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了，我的兄弟

我们这个家庭的成员在精神上一直都很亲近。我们小时候，父亲在一次航海事故中溺水身亡。我们的母亲一直都强调说我们的家庭关系具有一种永久性，这种永久性我们再也别想碰得上了。我对我们这个家平时想得并不多，不过每当我想起家庭的成员，想起这个家庭曾经居住的海岸以及我想一直都在我们的血液里流淌的海盐，我就会愉快地回想起我是波莫罗伊家的一员—回想起我拥有这个家族传统的鼻子、肤色和长寿的希望—回想起我们虽说算不上什么显赫的家族，可是当我们聚在一起以后，却都很享受这样的一个幻觉，即波莫罗伊家确是戛戛独造、与众不同的。我之所以说起这些，丝毫都不是因为我对家族史有多大的兴趣，或者这种与众不同的感觉在我心中有多么深厚或是多么重要，而是为了强调这一点：尽管我们各不相同，我们彼此之间却忠诚不贰，这种忠诚感无论发生何种破裂，都是产生纠纷与痛苦的根源。

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姐姐黛安娜和我们三兄弟—查迪、劳伦斯和我自己。就跟大多数孩子们已经年过三十的家庭一样，我们也都因为职业、婚姻和战争等等的原因而天各一方了。我和海伦如今住在长岛，有四个孩子。我在一家中学教书，已经过了有望当上校长的年纪，不过我尊重这份工作。查迪在我们这帮兄弟中最有出息，跟奥黛特和他们的孩子住在曼哈顿。妈妈住在费城，而黛安娜自从离婚以后就一直住在法国，不过每年夏天都回美国来在劳德岬住上一个月。劳德岬是马萨诸塞一个岛屿上的海边避暑地。我们曾在那里拥有一幢小型别墅，那幢大房子是我们的父亲在二十年代建的。房子矗立在俯瞰大海的一处峭壁上，除了圣特罗佩[12]和亚平宁山脉[13]的几个山村以外，这就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喜欢的地方了。我们每个人对这个地方都拥有同等的权利，各自拿出点钱来对它进行维护和修缮。

我们的幼弟劳伦斯是个律师，战后在克利夫兰的一家律师行供职，我们都有整整四年没见过他了。他决定离开克利夫兰到奥尔巴尼[14]的一家律师行工作时，曾写信给妈妈，说他打算乘改换工作的空当，带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来劳德岬住个十天左右。当时我正好也已经计划要休个假了—我一直在教暑期学校—而且海伦、查迪、奥黛特和黛安娜也都打算到那儿去，这么一来我们全家就可以团聚了。劳伦斯是这个家里跟我们大家共同之处最少的成员。我们从来都不大能见到他，我想这就是我们之所以仍旧叫他“踢夫踢”的原因吧—这还是他小时候的绰号，因为穿过走廊到餐厅来吃早饭的时候，他趿拉的拖鞋总是发出一种像是“踢夫踢、踢夫踢”的声音。一开始是父亲这么叫他，后来大家也都这么叫了。等他又长大些的时候，黛安娜有时候还叫他小耶稣，而妈妈则叫他丧门星。我们一向都不喜欢劳伦斯，不过都怀着一种忧虑中混杂着忠诚的心情盼着他归来，还带有几分一个兄弟终于浪子回头的欢欣和快慰。

夏末的一天午后，劳伦斯乘坐四点钟的船从大陆上过来，查迪和我前去接他。夏日渡船的抵达和离岸具有航海远行的一切外部架势—汽笛声、车钟[15]声、手推货车、亲人的团聚以及海水的咸味—可这却是种无关紧要的航行，当我眼看着渡船在那天下午驶入蓝色的海湾，暗想着它就要完成一次无关紧要的航行了，我意识到我的这番想法恰恰正是劳伦斯会得出的结论。汽车一辆辆驶下渡船，我们透过挡风玻璃寻找着他的脸，结果非常容易地就认出了他。我们跑上前去，跟他握手而且笨拙地亲吻他的妻子和孩子。“踢夫踢！”查迪喊道，“踢夫踢！”要从一个兄弟的外貌上看出变化来本就很难，不过在驶回劳德岬的路上，查迪和我都一致认为劳伦斯看起来仍旧非常年轻。他先进的屋，我们负责把行李箱从车里拎出来。我进门时，他正站在起居室里，跟妈妈和黛安娜说话。她们都穿上了最好的衣服，戴上了所有的首饰，正格外热切地对他表示欢迎，不过即便是当时，在每个人都尽力显得最为亲热、在这些努力都最为轻而易举的时刻，我仍旧感觉到房间里的气氛隐约有点紧张。一边琢磨着这个一边把劳伦斯沉重的行李箱拎上楼去的时候，我意识到我们的嫌恶就跟我们那些更正面的热情一样是根深蒂固的，我又想起有一次，那是二十五年前了，我拿石头砸了劳伦斯的头，他从地上爬起来径直就跑到父亲那儿告状去了。

我把行李箱拎到三楼，劳伦斯的妻子鲁思已经在安顿他们一家的住处。她是个瘦伶伶的姑娘，看着就像是旅途非常劳顿了，不过当我问她要不要给她拿杯喝的上来时，她又说并不需要。

我下楼来的时候，劳伦斯已经不在了，不过大家都已经准备好喝鸡尾酒了，我们就决定先进行起来再说。劳伦斯是全家唯一从来就不喜欢饮酒的人。我们把鸡尾酒拿到露台上去喝，这样就能看到东边的绝壁、大海和岛屿了，劳伦斯跟他妻子的归来，他们在家里的出现，似乎重新激发了我们对于这片熟悉景色的兴味；就仿佛在离开这么久之后，他们对于这片景色和海滨的色彩势必会产生的乐趣已经传染给了我们。我们聚集在露台上的时候，劳伦斯沿着小径从海滩上走了过来。

“这片海滩美极了吧，踢夫踢？”妈妈问道，“回到家里棒极了吧？要不要来杯马提尼？”

“无所谓，”劳伦斯道，“威士忌，金酒—喝什么都无所谓。给我点朗姆酒吧。”

“我们可没有什么朗姆酒。”妈妈道。这是态度粗暴的头一个音符。她一直教我们绝不要含糊其词，绝不要像劳伦斯这样回答问题。除此之外，她对于自己家里的规矩非常讲究，任何违背她的标准的行为，诸如喝纯朗姆酒或是把啤酒罐带上餐桌，都会让她怒不可遏，即便是像她这么富有幽默感的人也在所难免。她意识到了自己态度的粗暴，于是设法补救。“来一杯爱尔兰威士忌好吗，踢夫踢亲爱的？”她道，“你不是一直都喜欢爱尔兰威士忌吗？餐边柜里有几瓶。干吗不自己去倒一杯？”劳伦斯说他无所谓。他给自己倒了杯马提尼，等鲁思下来之后我们就进屋用晚餐了。

