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4年，年仅25岁的歌德以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震动了德国乃至整个欧洲文坛。事隔35载，在年满60而进入老境的时候，他又出版了长篇小说《亲和力》（1809），再一次于德国读者和评论界中搅起了轩然大波。也可以说，在歌德生前，《亲和力》所受到的注意和引起的争论超过了除《维特》以外的其他所有作品。小说问世的次年，一位友人写信给他说：“我从来没有听人谈起什么像谈您这部小说一样地感情激动，一样地恐惧不安，一样地愚蠢荒谬。书店门前也从来没有过这么热闹拥挤，那情形简直就跟灾荒年间的面包铺一样……”[1]
一方面，《亲和力》获得了一些富有鉴别力和洞察力的作家及评论家的高度赞赏。卡·威·弗·左尔格说“这是一件含义无穷的艺术杰作”；威廉·格林认为“它只有歌德才能写出来”；福凯则断定：“这样的杰作，我认为，年迈的大师还从来没有写过。艺术如此精湛、深刻，感情如此热烈、真挚，信仰如此神圣、宁静！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倾心于它。”[2]
可是，另一方面，《亲和力》这部书却为当时的多数读者所不理解，一些个卫道士甚至骂它是“一部不道德的书”，“有伤风化”，而它的作者歌德，也就被斥之为“异教徒”，因为他据说在书里竟然为违犯基督教所谓“十诫”第六诫的人作辩护。[3]相传在一次社交聚会中，一位夫人告诉歌德，她认为《亲和力》这本小说是极不道德的。歌德听罢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才冷冷地问答：“很遗憾，它却是我最好的作品。”[4]
时至今日，人们对《亲和力》的评价虽然都已趋于肯定，但是，具体谈到它的主题和思想内涵，仍旧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就题材和主题思想而言，《亲和力》可以讲与《少年维特之烦恼》确有相似之处；但是老年的歌德毕竟不同于青年歌德，《亲和力》的思想内涵事实上要深沉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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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在晚年曾经说，他的所有作品“仅只是一部巨大的自白的一个个片断”。《亲和力》也不例外，同样反映了他一个时期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情感。
1807年12月，歌德在老友耶那出版商弗洛曼家中做客。弗洛曼有一个养女名叫米娜·赫尔茨丽卜。她年方16岁，总是穿着一身洁白的连衣裙，娇嫩白皙的脸上长着一双顾盼撩人的黑色大眼睛，眼神中总是含着忧郁、智慧和幻想，后脑勺上盘着乌黑的发辫，整个人看上去就像初绽的花蕾一般地美丽。在冬日的寂寞中，歌德和随后到来的一位当时算是才华横溢的青年诗人察哈里阿斯·维尔纳尔比赛写诗，可爱的少女米娜自然成了他们崇拜和讴歌的对象。在两个礼拜里，歌德颇为她写了些自己本不喜欢写的十四行诗，不知不觉间，他已忘记这是逢场作戏，而真的爱上了米娜。这是歌德20多年来又一次产生了强烈的爱欲，内心激动不已，似乎恢复了青春。然而，这却是一次无望的爱情，只能给他带来痛苦：歌德已经58岁，与姑娘的年龄太过悬殊，而且他和克里斯蒂娜于1788年开始同居，第二年便生下儿子奥古斯特，在来耶纳之前不久刚好和妻子正式举行了婚礼。没有别的办法，歌德只能努力克制自己勃发的情感，强忍着痛苦，像以往多次从自己的爱人身边逃走一样，未经告辞便离开了弗洛曼家。
《亲和力》就是在这短暂的冬日爱火中产生的。它的篇幅是《少年维特之烦恼》的两倍多，但第一稿仅用7周便完成了。可以想象，59岁的歌德仍和25岁的歌德一样，也是在按捺不住的狂热状态和创作冲动中写成了《亲和力》。
