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厄运降临”

一

在东部战线，德国第6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败北拉开了德军持续失利的命运，仅仅两年之后，随着柏林方面的彻底溃败，德军也被完全终结。此次战败是东方战场的决定性转折点。[118]甚至在保卢斯以及他那精疲力竭的部队投降之前，A集团军群（南方集团军群的另一支队伍）也已经陷入荆棘。1942年夏天，因为红军的撤退，A集团军群迅速挺进，穿越了高加索地区，而与此同时，苏联将领们正竭尽全力地组织增援部队以及物资补给。到了秋初时分，德军已疲惫不堪，数量也急剧减少，他们的物资补给线拉得过长，极不稳定，而且德军还被细分为了很多个先锋队，这进一步削弱了他们的实力。截至1942年9月中旬，尽管德军的挺进速度非常快，但他们离自己的目标——位于格罗兹尼（Grozny）和巴库的油田——依然还有数百英里。威廉·李斯特元帅是A集团军群的指挥官，他坦言，他不可能在冬天来临之前将俄罗斯人逼退到山口以外的地方，因为他根本没有充足的资源。得知这一情形后，希特勒怒火攻心，立刻罢免了李斯特，自己临时接管了A集团军群，尽管他完全没有精力去现场视察军事行动。希特勒仍然认为自己有能力占领里海地区的油田。但1942年时，他最终也不得不承认，要实现该目标无异于痴人说梦。红军也终于组织完毕，准备坚守他们的阵地。对很多德军士兵而言，在芳香的果园、葡萄园以及大片的玉米田中行军，再加上放眼望去，地平线上还有冰雪覆顶的远山，这一切似乎都恬静怡人。但在奥尔忠尼启则市（Ordzhonikidze），他们遭遇了苏联军队的拼死顽抗，无法将其挫败。11月2日，一名年轻的炮兵这样写道：“我们任何人都未曾经历过如此艰难的日子。厄运已经降临。”[119]11月14日时他又写道：“我们在过去两周的经历简直就是噩梦。”[120]德军遭到了红军的围困，他们拼死杀出一条血路，但他们除了撤退之外，无路可走。德军的此次进攻不仅仅是被暂时中止，而是被彻底终结。[121]

苏联军队从斯大林格勒的西部杀来，这不仅切断了保卢斯自己的第6集团军，而且还威胁到德军其他的战略点，所以，此刻唯一的选择就是撤军。如果苏联军队成功占领罗斯托夫并封锁高加索北部地区，那么A集团军群也会沦为孤军。此刻，希特勒将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在了斯大林格勒上，他委任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元帅为A集团军群的指挥官。克莱斯特立刻就洞察出了A集团军群有可能沦为孤军的危险。1942年12月27日，冯·曼施泰因劝蔡茨勒向希特勒提出请求，希望希特勒允许德军撤离高加索地区，最后希特勒极不情愿地批准了。或许他意识到了此刻第6集团军正困在斯大林格勒不得脱身，再加上之前还往北部地区派遣过重要部队，如此一来，要往高加索地区派遣增援部队根本不可能。但不久之后他就改变了自己的主意，但为时已晚，因为蔡茨勒已经打电话给那边的德军下达了命令，他们已经开始撤退。相对疲惫的苏联军队穷追不舍，德军一直撤退到顿河畔罗斯托夫，而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取得胜利后又往西挺进，德军因此被迫进一步撤退。[122]撤退强烈地打击了许多德军士兵的士气。“当你知道为了攻占这些区域，我们做出了多大的牺牲和努力时，”1943年2月16日，阿尔贝特·诺伊豪斯在给妻子的家书中写道，“你几乎会掉下泪来。你绝对不可以去想这些事情……此刻，我们正经历着一场名副其实的危机，如果你没有一颗虔诚坚定的心，你很可能失去坚持到底的勇气。”[123]这是他最后写的家书之一。结果不到一个月，也就是在1943年3月11日那天，阿尔贝特·诺伊豪斯因被红军的一发子弹击中而丧命。[124]

德军的一系列撤退使对战双方在东线开展下一轮战争成为可能，而且一定程度上东线开始趋于稳定。新的部队又从西欧地区抽调过来了，而且与此同时，冯·曼施泰因也重新组织兵力，配备新的武器，准备发起一场反击战。1943年2月19日，南方集团军群派遣两支装甲军朝北挺进，粉碎了苏联的先遣部队，重新夺取了哈尔科夫，而另一只装甲军则摧毁了更东边的苏联装甲军。一个月后，春天来临，冰雪融化，一切都变成稀泥，这迫使双方都暂时停止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面对这些颇为有限的军事成果，希特勒和德国军队领导层并未抱有更大的幻想。在斯大林格勒战败后，尽管纳粹领导层依然一如既往地夸大其词，吹嘘造势，但他们都清楚地认识到，在东部战线上，德国已经转向了防御的被动地位。此刻，德军最首要的任务就是保住对顿涅茨盆地内重工业区的控制权，因为里面有丰富煤炭和矿石储藏，这些都是关键资源。希特勒告诉德军将领们，失去了对该区域的控制权也就输掉了整场战争。[125]现在，德军需要采取一次战略性进攻，以尽可能少的兵力和军备损失来充分削弱红军力量，防止红军在夏天发起一场有效进攻，这样，德国前线现在面临的棘手问题就能被解决。完成这一战略性进攻的可能性甚为有限。此刻，红军在东部战线的兵力几乎是德军的2倍，而且他们的大炮数量也是德军的3倍，甚至是4倍，德军将领们对此心知肚明。这种形势下，在哪里发起一场战略性进攻才最稳妥保险呢？与之前在莫斯科的情形如出一辙，德军将领们此刻各执己见，莫衷一是，无法做出一个统一的决定。是否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巩固德军在意大利和西部地区的防御力量都更为重要，就这一问题，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发生了分歧。最终，希特勒还是不得不自己做出决定，这一点也与之前在莫斯科的情形一样。希特勒下令，德军将进攻库尔斯克，因为那里有一块突出之地，苏联一部分前线部队就在这个地方，这给了德军一个可乘之机，可以对其实施经典的包围战术。[126]

在等待雪泥变干、地面变硬期间，德军指挥官们调遣了大量新设计制造的虎式坦克和豹式坦克，还有其他的重型装甲武器——尤其是另一种名为斐迪南坦克歼击车的新式武器——以及战斗机，以便为攻打这块突出之地做好准备。冯·曼施泰因想要在红军备战之前迅速调集援军，但此刻，铁路系统在将援军送往前线的转移过程中遇到了重重困难，而且游击队还不停地攻击运输车辆，这令冯·曼施泰因沮丧不已。瓦尔特·莫德尔（Walter Model）元帅是第9装甲集团军的指挥官，此刻，他的军队驻扎在库尔斯克北部。他反复警告道，他的军队实力太弱，无法执行“堡垒行动”（Operation Citadel）——这一计划的代号——中他所负责的那部分任务。因此，希特勒推迟了此次进攻，给他时间增强军队实力。但库尔斯克这个地方太容易受到攻击，敌军号角极有可能从这里吹响，这一点人尽皆知，所以红军也调来了大量的援军以及装甲武器。此外，苏联的情报机构不仅已经成功截获了德军将从哪里发起进攻的信息，并且还得知了他们将何时展开行动。德军原本打算发起一场突击战，而此刻，对这场突击战至关重要的出其不意性已经丧失了。结果证明，这给德军带来了致命性的打击。[127]