尽管我们在等劳伦斯的时候，饭前已经喝得太多了些，大家仍旧全力以赴，一心想把最好的状态表现出来，享受一段和睦的好时光。妈妈是个娇小的女人，风韵犹存，脸上仍旧看得出当年曾是个大美女，她平常的言谈通常也轻松愉快，可那天傍晚她谈到岛上正在进行的一项垦荒工程。黛安娜就跟当年的妈妈一样漂亮；她生性活泼可爱，喜欢谈论她在法国结识的那帮放荡不羁的朋友，可她那晚上谈到的却是瑞士的那所学校，她把自己的两个孩子留在了那里。我看得出来这顿晚餐原来是想讨劳伦斯的欢心的。并不过分丰盛，也没有任何会让他感到操心的铺张浪费。

晚餐后，我们又回到露台上的时候，云彩映衬之下的晚霞鲜红似血，我很高兴劳伦斯一回家就能碰上这么耀眼的落照。我们在露台上待了几分钟后，就有一个叫作爱德华·切斯特的男人来找黛安娜。她是在法国，要不然就是在回国的船上结识此人的，他要在村里的客栈里待个十天左右。他被介绍给了劳伦斯和鲁思，然后他就跟黛安娜离开了。

“这就是现在跟她睡觉的男人？”劳伦斯问。

“这话说得真难听！”海伦道。

“你该为这么说话道歉，踢夫踢。”查迪道。

“我不知道，”妈妈疲惫地道，“我不知道，踢夫踢。黛安娜现在想干吗就能干吗，我从来不问这种乌七八糟的问题。她是我的独生女儿。我又轻易见不到她。”

“她还打算回法国吗？”

“再下个礼拜就回去。”

劳伦斯和鲁思就坐在露台的边沿上，没坐椅子，没跟我们坐成一圈。我这个弟弟嘴巴紧闭，当时在我看来活像个清教牧师。有时候，当我试图理解他的思维框架时，我会想起我们这个家族在这个国家的起源，而他对黛安娜和她情人的非难又让我想起了这一点。我们所属的波莫罗伊家族的这一支就是由一位牧师建立的，他还曾经因为坚持不懈地誓与撒旦战斗到底而受到科顿·马瑟[16]的颂扬。迄至十九世纪中叶，波莫罗伊家族世代都是牧师，他们思想中的苛酷—人生充满苦难，一切尘世之美皆属贪欲堕落—一直都保留在他们的著作和布道当中。后来我们这个家族的脾性有所改变，变得轻快了不少，不过一直到我上学的年龄，我还记得我们的一房亲戚中有一对老夫妇似乎又折回了那个黑暗的牧师时代，兴致勃勃地投身于永恒的罪孽和神圣的天罚当中不能自拔。你要是在这样的气氛中长大成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我想，要真正弃绝天生罪孽、自我牺牲、缄口苦修和悔过自谴的习惯，就真正是种精神上的考验了，而在我看来，劳伦斯就正是在这样的精神考验当中缴械屈服了。

“那是卡西俄珀亚吗？”奥黛特问道。

“不，亲爱的，”查迪道，“那不是卡西俄珀亚。”

“谁是卡西俄珀亚？”奥黛特道。

“她是克甫斯的妻子，安德洛墨达的母亲。[17]”我说。

“厨娘是巨人队的球迷，”查迪道，“为了他们能赢得胜利的锦旗，她甚至会给你钱。”

天已经黑得够可以了，我们都能看到穿过天空从苍鹭岬的灯塔上射出的光线。悬崖下黑漆漆一片，不断传来浪涛拍岸的阵阵轰鸣。然后，就像平素天渐渐黑下来而她又在晚饭前多喝了几杯一样，妈妈又开始说起有朝一日会对这幢房子进行的改造和增建，厢房啦浴室啦花园啦分别该如何修缮。

“这幢房子不出五年就要没入大海了。”劳伦斯道。

“踢夫踢这个丧门星。”查迪道。

“别叫我踢夫踢。”劳伦斯说。

“小耶稣。”查迪道。

“防波墙裂得一塌糊涂了，”劳伦斯道，“今天下午我看得清清楚楚。你们四年前找人修过一次，花了八千块钱。你们可不能每四年就修一次吧。”

“行啦，踢夫踢。”妈妈道。

“事实就是事实，”劳伦斯道，“而且在一条正在下沉的海岸线的悬崖边上造房子，本来就是个该死的蠢主意。在我的有生之年，花园的一半已经被海水冲走了，咱们原本有个浴室的地方现在已经有四英尺深的海水啦。”

“咱们还是谈点一般性的话题吧，”妈妈恨恨地道，“咱们还是谈谈政治或是船只俱乐部的舞会吧。”

“事实上，”劳伦斯道，“这幢房子眼下可能已经处在一定的危险中了。如果海上起了不同寻常的大浪，如果刮起了飓风，防波墙就会倒塌，房子也就完蛋啦。我们可能都会被淹死的。”

“我真受不了啦。”妈妈道。她走进餐具室，倒了满满一杯金酒回来。

我已经实在太老了，早已过了自以为能对别人的情绪说三道四的年龄，不过我还是感受到了劳伦斯和妈妈之间关系的紧张，而且我还对这种紧张关系的由来略知一二。劳伦斯刚刚十六岁的时候，就已经认定妈妈是个轻浮、恶意、充满破坏性而且过分强硬的女人。他一旦认定了这一点，就决心要把自己跟她彻底分开。他当时上的是所寄宿学校，我记得他连圣诞节都不回家，而是跟一个朋友一起过的。自打他对妈妈做出那个不利的判断之后，就极少回家了，即便是回了家，他也总是竭力在言谈中提醒她，他跟她非常疏远。他跟鲁思结婚的时候，都没告诉妈妈一声，他的孩子出生的时候也没告诉她。可是尽管他有这些原则性的、持之以恒的坚持，他却又似乎从未像我们其他人那样享受到任何分离的乐趣，而一旦他们母子俩碰到一起，你立马会感到一种紧张和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