不过，尽管如此，这部小说并非他与米娜那段短短的恋情的直接和简单的记载。在弗洛曼家的经历和感受，只提供了契机和刺激，迫使歌德去思考他曾经为之长期苦恼的一些问题。诚如同时代的著名作家亨利·胡斯所说：“在这部书中，歌德把自己丰富的阅历和对人生的观察思考全都写了下来。”[5]为了证明这个论断，只需举出一个最明显的事实，那就是小说的四位主人公全都在现实生活中有着自己的原型：美丽、善良、谦逊、乐于助人的奥蒂莉十分像歌德热爱的米娜·赫尔茨丽卜；聪明、冷漠、有决断力而人到中年仍丰韵犹存的夏绿蒂，也酷肖魏玛宫中那位既给了歌德爱和鼓舞，又长期在精神上折磨他的封·施泰因夫人——她的名字并非巧合也叫夏绿蒂；至于爱德华和奥托上尉，他们两人身上同样都具有作者本人的某些特征，只不过前者热情奔放，主要像创作《少年维特之烦恼》时的青年歌德，后者富于理智，更似写《亲和力》时的歌德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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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和力》这部小说篇幅不算长，情节也说不上复杂，歌德原本只计划写一个中篇，嵌进他已着手创作的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中去。
说的是一对情侣——爱德华与夏绿蒂历尽波折，到了中年终成眷属。婚后，两人在美丽的乡间过着宁静而幸福的生活。一天，丈夫提出是否邀请他俩年轻时的朋友奥托——一位刚从军队退伍回来尚无工作的上尉来家，协助管理他们巨大的庄园。妻子坚决反对这个提议，理由是夫妻间的和谐幸福往往会由于第三者的介入而遭到破坏。然而她终究拗不过丈夫。上尉来了，结果不出妻子所料，两个男子很快找到共同的爱好和工作，把她给冷在了一边。为了排遣夏绿蒂的寂寞，爱德华又主张将她在寄宿学校念书的侄女奥蒂莉接回来。对此夏绿蒂同样心存忧虑，担心年轻的侄女会爱上老单身汉奥托。殊不知情况并非如此，奥蒂莉回家不久，四个人之间便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重新组合：年轻、美丽、温柔的奥蒂莉和热情、豪爽、真诚的爱德华相互吸引，情投意合；贤惠、聪明而余韵犹存的夏绿蒂与干练、稳重而富于理智的奥托上尉彼此爱慕，心心相印。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四人之间的情感变化越加明显。这不仅表现在日常的大小事情上，而且导致了爱德华和夏绿蒂的婚姻关系事实上的破裂：一天夜里，夫妻二人同床异梦，都下意识地把自己怀抱中的对象当成新的意中人，因而获得了极大的欢娱和幸福。第二天早上醒来，面对着初升的朝阳，两人又一样地内疚，觉得自己已犯下奸淫大罪，既背叛了他们之间的神圣婚约，也玷污了他们对各自的情人的纯洁感情。至此，再也无法保持表面的平静和缄默，情人之间便相互表白了心迹。不同的只是，夏绿蒂和奥托上尉这一对理智而富有节制；爱德华和奥蒂莉，尤其是爱德华却任凭热情驱使，以致在庆祝奥蒂莉生日时惹出了事端。这时夫妻俩只好摊牌。结果两个男子都离开了家：奥托上尉找到了另外的差事，爱德华却上了战场，以求一死。
夏绿蒂和奥蒂莉开始过着看似平静、实则孤寂的生活。不久，夏绿蒂发现自己有了身孕——这就是她与爱德华同床异梦那个神秘之夜留下的后果。而且更加奇怪和令人骇异的是，孩子生下来了，模样却不像自己生身父母爱德华和夏绿蒂，而像他们各自的意中人奥蒂莉和奥托。这难道是乖戾的大自然在固执地揭露人们的隐私？或者这只是证明了，爱情的神秘力量也即小说中所谓的亲和力，是不可抗拒的呢？
两个女人精心地抚养着这奇怪的孩子，奥蒂莉尤其尽心竭力。她把这当成是对自己的情人爱德华应尽的义务，并以此寄托对他的思念。漫长的冬天过去了，爱德华并没有如其希望的那样战死疆场，而是又回到了他蛰居的别庄。他决心重新安排生活，便说服奥托去请求夏绿蒂同意和他离婚，以便四个人都能按心愿重新合法地结合。不巧夏绿蒂不在家；急不可待的爱德华潜回庄园附近却碰上了奥蒂莉，使她情绪十分激动，于回家途中神思恍惚，将孩子掉进湖里淹死了。面对着孩子的尸体，四个人中最冷静的夏绿蒂才省悟到：
