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张良传略（2）

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董存瑞》

一、调入华北军区文工团

经过一年多的休整补充，部队又恢复到战前的实力，准备第二次入朝作战。为适应二次入朝作战，我们军文工团也决定改变建制，将原军文工团一分为三，变为三个师宣传队，隶属师部指挥。于是人员作了大调整，全团的创作人员、话剧、舞蹈、美术、乐队全部重新分配，使力量均匀又便于灵活指挥。

正当三个师宣传队的名单即将公布时，华北军区文工团派干部来选拔人才，引起全团人员的极大关注。华北军区文工团创建于原八路军晋察冀边区，前身为著名的“抗敌剧社”，是全军历史最悠久、业绩最辉煌的大军区文工团之一。团长刘佳是著名的戏剧家（后任华北军区文化部部长、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文工团人才济济，分话剧队、歌舞队、管弦乐队、舞台美术队、杂技队等，是全军各文工团仰望的标杆。

这是一次极特殊的机遇，凡被选中者则犹如一步登天，步入专业、正规的文工团，走一条专业化之路。而未选中者则下到师宣传队，到基层、到前线，走一条“一专、三会、八能”之路。结果，只有三个人获得了这次机会：话剧表演方面，选中了我；舞蹈专业方面，选中了李留奎；舞台美术方面，选中了张志鹏。

1952年5月，我们三人调入华北军区文工团之后，李留奎被分到舞蹈队，我和张志鹏分到话剧队，他在话剧队的舞台美术队任舞美设计，我则在话剧队当演员。

我调入华北军区文工团不久，团里要排胡可编剧的《战线南移》。此剧是新创作的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题材，它反映了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为狠狠打击美帝国主义侵略而将战线向南推移。

为了更深刻地把握主题，塑造鲜活的人物形象，总团领导决定全团创作人员到朝鲜前线深入生活，亲身体验和学习志愿军的英雄气概。

1952年夏天，我随全团第二次赴朝鲜前线，到志愿军指挥部和一线阵地，在坑道里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学习、同执勤。我们白天跟战士们一起生活，夜里一样执勤，甚至到前沿阵地观察体验。除了向战士们学习外，我们还辅导战士学习文化，辅导排练文娱节目，教唱歌等。在漫长而充实的“三同”活动中，我们与战士们交了朋友，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对他们誓死保家卫国的奉献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有了进一步的体验。

从朝鲜回来，我们全团立即投入到话剧《战线南移》的紧张排演中去。在此剧中，我扮演志愿军通讯员何玉成，扮演我军高级指挥员的有李树楷、贾六、李炎、白平等，扮演连以下干部、战士的有罗辉、王润身等，扮演朝鲜人民军干部的有史可夫、刘炳章等。全剧气势宏大，结构严谨，人物众多，将朝鲜战场上敌我双方的军事、政治较量表现得淋漓尽致，歌颂了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不畏强敌、并肩作战、英勇杀敌的顽强精神，歌颂了他们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

《战线南移》排演后在北京大华电影院隆重公演，引起了首都文艺界、话剧界及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和好评。他们普遍认为这是近年来话剧表现现实生活、描写现代抗美援朝战争的最优秀剧目，对编剧胡可、导演丁里、孙民以及诸多演员均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如此大型的话剧演出，第一次在首都舞台上出现，也引起了报界的关注和好评，这对我的鼓励很大。

在日后的三年内，我相继参加了话剧保留剧目《战斗里成长》《英雄阵地》等的排练和演出。在《战斗里成长》一剧中，我扮演通讯员双儿，与魏坚演对手戏，他扮演通讯员四海，我俩的搭配表演给全剧增加了新鲜的亮点。

我在华北军区文工团最大的收获，一是坚定了“为兵服务”的观念。总团团长刘佳多次教育大家：“部队文工团的使命就是为兵服务！”所以要求全团面向生活、面向连队，要向战士学习，学习他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热爱祖国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献身精神。为此全团每年定期到连队当兵，深入生活，与战士打成一片，学习战士过硬的军事本领，学习他们顽强的训练作风，把自己锻炼成一个真正的战士。只有自己是个合格的战士，才能在舞台上塑造出真实、动人、可爱的战士形象。“为兵服务”“向生活学习”“向战士学习”的思想和作风影响我终生。