说起来了，妈妈偏偏挑那天晚上喝醉也真是挺不幸的。她有权喝醉，况且她喝醉的次数并不多。幸好她没有撒酒疯，不过我们都感觉到有点儿不妙了。当她安静地喝着她的金酒时，她像是悲哀地跟我们渐行渐远；她像是处在远行的剧痛当中。然后她的情绪就由远行变成了伤害，她极少的几句话也都任性而又前言不搭后语。当她的酒杯就要空了的时候，她怒冲冲地瞪着鼻子前方黑黢黢的一片，稍稍摆了摆头，就像个斗士似的。我知道，这时候她脑子里已经容不下那些蜂拥而至的伤害了。儿女是帮蠢材，丈夫淹死了，用人们是帮贼，就连她坐的椅子都不舒服。突然她放下空杯子，打断了查迪，他正在谈棒球。“我倒是清楚一件事，”她嗓音嘶哑地道，“我清楚要是真有来世的话，我想要一个截然不同的家庭。我不想要别的，只想要一帮非常富有、睿智而又迷人的儿女。”她站起身，朝门口走去，差点儿摔倒。查迪一把抓住她，扶她上楼。我能听到他们温柔地互道晚安，然后查迪就回来了。我本以为到了这时，劳伦斯因为旅途劳顿和重回老家也该累了，谁知他仍旧待在露台上，就仿佛要等着看最后我们还会闹出何等不堪的丑事来，我们大家就都把他留在那里，乘着夜色游泳去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或者在半梦半醒的时候，我听到有人滚着碾子平整网球场的声音。这声音比海岬外头那成串的浮标铁铃更加微弱和低沉，铁铃那没有节奏却和谐悦耳的击打声在我脑海中一直是跟夏日一天的开始联系在一起的，是种很好的兆头。我下楼来的时候，发现劳伦斯的两个孩子正待在起居室里，都穿着身花哨的牛仔服。这是两个战战兢兢、皮包骨头的孩子。他们告诉我，他们的父亲正在平整网球场，可他们不想到外头去，因为在门口的台阶底下看见有一条蛇。我向他们解释说，他们的堂兄弟姐妹们—所有其他的孩子—都在厨房里吃早饭，他们最好也赶快跑过去。听我这么一说，男孩儿开始哭起来。接着女孩儿也加入进来。他们哭的样子就仿佛到厨房里去吃饭就会毁了他们最为宝贵的权利似的。我叫他们跟我一起坐下。这时劳伦斯进来了，我就问他想不想打几场网球。他说不想，多谢啦，不过他倒是想也许可以跟查迪打几场单打。他这么想也在理，因为他跟查迪的网球打得都比我好，早饭后他确实跟查迪打了几场单打，不过后来，当大家都下来打起家庭双打的时候，劳伦斯就消失不见了。这让我很生气—或许挺没道理的—不过我们的家庭双打确实玩得很开心，他哪怕出于礼貌也该打上一盘的吧。

快到晌午的时候，我独自离开网球场上楼来，发现踢夫踢在露台上，正用折刀从墙上撬起一块木瓦来。“怎么啦，劳伦斯？”我问，“有白蚁吗？”木头里生了白蚁，已经给我们带来不少麻烦了。

他指给我看，每排木瓦的底部都有一条木匠用粉笔画的模糊的蓝线。“这幢房子建成约有二十二年的时间，”他道，“这些木瓦却有大约两百年的历史啦。爸爸建这幢房子的时候肯定是从周边所有的农场买来这些木瓦的，为的是让它显得古色古香。你现在仍旧能看到木匠粉笔的痕迹，这就是当初为了把这些老古董钉到位特意做的记号。”

虽然我已经完全忘记了，不过关于木瓦的情况却是属实的。当初建这幢房子的时候，我们的父亲，或者就是他的建筑师，特意要求在外墙上覆以青苔遍布、风雨侵蚀的木瓦。可我并不认同劳伦斯的推理，没觉得这么做有什么丢人现眼的。

“再看看这些门扇，”劳伦斯道，“看看这些门扇和窗框。”我跟他走到通露台的那宽大的两截门前看了看。这道门相对还挺新的，不过有人却曾竭尽全力要把它的这种新给遮掩起来。门的表面特意用某种金属工具刻出深深的刻痕，刻痕里头还涂以斑驳的白漆，用以模拟海水、苔藓和风雨剥蚀的效果。“想想看，竟然特意花费几千美元把一幢好端端的房子弄成沉船残骸的模样，”劳伦斯道，“想想看这种思维模式意味着什么。想想看竟然这么一心想生活在过去，为此不惜花钱雇一帮木匠来把自家的大门弄得破破烂烂的。”于是我想起了劳伦斯对于时间的敏感，还有他对于我们眷恋过去的情感所持的观点和看法。我曾听他说起过，那是好多年前了，说我们和我们的朋友还有这整个国家的我们这部分人，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应付现实的各种问题，于是就像个可怜虫一样，扭头折回到一个我们自以为更加幸福和单纯的时代，而且我们对于修复旧物和烛光的嗜好正足以说明，我们这种无可救药的失败已经达到了怎样的程度。那条模糊的蓝色粉笔线又使他想起了他的这些观点，这道伤痕累累的门扇更为他的观点提供了佐证，而眼下，一个接一个的线索清晰地呈现在他面前—门上挂的艉灯，巨大的烟囱，宽阔的地板以及嵌在里面冒充木钉的小木块。正当劳伦斯对我长篇大论地阐述这些罪过的时候，其他的人从网球场上进屋来了。妈妈一看到劳伦斯的样子，她就立刻做出了回击，我看得出来，在这位女族长和这个不肖子之间已经绝少有任何和睦相处的希望了。妈妈一把拉住查迪的胳膊。“咱们这就游泳去，而且就在海滩上喝咱们的马提尼，”她道，“咱们痛痛快快地玩它一个上午。”

那天早晨的大海一碧万顷，犹如古绿石一般。除了踢夫踢和鲁思，大家都到海滩上去了。“我才不理会他呢。”妈妈道。她情绪激动，把酒杯碰倒了，把一些金酒洒到了沙子里。“我才不理会他呢。不管他有多么粗鲁、可恶、阴郁，我统统不在乎，可我受不了的是他那两个可怜的小孩的小脸儿，那两个倒霉透顶的小孩。”隔着横亘在我们中间那高高的峭壁，每个人都怒不可遏地数落着劳伦斯；数落他如何一点都没长进反而变本加厉了，数落他如何跟我们所有的人都不相像，他如何成心故意地要毁了每一样乐趣。我们喝着金酒；我们的谩骂也似乎达到了高潮，然后，我们一个接一个地走进那碧绿的海水中去游泳。不过等我们上岸以后，就再没有人刻薄地提到劳伦斯了；肆意谩骂的话题已经被拦腰斩断，就仿佛游泳也具有洗礼所号称的那种净化的力量。我们擦干双手，点上香烟，即便是提到劳伦斯，也只限于好心地提议也许会让他高兴的事儿。他会不会喜欢乘船去巴林湾游览，还是乐意去钓鱼？

