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应用学科〕

在科研与教学工作中，无论是经济学或其他领域，人们的分工都产生了无数的专业，通常称之为“应用学科”。为了把它们详细列举出来(不要求完整无缺)，让我们从美国开设经济学的高等院校课程表中得到一些启发。

除了一般性的概论课程、经济史、统计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社会学 ^[30] 的课程外，我们发现，第一，有一类学科每个人都认为是“一般经济学”的主要部分，其所以被分开处理仅是为了更好地对它们的题材作深入研究。这些学科包括货币与银行、经济波动(或循环)、对外贸易(国际经济关系)，有时还有区位理论。第二，还有一类学科，如会计学、保险统计学、保险学，它们在历史上几乎完全独立于一般经济学之外(会计学则正在逐渐放弃它的独立性)，但它们对所有经济学家或其中某些人是有用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它们既提供了经济分析的工具，又提供应用于实际的机会——折旧就是一个例子。第三，有一类标准学科，它们依附于公共经济政策方面一些久已确立的部门，特别是农业 ^[31] 、劳动、运输与“公用事业”、制造工业(及其公共管制)的问题——对于这一项，目前还没有一个普遍接受的英文名词——以及财政(“财政政策”)，除此之外，大多数人还会(暂时)加上其他许多科学如市场学(“商品分配”)与社会保险(如果保险学没有包括它的话)。“社会主义”与“比较经济制度”或者加上“人口”可以算作第四类。而近来很时兴的“区域研究”则为第五类。再要包括其他学科或者我们已经提到的这些学科的分支，很可能会把我们所谓大公共汽车上的乘客弄得拥挤不堪。但是我们上面所列举的课程加上读者的一般知识，足以证实下面三点陈述，而这些陈述与我们的工作任务有关，是应该予以阐明的。

第一，这个应用学科的大杂烩显然没有固定性或者逻辑上的次序，其中任何一门学科也没有明确的界限。它们出现，或者消失，相对的重要性增加或者减少，同时根据不断变化的兴趣与方法的要求，它们彼此还会互相重叠。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如果从尊重现有的分界线或学科结构出发来确定我们该做或不该做任何有意思的工作，那就极其愚蠢了。

第二，所有那些专门的或应用的学科，不仅限于前面提到的属于我们第一类组成成分的三个学科，都是事实与技巧的混合物，它们形成了我们所理解为经济分析的四个基本分支。这些混合物彼此之间大不相同，因为在许多广泛的领域中有些混合物对于使用精细的统计或理论工具的要求或机会要比其他混合物为少，甚至完全没有，虽然历史因素从来很难大胆地完全予以忽略。此外，这些混合物彼此不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各个学科的专家，个人也好，集体也好，在基础学科上的背景非常不同，所以根据他们选择的专业的不同需要，会用十分不同的方式来调配他们的技巧——如果我们要了解经济学为什么像它现在这个样子，这一点必须牢记在心。不过原则上，要把任何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截然分开，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第三，还有另一个原因使它们不可能分开，因为应用学科不仅应用了一般经济学武库中现成的大量事实与技巧，而且还添了一些东西进去。这些学科可以积累事实与方法的“私房”财富，在它们的领域之外也许用处不大或者没有用处。但是除此而外，它们已经一再积累起许多事实和概念图式，应当视为对一般经济分析的贡献，虽然一般经济分析的指定守护人有时接受得很慢。现代农业经济学提供了一些例证，运输学与财政学提供了另外一些例子。因此我们不能自限于“一般”经济分析史的范围，而应当尽可能也留心应用学科方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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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边境”这样笨拙的说法，是为了避免不切实际地设想有什么明显和不变的分界线。

[2] “技术”一词必须从非常广泛的意义上来加以理解：只要系统地掌握了某一学科的事实，在范围上超过了这个领域中的实际工作者所能获得的知识，就足以构成科学的水平，即使对这一学科的研究并不需要超过外行人理解程度的精确方法。

[3] 这样说并不会使下面将要解释的“理论”成为不可能的东西或无用的东西——经济史本身就需要理论的帮助。

[4] 由于在我们这个问题上“理论”的不可靠性，我个人认为历史的研究在经济分析史方面不仅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

[5] 在本书中除非特别提醒有别的含义，人类学仅指自然人类学。越过这一点就是通常意义的人类学，那就和研究原始部落及其行为方式、语言、社会制度是一回事。这里我们称之为人种学。