到了7月初，军队已经集合完毕，他们将奔赴一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陆战。关于这场战争的数据可谓骇人听闻。在库尔斯克会战——包括堡垒行动和苏联发起的两场反攻战——中，双方总共投入了400多万兵力、6.9万门大炮、1.3万辆坦克和自行火炮以及近1.2万架战斗机。在起初的“堡垒行动”攻击中，红军的兵力几乎是德国兵力的3倍（142万6,352人对战大约51.8万人）。德国方面只有2,365辆坦克和自行火炮，而苏联调动的同类装甲武器则多达4,938辆。苏联防御力量总共拥有31,415门各种各样的大炮，其中包括火箭发射器，这一数量惊人的大炮构成了一道德军难以穿透的火力墙，而与此同时，德军能够调动的大炮仅有7,417门，根本不可能攻破苏联的防御。此外，德军早就丧失了在东部战线的空中主导权，他们在东部战线仅留下了1,372架战斗机，而对手的战斗机数量则多达3,648架，所以，德军不可能重掌空中霸权。除了上述装备及兵力投入之外，红军还在附近部署了大量的储备兵力和武器装备，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随时投入战争。莫德尔意识到这一点后，他刻意没有命令大规模的装甲部队参与作战，唯恐苏联方面会调动他们的储备兵力来给自己的后方造成威胁。在整个战争区域，红军总人数是德军总人数的3倍，红军坦克与装甲武器的总数也是德军的3倍，红军的大炮总数是德军的5倍，红军的飞机总数是德军的4倍。而且，同之前的对峙相比，红军在此次对战中，准备工作和组织工作都有了长足的进步。[128]

二

1943年7月5日早上，德军从这块突出之地的两翼同时向其发起进攻，但俄罗斯人已经做好应战准备了。在连续3个月的抢工中，30万名征召民众帮助苏联军队建造好了纵深达300千米的防御体系，包括带刺的铁丝网、深邃的壕沟、反坦克堑壕、掩体、安放机枪的防御性炮台以及交叉排列的总共整整8行火焰喷射器和大炮。他们埋藏了近100万枚地雷，在有的区域，甚至每一千米就有3,000多枚地雷。德军的一名装甲部队指挥官评论道：“在库尔斯克发生的一切简直难以置信。打仗以来我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情况，以前没有，以后应该也不会有。苏军防御体系的纵深简直难以想象。我们每次拼死苦战地突破一个据点后，又面临一个新的防御点，无穷无尽。”[129]尽管如此，战争的发展局势对红军也极其不利。一名被捕的德国士兵给苏联炮兵提供了虚假的德军进攻时间，在该信息的误导下，苏联炮兵率先开火，因此，这向德军暴露了一个事实，即苏联炮兵已经知道了他们将发起进攻。此外，苏联轰炸机突然起飞，打算对德军机场实施一场突然袭击，那里停放着德军大量的战斗机。但德军的雷达发现了这些轰炸机，因此，德国空军命令他们的战斗机紧急起飞；德军战斗机击落了425架苏联飞机，而他们自己仅损失了36架飞机。因此，尽管在这片区域内苏联空军在实力上远胜德国人，但德军却暂时性地取得了这里的空中主导权。[130]

与此同时，在北部地区，瓦尔特·莫德尔元帅的第9装甲集团军正逐渐推进。他深知，在他的后方有大量的苏联储备军，而且对方的军事实力具有明显优势，因此，他一反常态，变得迟疑不决。为了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坦克部队，他没有调遣坦克部队去突破苏联深厚的防御体系，而是命令它们紧跟在步兵后面。如此一来，莫德尔的行军速度就变得很慢，随后，由于四处开花的地雷，莫德尔的坦克部队也开始受到损失。在经过5天的鏖战后，莫德尔的军队被迫停止了行军。[131]在南部地区，冯·曼施泰因的装甲军规模大得多，他有200多辆虎式坦克和豹式坦克，他调遣装甲军以经典的作战方式去进攻苏联的防御体系。但同样，苏联方面的地雷区减缓了装甲军的推进速度，仅在第一天，冯·曼施泰因就折损了25辆坦克。而且，另外45辆豹式坦克也出现了机械故障，这再次证明，在彻底测试完成之前就将新式武器投入使用存在着极大的风险。尽管如此，重型虎式坦克对外界破坏力有着强大的抵御能力，而且，甚至连豹式坦克也很快证明，与苏联的T-34坦克相比，它们具有更大的优越性，能够在两千米以外的地方将对方击成碎片。冯·曼施泰因与霍特的部队稳步挺进，而苏联将军们则开始陷入恐惧。他们决定，为了起到有效的保护，将把很大一部分坦克埋在地底下，覆盖到连坦克车身顶的回转炮台也在地下。这给德军的坦克造成莫大的困难，因为如此一来，它们必须靠得非常接近才能摧毁苏联的坦克。苏军坦克的隐藏工作做得极其出色，很多时候，德军的虎式坦克和豹式坦克直接就从它们上面开过去了，然后苏军坦克从后面近射程地将德军坦克摧毁。南部地区的进攻速度也开始减缓，而且由于莫德尔的军队在北部受到了围困，大量的战斗机也因此被调到北部战区去了，这让南部地区的进攻陷入了愈发被动的境地。尽管困难重重，冯·曼施泰因的军队还是于1941年7月11日突破苏联的防御体系，接近他们的第一个主要目标——普洛霍罗夫卡（Prokhorovka）小镇。[132]

在这里，苏联将领们发起了一场反击战，旨在包围并歼灭德军。帕维尔·罗特米斯特罗夫（Pavel Rotmistrov）是苏联坦克部队的主将，他派来了新的增援力量，增援力量有800多辆坦克，他们从后方出发，仅仅花3天时间，就挺进了380千米。他仍然将其中一部分坦克留作储备力量，派遣其中的400辆坦克从东北方向出发，另外200辆坦克从东部出发，朝着已被战争折磨得疲惫不堪的德军驶去，面对如此攻势，德军始料未及。德国方面仅有186辆装甲车辆，其中坦克只有117辆，正面临着被彻底歼灭的命运。但是一方面，连续三天的长途跋涉让苏军的坦克驾驶员疲倦不已，而另一方面，他们可能因为喝了太多的伏特加而异常兴奋——红军士兵经常如此——所以他们竟然没有注意到一个巨大的、深达4.5米的反坦克堑壕，这是苏联先锋队前不久挖掘的，是朱可夫备战计划的一部分。苏军前面几排的T-34坦克直接就掉进了这个堑壕，紧随其后的坦克终于意识到了这一危险，因此立刻惊慌地朝旁边打方向，一辆接一辆地撞在一起，德军朝其开火后，这些坦克瞬间就被火焰吞灭。截至当天日中的时候，德军汇报说，战场上被摧毁或遗弃的苏联坦克多达190辆，其中一些还在燃烧。这个数字大得让人难以置信，所以德军的一名高级将领还亲自前来核实。如此惨重的坦克损失令斯大林震怒不已，他威胁说要以军法审判罗特米斯特罗夫。尼基塔·赫鲁晓夫是罗特米斯特罗夫的一名指挥官员兼该区域的高级政治人民委员。为了自保，罗特米斯特罗夫将军听从了赫鲁晓夫的建议，称这些坦克是在与德军的一场大规模战争中折损的，还说英勇的苏联军队同时也摧毁了德军400多辆坦克。斯大林的原本意图是让罗特米斯特罗夫的部队去与德军作战，而此刻却不得不接受他们的这一份报告。后来流传着一个经久不衰的传奇故事，那就是发生在普洛霍罗夫卡的这场战争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坦克战”，而这个传奇便滥觞于此。但事实却是，这是历史上最惨重的军事失败之一。苏联军队总共损失了235辆坦克，而德军仅损失了3辆。尽管如此，罗特米斯特罗夫仍然成了一位英雄，今天，普洛霍罗夫卡那里还立着一座巨大的纪念碑。[133]