我的第二大收获是“坚定了学习再学习的思想作风”和“干到老学到老”。我们部队文工团的人员大多是从小参军，过着艰苦的战争生活，很少有机会到大专院校学习深造。唯一的就是靠自学，把部队当成大学校，把生活当成大学校。坚持面向生活，面向部队，坚持自学，刻苦地学文化，学习社会知识。学习古今中外名著，吸收一切有用的知识，充实提高自己的才干，用到实际工作中去。书本上的知识要学，社会上的知识更要学，因为我们是演员，是塑造人物形象的人类灵魂工程师，所以首先必须武装自己，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丰富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以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与时代同步。

二、出演电影《董存瑞》担任男主角

1955年初，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郭维到华北军区文工团找到我，他是经我们话剧队长介绍认识我的。他见到我便开门见山地说长春电影制片厂准备拍摄一部歌颂战斗英雄董存瑞的电影，他们正在物色扮演董存瑞的演员，文工团领导推荐了我。他希望我先看看剧本，然后再交换一下意见，还特意问了一句：“你知道董存瑞同志的英雄事迹吗？”我笑了：“那还能不知道？他是全国人民家喻户晓的战斗英雄，他也是我的崇拜偶像！”郭维导演也笑了：“听说你也是15岁参军？”我腼腆地答：“是！”他又说：“听说你参军时，部队嫌你小？”我说：“是啊，不够年龄，个长得小。”他问：“后来怎么办？”我说：“我13岁时就当儿童团长了，我会讲很多革命道理，我一跟他们‘蘑菇’，他们就同意了！”郭维导演更笑了，他说：“你看看剧本吧，明天下午我们再谈。”他走了，队长又特别关照我：“回去好好看剧本，这可是个极其光荣、伟大的政治任务。”

回到宿舍，我躺到床上一口气将剧本看完了。合上剧本，胸中如翻江倒海，热泪汹涌而出。董存瑞站在敌人桥下毅然托起炸药包高喊“为了新中国，前进”的巨人形象深深地震撼了我。董存瑞的英雄事迹，我早在1948年秋我们独立三师围困长春时就听说了。建国后，他的事迹被编进小学教科书，还被改编成歌剧搬上过舞台，更被各种报纸、杂志广泛传颂，他已是全国人民家喻户晓的英雄楷模。但是，作为电影文学剧本这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剧本把董存瑞写活了，不仅写出了他的伟大，更写出了他的平凡；不仅写了他的英雄行为，还写他的倔强、执着、顽强进取的“四虎子”性格；不仅写出他令人崇敬的一面，更写出他可爱的、活生生的英雄形象。作为一个演员，这样的剧本是梦寐以求的。因此，读完这个剧本，我已经跃跃欲试了。

第二天，郭维导演准时来了，我强压内心的激动。他问我看了剧本有何感想，我说：“剧本把人物写活了，激起了我强烈的创作欲望。”他又问：“你有董存瑞那个年代的生活和情感吗？”我说：“我和董存瑞是同一时代的人，都是在十五岁时为了一个共同目的而参军，我也有过为了新中国而献身的渴望，我想我和他的心是相通的，我一定能塑造好他的形象。”郭维导演再次笑了：“你去长影试镜头吧。”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到电影厂，第一次试镜头。这种排戏、试戏的活我还很不习惯，因为演惯了舞台戏，习惯了同观众的交流，一下子没有了观众的反应，要同摄影机交流，总有点把握不住。为适应这种环境，就只能多到摄影棚、多在摄影机前去练戏，消除对水银灯的恐惧，这才可能入戏。

试完镜头，导演并没让我们看样片，就直接带了样片去北京审查，听电影局领导的意见。我们好不容易盼到导演从北京回来，可是郭维导演的脸十分严肃，看不出喜怒哀乐，我依旧摸不透上级对这批试镜样片的态度。最后，导演让全体演员看样片。一听说可以看样片，我心情反而紧张起来，因为我还从来没在银幕上看过自己的形象，更不知道自己的造型、表演像不像董存瑞，这像与不像就是此次试镜的成败关键。

当银幕上第一次出现我的影像时，我几乎被吓呆了：那么大的银幕，那么大的一张脸，脸上所有的皱纹、黑斑无不历历在目，我感到自己丑极了。忽然觉得这么丑的形象怎么会是董存瑞？！银幕上的我和我想象中的英雄人物差距太大，看完样片，我已吓出一身冷汗。

