色的光。我来到通往地下室的楼梯，这有点唐突而不负责任。我上面这座巨大的房屋已经被炸得满目疮痍，而在地下室下面，我看见的只有一片地狱般的火海，里面火光四起，飞舞乱窜的火焰在其中咆哮肆虐。后来，只有煤仓井壁里还有火光，而上面的商铺则成了一个个黑漆漆的洞穴，满是阴森死气。火焰最后烧成了蓝色。在白天的时候，空气因受热也在闪烁晃动。[28]

格哈德·M. 是一名士兵，他曾是纳粹冲锋队的成员，喜欢骑着自行车四处游览。他曾在几天前到过汉堡，但1943年7月28日，当他再次来到汉堡时，他发现这个城市已被遗弃了。“这些人都去哪里了？”他自言自语道。在哈默布鲁克大街（Hammerbrookstraße）工人阶级聚居区（港口附近），他看到了这样一番景象：

一片死寂。没有人来这里寻找他们的私人物品，因为这里的人们也都淹没在了碎石瓦砾之下。这里的道路也无法通行，我只能将自行车扛在肩上，艰难地跨过这些碎石。房屋全都被夷为平地了。放眼望去，一片废墟，安静得如同死亡一般。没有人成功逃离这里。燃烧弹、空中炸弹以及定时炸弹同时朝这里投来。路面上你还能看到死尸。在碎石瓦砾掩盖之下的路面上，又究竟躺着多少尸体呢？[29]

他问自己，这里的一切什么时候才能重建起来？人们什么时候才能恢复正常的生活？作为一名资深的冲锋队员，他深知答案只有一个，即“当我们最终赢得战争的时候。当我们能够再次在德国境内不受干扰地工作的时候。当外国民众不再嫉妒羡慕我们的时候”。[30]在一个多世纪以前，也就是1842年的时候，汉堡发生大火，整个城市都吞噬在火焰之中，但汉堡依然从这场噩梦般的灾难中恢复过来了，格哈德·M. 对此感到十分欣慰。接着，在他的想象中，伦敦民众“对德国的强大实力一无所知”，正沉浸在一片欢愉之中，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伦敦在不久的将来必定会遭受同样的厄运。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有朝一日，高傲的伦敦将会切身感受到战争的威力，它将遭受到的破坏会是此刻汉堡遭受的数倍”。[31]他在作这番遐想的时候，或许忘记了德军“闪电战”对伦敦造成的巨大破坏和惨烈的人员伤亡。然而，他对汉堡空袭的这种反应并不普遍。在防空洞中，如果有人试图火上浇油，在民众中煽动憎恨英国人的情绪，这种人经常会被人们嗤之以鼻。“我们在防空掩体中待了近3个小时，”路易丝·索尔米茨记述了后来发生的一个场景，“负责看守防空掩体的雇佣兵说道：‘伦敦人不得不在他们的防空掩体中待上120个小时。我希望他们永远也出不来，他们活该！’——‘他们也只能按照政府的命令行事。不然他们还能怎么样呢？’其中一名妇女回应道。”[32]“尽管在这一系列的袭击中我们蒙受了沉重的损失，”索尔米茨后来写道，“但汉堡民众并未对这位‘敌人’产生多大的仇恨情绪。”[33]

令民众真正挥之不去的情绪是绝望。“我们已经失去了勇气，笼罩在一股被动而漠然的氛围之中，全都哑然失声，”玛蒂尔德·沃尔夫·门克贝格写道，“报纸以及无线电收音机中播报的内容纯粹是虚张声势，尽是些空洞的垃圾言论，这一点几乎每个人都了然于心。”[34]党卫队保安处汇报说，“大部分民众都对当前这种形式的宣传内容置若罔闻”。[35]最终，许多民众还是回到了汉堡，所以截至当年年底，汉堡的人口数量由60万人恢复为100多万人。尽管如此，仍有相当多的难民盘桓在第三帝国的其他地区，这进一步增强了党卫队保安处所说的“冲击效应和极度惊惶的情绪”，这种效应和情绪存在于“整个第三帝国领地内的民众中”。“撤离的德意志民族的同志们四处讲述汉堡遭受的破坏产生了怎样的后果，这令民众心中本就存在的恐惧情绪变得愈发强烈。”[36]同盟国军队还经常向德国城市空投宣传册，警告德国民众说这些城市将被夷为平地，有时候还带着一丝威胁的腔调，比如，“哈根（Hagen，鲁尔区的一个城镇）的民众们，你们虽然躲在洞里，但我们仍然能找到你们”。这些宣传册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民众的忧虑。1943年，同盟国的飞机朝地面投掷了许多伪造的食物定量配给卡，这在普通民众中引起了一阵混乱，给本就焦头烂额的当地统治机关增加了更多的工作负担。汉堡在1943年7—8月的空袭中遭受了惨烈的破坏，这严重地挫败了民众的士气；其实，在此之前，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灾难性败北已经打击了汉堡民众的士气。1943年8月之后，德国民众心中不再抱有对战争的热情，此时他们的内心充满了恐惧——他们恐惧如果德国战败他们可能面临的命运。在戈培尔的组织协调下，媒体愈发利用民众的这种恐惧情绪，进行大肆宣传。[37]