现在我想起来，在劳伦斯回家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去游泳的次数要比通常更多，我想这是有原因的。有他在身边我们总免不了心里窝火，当这种火气越积越高，使我们不但对于劳伦斯，而且我们相互之间都快失去耐性的时候，我们就都会跑去游泳，用冰冷的海水冲掉我们的恶感。我现在还能看到我们这一家人，坐在沙滩上对于劳伦斯的无端指责痛心疾首，我还看到大家蹚入、跳入、从水面潜入海中，听到大家的声音里又恢复了耐心，又重新发现了取之不竭的善意。如果劳伦斯注意到了这种变化—这种净化的幻景的话，我想他应该已经在精神病学的词汇或是大西洋的神话中为它找到了一个贴切的名称，不过我不认为他会注意到这种变化。他忽视了为开阔海域的疗救功效命名的时机，不过这种可以用来贬损他人的机会他是极少会错过的。

那年夏天我们雇用的厨师是个波兰女人，名叫安娜·奥斯特罗维克。她可真是呱呱叫的女人—高大、肥胖、热心而又勤劳，对自己的工作一丝不苟。她喜欢做饭，喜欢她亲手做出来的饭食受到赏识并被吃掉，我们无论什么时候见到她，她总是催促我们多吃。她每周要烤两三次热面包做早点，既有月牙形面包又有奶油鸡蛋卷，她会亲自把食物端进餐厅里并且说：“吃，吃，吃呀！”当女仆把上菜的盘子拿回到餐具室，我们有时候能听到站在那儿的安娜说：“太好了！他们都吃了。”她还紧着给垃圾工、送奶工和园丁吃的。“吃呀！”她对他们说，“吃，吃呀！”每周四下午，她都会跟女仆一起去看电影，可她根本就不喜欢那些电影，因为演员们都太瘦。她会在漆黑的电影院里坐上一个半钟头，焦急地盯着银幕，单等着某个喜欢吃喝、心宽体胖的人儿出现。贝蒂·戴维斯给安娜留下的印象只不过是个不好好吃饭的女人。“他们全都这么皮包骨的。”离开电影院的时候她总会这么说。每天傍晚，她把我们全都塞得饱饱的，洗完了盘盘罐罐以后，她就会把桌子上的残羹剩饭收集起来，拿到外面去喂上帝的造物。那年我们养了几只鸡，即使它们那时候已经进窝睡了，她也会把食物倒进它们的食槽里，催促着那几只睡着了的鸡快起来吃东西。果园里的燕雀和院子里的花栗鼠她都管喂。她出现在花园边上的身影以及她那急促的嗓音—我们能听到她叫着“吃呀，吃呀，吃呀”—已经像船只俱乐部日落时分的枪声和苍鹭岬灯塔的光束一样，成为那个时辰的标志。“吃呀，吃呀，吃呀，”我们会听到安娜说，“吃呀，吃呀……”然后，天就黑了。

劳伦斯在家待了有三天后，安娜把我叫进了厨房。“你告诉你妈，”她说，“叫他别再进我的厨房。他如果还是老往我的厨房里跑，我就走人。他总是跑到我的厨房里来，告诉我我是个多么可怜的女人。他总是告诉我我工作得太辛苦，又得不到应得的报酬，我还应该参加工会，享受假期。哈！就他这么个皮包骨，还总是在我忙活的时候跑到我的厨房里来可怜我，我可是并不比他差，我不比任何人差，我可不想让他这样的人总是跑了来碍我的事，还为我感到难过。我可是个有名的好厨子，到哪儿都能找到工作，今年夏天我到这儿来的唯一原因就是我还从来没在一个海岛上待过，只要愿意我明天就能找到别的工作，要是他总是跑到我的厨房里来可怜我，你跟你妈说我这就走人。我不比任何人差，我可用不着那个皮包骨整天价跟我叨咕我有多可怜。”

我很高兴发现厨娘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不过我也觉得这种形势挺微妙的。如果妈妈要求劳伦斯离厨房远一点，他就会借着这个要求大发牢骚。他会借着任何由头发牢骚，当他黑着个脸在餐桌旁就座后，有时候真像是每一个表示贬损的字眼，不论是针对什么的，都会正中他的下怀。我没跟任何人提起厨娘的抱怨，不过不知怎的，那里倒是再也没出现更多的麻烦。

引起我跟劳伦斯争执的另一个由头来自我们玩的双陆棋[18]。

我们在劳德岬的时候经常玩双陆棋。一到八点钟，我们喝过咖啡以后，通常就会把棋盘给拿出来。在某种意义上，这算是我们最为快乐的时光之一。房间里的灯还没开，在黑暗的花园里还能看到安娜的身影，她头顶的空中有大片大片参差交错的天光云影。妈妈打开电灯，哗啦啦地摇响骰子作为信号。我们一般每人各玩三局，轮流地一对一。我们是有银钱输赢的，一局的输赢能有一百美金，不过赌注通常都要小得多。我想劳伦斯过去也玩过的—我记不清了—不过他现在是不再玩了。他不赌。这倒不是因为他穷或是他对于赌博持有什么道德准则，而是因为他认为这种游戏非常愚蠢，纯属浪费时间。可是他却很乐意把时间浪费在旁观我们玩上。夜复一夜，只要赌局一开始，他就拖着把椅子坐到棋盘边上，兴头十足地盯着棋子和骰子。他面上的表情是嘲弄的，可是他又看得非常仔细。我原本还纳闷儿他干吗要夜复一夜地看着我们赌钱，后来，通过观察他的表情，我想我也许已经悟出了其中的道理。

劳伦斯从来不赌，所以他无法理解输赢时的激动心情。我想他已经忘了怎么玩这种棋了，所以棋局当中那些复杂的算计无法引起他的兴趣。他的观察所得无非是：双陆棋是种无聊的游戏，纯粹是碰运气，而标着点数的棋盘就活脱脱是我们一文不值的表征。而既然他既不理解赌博又不懂得棋局的输赢，我想，引发他兴趣的就必定是他家庭的成员了。有天晚上我正跟奥黛特对局的时候—我已经从妈妈和查迪手里赢了三十七块钱—我想我已经看明白了他脑子里转的是什么念头。