有些事情命运固执地做好了安排。理性和道德也好，义务和所有神圣的誓言也好，都休想阻止住它：命运觉得是合理的事情就得发生，尽管在我们看来好像不合理；临了儿它会强行贯彻自己的意志，不管我们怎么反抗都没有用。
基于这样的认识，夏绿蒂同意离婚，然而为时已晚。奥蒂莉深感内疚，一是怪自己破坏了自己心爱的人爱德华和夏绿蒂的婚姻和谐，二是怪自己害死了他们的孩子，断然拒绝与爱德华结合。她郁郁终日，瞒着众人不吃不喝，终致衰竭而死。绝望的爱德华学着她的榜样，不久也离开了人世。两人被合葬在小教堂里。小说在结尾时写道：
而今一对情侣就这么并肩长眠。静穆的气氛笼罩着他俩的安息地，欢乐的天使从穹顶上亲切地俯瞰着他们；而将来，假使他俩一旦双双苏醒转来，那又将是何等美妙动人的一瞬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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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故事梗概，我们得到的第一个印象很可能是：此乃一部爱情小说。
果真如此吗？不，至少不完全如此。
不错，《亲和力》是写了两对男女之间的感情纠葛。但是，爱情仅仅构成了小说的骨架，在这骨架之上还支撑着丰满的血肉，蕴藏着深邃的精神。也即是说，《亲和力》不像一般爱情小说乃至言情小说那样注重情感的抒写，以至于缠绵悱恻，从而感染读者，引起读者的共鸣；相反，倒是对主人公之间激烈的感情矛盾进行冷静的描写和细致的剖析，引导读者思考。因此，整个小说带着强烈的思辨色彩。
至于说《亲和力》是一部“诲淫之作”，更与事实相悖，纯属肤浅和虚伪的无稽之谈。
不错，小说的两个主人公是已经以上帝的名义结为合法夫妻，后来又各自爱上了其他的人。但是，小说仅仅叙述了，令人信服地叙述了他们在感情上的变化，而没有任何一点点露骨的、庸俗的男女私情的描写。加之四位主要人物都是富有教养、品格高尚而且勇于自我牺牲的人，轻浮、淫荡这样的字眼儿，无论如何也加不到他们身上。其中，尤以奥蒂莉的形象最为可爱：她纯洁、善良、美丽、文静而乐于助人，生前受到众多男子的青睐，死后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圣女。就连四人中最易受人非议的有妇之夫爱德华，歌德也认为“至少是极其可爱的，因为他无条件地在爱。”[6]在这里，我们不是又听见了维特和青年歌德的声音吗？所不同的只是，在追求个性解放和反对传统束缚——宗教的、法律的、伦理的束缚的道路上，《亲和力》和老年歌德比《少年维特之烦恼》和青年歌德似乎更前进了一步，远远地走在了时代的前面。正因此，卫道士们加给小说“诲淫”的罪名，当时的大多数读者不能理解和接受它，也就一点都不奇怪。在谈到这个情况时，德国现代大戏剧家和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布莱希特愤慨地说：“唯其如此，我才高兴。德国人都是些猪猡。”[7]布莱希特认为，《亲和力》没有丝毫的小市民气，而同时期的哪怕最成功的德国剧作都是打上了小市民的烙印的，因此《亲和力》算得上一部“伟大的杰作”，他布莱希特可以为这部杰作“唱一支赞歌”。不只布莱希特，还有本亚明等当代的一大批著名理论家，同样给予了《亲和力》以崇高评价。
那么，《亲和力》这部小说究竟有何深义，究竟提出了哪些问题来进行探讨，以致引起人们如此的重视，并在不同时代的不同论者中得到截然相反的评价呢？
歌德自己在给朋友的不止一封信中指出，他在小说中放进了，不，藏进了许许多多的东西；他希望读者反复地进行观察，穿过透明的和不透明的帷幕，最后窥见其中的真义。[8]他还说过，要真正把握书中的细节安排和人物关系，必须把它认真读上三遍。我们这样做了，果真发现《亲和力》围绕着四位主人公的感情纠葛，对恋爱、婚姻及其相互关系等重大的人生和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讨。除了通过主人公的思想、行为和遭遇，形象而又委婉地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外，歌德还借其他人物之口，直截了当地让不同的观点针锋相对。