与此同时，宣传部催促德国普通民众拿出十二分的干劲，投入到全民参与的“总体战”中，但统治当局显然尚未做好充分准备，这极大地削弱了宣传部的鼓励成效。一名初级陆军军官在其家乡汉堡遭到轰炸后埋怨道：“他们完全是在睁眼说瞎话。汉堡所发生的事情充分证明，‘总体战’只是句口号，根本没有付诸实践。”[38]1943年6月17日，正如党卫队保安处所汇报的那样，在伍珀塔尔和杜塞尔多夫遭到袭击之后，民众们已经“彻底精疲力竭，变得完全无动于衷”。但有的人（或者说这是党卫队保安处的谨慎猜测）在谴责统治当局。在不来梅，两名冲锋队员看到一位妇女在自家地下室前面痛哭流涕，她的房屋已经被炸毁，房子里面躺着3具尸体，分别是她的儿子、儿媳以及2岁大的孙女。当他们两人试图去安慰她时，她大声叫道：“穿褐色制服的冲锋队应该为战争负责。他们如果去了前线的话，一切都会好一些，英国人也没法来到这里。”[39]党卫队保安处在报告中继续说道，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被轰炸的城市中，民众碰面时说的是“早上好！”这种旧式的寒暄方式，而非“希特勒万岁！”。一名对数字敏锐的纳粹党员汇报说，在巴冕城（Barmen）遭受袭击后的一天，他用“希特勒万岁！”这句话跟51个人打招呼，但只有2个人以同样的措辞予以回应。1943年8月，党卫队保安处汇报说民众中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任何人只要能带5名新人加入纳粹党，那么他自己就可加入纳粹党。要是能带10名新人加入纳粹党，那么他就能得到一张证书，承认他跟纳粹党永远不沾边。”[40]另一个在第三帝国许多地方流传的笑话是这样的：

有这么两个人，一个来自柏林，一个来自埃森，他们在讨论各自城市在轰炸中所受到的破坏程度。来自柏林的这个人说道，柏林遭到的轰炸实在是太恐怖了，甚至在袭击结束5小时后，窗户玻璃还在往房子外面掉。来自埃森的那个人则回答说，这不算什么，在埃森，甚至袭击结束2周后，元首的肖像都还在往窗户外掉呢。[41]

在杜塞尔多夫，有人将希特勒的画像挂在一个自制的绞刑台上。[42]在诸如此类的城镇，民众对希特勒完全不抱希望，早在1933年以前，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组织的劳动运动就已经在这些地方出现了。但在几乎所有的，包括汉堡和柏林在内的大城镇，对希特勒政权不抱幻想的这种情绪都普遍存在。因为纳粹体系从未深入民心，所以民众中的不满情绪很容易就显现出来了。

三

除了汉堡以外，第三帝国的其他城镇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居民撤离。敌军每开展一次大型袭击，德国方面都会出现一次人口撤离。尽管如此，每一次人口撤离都会事先制定一个撤离计划。最初撤离计划的对象主要是年轻人，换言之，就是不能直接服务于战争经济的群体。统治当局制定了一个详细的“儿童下乡运动”（Kinderlandverschickung）计划，将10岁以上的城市儿童送往位于德国南部、萨克森州以及东普鲁士的营区，同时还有一部分儿童被送往位于波兰、丹麦、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以及波罗的海国家的营区。截至1940年年底，大约有30万名儿童已被送到了共计近2,000个营区，他们大部分人只是在那里待几个星期；10岁以下的儿童被安排在当地人的家中。到1943年的时候，他们在营区逗留的时间要更长一些，有时要连续待上好几个月，而且无论什么时候，分散在大约5,000个营区中的儿童，其总数都一直在100万以上。[43]该计划是由希特勒青年团和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组织共同负责的，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保证希特勒青年团能够转移儿童，使其免受家庭尤其是教会的影响，同时为他们提供严格的纳粹教育。这些营区都禁止神父和牧师靠近，主教们开始抱怨说这些孩子们缺乏宗教教育。[44]在希特勒青年团的负责人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及其下属看来，在纳粹教育这方面上，该计划显得异常成功，因此，他们甚至拟订方案，决定在战争胜利后继续沿用该计划。[45]然而，乡村民众却对该计划表现出强烈的敌对情绪，尤其是其中一些家庭，安排他们接待的儿童来自德国大城市中凋敝的工人阶级聚居区，这些孩子鲁莽放肆，无法无天，因此，即便统治当局以金钱作为补偿，许多农村家庭也拒绝接收他们。城市里的学校因炸毁而被迫关闭，小学生和老师被迫转移到乡村地区，相对而言，出现这些现象的区域范围还是较小。甚至在1943年年底，柏林24.9万名小学生中也只有3.2万名以这样的方式被撤离；有8.5万名仍留在城市里，还有13.2万名被他们的父母送到德国的其他地方，寄居在自己的亲戚家中。德国各大城镇中有众多区域都被炸为一片废墟，而据上述情形所见，此时，在将儿童撤离出这些区域的过程中，自立自助要比等待政府或纳粹党的指导更重要。[46]

在整个1944年及1945年初期，随着空袭强度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人落得无家可归，撤离者和难民的数量不断攀升，最后超过了800万人，其中不仅包括儿童，还有母亲、婴儿以及老人。[47]1943年11月18日，党卫队保安处就当前情况做了总结。总结指出，尽管绝大部分撤离的妇女和儿童都能理性接受他们的命运，但还是有一小部分人仍对此感到不满，那些被迫丢下家中男性成员的人尤其如此。男性也发出了类似的抱怨，这一点在工人阶级男性成员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的家庭被撤离到乡村地区，他们感觉自己被抛弃、被忽视了，感到落寞无助。据报告，鲁尔区的一名矿工在轮班结束之后对他的工友说：“一想到漫长的夜晚，我就又痛苦万分。只要在工厂，我就不会去想，但一回到家，我就笼罩在一股深深的恐惧中。我想念我的妻子，想念孩子们的欢声笑语。”而且，这份报告继续写道：“在说这段话的时候，该男子已在落泪了，他毫不掩饰，也不觉得当众落泪是丢脸的事情。”[48]有的工人阶级家庭被撤离到了天主教地区，他们与接收他们的当地虔诚教徒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因而导致了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在慕尼黑和纽伦堡也遭到袭击后，巴伐利亚人被撤离到了德国北部，据说，一些巴伐利亚人对当地人说道：“我们之所以有今天，都是拜你们汉堡人所赐。之所以这样，都是因为你们不信教！”[49]正如该报告所指出的那样，“绝大多数被撤离的妇女和儿童都被安排在小村庄和农村社区，这些地方的环境是最原始落后的”，这使得紧张氛围愈发强烈。妇女们不得不走很长一段距离去领取物资，“不管是风雨天气还是冰雪交加”，她们都只能将自己的孩子留在住的地方，无人照看，这令她们愈发焦虑不安。人们感觉农村地区的地方管理机构和纳粹党组织根本帮不了什么忙。还有一个很明显的情况就是，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房子还有空余闲置的房间，而农民和工人却不得不在他们本就拥挤不堪的农舍中为撤离者腾出一些空间，这也导致了民众怨声载道。撤离者还有一些受损的财产留在原来的城市，这些财产的命运如何，这也是令其忧心不已的问题。[50]

