涛涛晚上没来参加周末测试，回宿舍后也没找到他。于是宿舍又只剩四个人了，另外两位室友好像也没有很意外，毕竟过去的三个月里，涛涛经常不在宿舍。即便他在，也都是默默做自己的事，熄灯后的夜聊里几乎不说任何话。上学的日子嘛，永远是这么平平淡淡，过一天就是一天。有他没他，每个人都这么过。
我给教练发了消息，问涛涛的情况。教练说是家里有点事，问题不会太大。我跟米乐说了，他让我看看明天涛涛来不来上课，要是没来，最好去问问我们老班。
我觉得很有道理。
第二天上午，米乐仍旧在宿舍休息。趁早自习还没上，我去二班把假条交给老黄，接着匆匆回班上坐着，守株待兔般盯着涛涛的座位。早自习，第一节课，第二节课，到了大课间的升旗仪式，那个座位都是空的。没有谁在意它的主人为何缺席。
于是，当升旗仪式结束，各班有序退场以后，我径直去了办公室找老班。他起先有点意外，但随即想起我和涛涛是室友以及队友，便告诉我，他妈妈生病了，他在家照顾她。
我用牙齿偷偷地挤压着口腔内壁，仿佛在咀嚼它们。听到这个消息，脑袋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耷拉下来了。它过于沉重，我的脖子快托不住了。瞬间便回想起两个月前跟米乐去买手抓饼的事，我耍了小聪明，多给了十块钱，但还是被细心的涛涛妈妈发现了。那时她的身体就有点不好，而现在已经到了要涛涛请假去照顾她的程度了吗？那得是多重的病？
我感到老班用手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他问我还好吗？我说我没事，就是有点担心，他妈妈的病重吗？他说是结石，病情倒也不是太严重，但这病就是疼起来厉害。他家里有人得过，一犯病身体前前后后都疼，没完没了，躺也不是坐也不是。前几个小时还能撑撑，时间长了的话就忍不住了，龇牙咧嘴、躺着打滚、胡乱呻吟的都有，人都不像个人了。他说得我更难过了，涛涛周六就没来训练，算起来，阿姨生病起码有三天了。要真是老班说的这样，那这三天涛涛可得怎么过呀。
米乐也生了三天的病，我以前也生过，但我们俩运气都还好，总还有人照顾。或许得病对于小孩子来说只是一次可以心安理得受照顾的经历（我说的是小病，大病就是另一回事了，毕竟我和我的朋友都没得过），我们不需要想什么，只要乖乖躺着吃药就好，甚至可以肆无忌惮地提大多数比较无理的要求，大人总会尽量满足。我不舒服了，还会对弟弟或者爸妈发发脾气，他们从没在这种时候怪过我。我们得病了，爸妈像天生就知道怎么应对一样，按部就班地照顾我们。可要是他们得病了呢？我不晓得怎么办。虽然这几天我在照顾米乐，但他病得没那么重，很乖巧地窝在床上休息，不需要我多费什么心思。我完成的是作为朋友最简单也是最理所应当的工作。
米乐是和我一样大的小孩，尽管如此，他一开始不舒服时我还是有点慌乱。要是爸爸妈妈生病了呢？大人好像是从来都不会得病，也从来不需要照顾的样子。爸妈给家庭提供了可靠感，让我能够安安心心甚至没心没肺地过好每一天，不用想别的事。直到两年前应该都是这样吧。至少我没怎么想过他们有需要我，需要这个年龄的我照顾的一天。除了两年前那个黑色的夜晚，我觉得妈妈在进家门的那一刻似乎真要倒下了。那时我就在她的身边，我帮不了她，连自己都帮不了。
而涛涛呢？他的生活并不像我过去那样一帆风顺吧。我确实是个在爱里长大的小孩。
但我这么想就对吗？难道涛哥不是在爱里长大的？他的爸爸妈妈也很爱他呀。不是见过她妈妈吗，她说过希望涛涛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我凭什么觉得涛涛过得比我差呢？但我还是好难过，想到这个周末发生的事就难过。哪怕生着病，我还可以和米乐缩在被窝里拿着手机看电影，听空调呼啦啦地吐着热风，想吃什么就去买什么。而涛涛在同一个时间、同一座城市里，忙前忙后地照顾妈妈和妹妹。
“佩韦，你怎么了？有点害怕吗？没事的，你不是踢球吗？多运动的话，不会得这个病的。”老班见我呆坐着，又安慰了我一下。我点了点头，仿佛他真猜对了我的心思。
“其实涛涛的情况我一直都很清楚。今天下午的班会课上，我想请同学们一人写一句话给涛涛，表达一下班集体对他的关心。”他从办公桌的抽屉里取出来一沓心形的便利贴，给我看了一眼，“然后去做一次家访，了解下实际情况。我准备带一位同学去，本来想问问班长的。不过你既然这么关心他，我想带你去也不错，你觉得呢？”
我当然点了头。老班又拍了拍我，说回去吧，不用太担心。我转身出了办公室，在门口撞见了岳隐。我本想打个招呼就回班上的，却被她伸出的一个信封给拦住了。
“柯柯，我找了你半天哦。刚从你们班出来，想着你会不会去找老师了。”
“这是什么？”很明显她是要我接过信封。
“你拆开就知道啦。”她一抱双手，有些炫耀似的地对我说。
