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所言句句属实，陪审团的各位先生”。我说，“我亲手杀了妻子，在她的牛奶里放了毒堇[1]。她喝下去，然后就死了。这不是意外，我有意为之”。
我的视线越过他们的头顶，紧张地瞄了一眼远墙上的日晷。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老天有眼，我都这样供认不讳了，还要等多久，他们才能把我这个谋杀犯吊死？可是，陪审员们只是神情肃穆地盯着我，像小耗子似的一动不动、一声不吭，还等着我继续发言。怎么着？莫非他们以为，我刚刚那番斩钉截铁、简单明了的招供，只是在玩正话反说的把戏？啊，我没准猜对了。一句话，他们没有相信我的自白。我觉得，这都怪那些律师。
“话说清楚，”我说，“我真的杀人了。对于杀人犯，我记得是要判死刑的”。我垂下头，“我接受这个判决”。
一阵尴尬的沉默。执法官注视着我。我简直能听见他脑子里在想什么：天啦，伙计，振作点儿。我礼貌地对他点点头：继续吧，拜托了。我们得争分夺秒啊。
他徐徐地站起身。他很可能是个高风亮节的家伙，不喜欢占对手的便宜。换个场合，我没准还挺欣赏这一点。“先生们，”他开口了，“被告明确无误地认了罪。因此，我提出——”
我的余光瞥见一个东西匆匆地穿过了法庭。见鬼，我暗骂。
执法官还在喋喋不休，“……治安官调查所得的证据，我们已经看过了。我认为，应当考虑被告的心智状态。从这个案件的情况看来，被告的精神似乎不大正常。所以，诸位也可以选择判处他在金色之心修道院终身监禁——”
我跳了起来。圆帽卫兵伸手来抓我的胳膊，却被我一肘打在眼窝上。“别听他的！”我大喊大叫，“我没疯，我和你们一样清醒！我杀死妻子只是为了她的钱，绝对没有其他隐情！”
我注意到，坐在陪审席前排的一个男人闻言皱起了眉头。看样子，他并不赞赏杀妻夺产这种事。好极了。可是，日晷上的影子就快指向镀着华丽金箔的数字六了。我一回头，直视执法官。“求你了，”我说，“我知道你觉得自己在做好事，可说真的，我不配你们费心。我杀了那个可怜又可爱、对我信任有加的女人，只是为了得到她的遗产，好去迎娶天鹅绒之影的一个妓女。我的良心——”
执法官耸耸肩，坐回原位。庭警站起来，清了清喉咙。我屏息以待。就快得逞了。
“陪审团的各位先生——”
可陪审员的视线都没在他的身上，也不在我身上。我的心抽痛起来。缓缓地，我转过脸，回头看向人满为患的旁听席。正数第三排，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站了起来。她有一头浅棕的秀发，脸上还带着甜美纯真的微笑。“打扰一下”。她说。
“肃静”。法警咕哝道，可谁都能听出他不是真心叫她闭嘴。
“很抱歉，”那个漂亮女孩说，“但我有话非说不可。你瞧，我就是这人的妻子，好端端地没死”。
这下好了。我一屁股跌坐回去。
执法官愣了半晌才回过神来。他站起身，“请到前面来”。
我听见身后响起一片窃窃私语。她经过我身边时，扭头冲我莞尔一笑。别担心，这笑容的意思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闭上眼睛。为什么每当你急需一块砖头的时候，手边都偏偏没有呢？
在执法官温和的敦促下，漂亮女孩出示了她的证据。她名叫奥诺弗丽亚，持有加盖城市长官公章的出生证明、我俩于建城667年鬼月[2]17号在神庙结婚的证明，以及一张出自几位有头有脸的公民的宣誓书，证实她的身份没有造假。执法官很高兴地判定：这些公章和签名足以说明问题了。然后她继续解释说，事情只是出于一个愚蠢的小小误会。她从小身患痼疾，每天都得服用一种特殊药剂，其中包含小剂量的毒堇。为了掩住药味，她总是和着蜜蜂牛奶服药。平日里，丈夫会在睡前替她倒好加药的牛奶，可某一天，她误以为他晚上要外出，于是自己先吃了药。晚些时候，丈夫又像往常那样替她倒了杯加药的牛奶。习惯使然，她心不在焉地喝下了第二杯药。这完全是她自己的错。双份药下肚后，她开始觉得非常难受。医生赶过来，把她送进了修道院的医疗所。倒霉的丈夫以为她死了，不由得悲痛又内疚。他发了疯，于是跑去官衙自首，说自己毒杀了妻子。但这仅仅是个可笑的错误。她痊愈了，却发现可怜的爱人正因谋杀而受审。理所当然地，她赶了过来，所以现在她——
案件撤销。
“你个臭婆娘”。我喃喃道。