由于诸如此类的问题，许多妇女带着她们的孩子回到了自己的故乡，统治当局力图阻止此举，并出台命令，规定她们的定量配给卡在自己家乡是无效的。因此，1943年10月11日，300名妇女在多特蒙德附近的工业城镇维滕（Witten）发起了一场公共游行，当地统治当局不得不命令警察前来恢复秩序。然而，警察到达现场之后却拒绝采取任何行动，因为他们被成功说服，认为妇女们的抗议是正义的。在鲁尔区的其他地方也上演了类似的，戏剧性稍差一些的场景。一份报告以震惊诧然的口吻指出：“人们甚至辱骂官员和领导。”[51]报告称，其中一名妇女说道：“你们为何不直接把我们送到俄罗斯去，用机关枪把我们全都杀死呢？”这句话显然在隐射德国犹太人的命运。[52]民众希望他们的房屋能尽快得到修缮，或者统治当局能直接修建新的房屋。[53]但这几乎不可能，因为遭到破坏的房屋规模非常大。汉堡党区领导人卡尔·考夫曼等一些官员要求加快驱逐犹太人，以便为在轰炸中房屋被毁的德意志人提供更多的容身之所。但德国的犹太人本就少得可怜，即便是在顶峰时期，其人数也不到德国总人口的1%，所以尽管德国领导成员们确实利用了该机会来驱逐犹太人，尤其是阿尔贝特·施佩尔，他借此机会为工人寻觅住所，但这也只是杯水车薪，完全解决不了问题。地方统治当局计划建造临时住宿点，其中包括两层楼的简易木质房屋，但这些修建计划与官方优先发展战争相关行业的规定相冲突。1943年9月9日，希特勒颁布法令，成立“德国住房援助”（German Housing Aid）机构，由罗伯特·莱伊负责，统治当局提供专项资金，建造用预制构件组装而成的房屋，其中一些房屋是由犹太集中营囚犯建造的。但这也无济于事。据官方统计，截至1944年3月，无家可归的人多达190万，总共需要65.7万处新的住所。而截至1944年7月底，仅有5.3万处住所落成。有的雇主仅为德国工人提供一些设施简陋的新住所，但即便是这样的住所，其数量也颇为有限。1944年12月，戈培尔参观了波鸿，他指出尚有10万居民住在那里，随后又纠正了自己的措辞，“说他们‘住’在那里是不对的；他们只是在地下室和地洞里面搭了个窝”。[54]

1943年1月，希特勒任命戈培尔为部际轰炸破坏委员会（Inter-Ministerial Bomb Damage Committee）主席，因此，在处理空袭相关的事宜方面，他的角色愈发举足轻重。这一职位极大地扩展了他的权力范围，他在受灾城市采取了紧急救援措施，其中甚至包括征用军营来为无家可归的民众提供临时住所。1943年10月22日，卡塞尔市（Kassel）遭到空袭，轰炸所引起的风暴性大火损毁了全市63%的房屋和公寓，令其无法再用于居住。戈培尔派去的队伍几乎刚到卡塞尔市就报告说，当地的纳粹党负责人卡尔·魏因里希（Karl Weinrich）完全无法应付空袭造成的破坏。在戈培尔的要求下，魏因里希很快就以身体原因退休了。这件事情促使戈培尔说服希特勒在1943年12月10日设立了帝国人民空战措施督察委员会（Reich Inspectorate for Civil Air War Measures），由戈培尔本人负责。这一切赋予了戈培尔充分的权力去批评他不喜欢的纳粹党官员，同时，他也凭借自己的影响力开始凌驾于他们之上，甚至直接将他们换掉。当然，在处理空袭事宜的领域中，他也并未达到拥有全部控制权的地步。而且，事实上，从某些角度来看，这反而将他置于与其他权力人物针锋相对的处境，比如戈林和希姆莱，前者负责民防工作，后者负责警察服务体系和消防工作。敌军投掷的炸弹很多还未爆炸，而处理这些隐患的工作是由帝国司法部负责的，在接到希特勒1940年10月颁布的命令后，帝国司法部派遣关押在国家刑罚机构的犯人去拆除这些炸弹。帝国司法部向希特勒汇报道，截至1942年7月，他们已经成功拆除了3,000多枚炸弹。在随后几个月中，随着空袭愈演愈烈，被拆除炸弹的数量也大幅度上升。参与炸弹拆除工作的犯人，其死亡率在50%左右。起初，这些囚犯得到了能减刑的承诺，于是才铤而走险参与拆除炸弹的工作，而此刻，对那些幸存下来的犯人而言，这一承诺根本没有兑现。此外，在重大空袭之后，许多其他紧急措施是由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组织采取的，该组织临时设立了户外伙食供应处，为民众提供食物，有时部队也会对其施以援手。在战争背景下，该组织也转而肩负起了承担救援行动的重任，以实际行动响应总体战的号召，安置撤离者，照顾老人，为孤儿找合适的收容者，设立寻找遗失儿童的服务机构，还有提供其他服务，不一而足。截至1944年，在该机构及与其紧密相连的德国红十字会中服务的志愿者人数超过了100万。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组织成功地打败了教会团体在福利工作上的竞争。[55]尽管如此，它仍然还有竞争对手，即纳粹党内的妇女组织，该组织在安抚带小孩儿的家庭上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些家庭的房屋都在轰炸中被炸毁了。[56]纳粹党党区领导人们也被赋予了一些权力，他们有权提高食物配额，分发额外的食物，同时为那些在轰炸中丢失定量配给卡的人发放新的卡片。然而，物资供应还是经常短缺，此外，由于原材料匮乏，以及原材料需要优先满足军工生产，因此民众对炊具和其他家庭用品的需求也得不到满足。虽然政府为房屋被炸毁的人提供经济补偿（这是1940年11月出台的两个法令所要求的），以便他们能租赁新的容身之所，更换必要的生活用品，但受惠人群极其有限。[57]

