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点半。我坐在小餐馆里吃鸭血粉丝汤。灰白色的鸭肝包裹着淡淡的苦味，小时候我最不喜欢这个部件，每次都抢先把它吃完，这样汤里剩下的就全是我喜欢的东西了。但在今天，这种馥郁的苦涩却带给我别样的滋味，或许是阳光过于寒冷了吧，不喜欢吃的鸭肝让我感到满足。
手机响了。黄敏学打来的，电话那头却是黄老师。他问我到哪了，吃饭了没。我说正在医院外面吃呢。他告诉我，所有人都好好的，安心回去吧，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找他或者学学。我说没问题，谢谢老师。黄老师没再讲什么，只剩一句话，辛苦了。
“是你吗？”女孩子的声音在我对面响起，随即是碗底踏踏实实地落到桌子的声音。我抬头一看，是梅梅。
“是我。好巧啊。”我放下了筷子。
“你的手怎么了？昨天比赛受伤了？”
“被人拽脱臼了。估计这学期再也上不了场了。”
她转身去了趟前台。不一会儿，端着一小碟加料的鸭肝和鸭肠回来了，还有一块小锅巴，一股脑倒在我的汤里。
“谢谢。你想喝什么饮料？我请你。”我说。
“不用啦。”她摆摆手。于是，我们又开始呼啦啦地吃着热腾腾的粉丝汤。
“你帽子上写的是什么？好像不是英语。”她低着头问。
“是……嗯，Viva la vida，意思是‘生命万岁’，是一位墨西哥画家作品的名字，是西班牙语。”我想自己没念错，学学教过我的。
“跟你很配呢。不管是这顶帽子还是这句话。”她说着，咬了一口暗红色的鸭血。
又吃了一会，她问我一只手吃饭习不习惯。我说还好。等都吃完了，我们便走到街上。我想是时候说再见了。还没来得及讲，她就先问我要去哪，我说坐公交车回学校。她说，我送你到车站吧。
梧桐叶纷纷飘落。有的已经干涩枯萎，有的还是半青半黄。落到了街上，偶然间被我们踩到了，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这是它们留在这世上最后的一点动静了。我听到了，走过去，想着自己悬挂着的左手。它一点声音都没有呢，仿佛在沉睡。到了车站，她还没有离开的意思。于是坐在候车的长椅上，我们目送一辆辆车卷着枯叶疾驰而去。
“你在想什么呢？”梅梅问我。
“我在想自己是不是又在逃了。”我说着，看到被车辆带起来的梧桐叶缓缓飘进路边浑浊的积水里。
“为什么呢？”
“今天有人向我道歉，用一种……很特别的方式。我看得出她的努力，那是真诚的。但真正需要道歉的那个人已经不在了。我没法替他接受道歉，也没法替他原谅。所以，我匆匆地离开了。我好像又逃跑了一次。”我看向椅子另一边的她。她听到后浅浅地哈出一口气，还没到冬天，没有白雾。
“那么，这件事和你有关吗？”
“有关。可以这么说，我应该和那个人一起去道歉，而不是接受她的道歉。我的罪过不比她小。”
“嗯哼？怎么说呢？具体一点。”
“就好比，我是把柴火堆起来的人，她是点火的人。”
“火烧了哪里？”
“我家的房子，她家的房子，都烧掉了。”
“但是，没有人会想烧掉自家的房子吧。”她往我这挪近了一点，打量着我的眼睛。我把目光转投到了地上，看着被踩遍的树叶。它被撕扯得残缺不全，好不容易得以保留下的躯体上还涂满了肮脏的泥土。
“你不用安慰我。过失杀人就不是杀人吗？法律上可能会判得有轻有重，但良心上呢？哦，‘我不是故意的’，可人不在了呀。不是故意的又怎么样呢？没有区别。”
“你是说你弟弟的事情吧。”
点头。被看穿也没什么意外的。我是把话说得很明白了。
“你找到丢瓶子的人了？”
“也不是。我撞到的吧，很巧合。昨天突然就遇见了。”
“我就知道你没有去找。”她冲我摇了摇放在嘴边的食指。
“为什么？”
“你不是一个雷厉风行、说做就做的人，没有那样的行动力。就算找到了，你也会很不知所措，我没说错吧？”
“你是对的。”不得不承认。她没有再说话，我用手托着下巴，继续望着稍稍停留又匆匆经过的车辆。我要等的车仍迟迟未到，没人知道它走到了哪个路口。
“不开心了？”见我呆呆地看着马路，她用手指戳了戳我的右肩。我摇摇头，说不开心的事太多了，你讲句实话还不至于让我多难过。
“在知道弦弦是被高空坠物砸到以后，我确实想过去找那个凶手。但我一直在拖延……我想，不只是我能力不够，不知道怎么做吧。要是想做，总会有办法的。我就是想拖，没有别的理由。兴许是我在潜意识里很清楚，我就是找到了那个人，又能怎么样呢？去杀了他？不可能。没这胆子，而且……我不想当坏人。我做错的事很多了，不能再错下去。那还能做什么？让他坐牢、忏悔、赔偿？这些别人都做过了，我呢？或许我是怕，怕我找到了这个人，就有机会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他，让自己无债一身轻。但我手上也有弦弦的血，忘不了。我这两天遇见了那个人，就更清楚地意识到，我与她没什么区别。我们都有罪，没法救赎的罪。弦弦回不来了，无论如何都没有原谅，没有任何补救了。”
