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危机

1836年，伦敦出版的一本文集写道，1808年初，法国人在东亚的扩张引起英国人的注意，在印度的英国人担心法国将取代西班牙成为马尼拉的统治者，最终威胁英国人在广州以及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利益。在此之前，英国驻印度果阿总督明托勋爵（Lord Minto）与葡萄牙驻澳门总督法利亚（Bernardo Aleixo de Lemos Faria）达成一项协定，要保护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利益。于是，明托勋爵派了一支远征军去澳门。

1808年9月11日，在海军少将度路利（Admiral Drury）的率领下，这支由一艘第一线作战军舰、一艘护卫舰、一艘单桅船组成的远征军进入澳门水域。“但是，在温情脉脉的虚假友情的面纱下，葡萄牙人似乎在暗中做了很多手脚，他们把英国人的意图误传给了中国的统治者。”14

葡萄牙历史学家卡洛斯在1902年出版的《历史上的澳门》一书中写道，度路利少将在登陆前，派了东印度公司高管剌佛去通知法利亚，表示希望得到友善的安排，以免引起中国政府的敌对情绪。法利亚的回复是，希望“英国人不会剥夺葡萄牙人捍卫澳门的自由，也不会强迫他做失职的事情”。他表示不会允许英国军队进入澳门港，因为这违反了葡萄牙与中国的约定。

度路利给法利亚回了一封信。他说，他唯一的目的就是保护澳门。他还颇有深意地告诉后者，葡萄牙王室已经在英国军队的护送下去巴西避难了。他表示毫不怀疑法利亚的忠诚，并希望能与其见面。

法利亚在给度路利的回信中说，他暂时不会将度路利的意图告诉中国政府，因为“对心胸狭窄、天性多疑的中国人来说，他（度路利）的意图不会被重视”，但他同时表示，澳门在中国的保护之下，考虑到澳门与中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应该由葡萄牙摄政王决定是否允许英国军队入港。15

双方做了多次沟通，但都没有效果。最后，法利亚表示，除了请中国人帮忙对付在数量上占优势的英军，他别无选择。度路利则表示，他要亲自与两广总督吴熊光接触。接触的结果是，吴熊光命英国人赶紧离开。由于印度总督明托并无禁止与中国交战的指示，9月21日，度路利带领英国军队登陆澳门。

　

英国人确实对澳门有想法。事实上，早在17世纪30年代，英国人与葡萄牙人就曾因澳门问题闹过不愉快。

163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长约翰•威德尔（John Weddell）率一支由6艘船组成的船队前往澳门。国王查理一世同意他与中国贸易， 如果可能，还希望他找到一条连通加利福尼亚的新航线。威德尔原本以为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会给他提供帮助，因为在1635年，英国与葡萄牙签署了合作对付荷兰的《果阿协定》（Convention of Goa）。但是，当威德尔率船队抵达澳门后，葡萄牙人没有提供任何帮助。他们把英国人视为竞争对手而非盟友。最终，威德尔的船队在珠江被中国当局扣押，直到他们答应离开才放行。16

1783年，一位英国商人向政府提出一项改善英国对华贸易的计划。他说，如果中国的皇帝知道广州正在发生的变化，就会公平地对待外国商人。他提议派人出使北京，相关费用由东印度公司支付。1787年，出身外交世家的查尔斯•卡斯卡特中校（Charles Cathcart）奉命出使。 他的任务是，使澳门或厦门成为英国商人的货物集散地。但这次出使以失败而告终：1788年6月10日，尚未进入中国海域，卡斯卡特在苏门答腊附近的班卡海峡去世。

　

这一次，英国人与葡萄牙人的合作基础，是共同对付拿破仑，但根源在于英法之间的竞争。

1789年至1799年，法国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政治革命，即法国大革命。法国革命政府的革命热情导致其与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交恶。

1793年1月21日，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处死。很快，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组成反法联盟。2月1日，法国对英国及荷兰宣战。英法战争从1793年一直打到1802年。1802年3月25日，两国在法国北部城市亚眠签署和平协议。但是，和平状态只维持了一年。1803年至1815年，拿破仑领导下的法国，与英国、西班牙、俄国等欧洲国家进行了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即“拿破仑战争”。