奥黛特有一头黑发和一双黑眼睛。她很小心地从来不让自己的白皮肤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所以她身上那种黑白分明的对比就是在夏天也同样惹人注目。她需要而且也值得引起他人的爱慕—这是最让她感到满意的一点—而且她会逢场作戏地跟任何男人卖弄风情。那天晚上她的肩膀整个儿都露在外面，裙子的开口很低，把乳沟分明地显露出来，她俯身在棋盘上走棋的时候乳房都隐约可见。她不断地输棋，不断地卖弄风情，弄得她的输钱都像是成了卖弄风情的一部分。查迪待在另一个房间。她输了三局，当第三局结束以后，她往后一靠躺在沙发上，直直地看着我，说什么要到外面的沙丘上去算账。劳伦斯听见了。我看了劳伦斯一眼。他像是大为震惊，与此同时又很满意，就好像他一直都在怀疑我们赌的并不是钱，而是更有实质性的内容。当然我也可能弄错了，不过我想劳伦斯在观看我们的双陆棋时感觉无异于在看一场尖刻的悲剧，这其中银钱的输赢不过是更为致命的损失的象征。劳伦斯就像是试图在我们的一举一动当中都解读出重要的意味和结论，当然了，只要劳伦斯从我们的行为中发现了他所认为的内在逻辑，那肯定是龌龊肮脏的。

这时查迪进来跟我下棋。查迪和我从来都不甘心输给对方。年轻的时候，我们都被明令禁止一起玩游戏，因为结果总会闹到非得打起来才作罢。我们觉得我们对彼此的内在气质都心知肚明。我认为他很精明，他觉得我很愚蠢。我们不管是玩什么—是网球、双陆、垒球还是桥牌—都像是仇敌一样，有时真像是要拼个你死我活才罢休。只要我输给了查迪，我就睡不着觉。不过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我们俩这种竞争关系中一半的真相，可劳伦斯能够觉察到的也就只有这一半的真相，而他的在场弄得我很不自在，结果我连输了两局。我从棋盘旁边起身离开的时候，尽力不显出生气的样子。劳伦斯正盯着我看呢。我走到外面的露台上，在黑暗中独自忍受我每次输给查迪后总会感到的怒火中烧。

我回到屋里的时候，查迪和妈妈正在对弈。劳伦斯仍旧在观看。照他看来，奥黛特已经把她的贞操输给了我，我又已经把我的自尊输给了查迪，我真想知道他对眼前的这场对决又会怎么看。他看得全神贯注，就仿佛看不透的棋子和泾渭分明的棋盘充当了决定性力量对决的战场。灯光映照下的棋盘、默不作声的棋手以及屋外大海的喧嚣，所有这些在他看来该是多么富有戏剧性！在这里，精神上的同类相残已经昭然若揭；在这里，在他鼻子底下，就是人类相互利用、互相残杀的活生生的象征。

妈妈是个精明、狂热、善于扰乱对方的棋手。两只手总是在对手的棋盘里忙活。查迪是她喜欢的对手，跟他过招的时候她总是专心致志。劳伦斯应该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妈妈是个好感情用事的女人。她心地善良，很容易被眼泪和软弱所打动，这个特点就像她挺秀的鼻子一样，丝毫没有因为上了年纪而改变。别人的痛苦会让她感同身受，有时候她似乎竭力想在查迪心中探测出某种痛苦、某种缺失，她能够予以消解和弥补，并借此重建查迪年幼多病时母子俩所共享的那种亲密关系。她喜欢护卫弱小和幼稚，而如今我们都大了，她反而若有所失。那个债务与生意、男人和战争、打猎和垂钓的世界只会使她激愤和气恼。（父亲淹死后，她把他的假蝇钓竿和猎枪统统扔掉了事。）她不断地教导我们要自立自强，可是当我们回到她身边来寻求安慰和帮助时—尤其是查迪—她似乎才最感舒畅自得。我猜劳伦斯肯定会觉得这个老女人跟她的儿子正在为赢取对方的灵魂而赌博吧。

她输了。“哦，天哪。”她叫道。她看起来痛苦不堪，如丧考妣，她只要是输了总是这副模样。“给我拿眼镜来，给我拿支票簿来，给我拿杯喝的来。”劳伦斯终于站起身来，伸展了一下腿脚。他冷冷地看着我们大家。外面起风了，海上波涛汹涌，我想如果他听到了海浪的咆哮，他肯定只会将它们当作对他所有那些阴暗问题的阴暗回答；他会认为汹涌的潮水已经浇熄了我们野餐篝火的所有余烬。有谎言为伴是无法忍受的，而他就像是个谎言的化身。我没办法向他解释赌钱给人带来的那种单纯而又强烈的快感，在我看来，他竟然就这么坐在棋盘旁边，得出结论认为我们都在赌各自的灵魂，实在是大错而特错，让人无法容忍。他烦躁地在房间里转了两三圈，然后照例给我们最后一击之后才离开。“我真觉得你们这样下去会发疯的，”他道，“像这样夜复一夜地相互把对方囚禁起来。走吧，鲁思。我要上床睡觉啦。”

那天夜里，我梦见了劳伦斯。我看到他那张普通的脸膨胀到丑陋的程度，我早上醒来的时候觉得很不舒服，仿佛在睡梦中遭受了巨大的精神损失，像是丧失了勇气和信心似的。我竟然任由自己被我弟弟搞得心神不宁，实在是愚蠢。我需要一个假期。我想要放松一下。在学校里，我们就住在教工宿舍里，我们每天都在家吃饭，从来都脱不开身。我不但在冬夏两季教英语，还在校长办公室工作，田径运动会上还要负责鸣枪发令。我想要从这里面以及所有形式的焦虑中解脱出来，于是我决定要躲着我这个兄弟。那天一大早，我就带海伦和孩子们去乘船出海，一直待到晚饭的时间才回来。第二天，我们又去野餐。然后我得到纽约去一天，我回来的时候，船只俱乐部就要举行化装舞会了。劳伦斯不打算去参加，而这正是我历来都能玩得很开心的一种派对。

那年的请柬上说，尽请化装成你希望的模样参加舞会。经过几次磋商后，海伦和我已经决定要如何穿扮。她最想重新做一次的，她说，就是新娘，于是她决定穿她的婚纱礼服。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选择—情真意切、轻松愉快而又花费不多。她的选择也影响到我，于是我决定穿一身旧橄榄球球衣。妈妈决定扮成詹妮·林德[19]，因为阁楼上现成就有一套旧詹妮·林德式样的裙装。家里的其他人决定租用化装服，我去纽约的时候顺带把服装都搞定了。劳伦斯和鲁思丝毫都没有参与的意思。