结果证明，要将防空设施的水平提升到令人满意的程度也并非易事。尽管纳粹党高级官员经常实地巡查，这其中就包括汉堡的党区领导人卡尔·考夫曼，他在1945年1月巡视德累斯顿时曾就防空掩体匮乏的问题提出了严厉批评，但各地方当局也并未因此采取措施予以改善。起初，希特勒计划在1940年9月底之前建成2,000个防空掩体，但到了1943年8月底，落成的掩体仅有1,700多个。1941年年中时，柏林市内的掩体建造达到了顶峰，在首都这里建造防空掩体的工人达2.2万多名，其中许多人都是国外强制性劳动力。但很显然，即便是建成了2,000个防空掩体，这对于德国庞大的城市人口而言也只是杯水车薪。建造U型潜艇基地需要混凝土，开展军工业生产和修建西部壁垒需要劳动力，运送制造武器的相关原材料需要交通运输设施，建造飞机坦克更需要钱。因此，当空袭来临的时候，那些已建成的防空掩体就变得异常拥挤，尤其是那些混凝土加固过、墙体厚实的地面防空掩体更是被挤得水泄不通。例如，1945年年初，汉堡—哈尔堡（Hamburg-Harburg）的一个防空掩体里面塞了5,000人，而该掩体建造的时候，其预期容量仅为1,200人。无论是在小城镇还是在大都市，都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口能得到防空保护。比如，吕登沙伊德（Lüdenscheid）有38,400人，但防空设施仅够1,200人使用，而索斯特（Soest）有25,100人，防空设施却只够4,000人使用。早在1943年的时候，人们就已经开始抱怨，说在战争初期的时候，钱、人力以及原材料都已经准备就绪，但统治当局却并未采取任何行动修建防空设施。很快，谣言便甚嚣尘上，说纳粹党的领导人们为自己修建了私人防空掩体，就像萨克森州的党区领导人马丁·穆奇曼（Martin Mutschmann）一样，他命令党卫队先锋劳动队在自己位于德累斯顿的私人别墅下面修建防空洞，这是整个城市中的唯一一个防空洞。当然，其中最奢侈的还是希特勒，他在位于柏林的帝国总理府下面为自己修建了一个庞大的防空掩体群。其实，自1936年以来，这个防空掩体就已经存在了，在1943年初的时候，针对该防空洞的扩建计划开始实施。这个防空洞分为两层，位于地下40英寸的地方，顶部加盖了一层厚达12英寸的混凝土，里面有柴油发电机，用来取暖和照明，同时还用来取水，并将废物排出去。该防空洞由埃森的豪赫蒂夫公司（Hochtief）建造。此外，希特勒在图林根州奥尔德鲁夫（Ohrdruf）的现场指挥部还有一个指挥中心防空掩体，以及一个地下指挥中心建筑群，这些建筑也由豪赫蒂夫公司建造。修建上述这三处建筑消耗了大量的混凝土，动用了众多的劳动力（总共投入了2.8万人），其投入比1943和1944这两年德国用于修建民事防空掩体的总投入还要大。[58]

正如戈培尔在对波鸿的评论中所提到的那样，在战争后期，德国各个大小城镇的居民在很多时候甚至是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在防空洞、掩体以及地下室中度过的，而且这一形势愈演愈烈。空袭不分昼夜，警报拉响的频率也越来越高，人们一听到警报声就匆忙跑进这些防空掩体中。例如，1943年和1944年，明斯特的空袭警报分别拉响了209次和329次；而且，在1944年时，有231次或者更多的空袭警报是在白天拉响的。而仅在1945年的头三个月中，明斯特的空袭警报就拉响了293次，这比1943年全年的拉响次数还要多。德国的其他城镇也出现了类似情况。空袭警报严重地打乱了民众的日常生活、睡眠以及经济活动，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很多地方的民众对空袭警报的忍耐几乎都达到了极限。民众尝试着用笑话来消除这一紧张情绪，其中一个笑话是这样的：“‘夜间战斗机这个事情我们该感谢谁呢？’‘赫尔曼·戈林。’‘整个空军这个事又是拜谁所赐呢？’‘赫尔曼·戈林。’‘赫尔曼·戈林是奉谁的命令呢？’‘元首的命令！’‘要不是赫尔曼·戈林和元首，我们现在在哪儿呢？’‘在我们自己床上！’”[59]1944—1945年，敌军向前推进而穿过欧洲沦陷区时，德国的预警雷达站没有发出任何声音，而且，从空袭警报拉响到袭击正式开始之间的间隙也越来越短。人们开始陷入恐慌，匆忙而无序地冲进防空洞中，拥挤中导致的受伤甚至死亡的情况越来越多。事实上，1944年1月，当民众们你争我抢地试图钻进位于柏林赫尔曼广场（Hermannplatz）的一个防空掩体时，有30人因踩踏而亡。当年11月，类似的悲剧也在一个名为万讷艾克尔（Wanne-Eickel）的城市上演了，35个人因此不幸丧生。[60]