由于希特勒下达了重新部署兵力的命令，所以那些被调走的德军坦克再也不会被重新填补。德军在地中海地区的局势急剧恶化，而且最重要的是，同盟国军队在1943年7月10日时登陆了西西里岛，因此，德国元首坚信，当务之急就是命令重要部队——尤其是正在参与“堡垒行动”的装甲师——撤离东线，将他们转移到意大利半岛，为抵抗同盟军即将发起的进攻做好准备。而冯·曼施泰因却仍然笃信，要在对库尔斯克的进攻中取得一定战果是完全有可能的，尤其考虑到苏联军队蒙受了惨重的损失。但1943年7月17日时，装甲部队的指挥官们接到了撤军的命令。后来，冯·曼施泰因和其他德军将领们都痛斥希特勒，埋怨他放弃了他们据说能取得胜利的良机。事实上，苏联虽然在普洛霍罗夫卡损失惨烈，但在库尔斯克会战中，苏德双方的力量悬殊实在太大，苏联这点损失根本改变不了这个事实。在整个“堡垒行动”中，德军的损失相对较轻，德军的坦克折损为252辆，而苏军则近乎2,000辆，德军的大炮损失约为500门，而苏军则接近4,000门，德军折翼的飞机为159架，而苏军则损失了近2,000架战斗机和轰炸机，德军的伤亡人数为5.4万人，而苏军却达到了近32万人。“堡垒行动”远未给德军造成致命性的打击，成为德军的坟场——有时候人们是这样描述的——这场战争只给德军造成了相对较小的影响。但有一点却是毋庸置疑，那就是这一行动充分证明了虎式坦克和豹式坦克要比T-34坦克优越得多。但这不能带来本质性的变化，因为与苏联的同类武器相比，它们的数量实在太少。“堡垒行动”的目标本来比较小，并非痴人说梦，但还是失败了。此次失败让许多德国士兵都相信，在斯大林格勒失利后，他们不可能东山再起了。德军在夏季发起的进攻有史以来第一次被挫败，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德军腹背受敌，面临着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134]

然而，库尔斯克会战还远未结束。1943年7月12日，当德国还在继续进攻时，红军就已经发起了反击战。苏联方面又投入了100万生力军、3,2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25,500门大炮和掷弹筒以及近4,000架飞机。这意味着，加上之前已经投入防御战中的军力，此刻，苏联方面投入的军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庞大规模，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具体而言，苏联投入的兵力超过225万人，其中作战部队的兵力刚刚超过150万人，坦克和自行火炮的数量为4,800辆，而大炮则多达35,200门。与在斯大林格勒取得胜利的红军军力相比，红军这次的投入是那次的两倍多。红军在数量上的优势如此明显，他们完全可以同时在东线的其他地方发起新一波进攻，而且对他们更有利的是，游击队还在德军后方开展大规模的破坏行动，绊住了很大一部分德军。但红军并没有遵循经典的作战原则，尽力突破德军的战线，然后以夹击的方式将敌人围困起来，相反，他们在前线大范围地正面应战，因此蒙受了惨烈的损失。截至1943年8月23日反击战结束时，红军在行动中伤亡和失踪的人数多达1,677,000名，而德军仅为17万人；红军损失6,000辆坦克，德军仅损失760辆；红军损失5,244门大炮，德军仅损失700门左右；红军折翼的飞机超过4,200架，德军仅为524架。总共而言，在1943年7月和8月，红军损失了近1万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德军仅损失了1,300辆。[135]斯大林及其将领们如此无所顾忌地耗费他们的兵力简直令人毛骨悚然。

尽管德军的损失要小得多，但他们也根本没有能力承担这一损失。1943年9月2日，步兵上将奥托·韦勒（Otto Wöhler）承认道：

为了节约弹药，我们不得不采取最艰难的战术，但与此同时，敌人却能给他们的大炮和掷弹筒提供无限量的弹药。敌军指挥官用之不竭的资源和兵力将我们的军队打得极为分散，我们根本不可能再保持自己的主要进攻战线，仅仅只能通过安全小组往返巡逻来勉强将进攻战线联系起来……在今天早上的战斗中，第39步兵师只有6名军官和大约300名士兵……指挥官们向我汇报道，过度的疲劳让士兵们产生了一股万事都无所谓的漠然情绪，此刻，哪怕是实施最严酷的政策也不能取得想要的效果，无论是军官们的以身作则还是‘轻言细语的鼓励’都无济于事。[136]

德国将领们被迫撤军。对此，希特勒大发雷霆，他颁布了一连串的命令，要求他们坚守这一战线。但形势所迫，这根本就不可能，甚至连希特勒最信赖的指挥官瓦尔特·莫德尔也忤逆了他这位元首的愿望，采取了一系列战术上极为高明的撤军，以便尽可能地减少德军的损失。随着苏联军队向哈尔科夫挺进，希特勒命令德军不惜一切代价务必守住哈尔科夫，但现场指挥官冯·曼施泰因和维尔纳·肯普夫（Werner Kempf）*却告诉他这完全不可能。希特勒直接罢免了肯普夫，但他的继任者也给出了同样的回应，因此，希特勒被迫同意撤离哈尔科夫。当德军撤离库尔斯克战场时，他们遗留下的破坏如同世界末日一般。正如一名德国士兵所描绘的那样，“这个战场上的每一棵树、每一丛灌木都被连根拔起，毁得面目全非，整片区域布满了大炮的碎片、烧得满目疮痍的坦克以及被击落的飞机……这简直就是一幅幅世界末日的场景，此情此景会让一个亲眼看见它的人坠入绝望无助的深渊，除非这个人有钢铁般的意志”。[137]

三

库尔斯克会战发生于1943年7—8月，诺曼底登陆发生于1944年6月，在此期间的几个月有时候被称为战争中“被遗忘的一年”。[138]德军将领们对自己所处的不利局势洞若观火，他们反复向希特勒提出行动自由的请求，如此一来，他们就能充分利用草原上广阔无垠的空间来实施大规模的战略行动，希望以此能切断不断挺进的苏联军队，并将其歼灭。然而，在希特勒看来，这纯粹是他们因胆怯懦弱而想撤退的借口，而随着时间的推延，希特勒愈发坚持要守住这条战线。这意味着德军的撤退愈发不是任何总体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是突然的自发行为，是对有可能受到苏联军队围困而做出的回应。很多时候，德军作战队直接丢弃了他们的据点惊慌逃窜，而非有计划地撤退。[139]在这整个期间，德军几乎总是在撤退，点燃并摧毁了他们撤退路上所遇到的一切。一名年轻步兵所在的队伍撤军时横渡了第聂伯河，他向他在家中的妻子这样描绘了当时的场景：

在河的另一边，所有的一切都吞噬在已经燃烧了数天的熊熊大火中，你肯定知道，在我们撤离的那些区域内，所有的城镇和村庄都被点燃了，甚至连村庄里最小的房屋也被点燃了。所有的大型建筑物都被炸毁了。留给俄罗斯人的是一片废墟瓦砾。如此一来，他们的部队就完全没有可以吃饭歇脚的地方了。所以这是一幅恐怖而美丽画面。[140]