例如，关于婚姻的约束力这个问题，小说中那个好心肠干坏事的仲裁人（中间人Mittler）认为，“婚姻是一切文明的起点和顶峰”，因此“必须是牢不可破的”。反之，小说中的一位伯爵却公然宣称，人都乐意扮演新的角色，“在婚姻关系中，不恰当的也仅仅是要求在这充满变换和动荡的世界上实现绝对的、永久的稳定”，因此认为，“每缔结一次婚姻只应生效五年”，五年以后夫妻双方都有权考虑和决定是延长婚约呢，或是各奔东西。这位伯爵所代表的，在当时无疑是一种违反宗教戒条和法律道德准则的惊世骇俗的观点。然而，持这种观点的伯爵，他的一席话不但讲得“得体而又风趣”，在“戏言中包含着深刻的伦理意义”；而且，他还身体力行，未曾离婚就与一位男爵夫人相爱、同居。在小说中，他们是高雅、端庄、快活的一对儿。反之，那位仲裁人却老迈、迂阔、令人讨厌——作者歌德自己显然就十分厌恶这个貌似与人为善的卫道士，以致让他在夸夸其谈中无意间断送了一老一少两个人的性命。这样，通过直接、间接的方式，歌德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他显然同情的是爱德华、奥蒂莉和伯爵式的“无条件地爱的人”。上面引的小说结尾的那句话，不止可以视为歌德对于他们的赞颂，而且道出了他希望人们能获得更多的婚姻恋爱自由的理想。因此笔者认为，有的学者所谓“宣扬人在恋爱、婚姻问题上须有所节制，有所放弃和断念，乃是《亲和力》这部小说的主旨”的说法，不符合歌德的创作本意，不符合文本的实际情况。
在歌德时代的德国上层社会，离婚已并非罕见的事，常有朋友以可否离婚的问题去征求歌德的意见，他从无表示反对的时候。《亲和力》一出来，也被某些人简单地看作一部为离婚辩护的书。在现代西方社会，婚姻关系变得如此松散，男女相爱结合更加自由，似乎实现了歌德在《亲和力》里提出的理想，于是不少评论者认定，在歌德的所有作品中，《亲和力》是最富现代意义的一部。笔者也认为这种看法不无道理，因为《亲和力》所包含的伦理意识和观念，确实远远超越了产生它的时代。
在这个意义上，《亲和力》称得上是一部伦理小说，但又不仅仅是一部伦理小说。
《亲和力》没有停留在爱情、婚姻、家庭伦理问题的探讨上，而是通过爱情与婚姻时常发生矛盾、婚姻因此不能持久等现象，进一步提出了人性和人生的局限问题，并且企图作出自己的解答。
小说题名作《亲和力》是富有深义的。所谓亲和力，原系瑞典化学家白格曼在1774年创造的一个拉丁文术语（attractiones electivae），译成德文为Wahlverwandtschaft，意即“选择的亲缘关系”。作为科学术语，它指的是在自然界的不同元素和物质之间，相互吸引和聚合的能力和强度是不同的，当不止两种元素在一起，或于两种原来聚合在一起的元素中又参入别的元素时，它们之间就会相互进行“选择”，结果总是亲和力更强的聚在一起，亲和力较弱的则自然分开。在我们的小说中，通过主人公之一的奥托上尉之口，对这个化学术语做了十分明白的解释。歌德以此词作书名，赋予它深刻的寓意，把它所表现的自然现象推演到人与人之间特别是男女两性的关系上，也即恋爱和婚姻上。因为对于人来说，“选择的亲缘关系”，就不是血缘的先天的亲属关系，而是后天经过选择而形成的亲属关系，即通常所谓的“姻亲”。在歌德看来，书中四位主人公之间的爱情感情变化和离散聚合，都是由这带有一定神秘色彩的亲和力的强度差异造成的。
爱德华和夏绿蒂本是一对恩爱夫妻，彼此之间的亲和力当然很强，但在碰上了奥托上尉和奥蒂莉后便各自奔向新的爱人身边，原因是他们与新来者之间的亲和力更强。于是出现了由亲和力强度差异造成的“选择”和重新聚合。
当然，所谓亲和力，在书中只是一种比喻，一种象征。我们和歌德一样，都不会把人与人之间的亲和力，做纯自然科学的机械的理解；因为，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毕竟是有理智的。但是，人与人之间，似乎又确实存在着类似于亲和力的某种神秘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所造成的常常是破坏性的、不幸的影响，又不总是能为理智乃至由理智所创造的诸如宗教戒条、法律准则、道德规范等所抑制和克服。
