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她可以怪我。“更别说，”她继续道，“你这么做太招摇了。你明白的吧，这下我们又得换个地方从头开始。这儿的人都知道我们的身份了”。
这话让我大笑起来。
“你懂我的意思，”她有点急了，“也清楚我不愿意高调行事。你带了多少钱？”
“反正已经一个子儿不剩了”。
她一声叹息，“你觉得梅森蒂亚怎么样？”
“我甚至不知道它在哪儿”。
“它在你能去的最靠南的地方，如果不下海的话。离这儿大约有一千二百英里”。
她去过那地方，当然，是很久以前了。天底下没有她没去过的地方。我记得我们曾经在普罗秋利斯住过一个废弃的神庙。当时我们为形势所迫，只能过一段苦哈哈的日子，那神庙就成了不错的落脚点，因为当地人没胆子进来。庙内的墙壁上涂着彩画。这画有屋顶遮挡，免受风吹日晒，却只有一小块保留了下来，其余部分早在几百年前就剥落了。我盯着壁画，然后突然意识到：我认识这张脸。真是太像了。她告诉我说，这画的应该是爱朵依亚，死亡之神。是啊，真是死亡之神，我想。
“我已经厌倦像这样四处漂泊了”。我说。
“而这都要怪谁呢？”
“况且我讨厌南方，太热了。我们为什么不换个好点儿的地方，休养一阵？”
我不喜欢满腹牢骚的自己，过去我从不抱怨。不管手上拿到什么牌，尽力打好才是正道，这一直是我的人生箴言。该弃牌时就得弃，输了便愿赌服输。当然，如今我的想法已经不同以往。
“好吧，”她说，“我们去苏利亚”。
“我宁可去死”。我说。一个路过的女人停下脚步看向我。我把嗓门压低了些，“那地方天寒地冻的，人也臭烘烘的，而且，在苏利亚我们能捞到什么好处？”
“你对苏利亚真是一无所知，那地方其实相当不错”。她一顿，“还有银矿”。
“我压根儿不在乎。我绝不愿意在矿坑里哆嗦六个星期，在冰天雪地鸟不拉屎的地方待着”。
她叹了口气。“好吧，”她说，“那你想怎么样？”
这故事最可笑的地方在于，我真的是绅士。比绅士还高级，我其实是个正儿八经的贵族，有堂兄弟是公爵，某个豪门世家前庭的石雕拱门上还刻着我的名字呢（我是说真名）。至少，曾经刻着我的名字。我猜它早就被凿掉了。我想说的是，我的身份比我假扮的人高多了。每当我四处招摇撞骗、扮演达官贵人的时候，实际上是把自己贬低了至少五个档次。假如我突然现身某个地方、宣布自己的真实身份，没有人会相信。我假扮的那些低级官员，他们至少得装出一点儿为了生计而辛勤工作的模样。而我十二岁的时候，对他们那样的劳动人民压根儿是不屑一顾的。
我想，我是在十九岁那年正式变坏的。我母亲——上帝保佑她——本来不愿意送我上大学。知子莫若母，我想。可父亲坚持让我入学。在他看来，任何一个与我年纪相仿的体面青年都该读大学，拒绝去求学，无异于妄想阻止太阳从东边升起。我只好乖乖从命，后来却发现大学是个颇合胃口的好地方。倘若我生在别人家里——比方说，假如我出身贫苦，来这里是为了接受教育，而不是找个借口溜出家门——也许还能收敛脾性，学些东西。我是真的挺喜欢大学里的一些书籍，至今仍时不时地回想起当中的句子。比方说，萨洛尼努斯的《警世箴言》（这本书是我的挚爱，作者堪称旷世奇才）和欧特罗皮乌斯的《道德与政治对白》之类。然而，大多数时候我还是在酗酒赌博、寻花问柳，挥霍金钱度日。在父亲眼里，这是我理所当然的生活方式。我不过是在做个孝顺儿子罢了。
只要我写信问家里要钱，父母没有不应允的，总是随封寄回斯塔门兄弟银行签发的汇票。我周围环伺着热情放荡、想钱想得眼冒绿光的小伙子，他们债务缠身，却生怕父亲叔伯发现自己败光了钱、惹了一身麻烦。可我呢，兜里的金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父亲不但不责备我腐坏堕落，反而鼓励我肆意享乐。吾儿，趁你青春年少，就该及时行乐。我那傻老爹如是说。以后有大把的时间干正经事呢。好不容易含着金汤匙出生，不好好享受，怎么对得起你这命？