正如这封信所体现的那样，德军表现出一股无法自拔的强烈破坏欲，这往往会导致纪律涣散，他们冲进各种建筑物中大肆抢劫，然后将其付之一炬，夷为平地。德军这样点燃建筑物只会暴露自己的目标，告诉步步逼近的苏联军队自己正往哪个方向逃窜，而且这些破坏工作浪费了德军大量的时间和资源，他们本可用利用这些时间和资源来更好地组织防御工作。各德军作战队纪律愈发涣散，他们的形势一旦开始变得不利，还没等指挥官下令撤军，他们就开始自行逃窜。[141]

然而，德军相互配合，还是挺住了苏联一次又一次不计成本的进攻，苏联军队在对德军的正面进攻中损失惨重，是德军的5倍，有时更多。德军在指挥上更富策略，他们的战略据点和纵深防御做好了充分准备，而且渗入地下的防御工事也已挖好，因此，只有到最后万不得已的时候，面对苏联具有绝对优势的兵力，他们才被迫撤退，之前，他们在前线的关键据点一次又一次地挺住了苏军的攻击。[142]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德军在吃了一次又一次的败仗后依然坚持抗战呢？那是因为他们愈发感觉自己是在为德国战斗，而不是为希特勒或者纳粹主义战斗。他们对“布尔什维克分子”和苏联“劣等种族”怀有强烈的恐惧和憎恶，这使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将其屠戮并灭绝。苏联方面无所顾忌地挥霍他们的士兵，这使苏军士兵的生命前所未有地一文不值。撤退的德军愈是接近德国的边境，他们愈是拼死顽抗，力图捍卫德国，这与他们对纳粹教条的效忠全无干系。与此同时，支持德军的一股强大精神力量就是民族主义信念，在过去十年中，这股信念已经镀上了越来越浓的纳粹主义色彩。在纳粹主义的浸淫下，此刻，强烈鄙夷斯拉夫人，极力宣扬日耳曼民族的优越性，而且更重要的是，欣然接受以暴力手段追求自己的目标，这一切都成为他们民族信念的题中之义。[143]

纳粹主义思想和一种更传统的民族主义思想完全融为一体，这在最年轻、资历也最浅的士兵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而在老一辈人，也就是军官层中职位最高的那一群人中表现得最弱。大部分将军——他们都出生于19世纪80年代——都属于那种传统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是在德国末代皇帝的统治下长大的，那时，他们理所当然地属于统治阶层，这个阶层由军官、贵族、高级公务员、新教神职人员、大学教授以及传统商人组成。他们很多人都生活在乡村地区或者小城镇，只和其他军官家庭或者当地精英分子的家庭有往来。如果他们是来自易北河东部普鲁士的话，那么他们可能会非常恐惧有“半亚洲人”血统的俄罗斯人，害怕虎视眈眈的他们会立即入侵自己。这些军官阶层的人接受了长期的军事训练，这愈发坚定了他们对传统价值观、君主制价值观以及民族主义价值观的信念，而漫长的军事训练也进一步切断了他们与社会其他群体的接触。戈特哈德·海因里希将军就是其中典型，唯一让他与众不同的就是他勤勤恳恳地写了一本日志，细致入微地记载了他所目睹和经历的风云事迹。海因里希1886年出生于波兰边境的贡宾嫩（Gumbinnen），1905年时他正式成为一名军事学员，并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一系列战争中，他不断地在参谋部和军事指挥部之间交替任职，以这种典型的晋升方式一路扶摇直上，1938年时被提拔为中将，1940年6月时被任命为上将，1943年1月1日再次被擢升为大将。终其一生，海因里希都生活在军事精英阶层的圈子里，对于德国的其他社会阶层，他并不真正了解，更没有与之真正接触过。1918年11月时，与德皇威廉二世精英阶层中其他成员的感受一样，对他而言，整个世界都倾覆了。他将战败归咎于国内大后方的一场犹太社会主义革命阴谋，因此，他不出意外地支持卡普政变，希望魏玛共和国迅速倒台，然后对德国的敌人们发起一场复仇战。起初，在海因里希看来，希特勒的观点是一种低俗的纳粹极端主义，并对此疑虑重重，但希特勒大力支持重新武装自己，同时还极力压迫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这深深地吸引并俘获了海因里希。海因里希并非纳粹思想家，但他的确开始崇拜希特勒，在与生俱来的因循守旧观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的驱策下，他开始追随希特勒的政权。希特勒的目标是让欧洲都臣服于德国，并以此为起点向大英帝国和美国发起挑战，夺取全球霸主的地位，虽然与希特勒不同，海因里希仍然怀疑这一宏伟目标能否实现，但他依然鼎力支持希特勒。他的日志不仅包含了那种典型的自己对士兵们身心健康的种种关怀——他非常确定自己能理解他们的艰辛——同时也折射出他的狭隘思想，因为他认为军人以及军事行动永远高于一切。他不经意地在字里行间中流露出对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的偏见，这种偏见深深地根植于他及其他所属阶层的每一位成员。他对希特勒和他对自己心中德国理想的忠诚将驱使着他一直抗战，几乎直至战争的最后一刻。[144]

费多尔·冯·博克的生平经历与海因里希的如出一辙，只不过相对而言，海因里希在事业上的成就更平淡无奇，而博克最终则被擢升为元帅。1880年，博克出生于一个军事家庭，位于德国东部边境的另一个小镇库斯特林（Küstrin）。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两个前线上都曾战斗过，而在整个魏玛共和国时期，他都在部队中服役。1938年，他率领第8集团军挺进奥地利，随后在1939年时又率领北方集团军挺进波兰。他结婚的时间比较晚，直到1936年，才娶了一位有子女的寡妇。尽管他活跃的军事行动意味着他不得不与家人聚少离多，但他的婚姻似乎还是非常成功的。虽然博克非常钦佩希特勒，因为他重建了德国的民族自豪感和军事威望，但博克本人绝不是纳粹思想家。从他的战争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勉强算是一名职业军人，对除了军事行动和军事规划以外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他公开拥护君主制度。1940年5月，他在荷兰逗留期间曾驱车前往多伦（Doorn），曾经的德皇，年迈的威廉二世此时在那里流放；但博克发现负责守卫德皇官邸的士兵们得到指令，不允许他进去拜访问候。博克专业的军事素养给他植入了一套基本信念，那就是绝对信奉战争法、尊重普通民众、关心战俘的福利待遇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林林总总。例如，他认为沦陷区应该由军事政府直接管理，因此他不喜欢党卫队插手其中。此外，他也关心纳粹政府对法国和比利时沦陷区犹太人的政策，而且他的日记中没有任何公开的，哪怕是含沙射影的反犹主义措辞。但博克也承认，希特勒会干预他自己军队所攻陷的区域；但无论如何，同具有军事必要性的命令和规定相比，对他而言，这些问题都是次要的。他的全部时间和精力几乎都花在了行军打仗上，所以对于上述这些违背军事规范的行为，他从未采取过任何措施。[145]