什么是人与人之间的亲和力呢？可不可以说是遗传、生理、心理、种族、年龄、社会环境以及文化素养等内在和外在的因素，在人们身上造成的性格、气质和审美理想的差异，而由于这种差异，又形成了人与人之间感情交流和心灵契合的不同强度？看来可以说是，但又似乎不完全是，因为其中确实包含着某些不可理喻的、神秘的东西，某种人所不能控制和抵抗的宿命的力量。
《亲和力》这部小说的深刻和震撼人心之处，正在于向我们揭示了人生由亲和力所注定的一种大的局限：就是婚姻的缔结即便并非被动的——爱德华和夏绿蒂在终成眷属前都被迫结过一次婚，也总免不了带有偶然性乃至一定程度的盲目性；第一次的选择很难就是最佳的选择，更不可能有绝对的和永远的最佳选择。所以，人的终身大事，实际上是由不受或者不完全受他的意志和感情所支配的偶然性也即“命运”所决定。同时，人受着同样不由他支配的亲和力推动，常常又不能顺从自己的“命运”，于是就生出了无数“千古知音难觅”和“恨不相逢未嫁时”的慨叹，酿成了无数的恋爱、婚姻和家庭的悲剧。
《亲和力》中的四位主人公正是如此，他们中两个死了，两个可悲地活了下来，命运都是悲惨的。因此，评论家们又进一步认为，《亲和力》乃是一部如希腊悲剧一样的命运悲剧。当代著名德国评论家瓦尔特·本雅明在其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亲和力》看法的长文《歌德的〈亲和力〉》中，就特别强调小说所表现的婚姻恋爱关系“神秘的”性质。
爱情小说——伦理小说——命运悲剧，至此是否已经穷尽这部左尔格所谓“含义无穷的艺术杰作”的内涵呢？其实未必。
举个例子来说，倘使请西方现代精神分析学派来评论《亲和力》这部书，来分析一下夏绿蒂生的那个奇怪的男孩，他们多半又会做出新的有趣的解释，并且发现在歌德的亲和力和弗洛伊德的力比多以及荣格的类型学说之间，也存在某种联系吧。
婚姻与爱情发生矛盾，婚姻不能持久，由于婚姻造成不幸和悲剧，这样的问题在人类社会是司空见惯，由来已久，而且仍将长久地存在下去。对于问题的产生根源、解决办法以及避免造成不幸和悲剧的途径，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民族和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会有不同的认识。在《亲和力》这部小说中，歌德是以十分严肃的态度，探讨了这些重大的人生和社会问题，表明了自己的认识。我们完全可以不同意歌德那带有宿命色彩的亲和力理论，但他关心人类命运和勇于破除陈腐观念、戒律的精神，却令人钦佩。《亲和力》这部小说也有力地证明，歌德是一位超越了自己时代的伟大思想家。
诗人歌德一生多恋。人们常常以他和女性的关系大做文章，颇多微词。就连我国“五四”时期思想解放的先驱者之一的郭沫若，他虽崇拜歌德，自比歌德，却也对这位“西洋贾宝玉”“只晓得‘吃姑娘嘴上的胭脂’”表示不满。[9]而事实上，在笔者看来，歌德是受了几分委屈。诚然，在他漫长的一生中，歌德是有过一些远比常人为多的“风流韵事”，而且轻率和负心的情况也不只一桩，对此，他在《葛慈》《克拉维歌》以至于《浮士德》中，都做过所谓“诗的忏悔”。可是，综观诗人整个的恋爱婚姻经历，应该说他并不幸福。他觅到的知音不多，少数真正的知音如夏绿蒂·布甫和玛丽安娜·维勒美尔却又不能结合。有的女友如丽莉·薛纳曼和封·施泰因夫人还以自己的任性乖僻，带给他痛苦。歌德最终娶的只是一位制花女工，她虽美丽、善良、贤淑，对歌德的生活多所关怀、照顾，但在精神上离大诗人和大思想家的他却相去远矣。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剧本《斯苔拉》和诗歌《西东合集》等，都是不幸的或无望的爱情的产物，《亲和力》也属于这类作品。歌德在小说中借助艺术形象，对恋爱婚姻不和谐的问题，进行了冷静而痛苦的思索。读《亲和力》，我们似乎听见了歌德对自己一生多恋所作的辩解：他是一个“无条件地在爱”的人，年龄和社会地位的差异以及宗教戒条、法律准则、伦理规范等，都不能成为爱的障碍；因为，爱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由人与人之间的亲和力所决定，因此可以讲，爱就是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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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和力》被视为老年歌德的一部杰作，它在艺术表现方面自然也是成功的。