我俩手挽手地穿过法庭的拱门，朝市集广场走去。她依然保持着微笑。她笑起来明媚动人——当她是人类的时候。
“我不想和你说话”。她说。
“很好”。
“实话说……”有个看着眼熟的路人盯着我们，停下脚步。她冲他笑了笑，他便挪腿走开了。“如果你再杀我一次，我真会生气的”。
初次见到她，是在我担任流加群岛总督的短暂期间。
那个任期实在挺短，我们相遇的时候，它已经草草收尾了。这基本上是因为，真正的总督意外地提前到任了。我只好打包离开。逃命之际，我一般喜欢轻装简行，所以只往旧背包里扔了几根金条、少量未经切割的宝石，然后就心满意足地上了路。对于随身行李，我总是格外小心，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拦路搜身。讽刺的是，我清楚地记得自己把背包检查了个遍，确保没装任何可能招致麻烦的东西。当然，她没在那个该死的包里。
我记得自己步伐轻快地走下总督府的台阶，穿过广场赶往私家码头。那儿有一条船等着我，准备驶向色赞扎。那天正是典型的流加群岛气候，天空澄净如洗，蓝得耀眼。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明艳，仿佛你可以做到任何事。我记得自己爬上船时，颈背忽地一痒，好像被什么刺了一下。于是我想：这回事情没办成，的确挺可惜，可谁愿意待在这么个连总督府都有跳蚤的破地方呢？总之，我对自己的境遇心满意足。我很快乐。
我觉得颈背上有东西，虽然个头很轻，倒不是无法察觉。我抬起巴掌，凭感觉朝脖子后面一拍。阳光暖洋洋的，船体轻柔晃动，令人舒心惬意。连日来的兴奋和压力此时渐渐退去，我仰身倚靠在船舷上，不由得闭上双眼。
醒来时，我被笼罩在了一片阴影里。“你好呀”。我说。
她笑起来确实明媚动人。“你好呀，”她说，“我是奥诺弗丽亚。你是谁？”
好问题。前些日子，我还是受人景仰的卢卡斯·米忒拉斯。可到色赞扎之后我是谁，目前尚未有定论。“我是布托”。我答道。
她在我身旁坐了下来。她穿着一袭黄色的丝绸长裙，脚上是黄色的丝织拖鞋，上面绣着红玫瑰。“你要去哪儿？”
“色赞扎”。我说，“你呢？”
“色赞扎。我要去姑妈姑父家待上一阵。他们住在山区的小村子里，那地方叫帕勒克依那”。
“那可真巧啊”。我说。
直到最后，我们也没去帕勒克依那。我们去了阿普克勒的糅皮工人聚居区——那儿算是色赞扎最文明鼎盛的地方了——在外围一间破旧的小旅馆里待了三天。我们几乎没出门，不过阿普克勒也没什么可看的。
第四天清晨，我早早醒来，她却没和我一起躺在床上。我起身穿衣，出门寻找，发现她待在马场。她不知从哪儿拿了只黏土杯子，里面装着半杯木虱，正在互相攀爬踩踏。她把杯子放在一个登马台上，扭头冲我微微一笑。
“这么早就起床出门啦”。我说。
她往前一倾，吻了吻我的鼻子。“天气真好，”她说，“我们去走走吧”。
我们一路朝港口走去，这时渔船才刚刚出海。“你的姑妈姑父，”我说，“恐怕有点担心你的去向吧”。
出于某种原因，她皱了皱眉。“不用操心他们”。她说，然后脚下一顿，“你是想甩掉我吗？”
这话我实在难以启齿，“不，当然不是”。
“那就行了。我会给他们写信的”。她说着，重新挂上微笑，“他们早就习惯了”。她补充了一句。
“我明白了。看来你经常做这种事咯？”
我本想开个傻气的小玩笑。“是的”。她说，“噢，看啊，那儿有只鸬鹚”。
你知道年轻男人自我卖弄的时候是什么德行：能滔滔不绝地讲出一车废话来。“那是别人驯养的鸬鹚，”我说，“凑近点看，能瞧见它戴着项圈”。
“项圈是做什么用的？”
“为了不让它吞掉嘴里的鱼。它们能捕鱼，却没法吃下去，所以才会飞回家。鱼卡在喉咙里，只能让渔夫给它们取出来”。
她瞥了我一眼，表情有些微妙，令我终生难忘。“这做法合情合理”。她说。
我耸耸肩，“对渔夫来说是这样。但我看不出鸬鹚得了什么好处”。
“不过是只鸟罢了。况且，渔夫会照顾它的”。
“鸟需要人的照顾吗？”
“我们接着走吧，到海边踩水玩儿”。
我们没在外面待多久。稍后，她问我：“你是什么人？我的意思是，你是做什么的？”
我当时昏昏欲睡，你知道，事后都是这样。“噢，我不大做事”。
“啊哈，你是位绅士”。
通常情况下，我会答一声“没错”了事。反正过一两天我就要走人了，答案是真是假又有何关系？然而我反问：“你呢？”
她耸耸肩，“我什么都不是，真的”。