驱策德军将领们坚持战斗的因素除了他们的专业素养和保守的民族主义思想外，物质奖励也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与其他国家一样，纳粹德国也设立一整套的荣誉和奖章制度，用以表彰战争中顽强作战的勇气。那些取得战争大捷的战地指挥官们晋升得非常快，1940年，德军在西部战区取得胜利后，其中有12名战地指挥官被提拔为元帅。但是，希特勒从未彻底信任过自己的军队，他只是把晋升视为一种手段，使高级军官能听从自己的意愿，哪怕他们根本不认同纳粹意识形态。然而，本质而言，在军官阶层中，高级职位都把持在传统贵族手中，所以，迅速地擢升其他人员对这一构成比例来说并不会产生任何影响。[146]晋升不仅意味着薪资的增长，而且还能带来额外的奖励，陆军元帅或海军元帅每个月的额外奖励是4,000帝国马克，而且无须上税。通过其他途径，希特勒用自己数量惊人的私人财产来进一步高额奖励军事将领，在这一点上，他毫不吝啬。1941年4月24日是雷德尔元帅的65岁生日，当天，希特勒向他一次性捐赠了25万帝国马克，用以资助他建造新的府邸。通常情况下，这种礼物都是以谨小慎微的方式馈赠的，而且都是幕后操作。另一个例子就是1941年9月5日，为了庆祝威廉·里特尔·冯·勒布元帅65岁生日，希特勒通过自己的首席副官鲁道夫·施蒙特（Rudolf Schmundt）送给了他一张25万帝国马克的支票。因为希特勒深知，勒布对自己开展战争的方式一向表现出批判否定的态度。这笔钱等于是给勒布吃了一枚定心丸，甚至在1942初，勒布因在莫斯科败北而被罢免之后，他依然拿着这笔奖金四处打听可供购买的房屋，在搜寻过程中，他一次又一次地向各种各样的民事行政机构寻求帮助，最终在1944年时购买成功。

在此之前，希特勒曾于1940年提出入侵中立国比利时的计划，勒布对此大失所望，于是，他开始试探军事反对派的态度，这支反对势力在陆军参谋总长弗朗茨·哈尔德的领导下再次逐渐形成气候。但这是勒布唯一一次接触军事反对派，自此以后，他与军事反对派再无任何往来。其他一些军官在60或65岁生日时也曾得到过这一金额的奖励，他们包括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元帅、威廉·凯特尔元帅，以及汉斯—京特·冯·克卢格元帅。而诸如海因茨·古德里安和克莱斯特等人则获得了价值不菲的庄园，或者是用以购买这些庄园的现金。古德里安获赠的庄园位于代彭霍芬（Deipenhof，今格文博基［Głębokie］），据估计，这座庄园价值近150万帝国马克。古德里安曾极力批判希特勒的战争行为，但截至战争尾声，因遭到强制退伍而返归故里时，他已变成了一位将战争进行到底的坚决拥护者。毋庸置疑，希望从希特勒那里获得如此昂贵的礼物，这一愿景影响了其他许多高级军官的行为。这些人往往大肆地自吹自擂，四处声称自己如何发扬谦虚、正直、节俭等普鲁士军人的传统美德，并称自己怀有强烈的荣誉感。外交官乌尔里希·冯·哈塞尔早已对此不以为是，正如他所评论的那样，“对于绝大部分将领而言，他们的仕途和元帅参谋们的意见更为重要，而他们本应持有的重要的实践原则和道德价值观则岌岌可危，随时可抛弃”。[147]

在师级部队里，资历相对较浅的军官虽然也表现出了师级部队整个军官群所具有的一些特征，但还是与之有一定区别，这些区别主要源自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中大部分人的年龄都相对较轻。例如，在第253步兵师——有人曾就该步兵师做过详尽的数据统计分析——中，仅有9%的军官出生于1900年以前，8%的军官出生于1900—1909年之间，整整65%的军官出生于1910—1919年之间，剩下19%的军官出生于1919年以后。而且，在该步兵师中，57%的军官都将自己描述为新教教徒，仅有26%的军官称自己是天主教徒，这与他们麾下士兵的宗教信仰形成了鲜明对比，因为绝大部分士兵都是天主教徒，由此可见，在师级部队内的这一军事精英团体中，新教信仰占据了主导地位。当然，纳粹思想对他们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因为该步兵师中有12%的军官都称自己是“自然神论信奉者”，这是纳粹政权所偏爱的一个模糊概念，不具有宗教色彩。大多数军官都来自中层或中上层阶级，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专业的知识技能，而且已经在部队中服役了一定年份，其中不少人还曾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服役。他们中43%的军官都加入了这样或那样的纳粹组织。同普通士兵相比，他们更有可能因骁勇无畏而获得嘉奖，他们的仕途也更加似锦如霞，当然，前提是他们能在战争中幸存下来。战争期间，他们中近一半的人都获得了营长或者更高的军衔，甚至连资历最浅的人都有可能被擢升为上尉和少校。然而，这同时也意味着，与他们手下的普通士兵相比，他们被调配到其他师或被安排去执行其他任务的可能性也高出许多。[148]

对绝大多数普通士兵而言，在战争大部分时期，他们几乎一成不变地在某一个工作环境里拼搏奋斗，这种稳定性令人惊讶不已。几乎一半左右的德国士兵从来没有执行过战斗任务。他们或待在预备役部队中，或在位于前线后方的沦陷区里从事安全工作，或者在行政、补给、支援或其他辅助工作中效力，门类繁多，不一而足。例如，每个坦克团不仅需要坦克驾驶员、坦克修理师，而且还需要专人负责补给汽油和弹药，将坦克运往前线或是将其从前线运回，不断跟踪记录坦克的最新位置。此外，总是有数量庞大的军队在接受训练，还有不计其数的退役军人在修养康复，他们由于各式伤病而被迫离开部队。而另一半德国士兵则积极地投身于战斗任务中，他们中80%的人都在步兵师中服役，因此，他们或许可以被视为武装部队中典型的作战单位。从战争爆发到入侵苏联，德军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准备时期，在该时期里，他们扩充军队，开展了军事训练以及部署组织工作。而且，德军在此期间的兵力损失也相对较轻，阵亡和失踪的士兵共计13万人左右，事实上，这只相当于德军在整个战争中兵力损失总量的2.5%。通过将现有作战师中经验丰富的士兵抽调出来，将他们与刚征召入伍的新兵融合，不断组建形成新的作战师，可以确保高度的连续性。战争初期，德军仅有90个步兵师，而到了1941年6月，这一数字就猛增为175个。大多时候，士兵们只是断断续续地投入真正的战斗，都是一些持续时间很短的闪电战，比如入侵波兰、1940年在西部地区开展的一系列战争以及1941年在巴尔干半岛取得的诸多胜利等，都是如此。这一切都意味着，相对而言，他们一直都是紧密团结的一个整体，在每个作战部队中，“同志们”之所以会彼此间相互忠诚，就是这份稳定的心理因素在起作用。[149]

但在德军入侵苏联后，他们遭受了惨烈的损失，这种相对稳定性也因此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德军管理层力图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减轻这些损失所造成的破坏。例如，他们极力确保新征召入伍的士兵与即将加入的作战部队的士兵来自德国的同一个地方，再比如，他们也会将那些完全康复的士兵送回到他们之前所在的兵团，如此一来，一个兵团的成员在社会和文化背景的构成上就会维持一种相对的同质性，从而（德军管理层认为）增强每个军团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而且，德军坚持全方位的训练，这也能确保他们随时都能以一名合格战士的姿态投入战争。尽管如此，德军方面的损失不断增长，所以他们根本无法彻底恢复到之前的兵力，而且事实上，有的兵团已经失去了有效的战斗力。此外，自斯大林格勒战败以来，德军又接二连三地遭受了一系列重创，他们的士气也开始变得愈发低落。然而，截至1944年夏末，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尽管连连失利，但德军在组织协调、排兵布阵和征募模式上依然保持着相对完整的状态，没有受到大的影响。因此，德军的失败不是源于他们组织无序或效率低下，而是因为红军在军事和经济实力上具有明显的优势（或者说德军在北非、意大利以及后来诺曼底的失利中，英美两国的军事与经济实力太过强大）。[150]