他说的没错，可金汤匙造成了我的不幸。我在这里格格不入。我认识的每一个人，要么出于嫉妒恨我入骨，要么就极尽谄媚、想从我这儿捞一把金。我的外貌更是火上浇油。坦白地讲，我从来没有为了自己长得特别英俊而高兴过。漂亮的外表就和钱一样，是我无须争取、与生俱来的东西，令我人生的一切都容易得过分了。上大学的第二年，我蓄起了胡须，然而其他人纷纷赞美说，这新造型很适合我。于是我又把胡子剃掉了，免得引发一阵蓄须的风潮。
我是这样变坏的——我之所以变坏，完全是为了他人着想。事情起因如下：有个几乎算是我朋友的人（我不会透露他的名字，因为他现在是个地方长官了，货真价实的那种）找我诉苦借钱，说若我不借，某个裁缝就要写信给他父亲，把事情闹到人尽皆知。
“你需要多少？”我问他。
“四十安吉尔”。他说，“拜托，讲点义气吧。四十安吉尔对你不算什么。我见你在‘金色羽毛’一夜就能花出这么多”。
他说得很对。我俩对话时，我的上衣口袋里恰好就有这么多钱。那时，我们正肩并肩地穿过西门，就在新神庙的南面。“办不到”。我回答。
“胡扯。真的，我已经穷途末路了。要是拿不到这么多钱，我干脆去跳河好了”。
我叹了口气。“你个可怜虫”。说着，我开始四下寻找，想捡块砖头。
正如我先前所说，每当你需要一块砖头的时候，手边注定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只好沿着河岸往下走，在黑暗中摸索，直到我捡到一块大小重量都合适的石头。“你究竟要这玩意儿干吗？”他问。
我用厚外套的翻领把它包裹起来。“你马上就知道了”。我回答。
时值三更半夜，街头的醉鬼都已经晃悠回家，最早做生意的一批商贩又还没开张。从神圣大桥走到新神庙，我们一路上都没撞见半个活人。我回首四顾，意识到作为新手，遇上这么好的作案环境是红运当头了。我穿过蜿蜒的小巷，绕过新神庙的正门来到后门前，刻意避开了那尊象征宽容与怜悯的老旧神像。
人从来摸不清自己的脑子是怎么运转的，对吧？我猜，我一定早就注意到了神庙背后的那排窗户，潜意识里已经想到：如果有人想闯空门，那绝对是个理想的突破口。可是，搁在二十四小时前，我完全想不到自己这辈子会闯进神庙偷银子。而现在，事情竟然演变成了这样。我脱掉上衣，把裹着石头的一头砸向窗户时，他还替我抬着衣服的另一头呢。几乎没弄出多大动静。我想说明的是：在盗窃方面，我完全是无师自通，本能地弄明白了这一行的各种基本原则。你得承认，我相当聪明。
“我们到底在干吗？”他压低嗓门问，声音粗哑恐慌。
“打劫神庙啊”。我告诉他，“在这儿等着。如果有人过来，给我信号，明白？”
他瞪着我。我至今还记得他脸上的表情。当时月光透过神庙的彩画玻璃，在他脸上投下了红的、蓝的光影，令他看起来就像被严重烧伤了似的。“你疯了”。他说，“我们不能这么做”。
“看好了”。
这事再容易不过了。我爬进窗，小心翼翼不让玻璃窟窿周围的尖刺挂伤自己，然后穿过走道，来到圣坛前。我把手伸向离我最近的一套银器，但又一停顿，脑子转了起来。我差点儿就偷了三天使圣餐杯，这玩意儿可是后矫饰主义艺术的代表作，搁在帝国的哪个角落都能一眼被认出来，那样可不妙。于是，我转而在圣坛上又摸索了一阵，找到一只颇为丑陋的圣餐盘。这东西搞不好有七十年历史了，外表极普通，我把它上下摸了个遍，也没发现什么铭刻印记。按照铸成它的银子重量来算，这玩意儿大概能值四十安吉尔。我朝圣坛一鞠躬，礼貌地道了声多谢，然后转身回去，和等我的朋友汇合。
“我又该拿这玩意儿怎么办？”他问。
可怜虫。“我怎么知道？卖掉，熔掉它”。
“把它放回去吧，看在老天的份上！我们赶紧走吧。如果被逮住，我爸准杀了我不可”。
我把圣餐盘搁在地上。然后我使劲全力，一拳打在他嘴上。“打起精神来，听见没？”我轻声地说。然后我捡起盘子，我俩便回住处去了。
剩下的半宿，我一直在盘算。之后，天刚蒙蒙亮，我就出门买了把锡匠专用的剪刀。我把圣餐盘分割成了一小片一小片的方块，每块大约值两安吉尔。然后，我信步朝银匠街走去。我本能地知道该和什么样的人做交易，只需瞧瞧他们的脸就行了。
“你收这个吗？”我记得自己这样问道。
那个男人斜睨了我一眼，“你确定没人会找这玩意儿？”他问。
