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的苦恼
与贸易程序的烦琐相比，更让西方商人感到苦恼的是，中国似乎只喜欢他们的白银，对他们引以为豪的工业品缺乏兴趣。正如乾隆帝在1793年9月23日（马嘎尔尼使团行将离开中国之际）写给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敕谕”中所言：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筋，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7
这道“敕谕”在西方十分有名，西方历史学家或汉学家在著述中国近代史时，无一不将此“敕谕”列为重点史料。
因为中国对西方的工业品不感兴趣，西方人对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等商品却有很高的需求，所以西方人只能用硬通货（白银）来购买中国的商品。久而久之，西方国家的白银库存急剧下降。他们不得不想办法“发现”或“创造”某种持续的商品需求，以便从中国本地获得白银，再用白银购买茶叶等商品。
这种商品就是鸦片。最迟从明代开始，中国已在进口鸦片。万历年间已出台政令，规定每进口十斤鸦片收税银二钱。野史记载的一种不太靠谱的说法是，万历帝之所以30年不上朝，就是因为吸食鸦片上了瘾。康熙年间，鸦片仍作为药材进口。1729年，雍正听闻云南、广东一带吸食鸦片的人很多，若不禁止，恐生大乱，因此下旨禁烟。为防上行下效，《大清律例》甚至规定：“宗室觉罗及王公有吸食鸦片烟者，拟绞监候，由宗人府会同刑部进呈黄册。”8
但是，鸦片买卖及吸食鸦片的恶习并没有杜绝。1780年及1810年，乾隆、嘉庆先后下旨禁烟。1796年，嘉庆下旨禁止种植鸦片。地方政府及海关部门也发文禁止鸦片贸易。例如，1799年及1809年，两广总督两度发文禁止鸦片买卖。1807年，广东海关也发文禁止鸦片贸易。
从西方媒体的报道来看，这些举措确实取得了一些效果，但它们同时也为地方官吏提供了敲诈勒索的机会。《亚洲杂志》（1816年2月刊）报道了一起鸦片商被捕事件：
1815年2月，主要的鸦片贸易商在澳门前山被一网打尽。地方官员想从他们身上敲诈钱财，他们也希望可以按照惯例支付银子以破财免灾，但他们出的价钱达不到地方官们的要求，于是被押送到广州。他们以为最后能达成和解，但不幸的是，这件事传到总督和其他高官们的耳朵里，无法掩盖……这些商人们遭到严刑拷打，被迫招供一切罪行，这些罪行可能比他们已经犯下的还要多，他们还被迫招供经常受贿的官员们的姓名。
事实上，鸦片贸易非但没有停止，1820年至1840年甚至呈现大幅增长的趋势。鸦片贸易带来的影响之一是，1793年前后，中国的白银库存约有7000万两，到了1820年，只剩下1000万两。正如前文所提，到了1825年，东印度公司在中国购买茶叶所需资金，绝大部分都来自鸦片贸易。
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鸦片或鸦片贸易并非见不得人的内容，相反，它甚至经常出现在标题上。
例如，1839年8月9日，鸦片战争爆发前夕，《悉尼先驱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鸦片在冒烟》的文章，是一位名叫贾斯蒂夏9的读者写给编辑部的。她写道：
我写这封信的首要目的是要表明，从一个抽象的角度看，中国的皇帝采取的一切措施都被证明是正当的。很明显，他受到最仁慈的感情的驱动，为他的同胞谋福祉。我衷心地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这块殖民地（指澳大利亚）将采取同样果断的措施禁止可恶的饮朗姆酒的行为。基督教国度中的饮朗姆酒行为远不如异教徒国度中吸食鸦片的行为情有可原。10
贾斯蒂夏显然对中国的禁烟情况有一定的了解。她介绍，1796年之前，中国允许进口鸦片，并对鸦片的进口征收关税。鉴于其恶果，鸦片在1796年被禁。“吸食鸦片者将戴上枷锁并接受杖刑，贩卖及走私鸦片者将被流放或被处死。”
在她看来，英国商人在中国从事鸦片贸易的唯一动机就是赢利。由于利润如此可观，他们欲罢不能，越来越渴望从中获利：“对他们来说，赢利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是目的本身。他们没有考虑到鸦片贸易会带来人口萎缩的结果，当然，即便考虑到了，这种贸易带来的影响同样可怕。”
这篇文章表明，西方人十分了解鸦片的毒害：“吸食鸦片的习惯一旦形成，就会逐渐变得根深蒂固，越来越难以戒除，到最后，突然剥夺这种恶习一定会导致死亡。”
贾斯蒂夏如此描述瘾君子们的悲惨人生：
他们抵制诱惑的能力不那么强，身心虚弱，没有能力维持一份微薄的薪水。终有一日，当烟瘾再犯却买不起鸦片时，只能撒手归西。有的人会在鸦片馆门前上吊。铁石心肠的老板已经榨干他们的一切，不会让他们再进门。有的人会被愤怒的亲属拒之门外，最终死在街道上，却不会引起人们的同情。
但是，贾斯蒂夏仍然相信鸦片商人们还有良知。她写道：“如果富有的鸦片商人能亲眼看到这些悲惨的场景，他可能会了解可怜的顾客如何终结他们的人生。在成千上万的例子面前，要是他会结束自己的投机生意就好了！”
贾斯蒂夏提供的数据说明了鸦片走私的情况在1816年至1836年的中国有多么严重：1816年，中国消费鸦片3210箱，价值365.7万英镑；1825年，消费鸦片9621箱，价值760.8万英镑；1832年，消费鸦片23 670箱，价值1533.8万英镑；1836年，消费鸦片77 111箱，价值1790.4万英镑。