澳门是这场战争波及的地方之一。值得一提的是，与1636年的情形相比，1808年的澳门已经大不相同。自171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立分支机构开始，英国商船登陆澳门的次数日渐频繁。澳门也逐渐成为欧洲人甚至包括后来的美国人（而不仅仅是葡萄牙人）的居住地。这些变化让清朝统治者隐隐不安。

根据《清史稿》的记载，1808年9月，“英吉利兵船十三艘泊香山鸡颈洋，其酋率兵三百擅入澳门，占踞炮台，兵舰驶进黄埔”。但吴熊光没有应战，因为他认为“英人志在贸易，其兵费出于商税，惟封关足以制其死命；若轻率用兵，彼船炮胜我数倍，战必不敌，而东南沿海将受其害”。17

吴熊光所言并非全无道理，但嘉庆原本就对他在剿灭海盗一事上的表现不满，见他此番竟然继续以消极态度应对“外夷”，实在难以接受。11月14日，嘉庆在给军机大臣的上谕中训示：

收到“五百里加急”送来的圣旨后，吴熊光在广州集合了一支8000人的陆军，同时又派一批战船入珠江截断所有航道，虎门炮台则堆满了军火和其他军需品。

随着事态逐渐恶化，英国人这边也出现了内讧。11月21日，度路利下令所有英国船只及不列颠臣民在48小时内撤离广州。当他的命令送达东印度公司船队队长克雷格（Miliken Craig）及其他船长面前时，船长们都拒绝接受，表示只听从董事会的安排。事实上，广州商馆主席剌佛下达的命令，他们同样没有执行，理由是，没有引水而驶船将非常危险。

因为相隔遥远，广州的这些情况未能被北京掌握。11月29日，嘉庆再次斥责吴熊光办事不力，任由英国兵船逗留，“竟不调兵防守，所办错谬已极”，同时表示，地方事务固然应该好好整饬，但是，“缉捕洋匪尤为该省要务”。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清朝统治者第一次将“剿办洋匪”定为一省要务，只是他们还没有意识到“洋匪”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嘉庆的强硬态度让广州商馆高层大感意外。12月3日，剌佛收到一封联名信，署名者是公司商船共计14位指挥官中的12位。他们在信中表达了对战争的担忧：

次日，剌佛接到地方政府的文书，上面写道，皇帝命你们撤退，否则会动用武力将你们驱逐出去，要是你们撤退的话，以前所有的友好关系及商贸活动都将恢复。随后，剌佛将文书的内容转告给了度路利。

12月20日，度路利率兵船返回印度。6天后，英国商船获准开展贸易活动。不久，广州人树立了一座宝塔，以纪念嘉庆的胜利。

但吴熊光没有从英国人的“失败”中得到荣耀。12月15日，嘉庆在给内阁的上谕中斥责：“吴熊光平日因循废弛，只知养尊处优，全不以海疆为重，大负委任！着传旨严行申饬，先降为二品顶戴，拔去花翎，交部严加议处，用示薄惩。”同日，又在给军机大臣的上谕中斥责吴熊光“一味软弱，全不可靠”。20

嘉庆对吴熊光的评价并非过激。根据东印度公司档案的记载，度路利曾致信吴熊光，希望去广州与之面谈，但没有收到任何回应。后来，“因为这位总督仍然拒绝与度路利将军会面，并称，除了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首脑，他不认识其他英国人，所以将军亲自去了广州。他坚持要见总督一面，并说，他将在广州停留半个小时。这位总督仍然拒绝会面。于是，将军不再坚持己见，回到了战舰上”。

1809年1月，吴熊光被革职，广东巡抚孙玉庭等人也都“交部议处”。21然而，这种人事任免完全无法抵挡王朝没落的大趋势。1807年的“‘海王星’号事件”，以及1808年的“澳门危机”，预示着新的动荡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