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前言
“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是当代德国哲学家、现象学创始人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年）于1911年发表在德国哲学杂志《逻各斯》（第一期，第289—341页）上的一篇长文（也被简称作“逻各斯文”）。这里的中译本是根据原文译出，同时参照了以后收录在由耐农（Thomas Nenon）和塞普（Hans Rainer Sepp）主编的《胡塞尔全集》第二十五卷：《文章与报告（1911—1921年）》（多德雷赫特等，1987年，第3—62页，以下简称“全集本”）中得到考证校定的同篇文字。胡塞尔本人以后在他的逻各斯文的私人自用本中还附加了一些评注性的文字，它们在全集本中作为“版本注”而得到标出。这些评注性文字在中译本中也一同被译出，作为“作者以后加入的边注和补充”附在正文的后面。同时一并译出的还有《胡塞尔全集》第二十五卷编者所写的与“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文字产生背景有关的部分引论，题为“全集本编者引论”。
除此之外，中译本还参照了威廉·斯基拉奇（Wilhelm Szilasi）于1965年所编的第一个单行本：《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法兰克福/美茵，1965年，共107页，以下简称“单行本”）。斯基拉奇为此单行本所撰写的“内容分析”与“后记”也一同被译出，以“单行本编者内容提要”和“单行本编者后记”（留有海德格尔痕迹的“后记”！）为题附在正文后面。斯基拉奇还撰写了“生平”和“文献选要”附在单行本后，这后两份文字虽然因写得较早而不能反映当今胡塞尔研究的最新状态，但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尤其是作者本人在“生平”中加入了对胡塞尔回忆，从而使之超出了单纯资料的范围。是故在此仍将它们译出。
这样，书后的“附录”便共有六篇，分别涉及：1）作者的修改意图；2）文字的产生背景；3）内容提要；4）内容解释；5）作者生平；6）有关文献。
于是译者的话便不得已而被放到了前面。它不想成为一个导读，充其量只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以及在翻译前后的一些随想，读者尽可以将它放到最后去读，假如那时仍还想读的话。
本世纪初，胡塞尔《逻辑研究》两卷本的发表（1900/01年），使现象学得以突破并得以滥觞。这时胡塞尔在哲学界的声誉斐然，他被看作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这从他的同时代人如狄尔泰（W.Dilthey）、那托普（P.Natorp）等以及后一代人如海德格尔（M.Heidegger）、伽达默尔（H.-G.Gadamer）等的评价与回忆中已可见一斑。现象学揭示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如莱维纳斯（E.Levinas）所说，这个领域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目光所无法达及的。现象学的意向分析和描述方法几乎使现象学成为一门与逻辑学或心理学相并列的特殊学科。甚至在今天通行的学科分类中还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影响的存在。
在《逻辑研究》发表的同一年，胡塞尔便在一封信中预告说：“十年后再出一卷新的！” 
果然，在此后的十年里，胡塞尔基本上是歇笔不发。直到1911年，他才应李凯尔特（H.Rickert）之约而拿出“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我们在后面斯基拉奇所写的胡塞尔“生平”中可以读到：“在《逻辑研究》发表后处在显赫声誉之中的胡塞尔能够沉默十年之久，尔后才认为‘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值得发表，这个事实赋予了这篇论文以无法充分估量的重要意义。”如今它已基本上被看作是一份带有胡塞尔签名的“现象学宣言”。
《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在当时思想界所产生的影响至少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从批判性的角度来看，在《逻辑研究》完成了对心理主义的有力抨击之后，《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仍然需要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一方面是与自然主义，另一方面是与历史主义。前者主要表现在当时盛行的实验心理学的各种学说之中，后者则主要是指为狄尔泰等人所倡导的历史学派。胡塞尔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逻辑研究》中对心理主义批判的继续，他仍然在坚持不懈地揭示这些学说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之最终结局。而这个结局对于当时的自然主义与历史主义来说并非是不言自明的。对于胡塞尔在这方面的努力，非现象学哲学家科拉克夫斯基（L.Kolakowski）曾确切地评价说：“他比任何一个人都更多地迫使我们认清知识的窘迫境况：要么是彻底的经验主义连同其相对主义、怀疑主义的结论，它被许多人看作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不能被接受的，并且事实上会给我们的文化带来毁灭的立场；要么就是先验主义的独断论，它实际上无法论证自身，并且最终仍然还是一个随意性的决定。我不得不承认，尽管最终的确然性是一个在理性主义范围之内无法达到目标，但如果没有那些不断努力试图达到这个目标的人们，我们的文化就将会是贫乏而可怜的；而且，如果我们的文化完全落入怀疑主义者们的手中，那么它将几乎无法继续生存下去。我相信，人类的文化永远不可能达到对它的各个杂多而不统一的组成部分的完善综合。然而，恰恰是它的各种成分的不统一性才有助于它的丰富多彩。而使我们的文化得以保持其生命力的，与其说是各种价值之间的和谐，不如说是各种价值之间的冲突。” 实际上，许许多多的当代人之所以能够从容地游弋于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的夹缝之间，既带有怀疑主义的警觉，又仍抱有对健康的理性的最终信念，恐怕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胡塞尔们的孜孜求索。