早些时候，我倒也猜测过她的身份。干我这一行，非得有点儿识人的眼力不可，因为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慢慢了解一个人，更承担不起看走眼的风险。我猜她是富商家的女儿——衣着得体，没有上流社会的矫揉造作，但也不需要干活儿谋生。她不会是某个农夫、小本买卖人或者手艺人的老婆。我觉得，她是一般人眼中“难以搞定”的那一类型：言行直率，不好控制，绝不是安于家室、乖乖听话的女人。上流社会的家庭没法容忍这种女人的存在，而底层女性又为温饱所迫、别无选择。但富商的女儿如果愿意的话，倒是可以在外逍遥几年，一般也没什么损失。“我可不大相信”。我说。
“不，你信了”。她说，“可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你是做什么的？”
别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爱上她了。只不过，我开始觉得，仅和她相处三四天有点太短暂了。何况我也不赶时间。我身上有些钱，足够放松一段日子，而且据我观察，身后没有追兵。老实说，我喜欢她。或许是因为我们的灵魂有相似之处：同样无依无靠，无牵无挂，如无根之叶。还有些别的原因：我俩天性中顽劣、恶毒的成分。我喜欢携带这种成分的人。我觉得，或许她能理解我。若真如此，不是很有意思吗？我就有了个坦诚相对、倾吐真心的对象。对我而言，这无疑是种全新的体验。所以，我深深地吸了口气。
“其实，”我说，“我是个贼”。
她点点头，“我猜也是”。
这令我始料未及。“你猜到了？”
“唔……这么说吧，你不是商人，不然你买卖的货物在哪里呢？也不是信差之类，因为你睡觉的时候，我看过你的包了”。她微微一笑，“那时我就想，你是个贼啊”。
“你真看过了？”
两个想法在我脑中浮起。其一，我俩还真是半斤八两。但我立即打消了这个判断，因为我背包里的东西原封未动，我检查过了。平均每隔一小时，我都要检查一次。其二，她看似并不特别介意我的身份。
“哪一种贼？”她问，“爬窗入户的那种，沿路打劫的那种，还是别的什么？”我们竟然在进行这种对话，这令我难以置信。可它确实激起了我的兴致，“我不干那么粗鲁的事”。
“你是一个职业骗子”。她说，语气里带了丝小女孩似的兴奋。
我微微耸肩，“这么说言过其实了”。我说，“我的职业其实只是扮演其他人。通常是政府官员。我阅读政府的公报，留意新的任命信息，看看哪里有异地赴任的官员，然后先他们一步赶过去”。
“我懂了”。她眼里流露着笑意，“有点儿像变形术”。
“要真有变形术，我就轻松多了”。我说，“可惜那是不可能的。但没有变形术，我也能蒙混过关”。
她点点头，“你化妆吗？戴假发和假胡须之类的？”
“没那个必要”。我说，“我需要做的只是先问问自己：身为某某人会是什么样的感觉？我猜，就和演员差不多。我以前也想过当演员，可那行赚不了钱”。我微微一笑，“我喜欢钱”。
“我也是”。她说。
“我俩有共同爱好，”我说，“这是好现象”。好吧，我想，既然都坦诚相待了，问了通常不会问的东西，那干吗不再深入点呢？于是我问：“你有吗？”
“有什么？噢，钱啊。我有，时不时地吧。钱从来不是问题”。
我之前已经得出结论：她不是数不胜数的高级妓女中的一员——发展到了我俩这一步，这方面很容易分辨。她也不是贼。在我们这个高尚文明的社会里，女人只有三种职业，而其中两种已经被排除了。“你是个音乐家？”
“抱歉，啥？”
“歌手，”我说，“你是唱歌的吗？唱歌来谋生？”
她笑出声来，说：“别人恐怕宁愿花钱让我闭嘴”。
我往前一倾，亲吻了她的嘴唇。“那你时不时有的那些钱，”我说，“又是从哪儿来的？拜托，”我挂上自己最迷人的笑容，补充了一句，“我可什么都没瞒着你啊”。
“那好吧，”她说，“我是个女巫”。
按照常理，鉴于我被无罪释放了，我有权回官衙去，把我被捕时遭到没收的随身物品统统要回来。那些东西是我的全部家当：一件厚重的羊毛外套，旅行时穿的；一个背包，里面装了五百安吉尔金币和一本带插图的威森蒂乌斯著的《迷人花园》；更别提内衬里还缝着价值九百安吉尔的红宝石原石了。可是不知怎的，我觉得这时回去要包有点过分贪心了，而我从不敢过分贪心。现在看来，这话真是讽刺。
她又愿意和我说话了。“这样很丢人”。她说，“让我上法庭把你领回来，就像你是条走失的狗似的。我真希望你别这么做”。
“我想试试，你总不能怪我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