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版序言

我极其热爱地中海，这无疑因为我随许多其他人之后，同他们一样从北方来到这里。我十分高兴能把长年累月——比我整个青年时代还要漫长的岁月——的研究奉献给它。作为报答，我也希望我的一点欢乐以及地中海的灿烂阳光能够照亮本书的各个篇章。如果能像小说家那样随意塑造人物，永不忘记这个人物，并且不断使人想起他的强大存在，这当然十分理想。不幸的是，或者说幸运的是，我们的行业不能有写小说那种令人赞叹的灵活性。因此，愿意以我希望的方式阅读本书的读者，最好带着他自己对这个内海的回忆和想象，并赋予我这部作品以色彩，帮助我再现这个巨大的存在。这一点正是我尽力去做的……我认为，人们现在见到的和喜爱的这个地中海，本身就是关于它的过去的最重要的文献资料。如果说我从巴黎大学地理课老师的教学中只记住了地中海这一课，我却执著地记住了。这种执著使我从事的整个事业有了意义。

人们一定会以为，一个比地中海更简单的例子肯定会使我能更好地阐明历史和地理空间之间的联系，特别因为用人的尺度来衡量，16世纪的这个内海比今天还要大。这是一个复杂的、庞大的、颇不寻常的人物。他超出了我们的计量和分类的范围。对于他，只写“他生于……”这样简单的历史是无济于事的；对于他，单纯就事论事地加以叙述也是无济于事的……地中海甚至不只是一个海，而是“群海的联合体”，那里岛屿星罗棋布，半岛穿插其间，四周的海岸连绵不绝。地中海的生活同陆地结合在一起。地中海的诗歌多半表现乡村的田野风光。地中海的水手有时兼事农耕。地中海既是油橄榄和葡萄园的海，也是狭长桨船和圆形商船的海。地中海的历史同包围它的陆地世界不可分割，就像不能从正在塑像的匠人手中把黏土拿走一样。普罗旺斯的谚语说：

“赞美海洋吧！但要留在陆地上！”

因此，我们不下工夫就无法知道地中海到底是怎样一个历史人物。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耐心，需要作很多尝试，当然也免不了会犯一些错误。海洋学家、地质学家乃至地理学家眼中的地中海，已经十分清楚明了。这是一些公认的、有名称的、标明方位的领域。但是，历史学怎样看待地中海呢？很多权威见解提醒我们：地中海既不是这样，也不是那样；既不是个自给自足的世界，也不是个为强国独占的禁区。认为这个先决问题并不存在，认为地中海是个不需要说明其特性的人物（因为他的特性早已被说明，已经很清楚，一眼即可辨认），认为根据地理轮廓的虚线分割世界通史就可以把地中海手到擒来，持这些见解的历史学家必定倒霉。因为，这些轮廓对我们的调查又有什么价值呢？

如果让地中海的历史的一端止于埃库莱斯山门口，另一端止于古城特洛伊周围的海上走廊，人们能够写出即使为期只有50年的历史吗？地中海历史的框架范围问题，作为首先提出的问题，引出所有其他的问题。划定地域界线，就是确定、分析、重建，从而选择和采纳某种历史哲学。

可以帮助我们的有关文章、回忆录、书籍、刊物、调查报告浩如烟海。其中一些是纯历史学著作；另一些同样重要，是由邻近学科的学者——民族学家、地理学家、植物学家、地质学家、工艺学家——撰写的。世界上再没有任何别的地区，比这个内海及其光芒普照的陆地，被如此清楚地阐明过和清查过。但是，我们不怕冒对前人忘恩负义的危险，敢于说：这一大堆出版物就像铺天盖地的尘埃一样，把研究者压得简直喘不过气来。使用过去的因种种原因已经过时的语言的论著太多了。这些论著感兴趣的不是浩瀚的大海，而是这幅镶嵌画上的某一块小小的方砖；不是地中海宏伟壮观、动荡不定的生活，而是王公富豪的丰功伟绩和大量的杂闻轶事，它们与我们关心的强有力的、缓慢发展的历史不可同日而语。这些论著中需要修订，需要推倒重写，需要加以提高使之复活的地方委实太多了。