除此之外，由于胡塞尔在这篇文章中公开表露了他与狄尔泰思想的分歧，因而这篇文字对后人理解现象学与解释学之间的关系也不无启迪作用。
而从建构性的角度来看，可以笼统地说，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试图将哲学定位于逻辑学和心理学之间，而在《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中，他是努力在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历史科学）之间找到哲学的位置。虽然在这篇文章中，现象学尚未带有“先验”现象学的标记——“先验”一词在这里从未出现过——，但胡塞尔的意图在这里已经十分清楚地得到表露：通过对哲学的新的论证，严格的哲学将以构造现象学的形态出现，它将为经验的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奠定基础，因为现象学所探讨的不仅是“意识构形的本质联系”（意识的“心理”方面），而且也探讨“与它们相关的本质相属的被意指性”（即被意识所构造出来的“物理”方面） ；这两个研究方向（“所有的意识—被意指者”）在他两年后发表的《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也被称作“意向活动”（Noesis）和“意向对象”（Noema）。所以，《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实际上已含有胡塞尔先验构造现象学的第一次公开预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日后曾合理地指出，这篇文章“通过《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才获得了对其纲领性论题的充分论证” 。
值得一提的是：对胡塞尔在文章中所宣示出的这种努力趋向，海德格尔既表示赞同，也持有批评：他赞同胡塞尔所提出的“面对实事本身！”的口号，赞同“研究的动力必定不是来自各种哲学，而是来自实事与问题”的主张 ，赞同现象学的直观性原则与中立性原则；但他拒绝对“实事本身”作“意识的主体性”的理解，并且认为胡塞尔在此文中表现出向近代哲学，尤其是向康德主义的转向，从而背离了现象学的原则，放弃了对思的实事（原现象、原实事）的真正思考 。——对此，读者可以对照胡塞尔的原文而得出自己的评价。
这里无须再重构胡塞尔在上述两个方面（批判性方面和建构性方面）的论述。读者或者可以在正文中完整地读到它们，或者可以在后面的“单行本编者内容提要”以及“单行本编者后记”等附录中获得对它们的大致了解。
需要强调的是胡塞尔的哲学观。根据胡塞尔本人的回忆，他首先是在布伦塔诺（F.Brentano）的讲座中获得一个坚定的信念，这个信念使他有勇气将哲学选择为终生的职业：“哲学也是一个严肃工作的领域，哲学也可以并且也必须在严格科学的精神中受到探讨” 。这个信念不仅时常在他的研究手稿中出现：“哲学就是指向绝对认识的意向” ，而且也在《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这篇文章中得到第一次公开的表露：“哲学本质上是一门关于真正开端、关于起源、关于万物之本的科学” 。胡塞尔一生从未放弃过这个哲学观。
将这个哲学观加以展开，它便意味着，一方面，向最终论证、最终奠基的回溯被理解为向认识主体的“意义给予”之成就的回溯 ，这种回溯是直接进行的，是自身负责的，任何间接的中介都必须被排除在外。另一方面，在获得了经过最终论证的真理之后，哲学的任务还在于，将这种真理付诸实践并且根据这种真理而承担起主体性的责任与义务，这也是一门哲学伦理学和价值论的中心任务。在对哲学的这一理解中无疑包含着胡塞尔对理论与实践的奠基关系的理解。
在20世纪末的今天，凡略晓当今世界“哲学行情”的人都会认为这种哲学观已经属于过去。当代人会乐于坦然地面对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指责。虽然各种不同派别的哲学思潮如今还在“理性”或“合理性”的总体标题下进行着各种独白或对话，但“告别原理”，亦即告别逻辑中心主义意义上的理性，已经成为或多或少可以被一致接受的口号；世界不再被视作一个可以根据某个或几个公理而推导出来的统一而有序的系统。笛卡尔曾在他的时代以“有序的”哲思者作为其沉思对话的基本前提对象 。时至今日，“有序”本身已经不再成为哲学思考的公认标准。“有序”连同“无序”一起，被一些哲学家视为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两大危险 。胡塞尔所做的那些对心理主义、自然主义、历史主义等各种形式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批判已经明显与流行意识相背，而他对确然性之苦苦追求更是被视为不明生活形式和价值系统之杂多与间断的真谛。
然而，就像苏格拉底或康德还在对一些当代人产生着活的效应一样，今天仍然有人——译者也算是其中之一——不懈地在胡塞尔留下的博大精深的思想宝库中寻找精神生活的动力或支点，究其原因至少可以找到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虽然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仍然还是一个“无限遥远的点”，胡塞尔的哲思方法却仍然直接而具体地向我们指示着严格性的实例。就面前的《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而言，尽管它在胡塞尔的现有文献中属于纲领性的方法论述，本书单行本的编者斯基拉奇因此而将它比作笛卡尔的《方法谈》，但即使在这里也可以处处感受到胡塞尔现象学论述和操作的严格性。另一位非现象学的哲学家施泰格缪勒（W.Stegmüller）也曾公正地承认：“胡塞尔的研究对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于那些在原则上接受他的思想并将他的方法运用在其研究中的人来说，一个无限广阔的、新的工作领域展现出来。对于对立阵营的哲学家来说则形成了一种必然性，即：更清晰明白地阐明他们自己的立场并使他们的论据的无懈可击性与胡塞尔学说的高度科学水平相吻合。因此，像所有伟大的思想家一样，胡塞尔对朋友和敌人都发挥了促使他们进行创造性活动的影响。” 对于施泰格缪勒所做的这个特征描述，读者可以从《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一文的字里行间获得直接的感受。
