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叙两则弁于年谱之前

——代  序

我自谓负有沟通中外古今学术思想的历史使命，心心念念唯在写出《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等书，今者——一九七六年四月——《人心与人生》等著作基本完成，则清理一生经历是亦余年可以着手之事乎。爰在年谱编订之前，自撰叙言两则如下：

（甲）

我以清光绪十九年（西历一八九三年）九月九日生于北京，父母为命名焕鼎，字寿铭，其后通用名号为漱溟二字。早从曾祖父香初公（讳宝书）由桂林来北京会试得中，游宦北方以来，流寓北京良乡等处，未得南归。先祖父稚香公（讳承光）、先父巨川公（讳济）均以桂林籍得中顺天乡试，因而至我一辈人犹沿用桂林籍贯，参加广西旅京同乡会，而实际则在北京生长，生活上多染北方习惯，说话悉从北京口音，殆无异乎北京本地人。此从吾父以来即如是矣。

然从另一方面言之，祖父童年始离桂林北来，嫡祖母刘则贵州毕节人，吾父生母陈则桂林人，亲戚故旧大抵桂林人，或其他南省人，社会生活环境自有所不同。及至我先母张来归则又原籍云南大理，盖外祖父张公士铨始从大理北来者。我生长如是家庭中，一切习俗风尚介联着中国的西南方与北京这一大都会，一面若有拘守，一面又通达无固陋。在清季，吾父警觉世界变化，真挚地倾向变法维新，却未接近尔时维新党人；我十几岁关心国事，倾向革命，夫岂偶然哉!

先祖母刘幼通书史，既寡居清苦，尝设蒙馆于家，招收儿童，为之课读。先母亦复通习文墨，清季女学初兴，北京有女学传习所之设，曾受聘任教其中。如所周知，中国旧社会绝大多数妇女不识字者，不可以例吾家。

我兄弟姊妹四人。长兄焕鼐字凯铭，清季留学日本明治大学商科毕业，竟以通习日语，当日寇侵占华北、华东期间，受敌伪任用为天津统税局长。虽在日寇失败之前，自动辞职且身故，犹言之可耻。大妹新铭，二妹谨铭均在清季女子师范学堂毕业。新铭适吴县邹应莪，不幸早寡，去世亦已多年。谨铭常斋礼佛者十年，卒于家。四人存于今者独我一人耳。

（乙）

老来回忆此一生多有非自己早年意料之事。例如少年时向往事功，视学问若不足尚，尤厌弃哲学玄谈，而今结果恰得其反。儿时既未曾诵习儒书旧籍，比及少壮且视中国文化如无物，信有如《思亲记》中自己所说“语及人生大道必归宗天竺，策数世间治理则矜尚远西”者，乃不料中年而后卒有《中国文化要义》之作，深入浅出，精辟而周详，为学术界此一研究奠基开端。再如我年未及冠，志切出世，决定一身清净矣，未料年近三十，竟尔娶妇生子。臣丧偶之后，又续婚焉。乍看起来，一若忽彼忽此，率尔行动者，而不知沉思熟虑是吾生性，其审决于衷者固非外人想象所及也。而今追忆往事，只有叹息命运播弄人耳。吾先世累代宦游北方，我自幼随父母住家北京，曾无一日尝过农村生活味道，然竟投身农村运动，茹苦自甘，号召国人以为创建社会主义复兴民族之惟一途径，矻矻十年，徒以日寇入侵未竟其志。其初吾标名曰乡治，志在培植乡村自治体，实为目标远大之一政治运动，其志正在建造新中国。当时虽悟及必须有方针、有计划地发达社会生产以为其根本，顾尚未认识其入手乃在实施社会教育，其重点更在成人。最后写出“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遂为此一生从少壮而中年思索解决中国问题几经曲折转变臻于成熟的具体规划，总结主张，却远非当初感触问题一念兴起时所及料矣。我在人生实践中认真不苟，其步步发展变化固当如是耶。

梁漱溟

一九七六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