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诺克前言

奥斯汀曾多次就这本书所谈论的问题授课。大致以本书现在提供的这种形式授课是在牛津大学，时间是1947年第三学期，课程采用了一个一般的名称“哲学问题”。翌年第三学期他第一次使用了“感觉与可感物”这个名称，此后他就一直沿用下来。

像对待自己的其他讲义一样，奥斯汀曾反复修改、重写这份讲义。保留下来的有些笔记没有日期、颇为零碎，估计是他1947年使用的。另一组笔记是在1948年准备的，再有一组是1949年的。后面这一组，奥斯汀在1955年做了补充和修改。这一组笔记前面那些部分，奥斯汀的论证相当详细，后面那几讲的笔记则远不是那么周密，而且显然是不完整的。第四组笔记写于1955年，最后一组写于1958年，是为了该年秋季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讲课准备的。他最后一次讲授“感觉与可感物”的课程是在牛津大学，时间是1959年的第二学期。

除了这些有相当连续性的稿本，奥斯汀的文件里还有一些单张稿纸也是关于同一问题域的笔记。这些笔记中的很多内容吸收进了他为授课准备的笔记之中，也就是已经包括在本书之中。某些看来只是些尝试性的临时想法；还有一些，尽管有时做得很细，但显然是在准备讲义的过程中做的，并未打算实际上纳入这些讲义。

所有这些手稿现在都收藏在Bodley图书馆，可供研究者使用。

较晚的两组笔记，即1955年和1958年那两组，没有完全覆盖所讨论的课题。它们的主要部分是新增的材料，其他部分则引回到1948年和1949年的稿子，对相关部分做了少许改动、修正、次序调整。在现在这个本子里，那些新增材料主要放在第七章、第十章的后一部分、第十一章。奥斯汀在伯克利授课的时候还使用了其“对事实不公”一文中包含的一些材料；不过，他通常讲授这一课题时并没有这一部分，我在这里没收入这一部分，因为这篇论文现在已经独立发表了。

有必要较为详细地说明眼下这本书是怎样编成的。奥斯汀肯定想到有一天会发表这部著作，但他自己从没有着手为发表进行加工。于是，这些笔记全都保持着为授课所需的样子；从我们自己着眼来看，他根本无须完整写下相关材料就能够极其流畅而精确地讲授，这反倒成了一件憾事。因此完全不可能照原样发表他的这些笔记；那样子它们会无法通读，实际上甚至会不可索解。我们于是决定把这些笔记改写得具有连贯的形式；读者必须谨记，正文中的文本虽然极尽可能以奥斯汀的笔记为本，但其中几乎没有哪个句子是从他手稿里直接誊抄下来的。在眼下这个本子里，第一章到第六章、第八章和第九章最接近奥斯汀原来的笔记，在这些部分，他的论证从1947年以来就很少变动。在第七章、第十章、第十一章，虽然关于奥斯汀的论证是什么并没有什么认真争议的余地，但要根据他的笔记说出他会怎样使用以及按何种次序安排其论证则远不是那么轻易。所以，在这些章，读者应该格外警惕，不要太过倚重表述的每个细节；这些章是编者最可能犯错的地方。

当然，在别的地方也不能指望完全不出现编者方面的错误。单就字数来说，比较起哪怕最完整的讲义，眼下这个文本也一定扩展到了五、六倍的长度之多；尽管没有理由怀疑奥斯汀的观点就实质而言就是这里所呈现的这样，但绝不能肯定它们在细节上都没有表述错。他的确切意思有时需要猜测，例如，出现在笔记上的某个短语甚至某个单词在授课时他会怎样加以扩展或加以限定；在有些地方，另一个编者很有可能觉得另一种解释更好。这无疑是改写工作的天然缺陷，这种工作难如人意，但在眼下这一事例中又无可避免。所以，正文的文本不能读成逐字逐句重现奥斯汀授课时实际讲授的东西；假使奥斯汀自己就这个论题为出版准备了一份文本，眼下这个文本不会近乎于他会写下的那样，倒恐怕会颇不相俦。我所能宣称的极限是——我倒敢于信心满满地做此宣称——就所有实质论点（以及很多关键措辞）而论，他的论证就是这本书里所包括的论证。的确，假使我无法做出这一宣称，那也就根本谈不上以这种形式来出版这本书了。

应该补充一点。本书分成若干章，这不是奥斯汀自己做的；这个做法只是着眼于区分整个讨论的先后阶段。他自己曾把整个讨论分成若干讲座，各讲座的起止当然有些随机，各次课程中也并不一致，所以，按讲座起止来区分既不可欲也做不到。

一些曾经在牛津和美国出席奥斯汀讲座的学人很友善地把他们所做的笔记寄给我。这些笔记有莫大助益，尤其是普林斯顿的G.W.皮彻先生和伯克利大学哲学系几位的笔记——它们差不多跟奥斯汀本人的笔记一样丰实。我恐怕曾听过这些讲座的学人（包括曾在1947年聆听讲座的我本人）会觉得，比较起奥斯汀现场所讲的，这本书是个很不完美的近似品。然而我希望他们会乐于同意，一份永久性的记录，即便如此，也胜于无。

我愿表达对J.O.Urmson的感谢，他读了本书的打字稿，为改善这一文本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建议。

G.J.瓦诺克

1960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