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日本官僚制的特色
辻清明将日本官僚制的特色归纳为两点，一是割据性（见前篇第二章“统治结构中的割据性基因”），二是特权性。关于第一点的探讨和研究方法是作者独特的创造。我们看到的许多行政学学术著作，都是对国家行政的支配结构的具体构成、普遍或抽象出来的行动方式的论述，即共时性分析，而辻清明在揭示日本近代官僚制的特色时却使用了历史的分析方式，即历时性分析。他认为统治结构中的割据性来源于日本明治维新的过程及结果。在他看来明治维新建立的国家政体类似于欧洲的绝对主义王权，但英国，甚至后进的德国，都是在君主的主导下对分裂的中世纪的各种权力予以统一，官僚是君主的官僚，听命于君主的无上权威。但日本不同，明治维新是由所谓的西南雄藩——萨摩、长州、土佐、佐贺领导的，日本天皇并没有大一统的实力和权力，于是在统治上层就形成了藩阀政府。特别是明治政府经过一系列政治斗争和改革后，形成原萨摩和长州的下级武士，也是明治维新的领导者轮流执政的局面。除了短暂的大久保利通专制外，从未有过拥有强大权力的某个领导人，当然这不是个人的独裁专制，而是要有职务上的“专权”，譬如说总理大臣拥有压倒性的权威和权力，可在日本近代政府中，首相的权力和各省大臣相差不多，特别是军部，由于直接归最高统帅天皇管辖，享有帷幄上奏权和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帷幄上奏权是指军部可以绕过内阁直接向天皇上奏，1910年代的陆军大臣上原勇作就使用帷幄上奏权辞职，接着就使用第二个特权，不推荐现役武官接任，致使西园寺内阁垮台。同时这种内阁结构是大臣不负连带责任，各管各的，平行施政，这就更造成各省之间的不合作，有时甚至为各自的利益争夺地盘，互相对立。作者举出了很多例子阐释了这一他称之为割据性基因的现象，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统治层发觉了这种割据性的危害，试图集中权力于内阁总理大臣，并做出了许多努力，但都在这根深蒂固的割据力量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就连野心勃勃也有一定政治实力的东条英机也不得不铩羽收兵。即使到了日本帝国即将灭亡的时刻，海军和陆军还为了各自的飞机生产争夺着原料。（见后篇第二章“日本法西斯的统治结构”）不过，如果辻清明的意思仅仅是建立一个有专权地位的官职就可以解决问题了，那就是在某种意义上提倡专制。这不是辻清明的思想。重要的是他认为这种割据性是因为藩阀政府为了垄断权力，有意识地压低议会的地位，政府首脑们要保证所谓“至公至正”之政府，超然于党争、政争之外，于是日本近代议会几乎形同虚设，社会上各阶层、各种政治势力的意见不仅不能在议会得到统一，而且即使得到统一，议会也没有战胜把持着决策和实施的政府和官僚。顺便说一句，即使经历了战后民主改革，日本的决策方式还是与西欧的不同，提案不是经过议会中的公开
讨论而是在执政党内议论并取得一致后，到议会走过场。没有一个代表民众的权威机构，就等于日本的统治方式还停留在绝对主义时代，并且还没有西欧的绝对王权。就这样，辻清明从官僚的割据性中推论出日本的官僚制的最大弊病就在于缺少民主。
确实，作者指出的这种割据性现象即使在今天的日本也不是没有，譬如日本在取缔没有签证留在日本的外国人时，法务省和东京的警视厅就各行其是，互不通问。而且作者所指出的历史渊源，也言之有据，不得不令人信服。但我们也担心有人利用这割据性来为日本战犯们开脱，即说因为日本没有一个像希特勒那样的绝对独裁者，因此战争责任的归属就成为问题。战犯们不过是奉旨行事，但这个旨意由于领导层的割据也找不到具体负责人。在东京审判时，就出现战犯们互相推诿具体责任的情况（辻清明对此也举出很精当的例子）。所以我们应当指出的是，辻清明的真实意图是在批判日本的历史和当时的政府领导者落后于时代的思想意识，——虽然也有当时的政治背景——批判明治维新的非近代性、非民主主义。