[6] 这是那个常被误用的字——相对性——的几种含义之一。这里我们用这个字的意思，不过是指(a)我们使用的材料不能超过我们所占有的材料；因此在进一步发现的前面，我们原有成果的一部或全部也许站不住脚(在解释过去的经济学家时，这一事实必须适当地加以考虑)；(b)经济学家对于他们那个时代的问题的兴趣和态度，使他们对经济现象的一般看法受到了局限。请参阅第四章。这和哲学上的相对论无关。

[7] 因此，本段第一句话所作的一个简单而无可辩驳的论断至今还受到某些经济学家的强烈否认，不能不说是一件怪事。

[8] 为了避免读者感到历史与统计知识的要求过高，因而望洋兴叹，我想指出，对于每一个在大学本科阶段受过历史或数学一般良好训练的研究生，这些要求是容易达到的。只有两方面都没有受过大学训练的学生，必将认识到作为一个全面的经济学家他会遇到困难，肯定只能在这门科学的局部狭窄范围之内活动，除非他付出非凡的努力来弥补缺陷，而一两年研究生的学习过程是远远不够的。但是要成为一个在科学上够格的律师、工程师或医生，则需要的时间更长。

[9] 所谓“原理”，在本书中是指任何我们(或者我们正在讨论的作者)不打算提出任何异议的陈述。但它可以是我们(他们)已经建立起来的命题，也可以是我们(他们)假设或假定的命题。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可以提出异议的“法则”，这种法则的出现、运用或误用，必须仔细考虑：例如我们常说报酬递减“法则”或者凯恩斯的消费倾向“法则”，实际上这些都是假定；也说马克思主义的利润率递减“法则”，这是马克思认为他已经确立了的一个命题。

[10] 用J.H.普安卡雷的一个比喻来说，裁缝可以随心所欲地裁衣服；但他们当然要力图按照顾客的身材来剪裁。

[11] 举例说，理论力学从一套假定(就这种意义来讲或者称之为假说)出发，但显然这许多假定并非理论力学的全部，而当它们明确地汇集在一起时，仅能构成理论力学的第一章。

[12] 上面的陈述是对E.马赫学说的一个简译，他说每种(理论)科学都是省力的一种方法。

[13] 见下面第二编第四章第2节。

[14] 哈耶克：“科学主义与社会研究”，见《经济学》1942年8月号，1943年2月号，1944年2月号。这一篇论文——这些文章合在一起不亚于一篇论文——我要极力推荐，不仅因为它是深邃学识的产物，而且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子，说明在这类讨论中真理与谬误是怎样紧靠在一起。

[15] 哈耶克的导师，奥地利效用学派的理论家们在运用边际效用概念时，实际上发现了微积分。把他们的推理正确地用公式表达出来，不能算是什么罪过。

[16] 事实上仅仅根据这一理由，某些同行的经济学家所使用的“经济理论”一词本身就会有贬低的气味，这也没有什么奇怪。不过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态度单纯是由于我们在知识上的口味与能力各不相同，大家自然各按其偏好进行研究。过高地估计自己的研究方式，低估别人爱好的方式，这也不过是人类的天性。如果说无论在科学或其他生涯中，假使我们不是已经从事了某一事业，我们将永远也不会做我们正在做的这一事业，这也许不算过分吧。

[17] 我相信这句话出自格哈特·科姆先生之口。

[18] 后来在德国又有一个并行的用语，虽然还没有十分被人们接受。这个名词叫做社会经济学，比较出力使它推广使用的是马克斯·韦伯。

[19] 由于“理论”这个词在很多人心目中，基于好的理由与不好的理由，所产生的不信任情绪，这个词偶尔被“分析”所代替，这时“分析”这个词的含义就比本书中赋予它的含义狭窄一些。就我所知，经济社会学这个领域并不隶属于“分析”这个标题之下，也不单独自成一门学科；它所包含的课题分别在历史、理论、“比较经济制度”、比较侧重于制度方面的劳工问题课程以及其他许多课程中加以处理。

[20] 农业这门学科作为经济学的一个部门，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那就是说，如果不具备相当的农业技术知识，对它是很难进行研究的。原则上，这一点对于经济学的其他门类也是一样，不过程度轻一些而已。情况既然如此，就没有理由，例如说，在金融、销售、或制造工业的经济学和相应的各种“技术”之间划出明显的分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