我一句话也没说，默默地回到宿舍，思想在激烈斗争：我的任务是塑造亿万人民热爱的英雄董存瑞，这个形象应是魁梧的、高大的、令人崇敬的，而我本人是太渺小了，身材瘦小，也并不可爱，总之实在感到太不相称了，我绝不能去破坏英雄的形象。为此，我决定退出竞选，请求第二天立即返回华北军区文工团。

我的请求令郭维导演很惊讶，他没想到我会在看完样片之后，表现得这么不自信。他同我作了一次长谈，这次谈话是我永生不能忘的。他说：你的思想根源是把董存瑞神化了，你对自己不自信，感到本人身材矮小，不够高大。他强调指出：过去中国的古典小说就是把英雄神化了，受这种影响，现代一些歌颂英雄的戏剧，也把英雄写得过于高大、完美，仿佛都不食人间烟火，使之过于脱离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对于这样的英雄人物有些高不可攀，可望而不可即。这一次，他要塑造一个不同以往的英雄人物，既不是天神，也不是高、大、全，而是生活在人民中间，最最普通、最最平凡的一个英雄战士。他性格倔强、甚至有些执拗，对生活热烈追求，有时又有些偏激，过于简单，然而又是可信的、可爱的。这一次，就是想塑造一个这样平凡的、可信的、可爱的、真正的人民战士形象。他们正是看到我身上有这样的特点才选择了我。他还说这一次的试镜样片，不仅长影党委一致认可，北京电影局领导也十分肯定。他们认为如果能充分挖掘演员身上与人物生活相近的潜力，充分塑造人物的性格魅力，影片就有成功的希望。

郭维导演又分析了我的特点，他认为我15岁参军的经历就与董存瑞相像，而我多年的部队生活，参加过东北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生活经历，又是十分宝贵的创作源泉，只要端正认识，一定会有新的创作特色。

郭维导演又说：“你不要打退堂鼓了，长影党委已经决定就是你演了。这任务很光荣、也很艰巨，你必须以董存瑞的精神去塑造董存瑞！”

郭维导演这一番话犹如给我打了一支强心针，又恢复了我的创作信念。说实话，我本来就矛盾，这个剧本实在写得好，我太爱董存瑞这一形象了。只是我担心自己的身材矮小，不像董存瑞；又怕自己长得丑，丑化了英雄。今天郭维导演说我长得不算矮，再说个子太高了也演不了15岁时的四虎子形象。他又说我长得并不丑，还夸我一笑有那两个酒窝呢，说我有一股特殊的魅力。这可太让我高兴了，既然长影党委已决定由我扮演董存瑞，我就必须端正认识，树立信心，以百倍的努力去完成这一伟大的任务。

全片拍完以后，我还没来得及看看全片，就回到沈阳军区抗敌话剧团报到去了。

三、《董存瑞》首映大获成功，荣获文化部一等奖

1956年，就在第一届全国话剧会演后期，北京大华电影院首映电影《董存瑞》，邀请导演郭维率领该片主演张良、杨启天、张莹、张辉、王寅申等出席首映式。

放映前，我们照例到台上站成一排，由郭维导演分别作了介绍，他也简短地讲了几句话，我们就坐到楼上的观众席同观众一起观看此片。此时的观众对我们很不熟悉，谁演什么也搞不清楚，所以我们很安静地与大家一起看了全片。

我们应该说也是第一次看全片，我和大家拍完分别的时候，影片才进入后期制作，不可能看到配音、配乐、混录后的全片。今天第一次看，我又冒汗了，这次是又紧张、又兴奋、又激动，同这么多观众一起看，我还是被带进戏了，中途有几次跳戏，是怪自己演得不好。但一进入隆化战斗，我就被戏卷了进去，尤其是进入攻打隆化中学，遭遇桥型暗堡、牛玉合牺牲、董存瑞奋不顾身地冲入桥下，但无炸药包支撑点，他奋力砸击桥基，就在一块基石即将被击落时，总攻的时间已到，战友们排山倒海般地冲来，又在董存瑞的眼前中弹倒下，一批批地倒下……看到此时，我胸口被堵，热血沸腾，我也几乎要冲上去举起炸药包。董存瑞牺牲了，我也和观众一样热泪盈眶。