海伦是舞会委员会的成员，礼拜五的大部分时间她都花在布置俱乐部上。黛安娜、查迪和我乘船出海了。如今我们大都在曼哈塞特一带游玩，我习惯于根据那艘运汽油的驳船和船棚的铁皮顶棚的相对位置来确定返航的路线，那天下午我们很高兴在返航的时候，把船头始终对着村里教堂的一个白色塔尖，而且发现就连近岸的海水都碧绿一片、清澈透明。最后，我们把船停在俱乐部旁边去接海伦。委员会一直努力想把舞厅装扮成潜水艇的样子，结果他们竟然基本上成功地实现了这一幻景，这让海伦非常开心。我们驱车返回劳德岬。那个下午一直都风和日丽，不过在回家的路上我们嗅到了东风—劳伦斯把它叫作阴风—正从海上刮来的苗头。

我妻子海伦三十八了，我想，她的头发要是不染的话就会显出灰白来了，不过染的是一种不显眼的黄色—一种褪色的黄—我觉得跟她很相称。那晚她穿戴打扮的时候，我在调制鸡尾酒，当我端着一杯上楼找她的时候，那是自打我们结婚以后我头一次看到她身着婚纱礼服。如果说在我看来她比我们新婚的那天还要美丽，那也没必要，不过因为我也上了年纪，我想情感也远比小年轻时更加深沉了，而且因为那晚我在她脸上既看到了青春又看到了岁月的痕迹，既看到了她对自己曾经的青春年少的热爱又看到了她如今对岁月的流逝做出的优雅礼让，我想我从未有过如此深切的感动。我已经穿上了那套橄榄球球衣，球衣沉甸甸的重量，那沉重的护膝和垫肩也使我有了不小的变化，仿佛穿上这些旧日服装的同时，也已经完全卸下了我生活中所有那些理所当然的焦虑和麻烦。那感觉就仿佛我们俩都重新回到了结婚前的岁月，回到了战前的时光。

舞会开始前，考拉德夫妇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晚宴，我们全家—除了劳伦斯和鲁思—都去了。我们驱车穿过雾气到达俱乐部的时候大约是九点半。乐队正在演奏一支华尔兹舞曲。我寄存雨衣的时候，有人拍了一下我的后背。原来是查基·尤因，滑稽的是查基也穿了身橄榄球球衣。我们俩都觉得真是好笑死了。我们沿着走廊走向舞池时还在哈哈大笑。我在门口停下来看了看舞会的场面，真是漂亮。委员会在墙上和高高的天花板上都挂满了渔网。天花板上的渔网里还缀满了五颜六色的气球。灯光柔和而又明暗错落，大家—都是我们的朋友和邻居—在柔和的灯光中和着《凌晨三点钟》的旋律舞动，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图画。然后我注意到有好几位女性都一身纯白，我这才意识到她们就像海伦一样，也穿着婚纱礼服。从我面前翩然舞过的帕茜·休伊特、吉尔太太和拉克兰德家的姑娘都打扮成了新娘。后来派普·塔尔科特走到我和查基面前，他打扮成亨利八世[20]，不过他告诉我们奥尔巴赫孪生兄弟、亨利·巴雷特以及德怀特·麦克格雷格也都穿的是橄榄球球衣，而且据最后的统计，舞池里总共有十位新娘。

这种巧合，这种滑稽的巧合，惹得大家都哈哈大笑，也使这个化装舞会成为我在俱乐部参加过的最为轻松愉快的派对。起先我还以为这几位女士是商量好了一起穿婚纱礼服的，可是跟我跳舞的那几位都说这纯属巧合，而我肯定海伦是独自做出这一决定的。对我来说一切都顺风顺水、轻松愉快，直到马上就要午夜的时候：我看到鲁思站在舞池边。她穿一袭红色长裙，这可是完全不对头，根本就跟这次舞会的精神背道而驰。我邀她跳了一支舞，可是没有一个男性插进来邀舞，要是后半夜我都得跟她一直跳下去，那可真要了我的命啦。于是我问她劳伦斯在哪儿，她说在后面的码头上，我就把她带到吧台边，留她在那儿，出去找劳伦斯。

东来的雾气浓厚而又潮湿，就他一个人站在码头上。他并没有穿戴什么行头，就连把自己打扮成个渔夫或是水手都懒得费心。他的表情异常忧郁。围绕着我们的雾气就像是种冰冷的烟雾。我真希望这是个天朗气清的夜晚，因为东风吹来的雾气似乎正好称了我这位厌世兄弟的心，为他所用了。而且我知道海上那些浮标—当时只听得阵阵吱嘎和丁零—在他听来就像一半是人一半是溺水者的呼号，虽说每个水手都知道浮标是必不可少、非常可靠的固定装置，我也知道对他而言灯塔上发出的雾角声就意味着迷航和溺亡，而且他会把舞曲的轻快误解为淫逸和轻佻。“进来吧，踢夫踢，”我说，“陪你妻子跳支舞，或者给她找几个舞伴儿。”

“我干吗要那么做？”他道，“干吗要那样？”他走到窗边，朝里面的舞会望了一眼。“你看看，”他道，“看看那个……”

查基·尤因已经抓到了一个气球，正试图在舞池中央组织一场争抢橄榄球的竞赛。别的人正在跳桑巴。我知道劳伦斯正冷眼旁观着这场舞会，就像他看待我们家那些风雨剥蚀的木瓦一样，仿佛他在这里看到的是一场时光错乱和扭曲的闹剧；仿佛我们想重新成为新娘和橄榄球员，正暴露了青春的光明已经在我们内心熄灭，除此之外我们已经找不到可以仰仗的其他的光明，我们极度缺乏信仰和原则，已经变得蠢不可及而又惨不可言。而他对于这么多善良、快乐而又慷慨大度的人们的这种想法让我很生气，让我对他产生了一种异常的憎恶，我自己都觉得有些惭愧了，因为他毕竟是我的兄弟，是波莫罗伊家的一员。我伸出胳膊搂住他的肩膀，想把他强拉进去，可他就是不肯。

我回去的时候正赶上全体列队绕场的高潮，在颁出最佳化装奖之后，大家把天花板上的气球都放了下来。房间里很热，有人就把通往码头的大门打开了，海上吹来的东风绕着房间一周之后又吹了出去，裹挟着大部分气球滚过码头，吹落到海里。查基·尤因追着气球跑出去，当他看到它们都滚过码头落到水面上以后，他就脱掉橄榄球球衣跳进了水中。然后埃里克·奥尔巴赫跳了进去，卢·菲利普斯跳了进去，我也跳了进去，你知道派对开到午夜之后，大家都开始往水里跳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们把大部分气球都捞了上来，擦干身体继续跳舞，一直到天亮我们才回家。