我看到信封正面写着“24号收”，还有一句英文，You are one of our own，很明显是写给涛涛的。我们俩边往教室走边拆。信封里是两张照片和一封信。两张照片一模一样，是全队同学朝着照相机比出“22”和“24”的手势。岳隐说，一张交给米乐，另一张连同信封和信一起给涛涛。我看了信，是明明写的。这才明白，星期六我们仨坐在明亮温暖的输液室挂水时，那个把明明匆匆叫走的电话是涛涛打来的。他妈妈在周五突然疼得下不了地，忍到下午放学才打电话给他。他着急慌忙地赶回去，发现妹妹午饭只吃了点饼干——妈妈实在做不了饭了。休息了一晚上也不见好转，忽而想到了问明明。经过几次周折，要到了他的手机号，也因此得知妈妈是什么病。如果不是明明爸妈劝说，涛涛的妈妈还不愿意去医院检查呢。这些是岳隐告诉我的，明明在信里没有提周六的事，而是转达了全队对涛涛一家人的祝福，以及对涛涛的敬佩，情感非常真挚。信的末尾是所有人的签名，从王枫教练到助教老师，从队长到每位队友，还有当摄影师的岳隐和作为观众的徐牧，每个人都写上了自己的名字。穆铮、黄敏学和徐牧还署上了乐队名，说希望他在这周日的收官之战回到球队，他们好把属于他的生日歌补上。
“话说，你们下次可不许再搞小团体了哦。”她在我把信装回去以后煞有介事地说。
我自然不明白她的意思。
“就是上周四啊！我都看到了，你们不是在食堂给涛哥过生日吗？围着一个小蛋糕，就是你、米乐、叶芮阳，还有川哥和明明，没说错吧？”
点头。
“你就把我们都晾到一边去了？还是说你以为就你们记得涛涛的生日是11月24号？教练说了，无论谁过生日，全队都要一起庆祝的。下次可不许这样了啊！”她忽然把手悬在半空，好像有点想模仿我姐姐捏我脸的动作，但不是那么坚决。我乖乖地把脑袋一侧，示意她可以上手了。她轻轻捏了一下，笑了，说果然和姐姐说得一样，捏上去很舒服。
“当然也不怪你们就是了。本来准备好了，跟理附踢完比赛有个小惊喜，虽然会迟三天。结果涛涛家里有事。也是巧了，周六是队长的生日，等到时候涛涛来了，两个人的一起过吧。”
说着呢，上课的预备铃响了。岳隐忙回头往她们班的方向跑了，临走了还不忘叮嘱我，要我和米乐在信的最后把自己的名字署上。她不说我也会写的。
下午的班会课果然讲的是涛涛的情况，老班还说了一段自己小时候的事，和我们父辈的经历差不多。之后便是鼓励我们珍惜现在的生活，好好学习，孝敬父母。班会ppt上的题目倒让我记忆犹新：《载着亲人的爱前行》。讲完以后，我们每人得到了一张便利贴。我的那张是青绿色的，叶芮阳的是黄色的。他先是咬了会笔帽，接着又托起下巴揉了揉，最终只是憋出一句“加油，校队等你回来”。这句话在纸上没存在几秒钟，他便把它揉成了一团，向老师重新要了一张，显然是不够满意。闭着眼睛冥思苦想了一会，他悄悄问我，“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这句话写上去合不合适。我觉得挺别扭的，但连自己这一份都没想出来，也给不了什么建议。
忽然想起赵蕤送我的诗集在桌肚里。掏出来顺手翻了几页，找到了一首还算不错的。便把第一节抄了上去：
然而多少港口，在这些港口
多少扇门，或许正迎候着你。
从多少扇窗，
人们看见你的生活和努力。
当然，我在最后写上了诗人的名字。想了想，又另起一行写了“You are one of our own”和自己的名字，免得让他以为这首诗是我和一个叫里尔克的同学一起写的。叶芮阳瞧见了，要走了我的诗集，把诗的第二节抄到了他的纸上：
多少未来伸展翅膀的谷粒
任凭暴风雨将它们吹送，
一个温存的节日
会看着它们的花期归属于你。
他和我一样写了名字和那句英文，还冲我吐了吐舌头。拜托，大哥，你这都要学我吗？我假装不满地抱怨。你怎么好意思说我的？这首诗是人家写的，那句英文是学学昨天想的，你只有名字才是自己的。说着呢，他还想偷偷掐我的腿，我把他的手撞开了。我向老师再要了一张纸，把诗的第三节也写上了，照例加上了那句英文，最后的署名是米乐。我中午答应了帮他也写一份的。他今天可以下床了，下午就在班上上课呢。那张照片被我们俩贴在了上下铺之间的床架上。
老班叫我和班长把写好的纸条都收上来，给他“审查”一下。大家写的大多是“加油”或“会好起来的”，并附上自己的名字。话语简单，每个字却写得格外认真，连平时老黄钦点为“豪放派”或“后现代”的那几位也不例外。收齐了，老班从背包里掏出一个粉红色的大信封来，小心翼翼地将纸条们收了进去，郑重其事地在封面上写了“张涛涛收”，落款则是初一三班。他把写好的信封举起来给大家看了，同学们纷纷鼓掌。
他居然会选一个粉红色的信封，这么少女心吗？
下课铃响了，我问老班哪天去涛涛家。他说中午联系过涛涛了，今天还有点不方便，要等到明天下午放学。他让我到时候直接去办公室门口找他。叶芮阳在一旁听着，问老师能不能把他也带去。他无奈地一耸肩，说你得再等一年，等他买车。他现在用的还是摩托，最多只能两个人。
“就算能坐三个人，你也不能去呀。你那体重，会把摩托车轮胎压漏气的。”我还不忘在他耳边损了一句。我也学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