那些躲在自己家中的人准备好了一袋袋的沙子以及一桶一桶的水，以便及时扑灭轰炸引起的火势。他们都深知，如果自己的房屋被炸弹直接击中，这屋子根本无法提供有效防护。人们把地下室的墙壁凿穿了，这样一来，如果炸弹落在他们自己房屋上，他们就能借此逃到邻居家去。在一次夜间空袭中，一名日记作者躲在自己的地下室里，这样描绘了那晚的情形：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附近落下来许多燃烧弹，随即，这些燃烧弹一枚枚地爆炸开来，震耳欲聋，威力骇人。因为我们家的地下室不是很深，所以我们都蹲在地上，或者蹲在席子上，紧挨着我们凿开的墙洞（这是用来逃生的，方便我们逃到邻居家去，凿洞也是统治当局的规定）。每个人头上都裹着一层湿布，手里拿着防毒面具，兜里面揣着火柴，随身还带着一张湿毛巾，一听到“注意！”的口令，我们就将毛巾蒙在脸上。这一声命令意味着重型炸弹即将来临，甚至大家都能听到它飞射而来的声音，这时，我们就用拇指和小指将湿毛巾捂着嘴和鼻孔，如此一来，炸弹爆炸后产生的强烈气压以及四处乱溅的碎石扬尘就不会钻进我们的嘴里以及紧闭的双眼。尽管我们所在的街道并未遭受高爆炸弹和雷弹的攻击，但我们的墙壁仍然晃动得厉害，这令我们胆战心惊。灯光熄灭了，我们点亮了灯笼。玻璃碎裂的声音、瓷砖坠地的声音和窗框被炸落的声音等混杂在一起，接连不断。我们估计，整个房屋应该都被炸成了碎石瓦砾。此外，我们还闻到一股东西烧着的味道。[61]

在公共防空洞中，有专门的看守人员对民众的进入以及他们在防空洞中的行为进行严格管理和控制，但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民众愈发无视这些规定。按照规定，只有自己家中没有防空掩体的人才有资格躲进防空洞，而且犹太人和吉卜赛人是无权进入的。1944年，戈培尔颁布命令，规定从事核心军工行业的工人可优先使用防空洞。人们要想进入公共防空洞，必须出示进入许可证。到1943年下半年，基本上没人在意这些规定了。人们你争我抢，毫无秩序地涌入防空洞，里面的通风设备原本只够容纳少部分人，此刻完全不够用，所以，防空洞里臭气熏天，人们也汗流浃背，疥疮以及其他由环境污秽引起的疾病和感染在里面蔓延滋长，人们开始彻底失去秩序。正如哈姆（Hamm）的一名卫生官员在1945年1月时所记载的那样：“他们抢夺其他人的财产，完全不尊重妇女和儿童，所有秩序和卫生都荡然无存。此刻，那些素来衣着讲究的人也一整天都不洗漱，也不再梳理自己的头发……在防空洞中，他们不再去厕所排便，而是直接选个暗处解决，比如就在防空洞中的某个角落。”[62]

与此同时，在重大空袭之后，警察部队竭尽所能地恢复地面秩序。他们将那些存在安全隐患的废墟封锁起来，清理街道，整理尸体，如果可能的话，还对尸体进行辨认，并将其埋葬，有时候仅仅在尸体上裹一层纸，然后埋在集体墓坑里。尽管希特勒曾禁止这样的做法，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采取其他更人性化的措施根本不切实际，因为尸体的数量实在太大，远远超过了公墓的容纳量，而且长期以来，宗教传统反对尸体火化，这意味着此刻即便他们要火化这些尸体也没有足够的设备可以利用。人们的房屋被炸得面目全非，但他们仍然在残余的墙壁上写上粉笔字，给失踪的亲人留下信息，希望他们能活着看到信息找到他们。人们的财产散落在废墟的各个角落：床、家具、锅碗瓢盆、衣服、盛装食物的瓶瓶罐罐，还有其他一切能想到的东西。特遣小分队四处搜集这些散落的财产，将其送到专门用于储藏遗失物品的仓库，直到他们的主人（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来认领。仅在科隆，这样的仓库就有150个，但其中绝大部分仓库在后来的空袭中都被炸毁了。[63]在这种情况下，街上到处都游荡着绝望而流离失所的人，仓库的物品对他们来说具有非常强烈的诱惑力。那些因偷盗而被抓住的人会受到严厉的惩罚。1939年9月5日出台的法令明确规定，灯火管制期间偷盗的人都是“国民害虫”（Volksschädlinge），将被处以死刑。正如汉堡的一份报纸在1943年8月19日（汉堡受到重大空袭之后不久）所报道的那样：

警察和法庭开始全力以赴地打击偷盗抢劫等案件，他们持续工作，使越来越多趁乱打劫的人，得到应有的报应，因为这些犯人自私地为了满足一己私利而给受苦的同胞们带来了绝望的情绪。任何因抢劫而使民众受到严重冒犯的人都会遭到清算！[64]

如果犯人抢劫的物品较少，造成的不良影响较低，那么他有可能被囚禁在州立监狱一至两年。但那种屡教不改的偷盗抢劫者或者参与大规模偷盗的人将被处以死刑，倘若负责清理工作的别动队成员犯罪时，处罚更是如此。

1943年3月4日，不来梅的特别法庭判处一名男子15年监禁，他的偷盗罪名有15项，其中包括夜间在遭轰炸的灾区偷盗衣服、收音机、食物以及其他物件，然后又将其卖给一名销赃犯。法庭指出此人有前科，并宣布此人为一名危险惯犯。然而，检察官认为这一判处实在过于宽大仁慈，于是提出申诉，要求将其改为斩首死刑。在审理该申诉案的前一天，这名犯人就直接自尽了。[65]在另一个于1945年1月23日审理的案件中，一名有10项前科罪名的劳工被处以死刑，他的罪名是在前一年6月份的时候偷盗空袭遇难者身上的物品，包括一只腕表、一个烟斗、一罐烟草、一把修面刷、一串钥匙、一把指甲刀、两个打火机以及一支烟嘴和一个烟盒。他在1945年3月15日被处死。[66]各地的特别法庭处理的此类案件越来越多。1941年，多特蒙德、埃森以及比勒费尔德的特别法庭一共做出了52次死刑判决，其中32次与财产相关。而1943年，在全德国做出的所有死刑判决中，有1/4都与财产相关，绝大部分罪名都是在被轰炸的地方进行抢劫。[67]然而特别法庭采取的这种判决措施也只是徒然。德国被摧毁的城市越多，其社会体制就愈发趋于倾覆解体。1943年，整个德国由“民族共同体”开始逐渐转向“废墟社会”。到了1945年的时候，整个德国社会几乎完全崩盘。

