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艺和香港春天娱乐公司合作的百老汇名剧《蝴蝶是自由的》来广州上演的时候，可谓是轰动一时，各色人等倾巢而出，连从不买票请我们看戏的单位也破了例，虽然记得当时是坐在友谊剧院的最后一排，但好像也有一种搭上了火车的满足感。
虽然看完有一种像是上了一堂关于自由的解说课的感觉，但还是有点沾沾自喜，毕竟是名剧呀。广州这个地方，上演名剧的机会一向不多，一有机会，就像过节一样。
但剧本给人以自由的震动还是不够强烈。这是为什么呢？据说她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上演率非常高，可谓是场场爆满。可作为我们喜欢听台词的人，却觉得好像太过温火，没有听莎剧台词的那种满足感。至于剧本里写到的自由，却还是百分之百的自由概念。因为它是弘扬个人的。看这出戏，最感到亲切的是令人想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那时的中国充满了自由的气氛，或者应该这样说，充满了追求自由的气氛。人们的眼光都是投注到自己的个体身上的。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应该信奉什么样的哲学？我的思想是什么样的思想？那时候，各种各样的哲学、文学、音乐、美术的小团体自发地组合，整个社会充满了欣欣向荣的氛围。那时候我和朋友们还成立了一个“了了”文学社，自己出钱把文学社的同仁的诗歌、小说油印成杂志，而我们这种小团体不过是当时社会上滚滚洪流中的一股小小涌流。当时的广州在中国应该是最早追求个人意识的，许多小团体比后来名声大振的“星星画派”早得多，北京的许多团体也要比广州来得晚，觉醒得晚，而且现在看来，还是意义不同。广东的觉醒是追求个人的，就像《蝴蝶是自由的》，而北方的觉醒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带有浓厚的政治意识。这也是广东的一个致命的归宿，觉醒得比别人早，但出名却是别人的。就像改革开放，广东也是先行一步，但现在摘桃子的还是上海。
二十世纪最具自由意识的有两个年代，三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两个年代都是令人怀念的年代，两个年代都名人辈出，特别是文学艺术界的，这跟当时整个社会氛围有很大的关系。三十年代我们是没经历过，但八十年代我们是经历过的，一下子从封闭的氛围走出来，真是像春天的蝴蝶一样自由，一样渴望，而且脑子里没有一丁点儿的物质概念，整个社会也没有任何物质概念。人们脑子里充斥着的都是各种各样的思想和潮流。当时艺术的繁荣是以没有物质污染而做基础的。所以，我们现在怀念归怀念，社会毕竟已向前走了，自由已经以另一个面目出现了。但既然《蝴蝶是自由的》受到全世界人民的热烈欢迎，那我们对自由这一主题就不用担心它变了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