第二天是举行花展的日子。妈妈、海伦和奥黛特都参加了比赛。我们吃了顿简便午餐，查迪开车送女眷和孩子们去花展。我补了个觉，三四点钟的时候我带了条泳裤和毛巾准备去海滩，经过洗衣房的时候发现鲁思在里面。她正在洗衣服。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看起来总是要比别人多干那么多活儿，她总是在洗衣服、熨衣服或者是补衣服。也许她小时候受到的教育就是要这样过日子，要么就是处在一种赎罪狂热的支配下。她似乎怀着一种忏悔苦修的热忱一直在擦呀熨呀，不过我想象不出她到底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她那一双儿女也跟她一起在洗衣房里。我主动提议带他们到海滩上去玩，可他们不想去。

时值八月末，岛上遍地丛生的野葡萄使陆上的风都带有了葡萄酒的香味。小径端头是一个小小的冬青树林，再过去就得爬过一座座沙丘，那里除了粗硬的野草什么都不长。我能听到海的声音，不禁想起查迪和我曾经是如何神秘地谈论大海的。我们小时候就已经决定，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在西部生活，因为我们会想念大海。“这里是很不错，”我们拜访山区居民的时候经常这么客气地表示，“可我们想念大西洋。”我们曾经很瞧不起艾奥瓦和科罗拉多州的人，他们从来就没有得到过大海的启示，我们还鄙视太平洋。现在我能听到海浪声了，那千钧的重量听起来就像是空谷回音，就像是骚乱和暴动，听到那声音我仍旧像小时候一样欢喜开怀，它似乎拥有一种净化的力量，它仿佛已经将鲁思在洗衣房那种忏悔苦修的形象连同其他的林林总总，统统从我的记忆当中涤除干净了。

可劳伦斯正在沙滩上。他坐在那儿。我一声不响地走进海里。水很冷，我出来后穿了件衬衣。我跟他说我打算步行前往塔纳斯角，他说他想跟我一起去。我尽力跟他齐头并进。他的腿并不比我的长，可他总喜欢稍稍领先他的同伴一点。我跟在他后面朝前走，看着他那下垂的脑袋和肩膀，我真纳闷他对这一片景色会有什么样的感想。

先是沙丘和峭壁，然后，在它们的斜坡下面是几片田野，已经开始由绿色转变成褐色和黄色。这些田野是用来牧羊的，我猜劳伦斯应该注意到这里的土壤已经遭到侵蚀，而羊群只会加速这一衰退的进程。田野再过去就是几处滨海的农场，农场中矗立着不少漂亮的方形建筑，不过劳伦斯又会指出身为一个海岛农民的艰苦命运。在我们另一边的大海，就是公海了。我们总是告诉客人，在那边，一直往东，就是葡萄牙的海岸了，而对于劳伦斯来说，从葡萄牙的海岸到西班牙的暴政[21]也就一步之遥。海浪前赴后继地奔涌而来又一个个破碎，发出一阵阵像是“好哇，好哇，好哇”的叫声，但是在劳伦斯听来，他们说的可能就是“Vale，vale[22]”了。我猜想，他那恶毒而又敏锐的思维或许已经想到，这条海岸线正是冰碛层的尽头，是史前世界的边缘；他一定也会想到，我们不论是在精神还是在实际上都正沿着已知世界的边缘在行走。如果他竟然意外忽略了这一点的话，那几架正在轰炸一个无人岛屿的海军飞机也会提醒他的。

那片海滩幅员辽阔，而且出奇地洁净而又纯朴，就像是月球的一角。激浪已经把滩底夯实，所以很便于行走，留在沙面上的每样东西都已经被海浪冲刷得面目全非。这里那里散落着半片隆起的贝壳、一截扫帚柄，还有半截瓶子和半块砖头—两者都已经被碾磨、击打得几乎无法辨认了，我猜想劳伦斯那阴郁的心绪—因为他一直低着头—肯定正从一样破碎的东西转向另一样。总是跟他的悲观主义做伴已经开始激怒我，我紧走几步赶上他，伸出一只手搭在他肩上。“这不过是个夏日，踢夫踢，”我说，“一个普通的夏日而已。到底怎么啦？你不喜欢这儿吗？”

“我不喜欢这儿，”他冷漠地道，连眼皮都没抬一下，“我打算把我拥有的那份房屋产权卖给查迪。我本来就没指望在这儿过得开心。我这次回来的唯一原因就是要道个别。”

我让他再度走到前面，我跟在他身后，望着他的肩膀，想着他已经做过的所有告别。父亲淹死以后，他来到教堂跟父亲道别。仅仅三年后，他断定母亲为人轻佻，又跟她道了别。他刚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跟他的室友曾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可是那人酒喝得太多，春季学期一开始劳伦斯就更换了室友，跟他的好朋友道了别。上了两年大学之后，他断定学校的气氛太与世隔绝，于是跟耶鲁道了别。他注册进了哥伦比亚并在那儿拿到了他的法学学位，可是他发现他的第一位雇主不诚实，于是只干了半年就跟一份好工作道了别。他在市政厅跟鲁思登记结婚，等于向圣公会道了别；他们特意住到塔卡霍的偏街陋巷，跟中产阶级道了别。一九三八年他前往华盛顿开始做政府律师，跟私营企业道了别，可是在华盛顿待了八个月后他就断定罗斯福政府太感情用事，于是又跟政府道了别。他们离开华盛顿搬到了芝加哥的一个郊区，在那儿他又跟他的邻居逐一道别，原因是他们酗酒、粗鄙和愚蠢。他跟芝加哥道别后去了堪萨斯；跟堪萨斯道别后又去了克利夫兰。现在他又已经跟克利夫兰道了别，重新回到了东部，他在劳德岬停留的时间也够久了，可以向大海道别了。

这是自怨自艾，这是偏执和狭隘，这是把谨小慎微错认为了有骨气，我真想帮帮他。“摆脱出来吧，”我说，“从里面摆脱出来吧，踢夫踢。”

“从什么里面摆脱出来？”