四

1943年春天和夏天，同盟国进行的一系列轰炸行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无异于是对戈林麾下的空军发出了一次严厉的控诉。戈林在纳粹党领导层中的地位开始动摇，同时，他在民众中的威望也大打折扣。很快，关于他的各种揶揄笑话便四处流传。因为他曾夸下海口，说哪怕有一枚敌军炸弹落到祖国领土上，他就改姓“迈尔”（Meier），因此，人们现在都习惯性地称他为“迈尔先生”。然而，据施佩尔后来回忆道，这位帝国元帅对此只是避而不谈。阿道夫·加兰德（Adolf Galland）将军是战斗机队伍的负责人，他警告道，美国战斗机的油箱容量扩大了，已经能随着轰炸机深入到亚琛（Aachen）这样远的城镇，但戈林对此不予理会。因为作为一名资历颇深的战斗机飞行员，他断定这种情况根本不可能出现，即使出现，也一定是风把小部分飞机吹到东边去的。当加兰德一再坚持，称其中一些战斗机已经被击落而且已经获得地面确认时，戈林彻底失去了耐性，火冒三丈地叫道：“我此刻正式给你下达命令，它们飞不过来！”当时，加兰德嘴里叼着一支长长的雪茄，然后向戈林妥协了，流露出明显的讽刺意味。施佩尔回忆说，加兰德面带一种令人难以忘怀的笑容答道：“属下遵命，长官。”面对如此惨烈的空袭，德国空军参谋总长汉斯·耶顺内克（Hans Jeschonnek）陷入了绝望无助的境地。因此，1943年8月18日，他选择了自杀，并留下了一张纸条，表示不想让戈林出席他的葬礼。当然，身为帝国元帅，戈林不可能不参加他的葬礼，事实上，他还代表希特勒献上了一个花圈。两年前，王牌飞行员恩斯特·乌德特选择自戕；两年后，耶顺内克也选择了同样的命运，这再次表明，戈林目无一切的傲慢和大言不惭的作风正把他的部下逼上绝路。[68]

1943年，同盟国军队并未继续对鲁尔区实施进攻，而是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柏林。柏林既是第三帝国的首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也是全德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但英国机场到柏林的距离要比到汉堡和鲁尔区的距离远得多，轰炸机必须飞行很长一段距离，绕一个大圈子才能到达柏林。如此一来，德国的防御力量便有时间来对这些轰炸机进行定位。此外，由于地面曲度的影响，柏林的地理位置比较隐蔽，所以即使是最有效的导航辅助手段也无法准确定位柏林。然而，同盟国的空军无所畏惧。1943年11月22至23日夜间，700多架轰炸机飞到柏林上空，借助雷达的指引，在厚厚的云层上投下了携带的炸弹。尽管许多炸弹没有击中其预期目标，但此次空袭仍然摧毁了众多人们所熟悉的标志性建筑，其中就包括主要的火车站，而且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连英国和法国之前驻德国的大使馆也被炸毁了。阿尔贝特·施佩尔从一个高射炮台那里观察了一场空袭，此处视野极其开阔，他看到“空中落下一枚枚的降落伞照明弹，发出明亮的光芒，柏林民众称这些照明弹为‘圣诞树’；随后便是此起彼伏的爆炸带来阵阵亮光，被吞没在厚厚的烟层中。不计其数的探照灯到处晃动，有架飞机被探照灯逮住，它试图逃出探照灯的锥形射束，在空中惊慌乱窜，而当这架飞机被击中后，迅速坠落到地面，仿若一支燃烧着的火把，转瞬即灭”。破晓时分，整个城市淹没在浓厚的烟雾和尘埃之中，这些烟雾和尘埃缓缓升腾，达到2万英尺的高度。[69]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轰炸机司令部又对柏林发动了18次空袭。在这一系列的空袭中，柏林总共有9,000人遇难，共造成81.2万人无家可归。但同盟国的损失也甚为惨重。英国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共计3,300多人遇难，近1,000人被迫跳伞逃生，结果被俘。在1944年3月24日的空袭中，10%的轰炸机彻底被毁，此外还有很多轰炸机被击中。这是英国对德国实施的最后的空袭。1944年3月初，美国对德国展开了日间袭击，并一直持续到4月和5月。[70]截至此刻，美国人已经学会了如何减轻损失，他们派出战斗机去应付德国的空中防御力量，以协助轰炸机的空袭。然而，战斗机的作战半径实在有限，以至于刚飞至德国边界便被迫折回。1943年10月14日，一支由近300架B-17轰炸机组成的机队途径亚琛飞入第三帝国境内。美国战斗机护航机队刚刚折返，一大群德国战斗机就出现在空中，用机炮和火箭瞄准这些轰炸机射击，在完全打乱轰炸机的阵型后，随后将其各个击灭。虽然有220架美国轰炸机飞抵施韦因富特，给那里生产滚珠轴承的工厂造成了进一步破坏，但同时也有60架轰炸机被击落，还有138架轰炸机机身受损。同样，在1944年3月30日对纽伦堡实施的空袭中，795架轰炸机甚至在飞抵德国之前就已经被德国的防空力量发现了，因为当天夜晚月光明亮，所以轰炸机飞行时留下的水汽尾迹异常明显。这导致这些轰炸机在飞向其最终目标的漫长航程中，一路上都遭到德国夜间战斗机中队的攻击。95架轰炸机被摧毁，相当于此次执行任务的轰炸机总数的11%。哈里斯警告道，如此惨烈的损失他们负担不起。[71]