在这些步兵师中，究竟是哪些人在作战呢？第253步兵师的士兵和士官们拥有非常广的年龄分布。他们中19%的人生于1901年至1910年间，魏玛共和国时期他们已经是成年人了；68%的人生于1911年至1920年间，而剩下约11%的人则生于1921年至1926年间，这后两拨人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均完全或一定程度上是在第三帝国社会规范和教育模式的熏陶下长大的。尽管随着战争的不断推进，德军士兵的平均年龄在稳步下降，但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德军的主体力量是出生于一战爆发前不久或者一战期间的那一代人。换言之，这支步兵师整体的性格特征、行为方式和精神面貌是由一群年龄介于25至30岁之间的年轻人决定的，其他步兵师也极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形。[151]从这一年龄结构中我们或许可以推论，这支部队的绝大部分人——战争开始时有68%的人，快到战争结束时有60%的人——都是单身。年龄更长的那些士兵中，许多人已经有小孩了，因此，他们的作战师指挥部通常情况下不会派他们奔赴最前线，而是更倾向于派上述这种没有家庭牵挂的年轻人去执行最危险的任务。同样，在与沦陷区普通民众——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的交涉中，婚姻和父亲身份也很有可能是促使这些年长士兵们约束自身行为的重要因素。[152]

在该步兵师里，出生于一战之后的士兵中有59%的人都是某个纳粹组织的成员；在1916年至1919年间出生的士兵中，有69%的人都加入了国家劳役团（Reich Labor Service）；而在1913年至1917年间出生的士兵中，有83%的人在1939年之前就已在武装部队服役了。这样平均下来，截至战争爆发时，该步兵师里在1910年至1920年间出生的士兵中，有75%的人都曾加入过上述组织中的其中一个；事实上，他们中43%的人曾加入过不止一个组织。在抗战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正是这些年龄段的士兵们构成了该步兵师的中流砥柱。[153]而且，随着战争的推进，德军进一步加强了政治灌输的工作，所有的军官和士官都必须接受这一政治教育，同时，通过他们也将这些理念植入到普通士兵的认知中。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有一种理念得到了持久而声势浩大的宣扬，那就是建立一支政治态度中立的军队，此刻，这种理念早就烟消云散了。截至战争爆发时，军队已经将征召入伍和对普通士兵实行军事训练这两个环节当作是整个意识形态教育过程中最后亦是高级的阶段，在此之前，对他们的意识形态教育早就开始了。军队训练士兵不仅仅是要将其培养为一名战士，而且还要将其塑造为一名彻底的日耳曼种族社区成员；根据一些训练指南的规定来看，他们甚至要令士兵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全新的人。所有军官都必须学习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并笃信其真理性。统治当局出版了不计其数的相关书籍、宣传单和手册，用以辅助完成这一学习任务。其中很多作品都告诉军官们，犹太人要针对德国开展一场世界性的阴谋，还说在将与他们对战的所有敌人中，犹太人是最危险也是最致命的。军队还做了进一步的安排，以确保军官们在国家社会主义精神的指导下延续“精神层面的战争准则”。学校、希特勒青年团以及戈培尔的大众媒体早就给士兵们灌输了大量的纳粹主义意识形态观念，此刻，高强度的意识形态训练更进一步增强了对他们的洗脑成效。因此，德军许多人投身到与红军士兵的战争中，称后者是“在犹太人的鞭笞下变得丧心病狂的劣等民族”，他们会有这样的认识，我们也就不足为奇了。[154]

自1941年12月以来，德军不可能被打败的这种观念就越来越受到质疑，随后，在斯大林格勒的败北更是给德军造成了重创，之后，德军的高级指挥官们便愈发不遗余力地给士兵们灌输这样一种信念，那就是他们正在为一项崇高的事业而战斗。1943年，希特勒宣告道，德国军官必须是一名政治军官。尤其是在形势不容乐观的时候，军官们更要从国家社会主义信念的不竭源泉中汲取能量，不断地警醒自己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1943年12月22日，希特勒下令成立专门小组，负责协调“对武装部队进行国家社会主义领导”。正如下个月月初他私下对戈培尔和其他少数几个人所说的那样，这一政策旨在确保所有士兵都处于同一种精神状态中，在这种精神状态的驱使下，他们都要有为纳粹事业奋战到底的“狂热意志”。统治当局集中管理并任命负责开展纳粹政治教育的官员。同时，海军和空军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事实上，这等于是纳粹政权向德国武装部队引入了一种功能类似于政治委员的职位，这种政治委员在红军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后方举行的不计其数的特别政治教育课程中，政治委员的重要角色被反复强调，同时，在军队组织的各种会议上，他们的角色也得到了广泛探讨。随着时间不断向前推进，德军连连失利，德军军官所下达的命令和指挥就其内容而言，国家社会主义的色彩也越来越浓，他们试图以此激励士兵们向实力强大的敌人展开前所未有的疯狂抵抗。[155]当然，相当多的德军军官和士兵对纳粹意识形态依然无动于衷，有的甚至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这主要取决于他们的年龄、处境以及他们之前的信仰。但总体而言，政治教育和思想灌输的确对整个军队产生了一定作用，而且在鼓励他们奋战到底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一点毋庸置疑。

事实上，有的人是在反犹主义信念的驱使下继续战斗的。政治宣传和思想灌输将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地植入了他们的认知中，正如1942年3月1日一名在东部战线元首军事信使服务点工作的士兵所写的那样，“这是一个两种世界观相碰撞的问题。不是我们死，就是犹太人亡”。[156]当“德国将取得最终胜利”这种前景越来越受到质疑时，正是这股信念驱使着他们中一些人继续一往无前。1942年5月底，一名驻扎在法国南部的陆军士兵写道：“犹太人将取得胜利并开启他们的统治，这绝对不可能。”[157]与这股怀疑情绪混杂交织在一起的是更强烈的恐惧感。1944年8月，另一名士兵写道，如果德国战败，“犹太人将向我们发起猛烈攻击，将一切与日耳曼相关的东西都摧毁殆尽，他们将展开残暴而骇人的大屠杀”。[158]尽管如此，纳粹意识形态对其他许多人的战斗信念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刺激效用，有的人甚至完全不受影响。以维尔姆·霍森费尔德为例，像他这样对纳粹主义恨之入骨的人怎么可能继续在军队中服役？1943年12月，他意识到他所效力的政权不仅仅是在迫害并屠杀东欧人和犹太人，而且这个政权的打击对象还包括德国人自己。霍森费尔德来自黑森州的乡村地区，20世纪30年代时，他或许的确没有意识到纳粹党究竟会向内部竞争者下怎样的毒手。霍森费尔德的新助手以前是一名共产党员，曾被囚禁在盖世太保的监狱中，饱受严刑拷打，身体受到了严重的迫害，在与其聊天之后，霍森费尔德对纳粹党所抱有的最后希望也彻底破灭了。霍森费尔德写道，显而易见，政权的领导人们允许这样的暴行：