前文已指出它那鲜明的思辨色彩。在一部篇幅不长的小说中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没有精练警譬的语言，生动感人的故事，以及巧妙的细节安排。作者歌德只是事件的冷静叙述者和剖析者，书中主人公是循着一个严格而冷酷的逻辑，一步步接近了不幸和死亡。
《亲和力》和《少年维特之烦恼》题材和主题近似，艺术风格却迥异。要想真正理解和欣赏《亲和力》，似乎得花更多的工夫（歌德说“至少读三遍”）。在这个意义上，《亲和力》又可以说是一部典型的德国长篇小说。匠心独运的细节安排，逻辑谨严的推理思辨，浪漫主义的神秘色彩和象征性，三者被作者成功地糅和在了一起。
尤其是富于浪漫和神秘色彩的象征手法的使用，可以说是《亲和力》的一个十分独特之处。以化学术语“亲和力”晓喻两性关系的多方面深刻含义，上文已讲得不少，这儿不再赘述。还有歌德给书中四位主人公取的名字，也大有讲究，也有深义存焉。两位男主人公原本同名，即都叫奥托（Otto），只是为免混淆，才常常一个仅称其姓爱德华（Eduard），一个仅呼其职上尉；而两位女主人公即夏绿蒂（Charlotte）和奥蒂莉（Ottilie），她们的名字中同样隐含着Otto这个名字的女性形式即Otte。[10]甚至还有，夏绿蒂生下来的那个神秘的孩子也取名为小奥托。于是，整个的故事，都可以说是在男女奥托之间发生的事情。不过歌德并非在这里玩字谜游戏，而是于这几个同出一源但性别鲜明的名字中，暗藏了深意。就像亚当和夏娃这两个名字具有了象征和隐喻整个人类的意义一样，在小说中的Otto和Otte也可以被理解为泛指一切的男人和女人，泛指被分为男女两性的整个人类。因此，《亲和力》给我们讲的乃是带有普遍意义的人的故事，探讨了形成人类命运悲剧的自然而神秘的原因。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歌德对作品的艺术形式是何等重视和讲究。大至整个小说的题名，小至主人公们的称谓，无不有助于表现作品深邃的立意和主题。这就是说，即使在一些不起眼的艺术形式中，《亲和力》也如歌德提醒读者的那样，藏进了许许多多的东西，值得反复地进行观察，以便穿过透明的和不透明的帷幕，最后窥见其中的真意。
还值得一提的是小说的人物塑造十分成功。这不仅指它的四位主人公都个性鲜明，给我们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就连一些次要人物也形象生动，呼之欲出。作者为此十分纯熟地使用了对比的手法，甚至是多重对比的手法，取得了突出的效果。如小说的中心人物奥蒂莉，我们不但会自然地将她与性格截然相反的夏绿蒂对比，还可以与同龄人露娴妮对比；另一中心人物爱德华，我们不但会将“无条件地爱”的他与理智冷静的奥托上尉相比，还可以与同样爱慕奥蒂莉的校长助理和建筑师相比。通过如此多角度的对比、烘托，人物的形象、性格就更加丰满，更加光彩照人。特别是奥蒂莉这个少女形象的塑造，更是令人赞叹，值得深入研究和细加玩味。
《亲和力》不但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歌德整个的思想、生平和创作，而且也帮助我们理解西方，特别是现代西方恋爱婚姻的伦理观念和思想基础。东西方在伦理观念上的差异无疑是巨大的。也许正由于这个原因，在40多年前即已问世的第一个《亲和力》的中译本——为笔者的恩师冯至先生的恩师杨丙辰先生所译，才没有得到我国读者的理解和重视。在实行对外开放和中西思想文化交流不断加强的今天，重新介绍歌德这部“最富有现代精神”的作品似乎更加必要。
近些年，《亲和力》这部小说尽管也有了不止一种新译，但遗憾的是研究、评论仍不多见，在读书界引起的反响更是寥寥。也正因此，笔者在结束本文时，想再次强调一下：无论从哪方面考察，《亲和力》都是一部当之无愧的杰作，值得我们充分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