显然，轰炸机需要战斗机来保驾护航，以应对德国的夜间战斗机。虽然P-38闪电式战斗机（P-38 Lightning）和P-47雷电式战斗机（P-47 Thunderbolt）都在机翼下安装了额外的油箱来延长飞行距离，但真正取得突破性进展的还是P-51野马战斗机（P-51 Mustang），这款战斗机由美国产机身和英国产劳斯莱斯“梅林”（Rolls-Royce Merlin）发动机组装建成，装有额外的油箱，最大续航能力达1,800英里，这使其足以护送轰炸机一直飞到柏林并返回，而且还有燃料剩余。很快，数千架P-51战斗机就生产完毕并投入使用。1943年12月，在对基尔（Kiel）的空袭中，第一批P-51战斗机飞抵德国。不久之后，每次对德空袭，同盟国的轰炸机都有战斗机中队护航，这些战斗机虽然携带额外的燃料，但它们依然迅速而敏捷，足以与德国战斗机相抗衡。其实，早在1943年11月，随着同盟国空军开始采取这一新的战略，德国战斗机折损的数量就逐渐攀升。到12月份，德国战斗机编队的战斗力损失已接近1/4。到1944年春天，德国战斗机每月的损失数量达到50%，战斗机的产量完全跟不上，无法弥补这一豁口。而且，受空袭的影响，飞机制造厂的产量由1943年7月的873架减少为1943年12月的663架。德国将战斗机调往西部对付敌方轰炸机，这极大地削弱了它在东部战线的战斗力，到1944年4月，德国空军在东部战线只剩500架战斗机，而它面临的是苏联的1.3万多架飞机。德国航空部认为，每个月的飞机产量必须达到5,000架，才有可能在这些对抗中取得胜利。然而，到1944年6月，同盟国的轰炸机不仅炸毁了德国的飞机制造厂，而且还破坏了德国的炼油厂和燃料生产设施，使德国空军只能使用之前积存的燃料。事实上，德国空军此时已经被彻底击败了，同盟国军队的战略轰炸进攻在不断扩大，德国的领空已经任其鱼肉了。[72]

当然，尽管德国的战斗机防御力量急剧削弱，难以对同盟国构成重大威胁，但同盟国的轰炸机中队仍然必须与数量庞大的德国防空炮台周旋，而且飞过德国城镇的上空依旧是一个危险甚至致命的任务。但同盟国空军的损失已经降到了空军负责人可以接受的程度，而且英国和美国的飞机产量取得了大幅度的增长，所以要弥补这些损失绰绰有余。截至1945年3月，参与空袭行动的美国轰炸机和战斗机数量达到了7,000多架，而英国出动了1,500多架重型轰炸机，在全德国范围内几乎连续不断地实施轰炸。战争期间，投放在德国境内的炸弹总量达142万吨，而在1944年4月底到1945年5月初之间，这也是战争的最后一年，投放的炸弹超过了118万吨。但这不仅仅是一个数量问题。德国防御力量受到削弱，这给了体型较小的战斗轰炸机进入德国。轰炸攻击目标的机会，其精确性比兰开斯特轰炸机和有空中堡垒之称的B-17轰炸机都高。在1944年下半年时，这些轰炸机将注意力转向德国的交通运输系统，开始轰炸铁路和通信中心。截至1944年年底，德国铁路货物运送减少了一半。此外，军工厂也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据施佩尔的装备部统计，截至1945年1月底，与预期计划相比，整个战时经济生产的坦克减少了25%，飞机减少了31%，卡车则减少了42%，而罪魁祸首都是轰炸造成的严重破坏。但即便这些生产目标都完成了，德国的军工业产量也无法与美国惊人的军工业产量相匹敌，更何况英国和苏联的军工业也在大力生产军备武器。此外，为了对付同盟国的轰炸，德国不得不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1944年时，德国生产的大炮中已有1/3都是高射炮，而且为了部署防空力量以及组织空袭后的修复与清理工作，德国投入了200万人力。此时，德国已经失去了它在东部战线的空军优势，战斗机和轰炸机数量都已不足以为地面部队提供协助支持，但在战争初期，德国空军曾为地面部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到了1944年，同盟国的轰炸机队伍已经能够肆意轰炸诺曼底海滩背后的公路、大桥以及铁路系统，这使得德军完全无法调遣足够的增援部队。如果德国空军仍保持着空中霸主的地位，那么同盟国的入侵也不会发生。[73]

据此，有人认为，轰炸缩短了战争持续的时间，因而有助于减少伤亡人数，尤其是削弱了德国方面的抵抗，这减少了同盟军的人员伤亡。然而，轰炸也导致了德国城镇中的遇难人数达到40万至50万，而且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普通居民。在这些死者当中，于1942年年底遇难的大概有1.1万人，于1943年遇难的大约为10万人，于1944年遇难的大约为20万人，而在1945年战争最后几个月的时候，遇难人数在5万到10万之间。其中10%的遇难者是外籍工人和战俘。所有的数据基本上都只是估算值，但毋庸置疑的是，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战争最后两年内遇难的。同盟国方面，在对德国的空袭中大约有8万名空军士兵遇难，而在德国发动的空袭中，英国有6万名平民遇难，在德国对华沙、鹿特丹、贝尔格莱德、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以及其他欧洲城市的一系列空袭中，平民死亡人数极有可能与英国死亡人数不相上下。在德国方，居民数量在2万人以上的德国城镇，40%左右的住宅被同盟军炸毁，而像汉堡和科隆这样的城市，高达70%的住宅被炸毁。在帕德博恩（Paderborn）和吉森（Giessen）这样的小城镇，几乎每一栋住宅都遭到了破坏，不再适于居住。这些住宅遭到如此严重的破坏，要花很多年才能将其修复。[74]