上述数据与英国首相罗伯特•皮尔（Sir R. Peel）收到的一份调查报告中的数据比较接近。这份1842年7月提交的报告称，1799年至1816年，中国年均进口鸦片不超过3000箱，1821年至1822年期间为4628箱，1825年至1826年期间为9621箱，1832年至1833年期间为21 279箱。1836年进口鸦片的数据（26 200箱）则与贾斯蒂夏的数据出入较大。到了1839年，已经超过3万箱。
根据上述数据，1816年至1832年，鸦片销量增长了6倍，价格则大幅下降：1816年，每箱鸦片约1140英镑，到了1832年，降到647英镑左右。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嘉庆禁止在国内种植鸦片的旨意，刺激了国外的鸦片种植，提升了鸦片商往中国贩运鸦片的兴趣；其二，除了传统的产自孟加拉的巴特那鸦片（Patna opium），大量产自印度中西部地区的马尔瓦鸦片（Malwa opium）进入了市场；其三，1834年，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结束，许多私营走私公司涌入市场。
鉴于对华贸易十分有利可图，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在英国日益受到挑战。最终，一直被边缘化的普通商人势力成功地让政府和议员们相信，结束贸易垄断带来的好处不仅不会减少，还会大大增加。
1833年8月28日，在英国首相查尔斯•格雷（Charles Grey）的推动下，议会通过一项法案，正式结束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法案的生效日期是1834年4月21日。在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的力荐下，1833年12月9日，律劳卑（Lord Napier）被任命为第一任驻华商务监督。驻华商务监督负有如下职责：
以贸易为宗旨，看管并保护居住在中国的英国国民的利益；在权限范围内向他们提供建议、信息和帮助，以使他们的商业交易行为安全并取得成功；尽力保护他们在中国设立的所有合法事业得以和平经营。11
此后，作为英国政府的代表，驻华商务监督（不再是东印度公司）开始主管英国的对华贸易。与东印度公司高管不同，他有权指挥驻广州海域的海军。东印度公司的唯一目的是贸易，商务监督则必须捍卫英国的国家荣誉。这意味着以前可以在东印度公司内部消化的冲突，例如“‘海王星’号事件”等，此后都将上升到外交关系层面。
既然驻华商务监督有保护英国商人的职责，那么，我们不难想象，无论是出于眼前利益还是长远利益考虑，这些商人都会在与商务监督的交往过程中，极力建议他打开中国的门户，如果不能通过和平的方式，就通过武力的方式——这些商人对中国的武备情况知之甚深。因此，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的结束，不仅带来了更多的鸦片，还带来了更多的冲突，这些冲突最终演化成一场战争。
根据贾斯蒂夏的描述，贪腐是鸦片禁而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广州及沿海其他地方的中国官员都是鸦片吸食者。给海关大楼的官员送一箱鸦片，就足以让他们同意卸一整船货。”
《新西兰殖民者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也写道：“中国当局表面上禁止进口和吸食鸦片，却从未采取任何决定性措施去终结鸦片贸易。恰好相反，各级官员都在鼓励这种交易，因为每箱鸦片都要给他们一定比例的分成，尽管他们有时会发布公告，表示反对鸦片贸易。”12
西方人试图从文化角度解释为何吸食鸦片的恶俗可以在东方大行其道。例如，1840年12月1日，澳大利亚霍巴特市的《快报》刊登的一篇文章写道：
从土耳其到中国，鸦片的使用几乎是普遍的……鸦片的使用似乎与东方人的习惯相一致。他们一点也不喜欢交际的乐趣，宁可独醉也不愿意大家一起畅饮……土耳其与中国使用鸦片的方式有些不同。土耳其的方式是吞食一定数量的鸦片药丸……中国的方式则是先将鸦片放入水中熬煮，然后提炼、晾干，再填入烟管中，就像我们吸烟一样。13
这篇文章还试图让人相信，吸食鸦片就像饮酒一样，只要不过量，对身体不会有太大的伤害，有些人甚至大量吸食鸦片也不会有事：
有人谈到过一个土耳其人的例子，他每天喝30杯咖啡，抽60管烟草，吸食3德拉克马14鸦片，固体食物则只有4盎司的米饭。琼斯博士（Dr. Jones）在其著作《揭开鸦片的奥秘》一书中说，英格兰有人每天都要吸食2到6德拉克马鸦片，据说有个人一天要吸食两盎司鸦片，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纪录。
按照这篇文章的描述，当时的中国社会已完全认识到鸦片的危害：
中国政府充分认识到鸦片贸易的巨大危害……官员们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入讨论，对所有这些事实了然于胸……他们的伦理学家著述反对它，它成为画家们的题材。《中国丛报》刊登了一位中国画家的系列作品，这些画作展示了吸食鸦片者从健康走向贫穷和死亡的过程。这些作品中的想法及绘画方式与荷加斯（William Hogarth）的《堕落的过程》（A Rake’s Progress）惊人地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