也正因为缺乏民主主义的政治结构，即议会的力量薄弱，既不能决策也不能监督政府（官僚）而致使日本的官僚成为一个特权阶层。他们是藩阀政府的股肱，是藩阀政府试图超越民主力量的承担者。他们以考试被录用，划分严格的等级，在决策和实施政策时完全走的是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效率低下、因循守旧、跋扈擅权、事大主义的那一套。这在辻清明论述禀议制时被剖析得淋漓尽致。（见前篇第四章“日本的决策过程——与禀议制相关”）此外，辻清明还根据新闻及社会报道等，强烈地批判了和民众接触最多的基层警察对普通百姓的凶暴态度，并以此证明日本官僚和群众对立的立场及态度。（主要见后篇第一章“日本官僚制和‘对民众官纪’”）
在日本社会官僚们的地位几乎是无与伦比的，许多日本人都以当上官僚为荣，而且由于稳定和高额的报酬，日本的精英们也愿意当官僚，尤其是法学系的学生，即使现在很多名牌大学的学生也乐意做官僚，尤其是东京大学法学系的毕业生几乎都是官僚。而一旦当上官僚就可以获得国家荣誉的“勋等”褒奖。由于日本是后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是靠国家的力量来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加之，由于地理、历史及现实的原因，日本人抱有强烈的民族主义价值观是众所周知的，明治维新后，日本大肆宣扬什么家族国家（即日本国家和一个大家庭一样，天皇就是家长），所以民众的国家崇拜尤为突出，于是，社会的权威受到国家的确认，就更增添了官僚高人一等的资本。辻清明指出在日本的地方城市连门牌上都写明这里的人是勋几等，以此炫耀自己不同寻常的社会地位，简直如同我国封建时代的立牌坊。炫耀一方面是主体向社会展示自己的地位或本事等，反过来说，正是因为社会的受众承认这种地位或本事才能进行炫耀。这种情况确实不容忽视，因为这种官尊民卑的意识一旦渗入到民众的意识深处，就会使这个国家的文化为之变色。
本来，这种在战前日本由于等级制连厕所都分开使用的丑恶的官僚制本应在战后的民主改革中灰飞烟灭，但其实不然。因为美国占领军实行的是辻清明所谓的间接统治，即盟军最高统帅总司令部发出指令，由日本政府实施之，而实施则必须要有实施的工具，这个工具就是日本的官僚，所以不像那些被审判的战犯、被解散的财阀、被整肃的政界，应该为战争负有极大罪责的官僚制逍遥于战后的清算之外，他们依旧保持着过去那高高在上的地位。（见后篇第三章“战后的统治结构和官僚制”）进入20世纪后，国家事务与日俱增，发达国家，包括自由资本主义的美国，官僚的势力日益强大，这已经引起美国及西方发达国家中有识之士的警惕。
而我们更应该看到这个现象在日本社会中更为突出，特别是日本战后的经济发展是在国家干预下进行的，日本官僚参与其中，起到很大的作用。在企业缺乏资金或方向时，官僚们可以用国家资金予以扶植，或制定产业政策引导之，因此，人们几乎都承认官僚的权威。不过，最近有的研究认为，日本的官僚对日本经济起的作用微不足道，从整个经济的发展态势看，日本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什么区别。这大概可以佐证辻清明对日本官僚制批判的正当性。尽管如此，日本的官僚至今在社会中依然是所谓的精英阶层，特别是国家官僚。当然由于经济发展，企业在资金等方面已能自立，民主主义也在进步，日本官僚的力量已经不如过去了。但正如辻清明所指出的，一旦放松警惕，那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的日本官僚制将会再次膨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