多年后，在其他地方的人们习惯用“附带伤害”来形容在这场战争中丧生的德国民众，但事实上，德国民众遭受的远远不止于此。尽管攻击普通民众会被判为战争罪，但毫无疑问，同盟国的战略轰炸行动目标，不仅包括对德国民众的士气进行彻底打击，甚至还包括对德国和德国民众实施报复。即使人们对整个轰炸行动是否有必要仍存在争议，但至少有一点是没有争议的，那就是轰炸行动没有必要持续那么长时间，尤其在战争最后一年，同盟军进行的无差别轰炸活动，更使其难辞其咎。[75]显而易见，关于这个棘手的问题，激烈的争论将持续不休。然而，无可否认的是，轰炸行动对民众的士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英国国内的一些人希望德国普通民众在轰炸行动的刺激下能站起来反抗纳粹党，采取革命行动以尽早地结束战争，这种希望根本不切实际。大部分受空袭影响的德国人都自顾不暇，他们忙于在废墟中求生，忙于重建被炸得满目疮痍的家园和恢复被彻底打乱的生活，他们想方设法躲避死亡，根本没有时间来思考如何反抗。战后，当被问及德国民众当时最无法忍受的事情时，91%的人都回答说是轰炸；而且超过1/3的人回答说轰炸削弱了民众的士气，包括他们自己在内。[76]民众对纳粹党不再抱有幻想，这种负面情绪的传播甚至要比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和北非的战败还有影响力。在这方面，伞兵马丁·珀佩尔的家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时他正在一支队伍中服役，对抗在诺曼底登陆日之后前来进犯的同盟国军队。1944年，远在德国家中的妻子给他寄来越来越多饱含绝望之情的信件。她再也无法理解，更不会支持纳粹党了。“德国曾如此美好辉煌，他们究竟把我们这个国家变成什么样子了啊？”她问道，“这足以让人痛哭流泪。”同盟国的轰炸在毁掉一切。显然是时候叫停这场战争了。“为什么会有人让我们的士兵去白白送死呢？他们为什么还要将德国剩下的地区也摧毁殆尽呢？这一切的灾难痛苦是因为什么？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77]

戈培尔的宣传部将怨愤发泄在同盟国的轰炸机机组人员以及他们的政治领导人头上，骂美国人是恶棍，说他们的空军都是从监狱里面放出来的犯罪分子，没有一点教养。此外，德国媒体还声称，相比而言，英国飞行员则主要是从那些没落的贵族里选出来的。然而，依照纳粹媒体所大肆宣扬的观点来看，这两方面的势力都效力于犹太阴谋者，并且犹太阴谋者还操控着罗斯福和丘吉尔，试图借此将德国彻底摧毁。[78]这样的宣传的确产生了一定的作用。[79]至少自1943年以来，民众纷纷要求对伦敦实行报复性轰炸，但这并非出于愤怒，而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唯有如此才能阻止敌军对德国的进一步轰炸，他们甚至认为这是阻止德国全面战败的唯一手段。[80]党卫队保安处汇报说：“人们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言论，说‘如果我们再不尽快采取行动，那我们做什么也无济于事了’，或者是说‘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被炸毁了，我们不能再忍了’。”[81]

1944年，连续不断的空袭警报给德国民众造成严重的心理压力，伴随着袭击、死亡和破坏的发生，以及戈培尔控制下的大众传媒不停煽风点火，民众中滋生了一些仇视同盟国轰炸机飞行员和机组人员的情绪。这种情绪开始以暴力的方式宣泄出来，其具体表现就是，同盟国空军因飞机被击中而被迫跳伞后，往往遭到暴力对待。1944年8月26日，7名美国空军在吕塞尔斯海姆（Rüsselsheim）的上空被迫跳伞，结果被一群愤怒的当地人活活打死。1945年3月24日，一名英国空军被迫跳伞，落在波鸿附近的田野上，结果被一名士兵用步枪枪托攻击。他摔倒在地，被一群人团团围住拳打脚踢，受伤严重。有人试图一枪打死他，但枪却卡壳了，因此他被人们一直拖着走，直到人群中有人拿来一把锤子打死了他。还有3名英国空军也落在这片区域，结果被盖世太保抓获，在遭到一番折磨拷打之后也被枪杀了。当地工厂的一名消防员反对自己的工友们杀害这些空军，结果自己却遭到举报，随后被盖世太保抓捕并枪杀。不仅是警察不能插手阻止类似的事件，任何插手干预的人，都会以“与战俘非法接触”的理由被逮捕和审判。1945年2月25日，威斯特法伦（Westphalia）南部地区的党区领导人下令道，“被击落的飞行员在民众的愤怒面前是不受保护的”。在战争最后两年，总共有至少350名同盟国飞行员被民众私自处死，还有60名左右的飞行员虽然没有被处死，但也受到了伤害。其中尤其臭名昭著的案件就是，1944年3月24日，58名英国飞行员逃离了一个位于下萨克森州萨根（Sagan）附近的战俘营，盖世太保奉海因里希·希姆莱明确下达的命令，将所有被抓回来的飞行员都枪杀了。但是我们必须正确看待这些事件。由盖世太保私自处死或枪杀的同盟国飞行员，其数量还不到被俘飞行员总数的1%。[82]这些残忍行为都是受到了仇恨情绪的驱使，而滋长这股仇恨情绪的最直接原因就是最后阶段的空袭，正如党卫队保安处所言，这种仇恨情绪在1944年以前还不曾出现。保安处的观察员指出，民众（尤其是那些在轰炸中无家可归的人们）中有这样一种呼声，要将英国人关进毒气室毒死或“全部清除”，但这些观察员也补充道：“这种对英国充满敌意的措辞很多时候只是一种绝望情绪的发泄，而且说这种话的人也只是笃信唯有摧毁英国才是唯一的出路……我们不能说这种敌对情绪是针对全部英国人的。”其中一名妇女在轰炸中沦落到无家可归的境地，观察员引用她的话说道：“我拥有的一切都永远失去了，这令我痛心不已。但这就是战争。至于英国人，不，我根本不恨英国人。”[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