对大量原始档案资料没有确切的了解，也无法写出一部地中海的历史来。这项任务看来不是单独一个历史学家所能胜任的。在16世纪，地中海国家无不拥有收藏丰富的文献资料馆。这些文献资料逃脱了火灾、围城以及地中海世界遭到的各种灾难。然而，要清查和发掘这些毋庸置疑的资源，这些最丰富的历史金矿，需要的不是一个人的一生，而是一个人的20次生命，或者20名研究人员同时为此贡献他们的一生。也许这样的一天将会来到：在历史的工地上，人们不再用这种小手工业作坊方式工作……到那时，或许可以不再根据仅仅包含部分第一手材料的书籍，而是根据原始的文献资料，来编写通史。不言而喻，尽管我作出了多么巨大的努力，我仍然没有整理完我从档案中所能找到的全部文献资料，我的书是建立在必然不完备的调查基础上的。我预先知道，本书的结论将被检验，被推敲，并被其他结论所代替。这正是我希望的事。历史学就这样前进，而且应当这样前进。

此外，由于16世纪下半叶的地中海处于不利的历史地位，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已如回光返照，随之出现的将是17世纪这个严峻的退缩的时代。因此，正如吕西安·费弗尔所写的那样，这是一个“徒具虚名的好题目”。这个题目难道就不值得去研究了吗？了解地中海在近代初期的演变并不是没有用处的，虽然在那时候，世界不再以地中海为中心，不再为地中海的利益和按照它的节奏生活了。人们一直谈论的地中海的迅速衰落，在我看来并未得到证明，或者不如说，事实似乎证实一切恰恰相反。但是，撇开这场衰落不谈，我认为地中海提出的所有问题在人类历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丰富含义，因而使历史学家和非历史学家都感兴趣。我甚至认为，这些问题直到今天还给人启示，不乏严格意义上的“用处”，而这种用处正是尼采对历史学本身的要求。

我不想就这个题目的吸引力和诱惑力大发议论。这一题目的虚假性——请理解为它的困难——以及它所包含的危险性，我都已经一一列举。我再补充一句：任何历史著作都没有帮我指引正确的方向。一部以辽阔水域为中心的历史论著诚然令人神往，但更加可以肯定的是，它像任何新事物一样，会冒种种风险。

既然天平两边的托盘都装得很沉重，我倾向于冒险的这一边，并且贸然认为值得大胆一试。我这样做对吗？

为我辩解的理由正是这本书自身的历史。当我1923年着手撰写时，这是一部探讨菲利普二世地中海政策的论著，其形式是传统的，毫无疑问比较谨慎。我当时的几位导师非常赞同。在他们看来，这部论著应列入外交史的范围；外交史对地理学的成就相当冷漠，并且往往同外交本身一样，对经济和社会问题很少关心。外交史对文明、宗教以及文学艺术等货真价实的重要历史见证人，都采取相当鄙视的态度，而且囿于成见，绝不允许自己观察外交档案之外的真实的、丰富的和充满生机的生活。阐明谨慎国王注1的政策，这首先意味着认准这位君主和他的谋士在根据变化不定的形势制定这项政策时所负的责任；确定谁起主要作用，谁起次要作用；再现西班牙的世界政策的总图，而地中海只不过是这幅总图的一个局部，而且还不是始终占有特殊地位的局部。

到了16世纪80年代，西班牙的势力事实上一下就转移到了大西洋。不管菲利普二世的庞大帝国是否意识到危险，它必须在那里迎接挑战，必须捍卫其蒙受威胁的存在。猛烈的钟摆运动把这个帝国推向与海洋相联系的命运。重视这种内在运动，研究西班牙政策的实质，而不是为菲利普二世或奥地利的胡安评说千秋功罪，此外还认为，菲利普二世或奥地利的胡安虽说野心勃勃，却往往既是施动者又是受动者，这样做已经脱离了外交史的传统框架。最后，透过西班牙时断时续的远征活动（如果把令人惊心动魄的勒班陀战役排除在外，西班牙的活动几乎暗淡无光），思考一下地中海是否还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命运和自己的强大的生命，思考一下地中海的生命除了展现引人入胜的画面以外，还起着什么值得人们重视的作用；就这样，在终于吸引我的这个巨大题目面前，我受到了诱惑。