他们为什么只能通过暴力和谎言来维持工作，为什么只能用谎言来保护他们的整个体系，此刻，我终于彻底明白了……愈发暴力的行为必定会接踵而至，按照他们的政策，开展战争是唯一顺理成章的事情。现在，所有［德国］民众如果不在一个恰当的时机合力将这个毒瘤铲除，那么大家都势必走向灭亡。这些恶棍正在牺牲我们所有人……在德国，纳粹政权早就对他们的政敌施以了暴行，而当下，他们在东方地区——波兰、南斯拉夫和俄罗斯——所采取的行动纯粹只是这种暴行的延续……而我们还天真地以为他们能给我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曾赞同过这一体系的存在，哪怕是最低程度的赞同，那么今天他都应该为自己曾有过这样的做法而感到羞耻。[159]

在霍森费尔德看来，纳粹党只是一个犯罪分子集体中的小群体，并不能代表整个德国人民。他之所以留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执行任务，并不是为了纳粹党，而是为了德国，为了使德国不会受到布尔什维主义的荼毒。极有可能其他很多德国军官也是像他这样想的。例如，到1943年7月，海因里希将军开始愈发担心德国很有可能战败。他写道——像是在鼓励自己务必要奋战到底——“显然，我们决不能战败，那样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德国将陨落衰败，我们也将随之一起跌入深渊。”[160]

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在德军中，军人价值观和战友同志间首要的忠诚情谊遭到瓦解，纳粹意识形态进而得以通过在士兵中的传播填补这一精神缺失。从多方面来看，每一个作战师都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同质性，这意味着，在战争期间的大部分时候，作战师内部的群体忠诚仍然完好无损。一方面，老兵们阅历丰富，变得愈发愤世嫉俗，冷血无情；而另一方面，他们所属的部队也在不断吸纳深受纳粹意识形态浸淫的年轻士兵，而且自1943年年初以来，吸纳的年轻士兵数量越来越多，他们构成了德军在东部战区的主力，实施了种种惨无人道的战争行为。事实上，在将年轻士兵和老兵们糅合在一起的过程中，更大程度上坍塌瓦解的不是战友同志间的忠诚，而是士兵们的坚持。甚至在损失惨重的时候——比如1941年年底至1942年年初——第253步兵师各连队之间的凝聚力虽然受到了打击，但也并未被彻底摧毁，而且随着士兵们的康复归来以及新生力量的注入，这股凝聚力很快就得以恢复。[161]将这些士兵群体紧紧凝聚在一起的是彼此之间的忠诚，这份披肝沥胆的情感是在战火中淬炼而成的。甚至当他们开始怀疑能否取得胜利时——斯大林格勒战役后，这种怀疑愈发强烈——他们也在继续战斗，而他们的精神动力就是这份同志情谊和逆境中的相互扶持。[162]在这里，通过照顾身边的伤员、适当地装饰掩体和居住营房、赋予虚无的战争生活一抹色彩——就像在斯大林格勒度过的那个圣诞节，有的部队在庆祝时情感非常投入——各士兵小团体内部形成了新的情感纽带，这种情感纽带至少能一定程度上弥补士兵们因家人远在国内而出现的情感缺失。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或许也是他们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的一个缩影；相应地，所有士兵极具攻击性的男子气概都一致对外，朝向敌人，朝向那个他们眼中的——至少在东方战区是这样的——劣等民族，事实上，在他们看来，这个劣等民族都算不上是人。[163]

驱使士兵们坚持战斗的另一个因素就是心中强烈的恐惧感。他们恐惧向敌军投降后将会发生的事情，他们也恐惧司令官如果看到自己表现出怯懦的迹象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武装部队有自己的军事法庭，海陆空三军的军官们都滥用这一机制来起诉各种各样的犯罪，从偷窃战区邮局寄送的食物包裹到扔掉国旗，无所不有。任何一项罪名都足以置犯罪者于死地。其中一项罪名的定义颇为模糊，名为“削弱军事力量”（Wehrkraftzersetzung），从发出失败主义者的言论到抱着以被勒令退役为目的的自残，它几乎可以将任何行为都囊括其中，正是借着这项罪名，不计其数的士兵遭到了控告；此外，与普通百姓一样，批评统治当局和领导人也是一项刑事罪。正如我们所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军士兵对沦陷区平民百姓所犯下的罪行只得到了相对较轻的起诉，劫掠、强奸、谋杀以及枪杀本该成为战俘的敌军士兵，诸如此类的犯罪得到了普遍的宽恕，在巴巴罗萨行动的头几个阶段尤其如此。因此，军事法庭主要是用来增强军队纪律和战斗意志的手段。据估计，整个战争期间，军事法庭总共审判了多达300万例的案件，其中与平民和战俘相关的案件仅有大约40万例。[164]在这所有的案件中，至少有3万例案件的判决结果是对武装部队的其中一名成员处以死刑，这与一战期间德国武装部队仅有48名成员被处死的数据相比，有着天壤之别。在这3万例判决结果为处以死刑的案件中，一部分人被减刑，还有少数一部分人的判决是在本人缺席的情况下宣布的。但绝大部分判决——有人曾做过全面的估计，认为至少有2.1万例判决——都被执行。而二战期间，在除苏联以外的其他所有参战国，被军事法庭判决为死刑的人最多也只有数百名，远不及成千上万名。[165]

被送上军事法庭的犯人理应由3名法官一起审判；此外，相关条例规定，必须为被告人提供一名辩护律师。但在硝烟弥漫的战场，这些规则条令基本上都被忽视了。例如，据一名参与者回忆，有4个师驻扎在斯大林格勒前线的某一处，在短短一周的时间里，那里的战地军事法庭就判决了364例死刑，而这些人的罪名则包括怯懦、逃跑以及偷窃食物包裹。[166]希特勒行使自己总司令的权力，颁布了一套指导纲领，里面规定了最严苛的惩罚。指导纲领的其中一条规定是：“如果犯罪者是因害怕个人危险而犯下这一罪行，或者如果有必要通过此案件来维持特定环境的军人纪律时，那么建议对犯罪人处以死刑。”[167]总体而言，军事法庭与纳粹思想统治下的民事司法机构在观点上是一致的，正如其中一名军事法官所言：

只要是服务人民的都是正当的……因此，狭义上的军事法可以理解为“只要是服务武装部队的都是正当的”……为什么不能有“平庸的士兵”，这个问题现在变得十分明了。成为一名士兵就意味着必须将国家社会主义的荣誉观和士兵行为准则提升为一种职业道德观。[168]这意味着什么呢？举个例子，处死6,000名士兵是因为他们“削弱了军事实力”。在被送到行刑队面前的士兵中，最常见的罪名就是当逃兵，有1.5万人都是因此而被处决的。但事实上，在许多案件中，士兵们的罪名差不多跟擅离职守（unerlaubte Entfernung）一样。1939年12月和1941年7月，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两次下达命令，因此，判决宣布后很快就被执行了。“武装部队中的害虫（Wehrmachtschädling）越早得到应有的惩罚，我们就能越轻松地防止其他士兵犯下同样或类似的罪行，我们也就越能轻松地维持士兵们英勇作战的纪律。”[169]

