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经济学史?

那么，就任何科学而言，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它的历史呢?人们会认为，现在的分析工作会保留以往分析工作中至今仍然有用的成分。那些没有保留下来的概念、方法与成果，想必是不值得再费心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回顾过去的作家，去复习他们过时的观念呢?这些故纸堆难道不可以留给少数专爱摆弄古董的人们去照料吗?

关于这种态度要说的话很多。抛弃过时的思想方法，肯定比无限期地固守它们要好。不过，假使我们只到堆破旧东西的房子里光顾一下而不停留太久，我们一定会有所收获。从那里我们指望得到的收获可以分为三类：在教学方法上有所裨益，获得新的观念以及了解人类的思维方法。这三类我们将一一加以考察，起先并不特别联系到经济学，然后再在第四类之下加上几条理由，说明为什么在经济学这门科学中研究分析工作的历史，较之在其他学术领域更显得重要。

首先，那些企图仅仅根据最近的论著就来进行理论研究的教授或学生，不久就会发现他们正在为自己制造不必要的麻烦。除非最近的论著本身反映出最起码的历史面貌，否则不管它怎样正确，怎样有创见，怎样严密或者优雅动听，都不能阻止学生产生一种缺乏方向与意义的感觉，至少在大部分学生中会有这种感觉。这是因为，不管哪个学术领域，任何时期存在的问题和使用的方法都包含过去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工作的成就，而且仍然带有当时留下的创痕。当前的问题和方法都是对以前的问题与方法作出的(尝试性的)反应。如果不知道以前的问题和方法，那么对现在的问题和方法的意义与正确性就不能充分加以掌握。科学分析不单纯是逻辑上前后一贯的一种过程，从某些初步观念开始，然后按照直线的方式往上面增添内容。它不是单纯地对一个客观实体的逐渐发现——例如像刚果盆地的发现那样。它毋宁说是与我们自己和我们前辈人头脑里创造的东西的一种永无休止的搏斗；同时，如果它有所“前进”的话，那是以一种纵横交叉的方式前进的；它的前进不是受逻辑的支配，而是受新思想、新观察或新需要的冲击以及新一代人的偏好与气质的支配。因此，任何企图表述“科学现状”的论述实际上是在表述为历史所规定的方法、问题与结果，只有对照其所由产生的历史背景来考察才有意义。换句话说，任何特定时间的任何科学状况都隐含它过去的历史背景，如果不把这个隐含的历史明摆出来，就不能圆满地表述这种科学的状况。让我马上在这里补充一句，在整个这本书中我们将坚持这种教学法的要求，并以它来指导我们对讨论题材的选择，有时甚至不惜牺牲其他重要的准则。

第二，我们的头脑很容易从科学史的研究中得到新的灵感。有些人比别人得到的多一些，但完全得不到裨益的大概很少。一个人如果从他自己时代的著作站后一步，看一看过去思想的层峦叠嶂而不感受到他自己视野的扩大，那么这个人的头脑肯定是十分迟钝的。这种经验的裨益可以用一个事实加以说明：那个最终导致(特殊的)相对论的基本思想，最初是在一本力学史的书上出现的。 ^[4] 但是撇开灵感不谈，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他所研究的科学的历史中吸取有用的教训，即使有时令人沮丧。争论有结果也好，没有结果也好，我们都能学到一点东西；走了弯路，白费了气力，钻了死胡同，同样可以学到东西；从成长过程受到阻碍的间歇中，从我们对机遇的依赖，从如何避免去做某些事情，从纠正的偏差中也都可以学到东西。我们学会弄清为什么我们实际上走到多远以及为什么没有走得更远。我们也知道接着而来的是什么，以及怎样和为什么接着而来——这个问题我们在全书中都将加以注意。

第三，对于任何一门科学或一般科学史，我们所能提出的最高要求是它能把人类思维的方法告诉我们很多。当然，它提供的材料只能涉及一种特定的知识活动。但是在这个领域内它的确切有据几乎接近于理想的完善程度。它从具体事物中展示逻辑，从行动中展示逻辑，并展示与想象和目的密切结合的逻辑。人类行动的任何领域都能显示人类的心智活动，但是没有哪个领域像经济学领域这样逼近实际的思想方法；因为在其他领域中人们不会这样不厌其烦地报告他们思想活[JP+1]动的过程。在这方面，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做法。有些人例如惠更斯比较直率，而另一些人例如牛顿则沉默寡言。但即使最缄默的科学家也必然会暴露自己的思想活动，因为科学工作和政治工作不同，在本质上它就是自我暴露的。正是主要基于这个原因，所以人们已经多次确认——从休威尔和J.B.穆勒到冯特和杜威——所谓科学学(亦即德文的Wissenschaftslehre)不仅是应用逻辑，而且也是纯逻辑本身的一个实验室。也就是说，科学的习惯或过程的规则不仅要由那些外在的逻辑标准来判断；它们自己也对这些逻辑标准有所贡献并对这些标准产生反作用。如果用夸张的手法来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说，一种实用的或者叙述性的逻辑可以从科学程序的观察与系统陈述中提炼出来——这当然包括科学史的研究或融合在科学史的研究之中。

第四，对于上面的论证，至少前面两条，我们有理由认为应用在经济学这个特殊例子方面更显得有力。我们不久就要谈到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说经济学的题材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历史过程(见下面第3节)，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不同时代的经济学涉及不同的事实和问题。仅仅这一事实就足以使我们加倍注意经济学说的历史。但是让我们暂时撇开这一点以免重复，同时强调一下另一个事实。我们将会看到，科学的经济学并不缺少历史的连续性。事实上我们主要的目的是描述所谓“科学观念源流”的过程——人们对经济现象的了解是怎样发生、改进以及怎样不断推倒原有分析结构的。本书所要建立的主题思想之一就是：这个过程基本上和其他知识领域类似的过程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本书也想加以说明，由于某些原因，这种观念的源流在我们这门科学中要比在几乎所有其他领域中遇到更多的阻碍。对于我们这种心智方面的成就，很少有人会表示祝贺，而我们经济学家们自己恐怕是最不会表示祝贺的。而且，我们的成绩现在是，过去也总是很小，很杂乱。搜集事实和进行分析的方法，即使我们当中有人认为不符合标准或者原则上有错误，还是照样流行，而且和其他方法一同广泛流传。尽管也有可能——我将试图说明这一点——谈论每个时代在所谓科学问题上一致公认的专家意见，同时，这种意见也常常顶住了不同政见强烈分歧的考验，可是我们毕竟不能像物理学家或数学家在谈论他们学科时具有那样多的信心。因此我们不能、或者至少不会互相信任地以同样满意的方式来概括“这门科学的现状”。而补救这种缺陷的显而易见的方法就是研究学说史：这一点在经济学方面要比在例如物理学方面来得更明显，因为除非我们知道经济学家们怎么会像现在这样推理的，我们对新问题、新方法和新的成果就不可能有充分了解。而且，有些成果被中途遗忘或搁[HJ2.6mm]置数百年之久，这要比物理学中更为屡见不鲜。我们会遇到一些简直令人吃惊的事例。研究经济学史的经济学家，常常会碰到很有启发性的见解以及有用的(假如有时是令人困惑的)教益，这与同样情况下的物理学家很不一样：因为后者一般可以相信，在他的先辈们从事的工作中，几乎没有湮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立即开始另一次智力方面远征的壮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