我怎么能够不瞥见地中海呢？我怎么能够逐一研究大批醒目的档案资料，而对地中海千姿百态和生动活跃的生活视而不见呢？在这么多关于基本经济活动的记录面前，我怎么能够不改弦更张，转向经济史和社会史的研究呢？在法国，只有少数历史工作者努力把这种史学研究提高到庄重的地位，而在德国、英国、美国，甚至在近在咫尺的比利时，或者在波兰，人们已经不再拒绝给予它这种地位了。要从地中海的复杂整体中了解它的历史，也就是要遵照这些工作者的建议，接受他们的经验的指点，助他们一臂之力，从而为推广一种崭新的、经过重新思考和设计制作的、值得超越我们国境的史学形式而奋斗。当然，这将是一种意识到自己的使命、自己的可能性，也渴望打破旧形式的——因为必须同旧形式决裂——跨学科的历史学。这样做虽然并不完全公平合理，但那又有什么关系！抓住地中海这样一个历史大人物，利用它的庞大题材，它的种种要求，它的反抗、圈套以及冲动，以期创建一种崭新的史学，不同于老师所传授的那种历史，这是个好机会。

任何著作者都以破旧立新为己任，都希望有所建树，并力图做到这一点。即便地中海仅仅迫使我们摆脱了原来的习惯，它也已经给我们帮了忙。

本书共分三部分。每部分自成整体，单独阐明一个问题。

第一部分论述一种几乎静止的历史——人同他周围环境的关系史。这是一种缓慢流逝、缓慢演变、经常出现反复和不断重新开始的周期性历史。我不愿意忽视这种几乎置身于时间之外的、与无生命物打交道的历史，也不愿意仅仅满足于为这种历史撰写地理性质的导言；这种导言照例毫无用处地放在书的开头，浮光掠影地描绘矿藏、耕地和花卉，随后就永远不再提及，似乎花卉不是每个春天都重新开放，似乎羊群在迁移途中停止下来不再前进，似乎船只并不在一个随着季节变化而变化的真正的海面上航行。

在这种静止的历史之上，显现出一种有别于它的、节奏缓慢的历史。人们或许会乐意称之为社会史，亦即群体和集团史，如果这个词语没有脱离其完整的含义。这些深海暗流怎样掀动了地中海的生活，是我在本书的第二部分需要加以思考的。首先是依次对经济、国家、社会、文明等进行研究，最后是试图显示所有这些根深蒂固的力量在战争这个复杂的范畴内怎样起作用，以便更好地阐明我的历史观。因为我知道战争不是一个纯属个人责任的范畴。

最后是第三部分，即传统历史的部分，换言之，它不是人类规模的历史，而是个人规模的历史，是保尔·拉孔布和弗朗索瓦·西米昂撰写的事件史。这是表面的骚动，是潮汐在其强有力的运动中激起的波涛，是一种短促迅速和动荡的历史。这种历史本质上是极端敏感的，最轻微的脚步也会使它所有的测量仪器警觉起来。这是所有历史中最动人心弦、最富有人情味、也最危险的历史。对这种现在仍燃烧着激情，对这种当时的人在他们和我们同样短暂的生命中亲自感受过、描述过和经历过的历史，我们应持怀疑的态度！这种历史反映着那个时代的人的愤怒、愿望和幻想。在16世纪，随着真正的文艺复兴而来的，是穷人和卑贱者的文艺复兴。他们渴望写作，渴望叙述自己，渴望谈论别人。这种珍贵的文字材料却往往歪曲事实真相，侵占业已流逝的时间，并在其中据有不真实的重要位置。假如历史学家设身处地去阅读菲利普二世的文件，便会觉得仿佛生活在一个奇怪的、缺少某个量纲的世界，这当然是个充满激情的世界，是个像任何其他活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那样盲目的世界，但这个世界对历史的深层只是蜻蜓点水，就像最轻捷的小船在激流的表面飞驶而过。这也是个危险的世界。为了躲开它的魔法和巫术，我们必须事先弄清这些隐蔽的、往往无声无息的巨大水流，而长时期的观察才能揭示它们的流向。引起轰动的事件往往只是这些宽阔的命运的瞬间和表象，而且只能用这些命运予以解释。