四

在明知战争不可能取得胜利后，士兵们依然坚持战斗了很长时间，通过严苛地执行军事司法制度来恐吓他们，这一手段极有可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统治当局要求打造的武装力量是一支疯狂地受国家社会主义信念驱使而战斗的队伍，而且这个要求愈发强烈。事实上，这样一支军队是存在的，只不过是以武装党卫队（Waffen-SS）†的形式存在。武装党卫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第三帝国的早期，当时，希特勒组建了一支私人武装护卫队，这支队伍后来演变成了广为人知的“阿道夫·希特勒亲卫队”（Leibstandarte Adolf Hitler）。按照起初的构想，这支私人护卫队将被主要用作礼仪队，由约瑟夫·“塞普”·迪特里希（Josef “Sepp”Dietrich）指挥。迪特里希是一名举止粗鲁的巴伐利亚纳粹党员，曾当过汽油加气员，侍应生、农场工人以及烟草工厂的工头。他出生于1892年，曾在坦克部队中服役，但除此之外他并没有什么严格意义上的军事经验，军中将领曾反复指出这一点，然而都不起作用。但很快，迪特里希的上司海因里希·希姆莱就成立了一个规模更大的组织，并开始征募军人，让他们来为自己的队伍提供正规的军事训练，而且从1938年开始也为迪特里希的队伍提供军事训练。截至1939年年底，党卫队名下各种各样的军事队伍与特奥多尔·艾克创建的“骷髅师”合编在一起，共同构成了看守集中营的保卫队。党卫队的规模由战争前夕的1.8万人猛增为1941年11月的14万人，其中还包括坦克团和摩托化步兵。从一开始，对他们的培养目标就是将其打造为精英分子，具体表现为绝对可靠的意识形态、高强度的训练以及对希特勒无条件的忠诚，而最后一点也是他们与常规军的主要区别。这支队伍中的高级军官与常规军里的同级别军官相比，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前者要年轻一些，他们大部分都出生于19世纪90年代或者20世纪初，因此，战争期间，他们正值40多岁或50岁出头。武装党卫队各个军团的名字里都加上了“帝国”“德国”和“元首”等字眼。与常规军的另一个区别就是，武装党卫队并不是一个仅由德国人民构成的组织，而是由日耳曼人构成的组织。该组织的首要领导人是戈特洛布·贝格尔（Gottlob Berger），他是一名资深的纳粹党员，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时也是希姆莱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他在荷兰、丹麦、挪威以及佛兰德斯等“日耳曼”国家都设立了征募办公室，并在1941年春天的时候组建了第一支由非德国人构成的师（“维京”［Viking］装甲师）。随着对成员数量的要求超过了对成员自身民族同日耳曼民族亲缘度的要求，武装党卫队也开始从东欧国家征兵。截至1942年，武装党卫队的规模达到了23.6万人；到1943年时，规模超过了50万人；而到了1944年时，其规模已经快接近60万人了，其中活跃在战场上的大约有36.9万人。[170]

常规军的司令官都很蔑视武装党卫队，认为他们的司令官都缺乏专业素养，太轻视自己属下的生命。尽管武装党卫队的各个师都由常规军将领指挥，但常规军将领根本无法控制他们狂热的自我牺牲欲。艾克被安排在陆军将军艾里希·霍普纳的麾下，他对霍普纳将军说，在他刚刚实施的进攻中，自己士兵的性命一文不值，听了这番言论后，霍普纳将军直截了当地谴责了他这种态度，说：“这简直就是刽子手的观点。”[171]然而，将武装党卫队作为先头部队，让他们向敌军发起进攻，承担绝大部分的伤亡损失，对此，高级将领们并未表现出完全深恶痛绝的态度，因为他们可以借此削弱劲敌的力量，同时能够保全自己的部队。1944年8月，希姆莱抱怨道，军队中有一部分“心怀叵测的人”正密谋着如何将“这支不受欢迎的军队屠杀殆尽，将其连根拔除，不留任何余地”。[172]此外，军队指挥官也指出，与自己的部队相比，武装党卫队的成员更有可能屠杀无辜的平民百姓，特别是犹太人，另外，他们还很容易犯下其他的罪行，在东部战线尤其如此。1943年8月，当局曾对陆军进行过一次官方调查，调查显示，被检举的18起强奸案确有其事，其中12起强奸案都是武装党卫队成员犯下的。这些报告的准确性到底有多高，我们无法核实。常规军司令官希望隐藏自己属下犯下的罪行或者对其避而不谈，因此，武装党卫队很容易替他们找一些借口。而另一方面，据闻，甚至连党卫队其他部门的军官都在抱怨，说武装党卫队行事太过残忍。当“欧根亲王”师（Prince Eugene）的指挥官想要用各种各样的借口来欺骗克罗地亚傀儡政府的一名部长，力图证明自己属下犯下的暴行纯粹是一些“失误”时，党卫队的另一名军官则当面讽刺道：“自从你来了以后，‘失误’便一次又一次地上演，真是太遗憾了。”[173]1945年以后，那些曾在武装党卫队中担任军官的人们力图将他们的部下描绘为普通士兵，但这未能取信于人，因为人们对他们所谓的精英身份，或者说纳粹意识形态狂热捍卫者的身份，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而另一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大量证据重见天日，向我们揭示了常规军在东部前线及后方究竟是怎样的作风，这进一步削弱了武装党卫队的说辞，那就是他们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才无视战争法和战争惯例。

一方面，武装党卫队怀有明显的狂热主义思想，这一点毋庸置疑，而另一方面，他们的军事指挥官很乐意将自己的部下送往最前线，因此，武装党卫队遭受了惨重的兵力损失。战争期间，在武装党卫队中服役的士兵多达90万人，但其中超过1/3的人——准确地说是34%——都不幸遇难了。[174]据1941年11月15日的报告称，在“骷髅师”中，军官和士官的阵亡率高达60%。另一份报告则抱怨道，“骷髅师”已经丧失了主心骨。正如1942年3月党卫队保安处所汇报的那样，德国民众普遍认为武装党卫队的士兵缺乏军事训练，而且经常被“随意地牺牲掉”。武装党卫队之所以如此无所顾忌地将他们的士兵送上战场，仅仅是想炫耀自己的军队要比其他军队更卓越。[175]此外，家长们也开始竭尽所能地阻止自己的孩子被征入武装党卫队，因为他们一旦进入武装党卫队就会被强制灌以反基督教信仰的价值观念。1943年2月，一处征募中心汇报道：“家长和教会给征兵工作造成了负面影响。”而另一处征募中心则汇报说：“家长普遍反对武装党卫队。”在维也纳，其中一个人对征募中心的官员说：“神父告诉我们，党卫队持无神论的观点，因此，如果我们加入其中，我们就会下地狱。”[176]来自法兰德斯、丹麦、挪威以及荷兰的志愿者开始提出申请，要求退出党卫队，他们抱怨道，德国党卫队军官在对待外籍新兵时表现得非常傲慢无礼，而且专横跋扈。因此，征募中心的官员开始前往国家劳役团的各营区，强制那里的年轻人充当“志愿者”，加入武装党卫队。这些人的亲属们对诸如此类的举动抱怨连连，而另一方面，武装党卫队的官员很快也宣布道，他们对征募结果甚是不满，因为许多新兵“心智不达标”，而且“还经常违抗命令，装病怠惰”。快到战争结束时，武装党卫队兵力的质量急剧下滑。但就此而言，武装党卫队也只不过是踏上了常规军走过的老路。[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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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尔纳·肯普夫在库尔斯克战役领导坦克部队“肯普夫装甲师”。

† 武装党卫队也被称作“党卫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