“我插句嘴，那个凶手判过刑了吗？得到惩罚了吗？”
“她被判了三年，虽然有缓刑。她家里的事一团糟，丈夫和女儿去世得早，条件也不太好，她又天天喝酒打牌，最后闹出这件事。出来以后，她头发全白了，只剩下个儿子，和我们一样大。”
“那么，我问你，你觉得你需要被惩罚吗？即便是无心的过失。”
没有迟疑地点了头。
“最初，我想过让我爸妈狠狠打我一顿。可是弦弦走了以后他们再没有打过我了。身边所有人都对我很好，甚至是有些过分地关照我。他们对我越好，我越觉得自己配不上这种优待。我觉得我也要被判刑，判多久不知道，即使把最重的惩罚判给我，我也无话可说。但是什么都没有，一句责骂都没有。其实她也是这样，我们都没有领到应有的惩罚。现在想来，或许没有惩罚就是我们要受到的惩罚，我们注定要背着自己的罪过到生命终结。其实……我曾很多次地想象，想象自己在和弦弦说话，希望他能回答我。但你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什么都听不见。我也想过自己哪一天死了，见到他了，跪在他面前，请求他原谅我，就像今天那个阿姨跪在我面前一样。”
“那么，除了接受惩罚外，你之前有没有想过自己还可以做点什么？”
“我不清楚，我也不知道。”
“我猜，是你不清楚弟弟真正想要什么。因此，你缺少目标，不知道失去了弟弟该怎么生活。或者说，失去弟弟前，你没有考虑过人该如何生活，不会去想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是这样吧？也正常，我们当时都是小孩子，就连现在也是。不过，你去踢球，去文学社，是不是因为感觉弟弟比较喜欢足球和文学？你想试着成为他的样子？”
“不知道。说实话，我搞不懂自己为什么会回来踢球，稀里糊涂地就去了。在上初中前，我有两年都没碰过球了。比赛也不看。”
“那你自己喜欢足球吗？喜欢文学吗？”
我咬着嘴唇想了想，告诉她，我不讨厌。
不错了。我就不喜欢踢球。我是踢过的，你猜不到吧。很小的时候，我头发和男生一样，穿着短袖短裤，十二月，寒风吹彻。爸爸想把我当男孩子养。我在风里勉强地撑起身子，跟着他，练习传球和接球。不要用脚尖，要用内脚背。他这么教我的。抱歉，我怎么说起自己的事了。你要知道，踢球也好，读书也好，那都是你自己的选择，不是谁强加给你的。虽说你没有很喜欢，但起码不讨厌。而你的选择正好和弟弟相通，这是很幸福的事呀。她说。
但是，我没法确定弟弟是不是希望我这么选择。活着的人是没法真正想象死者的世界的。我不能把自己的意愿当成弟弟的意愿。而且，我就算在足球和文学上实现了自我，那也仅仅是实现自我而已。如果我把这当作救赎，是“满足了弟弟的心愿”，那我就是一个自私而恶心的人，一味地自我感动。没有人有权利“继承”他的梦想，我对我的那一帮朋友都说过这话。弦弦不在了，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去完成他的愿望（何况这愿望只是我们自以为是的想象），因为没有人可以代替他。他是人，是独一无二的人。世界上没有另一个弦弦了。我说。他的所有愿望只属于他一个人。
你的愿望是什么呢？你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你该怎么生活？她说着，给我递过来一根口香糖。不急，你可以想想，放轻松。但要想清楚，我问的是你生命的意义，只属于你一个人的意义，不是其他任何人的。
反复的咀嚼。糖汁和口水在口腔内溅射。我想到了，等我把它的甜味咀嚼殆尽，让它裹满了我的口水，被我揉进糖纸里，或者随意地吐在街道上，它就会在落下的地方生根发芽，粘黏一切靠近它的东西，将自己和它们糅为一体。或许生命就是块嚼烂的、黏稠的、被随便吐在哪个角落里的口香糖，它无法控制地把身边的所有东西和自己粘到一起，无论是灰尘还是杂质。
“这两天我和很多人谈过生命。先是和一位重病的朋友，跟他讨论人有没有权利结束自己的生命。之后又和另一个人谈，他愿意用自己的一辈子来弥补亲人的过失，毁掉自己都在所不惜。我前后的观点倒很一致，人不能放弃自己的生命，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是自私还是无私。但我并不能拿出多少令人信服的理由，只能想办法去打动别人。或许你听到了我的想法，会觉得它们实在是太幼稚了，不值一提。”
“没有的。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记得你背过一首诗，文天祥的《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你觉得文天祥是放弃了自己的生命吗？”