“从这种悲观和沮丧中摆脱出来。从里面摆脱出来。这不过是个夏日。你正在毁了你自己的快乐时光，同时也毁了所有人的快乐时光。我们需要一个假期，踢夫踢。我想要一个。我想要休息。我们都需要。而你却把一切都搞得紧张而又不愉快。我这一整年就只有这两个星期。两个星期而已。我需要好好地快活一下，其他所有人也都需要。我们需要休息。你觉得你的悲观主义是一种优势，使你高高在上，可这什么都不是，不过是不愿面对现实而已。”

“现实是什么？”他道，“现实就是黛安娜是个既愚蠢又乱搞的女人，奥黛特也一样。妈妈是个酒鬼。她要是再不学会自律的话，一两年后就得进医院。查迪不诚实，他一贯如此。我们那幢房子就要沉入大海了。”他看了我一眼，又补充了一句：“而你是个蠢货。”

“你是个婊子养的丧门星，”我说，“你是个婊子养的丧门星。”

“把你那张胖脸从我面前挪开。”他道。继续朝前走去。

然后我抄起了一块树根，冲到他背后—虽然我此前从来没有从背后袭击过一个人—我把树根抡到背后，树根因为浸透了海水而沉甸甸的，就势抡圆了胳膊给了他脑后，我的亲兄弟，狠狠一击，打得他一下子跪倒在沙滩上。我看到血涌出来，开始染黑他的头发。当时我真希望他已经死了，死了而且就要下葬了，不希望他已经下葬了而是就要下葬了，因为我并不想不经过适当的仪式和礼仪就把他给处理掉，把他从我的意识当中清除掉。我仿佛看到我们其余的人—查迪、妈妈、黛安娜和海伦—在二十年前已经拆毁的那幢贝尔韦代雷街上的房子里哀悼服丧，站在门口迎候前来吊唁的客人和亲戚，以端庄得体的哀伤答谢大家庄重得体的哀悼。丝毫不能缺少端庄得体的礼仪，这样一来，即使他是在海滩上被谋害的，每个人在烦琐累人的仪式结束前也就会感到他已经步入生命的冬季，而踢夫踢应该被埋葬到冰冷、冰冷的地下就是个自然法则，一个美丽的自然法则。

他仍旧跪在地上。我四下看了一下。没有一个人看到过我们。这个赤裸裸的海滩，就像是月球的一角，一直延伸下去，看不到尽头。一个海浪斜刺里涌上来，喷溅出来的水花一直泼洒到他跪着的地方。我仍旧巴不得就此结果了他，可现在我已经开始扮演起了两个角色：谋杀者和行善者。猛然一声咆哮，如同空谷回音，一道白色的巨浪奔涌而至，把他环绕起来，在他肩膀上飞溅开来，我紧紧抓住他，以免他被回头浪卷走。接着我把他领到一处较高的位置。血已经浸满了他的头发，所以看起来都成了黑色。我脱下衬衣，撕扯开把他的头包扎好。他神志一直都很清醒，我想他的伤势并不算重。他一声没吭。我也没说话。然后我就把他留在了那里。

我沿着海滩走了一小段路，转过身去观察他的动静，当时我考虑的是自己的安危。他已经站起身来，看起来挺稳当的。天光依旧很明亮，不过咸涩的水汽像轻雾般从海上吹将进来，在我已经走开一小段之后，在这一片朦胧当中就几乎看不到他黑色的身影了。沿着海滩一路下去，都能看到浓重的咸湿空气吹将进来。然后我转过身来，不再管他，等我快到家的时候，我又下海游了次泳，那年夏天在每一次跟劳伦斯发生冲突之后，我似乎都会去游泳。

回到家，我在露台上躺了下来。其他的人也都回来了。我能听到妈妈在诋毁那些得奖的插花设计。我们的花什么奖都没得。然后整幢房子就安静下来，就像平常这时候一样。孩子们去厨房里吃晚饭，其他人上楼去洗澡。然后我听见查迪在调制鸡尾酒，有关花展评委们的话题再次被捡起。然后妈妈叫道：“踢夫踢！踢夫踢！哦，踢夫踢！”

他站在门口，看起来已经半死了。他已经把浸满血的绷带解了下来，拿在手上。“我哥哥干的，”他道，“这是我亲哥哥干的。他在沙滩上用一块石头—之类的—打了我的头。”他的嗓音因为自哀自怜而语不成声。我想他就要哭了。别的人谁都没吭声。“鲁思在哪儿？”他叫道，“鲁思在哪儿？鲁思到底在哪儿？我要她这就开始收拾行李。我再也不想在这儿浪费更多的时间啦。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做。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做。”说着他就上了楼。

他们第二天一大早就乘六点钟的渡船离开海岛返回了大陆。妈妈起来跟他们道别，不过只有她一个人这么做，可以想见那肯定是个苦涩而又舒心的场面—女族长和不肖子，面带沮丧相互对望，就仿佛爱的力量又失而复得了。我听到孩子们的话音，听到汽车驶离车道，我起床来到窗前，一个多么美好的清晨！耶稣啊，多么美好的清晨！风从北方吹来。空气澄澈。在早上初起的热气中，花园里的玫瑰闻起来就像是草莓酱一样。我穿衣服的时候，听到渡船的汽笛声，先是警报信号，然后是两声吼叫，我能看到顶层甲板上那些好人们正从脆弱的纸杯子里喝着咖啡，而劳伦斯站在船头，对着大海说着：“Thalassa，thalassa[23]。”他那两个胆怯而又不开心的孩子从母亲胳膊的环抱中望着世间的万物。浮标的响声在劳伦斯听来也许是悲哀的，而当光明的魅力使你几乎忍不住要张开你的怀抱狂喜地宣誓时，劳伦斯的目光却会追随着被渡船抛在后面的黑色大海；他会想到那黑暗而又陌生的海底，在那整整有五英寻的深处躺着我们的父亲[24]。

哦，对这样一个人你又能怎么办吧？你能怎么办？你怎么才能挡住他的目光，不让他在一大群人中单单挑出那张长满粉刺的脸，那只衰老颤抖的手呢？你怎么才能教会他去回应人类那无可估量的伟大、生活那绚烂夺目的容颜？你怎么才能把着他的手去面对那些颠扑不破的真理—在那些真理面前畏惧和恐怖丝毫都无能为力？那天早上的大海色彩斑斓而又黑沉沉一片。我妻子跟我姐姐都正在游泳—黛安娜和海伦—我看到她们那没戴泳帽的头顶，黑色和金色的头发浸在黑沉沉的水中。我看到她们俩走了出来，我看到她们俩赤身裸体，毫不羞怯，光彩夺目，充满了魅力和优雅，我看着那两个赤身裸体的女人走出了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