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伦战争动员
1840年3月18日，英国《殖民周刊》刊登的一篇文章讲述了英国政府的战争准备工作：
报纸上以及从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和孟买发出的私人书信中提到了对中国作战的大量准备工作。据说，从印度运兵至中国需要4万吨的船舶吨位。孟买的报刊上列出了一长串可怕的即将参与远征的战舰名单。
文章写道，3月12日，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Lord Palmerston）在下院接受皮尔首相质询时说，将与中国进行一次沟通，“他谨慎地避免提到‘战争’这个词。这种虚伪的表达真意何在？强大而昂贵的武器正在准备，数万名军人已经集结，大量炸弹、炮弹及其他毁灭性武器已经配备就绪。他们将尽快出发。”27
同年3月28日，英国《旁观者》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将巴麦尊的文字游戏解释为对宣战程序的规避：
在通过“老套的”程序将信息传达给议会之前，部长们已经往中国派了远征军。确实，巴麦尊勋爵声称，没有什么事情比与中国政府进行一次沟通更有意义。但是，鉴于派了10个兵团和10艘战舰，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将在没有正式宣战的情况下遭到攻击。如果他的话不是正式的宣战，那将是不宣而战的野蛮暴行。只是因为没有正式宣战，巴麦尊勋爵将这场昂贵的战争说成是一次沟通，他的企图是明显而毋庸赘述的，是为政府在不与议会商量就发动对中国的战争而进行的辩解而已。28
但是，议会（因为支持者有9票的微弱优势）最终还是通过了战争议案。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也批准了对中国宣战，1840年4月4日，女王在白金汉宫向海军上将明托伯爵（Earl of Minto）、海军中将查尔斯•亚当爵士（Sir Charles Adam）、海军少将威廉•巴加爵士（Sir William Parker）、海军上校爱德华爵士（Sir Edward Thos）、萨缪尔爵士（Sir Samuel John Brooke Pechell）等人致辞。她说：“考虑到中国皇帝的某些官员最近对我们某些官员和国民进行的伤害，我们已经下令，要求中国政府给予相应的补偿与赔款；为获得相应的补偿与赔款，作为权宜之计，我们应该扣押隶属于中国皇帝及其国民的船只与货物；如果中国政府拒绝给予相应补偿与赔款，已被扣押的船只与货物，以及未来被扣押的其他船货，将被没收并出售，其收益今后将由我们任意支配。因此，我们乐于听取枢密院的建议，命令我们的战舰司令官将所有属于中国皇帝及其国民，以及居住在中国领土上的其他人的船货扣押在港。如果中国政府拒绝给予上述补偿或赔款……我们特此授权并命令你们……根据英国海事法和国际法，依法处理已被扣押或未来将被扣押的船货及各种战利品。”29
英国人对这次战争抱有很高的期待。在孟买，甚至有人建议，这场战争要打到让大不列颠统治中国，即便不在北京安置一个总督，也要安置一个常驻代表。《伦敦早报》则颇有远见地提到，这场战争带来的短期影响将是中国对英国企业开放，长远影响将是一个王朝的败亡及一场革命。这份报纸上的一篇评论文章写道，善良、自由的英国人一点也不关心抽象的权利和正义，“虽然英国商人可能一开始就错了，但是，在一个流行的体制（比如我们的体制）之下，没有一个政府能够抵挡得住我们国内的商人和制造商们的压力。”
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巴麦尊爵士曾向议院提交一份厚厚的文件，证明英国商人犯了错，并且不仅是一开始就犯错，而且还一直持续到最后一刻。但是，正如《伦敦早报》所评论的，这个国家做出的决策，并没有让犯错的商人失去走私贸易的利润，而是让整个国家卷入一场昂贵的战争：“如果说我们的商人和制造商口袋里装了一先令的走私所得，那么，这场非正义的战争将耗费这个国家上千英镑。”
伦敦《每月纪事》杂志（1840年6月刊）则除了抨击这场战争是“可耻的”“不道德的”，更说它是英国党派（在野的保守党与辉格党政府）斗争的结果：
在整件事中，保守党的行为是最露骨、最纯粹的党派斗争的完美标本。在詹姆士•格雷厄姆（保守党成员）提交议案之前，对中国人的同情以及对不公正的鸦片贸易的愤慨受到所有保守派报刊的嘲笑和奚落。这些报刊都赞成战争，它们激烈地抨击政府没有派出哪怕是一艘战舰去炮轰广州，以报复侮辱过英国国旗、掠夺了英国人财产的那些傲慢的野蛮人。突然之间，政府的态度改变了。印度传来的消息表明，大臣们并没有在他们的岗位上沉睡，他们一直在为远征中国做着可怕的准备。3月19日，约翰•罗素勋爵（Lord John Russell，下议院辉格党领袖）在下议院宣布， 为了商人团体、东印度以及公众的利益，这场战争的目标是要求中国政府对英国国民受到的伤害进行纠正，使我们与那个国家之间未来的商业往来建立在一个安全和体面的基础之上。30
为了塑造对中国战争的正义性，很多英国本土及英国人在殖民地创办的媒体不遗余力地进行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的宣传。用《旁观者》杂志（1840年3月28日刊）的一篇文章的话说：“政府作家们正在不遗余力地为这场对中国的战争涂抹上可敬的色彩。他们正在将黑人洗白。”
例如，《伦敦早报》将这场战争称为“光荣的、正义的、必要的战争”。《检查者报》（The Examiner）嘲讽那些反对这场战争的人只是“片面的人性化”。最值得关注的是《环球报》（The Globe），它将“鸦片十字军”（The Opium Crusade）塑造成汉族的拯救者，因为这场战争会“将汉人从外族征服者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1840年7月11日，鸦片战争开始不久，马来西亚的《槟城公报》（英国殖民者创办的报纸）刊登了一篇文章，将中英之间爆发战争的原因，归结为中国没有妥善处理两国之间的贸易冲突。
这篇文章写道，一国有权对另一国提出，我们不允许你们将鸦片或其他商品带入我们的市场，但是，终结这种商品贸易的方式却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命令进口商将鸦片或其他禁止进口的商品从这个国家拿走，或者动用武力查封这些商品，或者发出通知——如果拒绝放弃这些商品，将对进口商诉诸武力。“但是多年以来，中国一直允许英国人交易这种商品，因此，停止这种交易并且不允许进口国将禁止交易的商品拿走必定被认为是违反各国的法律。”文章作者列出了三个原因：
其一，鸦片不是中国人的财产，而是英国商人的财产；
其二，没必要通过武力镇压鸦片贸易，而应该通知英国人将鸦片拿走，不要再将鸦片卖入中国；
其三，没收商品比鸦片贸易本身更不道德。
正因为如此，“我们要求中国人赔偿，而不是由英国赔偿。这项要求是正当的”。
对于这些巧言令色的报道，《旁观者》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给出了客观的评价。这篇题为《对华战争》的文章写道：“他们在尽一切可能掩盖真相，但‘鸦片战争’（The Opium War）这个名词将在历史上流传下去……每一种宣传伎俩（直接的或间接的）都是为了刺激‘约翰牛’的斗志。”
美国法理学家、废奴主义者威廉•杰（William Jay）在1842年2月出版的《战争与和平》一书中将英国正在对中国发起的这场战争称为“一场玷污了英国历史的最可耻、最可恨的战争”。并说，“很难在历史上找到一场战争比英国的鸦片战争更为直接地针对人的健康、道德和幸福，或者说更出自一个卑鄙龌龊的目的”。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