“我……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我是说，人，他不可以……”我忽然结巴起来，在情绪变得激动或紧张时，下巴习惯性地撞击着上颚，我听到了牙齿的战栗声。
她对我说别急，慢慢说，她会认真听的。我用手稳住了自己的下巴。
“文天祥不是把生命白白抛掉了，而是将它发挥到了极致。生命只有一次，它是有限的，但一些伟大的行为能将它从有限变为无限。英雄的死果决而理智，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在走向哪里，仍毫不停留、义无反顾。人必须认识到生命是珍贵的——不只是自己的生命，还有他人的生命，在这之后才有资格做出牺牲的选择。也正是如此，牺牲是悲壮的。我听朋友说过，法西斯也鼓动青年为国家和荣誉牺牲，但那是虚假的。很多比我们大一点点，甚至和我们一样大的小孩，他们受了这种蛊惑，狂热而无知，随随便便将生命投入烈火中，最后什么都不剩下。这种死并不悲壮，它没有价值，只能说可悲。现在不是战争年代了，但仍有人死得悲壮，有人死得可悲。但我的弟弟呢？他的死呢？我们还没来得及给生命找到意义，它就悄悄溜走了。这种死只令人悲伤。我自己呢？是可悲的吧，而且只能可悲下去了。”
“所以，你现在也还没找到你生命的意义吗？”
“不撒谎，确实没有。但我感觉它是有意义的。我今天早上和另一位朋友聊过这个问题。他同样也说不清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但是他会弹吉他和唱歌，他能释放出一种生命的能量。就在他演奏的时候，我和他能同时感到生命不是虚无和空洞的，它不只是我在黑暗和荒诞中找到的干瘪无趣，它也有那种生机勃勃的饱满与膨胀，无比精彩。可是，我的朋友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即便有时候也会退缩与犹豫，但他总能逼着自己迎难而上。我和他是有区别的，就像病人和健康人、死去的人与活着的人之间永远都有区别一样。他是干干净净的，没做错过任何事，所以有那种确信无疑、死亡也无法阻隔的情感与力量。我有什么？手上的血，它洗不掉。我怎么敢谈生命的意义呢？生命是有意义，而我毁掉了弦弦的生命和意义，也毁掉了自己的。”
“我就问你一句话。”她把手移开了，冷冰冰地看着我，比今天的阳光还寒意逼人。我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你是活着，还是死了？”
我不敢看她的眼睛，冷静与平和之中有什么东西在刺着我。
“我……我肯定活着。但我的生活或许早就没有什么希望了吧，跟死了没什么两样。”
她猛地站起来，走到了我的身前，并不高大的影子骤然笼罩了我。
啪。
一个巴掌扇到了我的脸颊上。力量并不小，我的脸被带着转了过去。出于本能，我低下脑袋用右手捂住了在发烫的脸。我没有因为这次袭击而愤怒，只是把头低到了悬挂着的那只胳膊旁边。不记得多少次了，反正姐姐警告过我，要是再说什么什么话就扇我。她一次没扇过，多多少少曾让我有些期待。今天这个愿望实现了，虽然扇我的是另一个女孩。
“我替你弟打的。”
“该。”
“你还好意思说？看来你很清楚自己在讲什么喽？”
又来了一巴掌，在另一侧，左右开弓。现在两边都在发烫，对称了。
“这回是我自己想揍你。”
我不敢回话。她坐到了我身旁。
我第一次看见她哭了，身体在微微颤抖。
“我很生气。我受不了这种理直气壮的浑浑噩噩。说实话，你是个不错的人，有教养，非常平和，受人信赖，也有自己的想法。更重要的是，你懂得去理解别人、关爱别人。不然我根本就不想搭理你，更不可能揍你。你这句话太让我失望了，我相信你的每个朋友听到你说这种话都会想揍你的，你在浪费和糟蹋你最宝贵的时光，人不能这么对待自己的生命。你的经历让我同情，对自己的反思也很可贵，但不是你这么说的理由，不是……”
“可是，我，我没想让你同情啊。”我用仅存的右手捂着自己的眼睛，不想再在别人面前流眼泪了，“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我受到的关爱太多了。你以为我是什么人？天天诉苦，像个乞丐一样，向别人讨要一点爱，讨要一句‘不是你的错’？我不是这么想的。我根本不想谈自己的事，我也不想打扰任何人。只是有时候，我确实没忍住……但那往往是在聊别的事，除了你，我从没主动跟人提过自己的经历。我不要安慰。一切都是自作自受，我受着就好了。”
“这还像个样子。你这么一说，我倒觉得我们俩还是有点像的。我也从不跟人讲我的经历，虽然刚才提到了一点。是的，有时不由自主地就想说出来。或许你也是如此吧。愿意听我的故事吗？”
擦擦眼睛，点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