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

如果距离、方向、直线这种直觉——简言之，空间的这种直接的直觉——不存在，那么我们关于它所具有的信念从何而来呢？如果这只不过是一种幻觉，那么这种幻觉为什么如此牢固呢？考察一下这些问题是恰当的。我们说过，不存在关于大小的直接的直觉，我们只能够达到这一数量和我们的测量工具的关系。因此，如果我们没有测量空间的工具，我们便不能构造空间；好了，我们自己的身体就是这样的工具，我们把每一种事物与它关联起来，我们本能地利用它。我们判定外部对象的位置，就与我们的身体有关，我们能够描述的这些对象的唯一空间关系，是它们与我们身体的关系。可以说，正是我们的身体，作为坐标系为我们服务。

例如，在时刻α，视觉向我揭示出对象A的存在；在时刻β，另一种感官，例如听觉或触觉，向我揭示出另一个对象B的存在。我判断，对象B与对象A占据同一地点。这意味着什么呢？首先，这并不意指这两个对象在两个不同的时刻占据绝对空间的同一点，即使这个点存在，我们也无从辨认，因为在时刻α和β之间，太阳系运动了，我们不能知道它的位移。这意味着，这两个对象相对于我们的身体占据同一相对位置。

可是，即使如此，那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从这些对象获得的印象遵循着完全不同的途径，就对象A而言是视觉神经，就对象B而言是听觉神经。从定性的观点来看，它们毫无共同之处。对于这两个对象，我们能够做出的表象是绝对异质的、彼此不可还原的。我仅仅知道，要达到对象A，我只要以某种方式伸开我的右臂；即使我放弃做这一动作，我也想像得出伴随右臂伸开的肌肉感觉和其他类似的感觉，这种表象使人联想到对象A的表象。

现在，我同样知道，我能以相同的方式伸开我的右臂达到对象B，右臂伸开伴随着同一系列的肌肉感觉。当我说这两个对象占据同一地点时，我的意思无非是上面讲过的东西。

我也知道，通过我的左臂的适当运动，我能够达到对象A，我想像伴随这一动作的肌肉感觉；通过被相同感觉伴随的左臂的同样的运动，我也能够达到对象B。

这是十分重要的，由于由此我能够防止对象A或对象B施加给我的危险。对于我们能够遭受到的每一次打击，自然界都能使我们联想到一种或多种防御办法，从而使我们自己免受伤害。同一防御办法可以应付多种打击；情况确是如此，例如右臂的同一运动可以容许我们在时刻α抵御对象A，在时刻β抵御对象B。正是这样，同一打击能够用几种方式防御，例如我们说过，或者通过右臂的某种动作，或者通过左臂的某种动作，一般地都能够达到对象A。

除了避开同一打击外，所有这些防御办法毫无共同之处，当我们说它们是终止于空间同一点的动作时，意指的就是这一事实，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正是如此，我们所说的占据空间同一点的这些对象，除了同一防御办法防止它们之外，它们并没有共同之处。

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设想无数的电报线，一些是向心的，另一些是离心的。向心线向我们告知外部发生的偶然事件，离心线传送答复。关联是这样建立的：当向心线通过电流时，这便作用于中转站，这样在离心线的中转站上电流开始通过；事情是这样安排的：若同一补救办法适于排除几种毛病的话，则几个向心线可以作用于同一离心线，当同一毛病可以用多种补救办法消除时，则一个向心线可以同时地或一个替代另一个地鼓动不同的离心线。

可以说，我们的整个几何学，或者如果你乐意的话，我们几何学中一切本能的东西，正是这一复杂的联想系统，正是这种分配系统表。我们所谓的我们对于直线或距离的直觉，就是我们对这些联想及其紧要特征的意识。

很容易理解，这一紧要特征本身从何而来。在我们看来，联想愈久远，似乎愈加不可破坏。但是，这些联想就其大部分而言，并不是个人的获得物，由于它们的痕迹在新生儿身上好像就存在着：它们是种族的获得物。这些获得物越是必要，自然选择就越迅速地导致之。

为此缘故，我们所说的获得物必定在年代上是最早的，因为没有它们，生物体的防御便是不可能的。自从细胞不再仅仅是并置，而被要求相互帮助以来，就需要组织类似于我们所描述的机制，以便这种帮助不偏离它的道路，而且能防止危险。

把一只蛙切去头，给它皮肤的一点滴一滴酸，这时它力图用最近的脚揩掉酸滴，如果再切断这只脚，它就用对面的脚揩酸滴。在这里，我们有我刚才说过的双重防御办法，如果第一种办法行不通，容许用第二种补救办法应付灾祸。空间正是这种多重防御办法和作为结果发生的协调。

我们看到，为了寻找这些空间联想的最早痕迹，我们必须深入到无意识的什么深度，因为此处所及的只包含神经系统的低等部分。可是，把如此久远联想起来的东西加以分离的每一个尝试，都会遭到我们的反对，对这种阻力为什么感到惊讶呢？现在，正是这种阻力，才是我们所谓的几何学真理的证据；这一证据只不过表明，我们对破除十分古老的习惯极为反感，我们总是证明这些习惯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