因此，我们终于能够把历史分解为几层平面。或者也可以说，我们终于能够在历史的时间中区别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或者不如说，我们终于能够把人分解为一系列人物。这也许是人们最不能原谅我的地方，即使我断言传统的划分也是把生动的和完全合为一体的历史分解成好几段；即使我同兰克或卡尔·布兰迪相反，断言叙述性历史远不是一种客观的方法或者特别好的客观的方法，只是一种历史哲学；即使我断言，并接着指出，这些平面只是阐述的方法，我在本书的叙述进程中不会禁止自己从这一平面走到另一平面……但是，为自己辩护有什么用呢？如果有人指责我的这本书结构混乱，我希望他们能够承认，本书的各个部件还是符合制作规范的。

我也希望人们不要责备我抱负过大，不要责备我有高瞻远瞩的愿望和需要。历史学也许并不注定只能研究围墙内的菜园子。否则，它肯定完不成它现时的任务之一，即回答当前使人焦虑的问题以及保持它与各种十分年轻而又咄咄逼人的人文科学的联系。如果没有雄心勃勃的、意识到自己的义务和巨大的权力的历史学，难道在1946年会有现代的人文主义吗？埃德蒙·法拉尔在1942年写道：“对伟大历史的恐惧扼杀了伟大的历史学。”但愿这种伟大的历史学复活！

1946年5月

又：我的债单很长。说得明白些，开这张单子需要写一本书。我就讲主要的吧。我一直怀着感激的心情思念巴黎大学，思念25年前我在巴黎大学时的老师：阿尔贝·德芒戎、埃米尔·布尔儒瓦、乔治·帕热斯、莫里斯·奥洛、亨利·奥塞尔。我最初转向研究经济史和社会史，应归功于亨利·奥塞尔的指点，他对我的浓厚的友情一直鼓励着我。在阿尔及尔，我得到了乔治·伊韦尔、加布里埃尔·埃斯凯尔、埃米尔-费利克斯·戈蒂埃、勒内·勒斯佩斯的友好帮助。我很高兴1931年在阿尔及尔听到亨利·皮雷纳的出色的讲课。

我特别感谢西班牙的档案保管人员：马里亚诺·阿尔科塞尔、安赫安·德拉·普拉萨、米格尔·博尔多瑙、里卡尔多·马格达莱纳、贡萨洛·奥尔蒂斯……我在研究过程中得到了他们的帮助，他们还是我学习西班牙语的启蒙老师。我愉快地回忆起他们全体以及我们在西班牙的“历史学”首府锡曼卡斯进行的讨论。在马德里，弗兰西斯科·洛德里格斯·马林以王子般高贵的风度接待了我……我同样感谢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的档案保管人员。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我向他们提出很多问题。我要特别感谢著名的天文学家、杜布罗夫尼克档案馆无与伦比的保管员特吕埃尔卡先生。他是陪同我漫游各档案馆和图书馆的好友。

曾经给过我帮助的我在阿尔及尔、圣保罗和巴黎的同事和学生的名单很长。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地。我特别要感谢厄尔·J.汉密尔顿、马塞尔·巴塔荣、罗贝尔·里卡尔、安德烈·埃马尔。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对我提供帮助。在我被俘时期的难友中，有两人参加了我的工作。他们是巴黎上诉法院的律师阿代-维达尔和城市设计家、业余历史学家莫里斯·鲁日。最后我没有忘记《历史杂志》小组的莫里斯·克鲁泽和夏尔-安德烈·朱利安曾经慷慨地给予我的帮助。夏尔·贝蒙和卢伊·埃桑芒恩当时曾在《历史杂志》上保护过我们这些锋芒毕露的年轻人。在对本书作最后的修改时，我考虑了马塞尔·巴塔荣、埃米尔·科纳厄尔、罗歇·迪翁和欧内斯特·拉布鲁斯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我从《年鉴》杂志所得的教益，是我欠下的最大的一笔债。大家知道我正尽力偿还这一债务。我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同马克·布洛赫有过初次接触。但是，我认为我可以说，他的思想的每个细节对我来说都不是陌生的。

最后，我还可以补充这样一句话：如果没有吕西安·费弗尔的亲切的和有效的关怀，我的这项工作无疑不会完成得这么早。他的鼓励和指点，使我摆脱了我长期对我从事的研究工作的可靠性所怀有的忧虑。如果没有他，我肯定会重新进行调查和收集材料。投入规模过于庞大的事业的不利之处是，有时会使人乐而忘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