我耸耸肩，说：“我家有个男仆向来手脚不干净”。
他也耸耸肩，“三十安吉尔”。
“别逗我了”。
在和收购赃物的人打交道时，我一向干得不错。我想，这是因为我信任那种比起交易对象来，对财物更感兴趣的人。我时常希望自己也能成为这种人。我朝他收了四十六安吉尔，四十给我朋友，六块投给了新神庙门口的济贫箱。我本人丝毫没想从这桩买卖里捞上一星半点。反正，我不缺钱。
这次行动成果斐然，那个朋友之后再没找我借过钱。当然，他也中止了我们的友谊，但对此我不怎么介意。像他这样的人多了去了。他们纷纷求助于我，这个借二十，那个要三十；而容我自夸一下，我真是天底下最慷慨大方的人。我夜夜游荡在大街小巷间，寻找容易突破的窗户、方便进入的水管和邻居家观察不到的后门。当时我还没意识到，那阵子大概真是祖师爷赏饭，不管怎么折腾都不会坏事儿，哪怕我干活时粗心大意、目空一切。当然，这种好运有一天突然到了头。那天夜里，我小心翼翼地撬开某金匠家的窗户，却发现金匠和他儿子齐齐坐在暗处，膝头放着已经拔出鞘的剑。
至今我仍不知道自己当时中了什么邪。假如我原地不动，扮成个醉汉，假装只是在恶作剧之类，那我百分百确定我父亲能够花钱封住他俩的嘴，然后谁也不会受到伤害。然而，我傻不拉叽地抽出了惯于随身携带的刀子，触发了一场滑稽的混战。我捅伤了金匠儿子的眼睛。我可以说这事纯属意外，完全是由于三个大男人在一片黑暗中胡乱比画尖锐物体造成的。这个说法合情合理，没人能证明它不对。然而结果不止如此。金匠儿子被他父亲绊了一跤，跌倒在地，抓住我的脚踝不放。于是我杀了他。
我为什么要那样做？你应该能猜到，多年以来，我一直在翻来覆去地思考这个问题，最终得出了结论：我这么做，是本性使然。让我解释解释吧。我出身名门，可那一定是老天不长眼。真的，我是个贼。我身为贵胄之子，因为杀人被逮了个现行，却只把整件事当成笑话，用老爹的钱给自己找的乐子买了单。我是个贼，在一间黑咕隆咚的店子里被人抓住了脚踝，然后杀了人。我一定事先就料到了，否则也不会一开始就拔出刀来。
我之所以告诉你们这些，是想扼杀你们可能对我错生的任何怜悯。在我经历过的遍布全世界的一长串庭审上，我每次都对审判员说：我有罪。我想，我从来都有罪。生来如此。
我们去了苏利亚。
抵达苏利亚时，我还认得这地方。十年前或者更早些，我们来过这里，当时我还从十二层楼上跳下去过。为那事，她把我沉痛地教训了一番。你以为我闲得没事干了吗？诸如此类。这种话我听过太多次，早就倒背如流了。
“好吧”。我说。我们爬出马车车厢，伸着懒腰。不必说，地上自然覆着积雪。“现在我们到了，然后呢？”
她弯下腰，翻起一块石头。什么也没有。这里地冻天寒的，昆虫没法存活。“我告诉过你，”她说，“这地方有银矿”。
我打了个呵欠，“真不得了啊”。
“我怕你无聊”。她说，“你一无聊就干蠢事”。
“我们该去仙萨尔德的”。我说，但不是真心话，“那儿有座神庙，收藏着世界各地最齐全的决心教派圣像。看守只有六个老祭司，还有一把我用玻璃片就能捅开的锁”。
她看着我一叹气。“好吧”。她说，把手里的包一扔，“你想去，我们就去”。
“算了。来都来了”。我说，“走吧，我们最好找家旅馆什么的。假如这鸟不拉屎的地方也有旅馆的话”。
库瓦斯城其实不差。市中心早在三十年前就被帝国整体重建过了，风格千篇一律，但街道都铺了石板，还有几座相当不错的大楼。全城最好的旅馆是“正综无瑕宝钻”，很宏伟，也很昂贵，大力模仿了“城市银星”旅馆——就像一个勤勤恳恳但不识字的抄写员临摹下来的手稿。于是，我们去了“正综”旅馆。旅馆主人有点儿狗眼看人低，可我们不缺钱。他们给了我们一个位于三楼的房间，那儿的视野很不错，正好俯瞰一片锯木场。木材生意是库瓦斯的支柱产业之一。我临窗站了一会儿，沉醉在这片风景中。“我也许会喜欢这儿的”。我说。
“上床来吧”。她说。
“现在才下午”。
“拜托”。
这故事的荒谬之处在于，她真的爱我。哪怕我对她做了那些事，还企图做那么多事。苍天在上，我可是杀了她整整十六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