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八思巴的侍从机构及其职能

在八思巴早期的政治与宗教活动中，自然也有一些侍从官员，如桑哥即担任过他的译吏，生活方面也当会有照顾衣食住行者。但均不完备，史载也少，莫知其详。至1266年，发生了新的变化，据《萨斯迦世系史》载，“八思巴三十三岁的阴火兔年（1266）时，大皇帝派遣金字使者前来召请八思巴前往朝廷。当时，八思巴设置了十三种侍从官员，随即启程” 138。这十三种官员，依《贤者口饰》记有：索本（gsol dpon），司礼仪之官；森本（gzim dpon），司起居之官；却本（chos dpon），司陈设坛场与祭品之官；可宾（mjal），司接待之官；仲译（yig），司书札之官；司库（mdsod），管库藏之官；司厨（thab），管厨膳之官；仲本（vdren），司引见之官；垫本（gdan），司座位之官；甲本（skya），司运输之官；达本（rta dpon），司马匹之官；错本（mdzo），司犏牛之官；其本（khyi），司犬之官。139其中前三组各三个，后二组各二个。这是仿照蒙古官制而建立的，如蒙古官中有“博尔赤”，是“亲烹饪以奉上饮食者” 140，即司厨；“速古儿赤”，“掌内府尚供衣服者” 141 ；“必阇赤”，“汉语令史也，使之主行文书耳” 142 ；“兀剌赤”，为“典车马者” 143 ；“仓赤”，管仓人144等当其所本。以上所设官员，仅仅是为了照顾日常生活而设置的，最多也只是一个地方官员的侍从官员，不能视之为雏形的地方行政组织，这又与蒙古的怯薛制度存在实质上的差异。

八思巴与恰那朵儿只（phyag na rdo rje）兄弟在吐蕃地方行政事务方面的活动，也引来了非议之声。当时的高僧迥丹热智（gcung ldan ral gri）即赋诗嘲讽，谓：“佛陀教法被衙署乌云所遮，众生幸福被官长一手所夺，浊世僧人正贪图官爵富贵，不得这三者就不成其为圣者”，八思巴也赋诗予以反驳：“教法有兴衰为佛陀所言，众生之幸福由业缘而定，教化一切要按情势指导，不懂这三条就不是贤者。” 145为自己的顺势预政做辩护。这实际上是作为兼政治家与宗教家于一身的八思巴的不协调的一面。正如我们前文讲过的那样，他首先是一个政治家146，宗教的出世条规不会束缚他更为远大的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