但比他的严格方法影响更为深远的或许是胡塞尔在理论研究方面的执着精神。斯基拉奇认为，“胡塞尔的伟大从根本上带有这样一种特征：他能够长达数十年地以一种顽强的精神并且在一种宁静退隐的状态下一再地献身于新的问题。”这种甘于寂寞的个性恐怕是每一个“理论人”都应具备的一个基本素质前提。理论研究者应当可以看到：他们的宿命就在于追求独立的思想而避开流行的时尚。胡塞尔在世纪初所呼吁的“我们切不可为了时代而放弃永恒”与王元化在世纪末一再倡导的“为学不做媚时语”实际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过强的功利目的和实用心态或许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困境的一个主要根源。正如文德尔班（W.Windelband）所说：“知识的金果只有在不被寻求的地方才能成熟” ；而从近年来学术研究的整个趋势来看，胡塞尔在这篇文章中所做的警告在今天仍然有效：“正是在一个实践动机超强地上升的时代里，一种理论的本性也可能会比它的理论职业所允许的更为强烈地屈从于这些实践动机的力量。但在这里，尤其是对我们时代的哲学而言，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危险。” 就此而论，《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可能会给我们的学术研究以一定的启发与教益。
自80年代中期以来，胡塞尔哲学的中译本一直在缓慢而有序地进行着。如果我们将胡塞尔的前现象学时期称作早期，那么，从《逻辑研究》（1900/01年） 和《现象学的观念》（1907年） 到《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1911年）、《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 和“弗莱堡就职讲座”（1916年） 中译本的发表，胡塞尔中期的所有重要著述都已经进入到汉语语境之中。读者通过对这些著作的研读，可以把握到他这个时期思想的基本脉络。
《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在1988年便由吕祥从英文译成中文出版（中国国际出版公司，1988年）；此后，在1993年选编两卷本《胡塞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时，我曾将吕祥的译文选入集子并作过大致的校对。此次从德文再译，也参考了吕祥的译文，在此致谢！但吕祥的译文由于各种原因而含有较多的错误，这也是促使译者从原文重译此书的动因之一。当然决定性的动因则来自“哲学作为严格科学”这篇文章本身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对我们这个时代！
借此还要感谢学友陈小文的理解、信任与支持！
译文中有缺失与欠妥之处，还望方家随时指正。
倪梁康
1998年6月10日记于南京
[1] 《胡塞尔书信集》第五卷，第77页。——《胡塞尔书信集》（Briefwechsel）共十卷，作为《胡塞尔全集——资料》（Husserliana-Dokumente）第三集，由舒曼（K.Schuhmann）编辑出版，多德雷赫特等，1994年。
[2] 科拉克夫斯基：《寻找失落了的确然性》（Auf der Suche nach der verlorenen Gewiβheit），斯图加特，1977年，第96—97页。
[3] 参阅“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第317页（边码，下同）。
[4] 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80页。译文略有更动，下同。
[5] 参阅“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第317页；海德格尔，同上书，第65页。
[6] 参阅海德格尔，同上书，第47页、第65—68页、第79页等。
[7] 《文章与报告（1911—1921年）》，《胡塞尔全集》第二十五卷，第305页。
[8] 手稿 BII 19，第42页。
[9] “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第341页。
[10] 《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胡塞尔全集》第三卷，海牙，1976年，第55页。
[11] 参阅笛卡尔：《哲学原理》（Principia Philosophiae），I，7，10。
[12] 参阅《今日哲学》（Philosophie heute），法兰克福/纽约，1997年，第51页。
[13] 施泰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Hauptsrömungen der Gegenwartsphilosophie），第一卷，斯图加特，1978年，第81页。
[14] 参阅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第337页；王元化，“近思录”，载于：《学人》第十辑，南京，1996年，第37页。
[15] 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Lehrbuch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图宾根，1956年，第322页。
[16] “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第334页。
[17] 《逻辑研究》第一卷：《纯粹逻辑学导引》，倪梁康译，上海，1994年，台北，1994年；第二卷：《现象学与认识论研究》，上、下部分，倪梁康译，上海，待出，台北，待出。
[18] 《现象学的观念》，倪梁康译，上海，1986年，台北，1987年。
[19] 《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1994年。
[20] “纯粹现象学及其研究领域和方法”，倪梁康译，载于《哲学译丛》，199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