电影院的灯亮了，我仍沉浸在难忘的回味中，直到观众像潮水般向我们涌来，我才猛醒。

我看见人人的眼角都挂着泪水，还有些女孩子仍在流泪，他们呼喊着：“四虎子！”“董存瑞！”他们举着手中的小本子要求签名、要求合影、要求与我们握手。人们挤过来，许多人站在椅子上伸着手呼喊着，我不知道该怎样应付。我极力地为他们签名，极力地去握每一只伸过来的手，他们又哭又笑，大喊：“四虎子，太好了！”“太感动人！”

就在这时，我看不见身边的郭维导演，人们不认识他这位幕后的真正英雄，竟把他挤过来又挤过去，不知几时他竟被挤出了人群之外，待我想找他时，他已踪影皆无。

另几位演员也被围成一圈又一圈，人们在他们身边喊着：“连长！”“牛玉合！”“郅振标！”人群中我们像观众一样激动。

这时我们才意识到我们的影片被观众接受了，我们扮演的人物被他们认可了。观众的眼睛、情绪，他们的眼泪、欢笑告诉我们：“这部影片成功了！”我们的眼泪也流了出来，因为这正是我们一年来的努力和期待，我们期待“董存瑞”能永远地活在人们心中，期待这部影片能千秋万代地放映下去，鼓舞全国人民为新中国而奋斗。

北京大华电影院的首映，拉开了全国上映的序幕，《董存瑞》像一场风暴席卷全国，全国掀起了“董存瑞”热。我被到处邀请参加首映、见面、座谈会，甚至参加几千人的报告会。学生们把一条条鲜艳的红领巾系到我脖子上，把一束束鲜花献给我，我享受着董存瑞同志从未享受到的一切热爱。

在欢迎会上，我一次次地对观众们说：“我不是董存瑞，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部队演员。”但人们几乎把我看成是活着的董存瑞。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许多会议领导推不掉，我很尴尬，潜意识告诉我：“这要出事的，搞不好就会闯祸。”

《董存瑞》这部影片获得了文化部1949—1957年优秀影片一等奖，我本人获得“优秀演员一等奖”（金质奖章）。

《北京日报》举办全国观众投票，推选当年“最受欢迎的五位演员”，白杨以《为了和平》当选第一名，我以《董存瑞》当选第二名，郭振清以《平原游击队》当选第三名，李景波以《新局长到来之前》当选第四名，香港的吴楚帆以《家·春·秋》当选第五名。

1957年春，我又因扮演董存瑞，荣获沈阳军区“一级先进文艺工作者”称号，出席了沈阳军区英模代表大会。这是我第一次荣获先进文艺工作者荣誉。

《北京日报》将齐白石老先生的原画真迹，由郭沫若先生亲笔题字后，作为奖品赠予我。此已成为国宝级的文物，我永远珍藏留念。

1957风涛扑面

一、参加全国第一届话剧会演

1955年，在我参与拍摄《董存瑞》的过程中，全军系统文工团奉命整编，集中保留几个大军区文工团，成立专业化剧团，如广州军区成立战士话剧团，南京军区成立前线话剧团。北京军区（原华北军区）只保留歌舞、杂技、军乐队等综合歌舞团，取消话剧团，在北京地区加强总政话剧团，沈阳军区成立抗敌话剧团。

沈阳军区抗敌话剧团以原华北军区文工团话剧队、西北军区文工团话剧队、沈阳军区文工团话剧队联合组建。调广州军区文工团团长丁洪同志出任抗敌话剧团团长，任命李树楷、贾六等同志任副团长，团址设在沈阳市，隶属沈阳军区政治部。抗敌话剧团内设话剧一队、二队，另设舞台美术队，全团180余人。我被分在话剧一队当演员。

建团不久，恰值文化部将在1956年夏在北京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届全国话剧会演。为参加此届会演，“抗敌”决定以胡可同志的话剧《战斗里成长》为参演剧目。此剧为华北军区文工团保留剧目，但在此次整编中，演员变动很大，原主演葛振邦、林韦均留在北京没来。为此“抗敌”重新组织演员阵容，李树楷出演赵营长，李炎饰演教导员，谢国城饰演赵石头，贾六饰演赵父，霍克饰演仓奶奶，魏坚饰演通讯员四海，我饰演通讯员双儿，罗辉、白平、王润身等饰演战士甲乙丙等，孙民任导演。

1956年夏，“抗敌话剧团”出演的《战斗里成长》在第一届全国话剧会演中夺得演出一等奖，编剧、导演及主要演员分别荣获一、二、三等奖。全面丰收，一炮走红，抗敌话剧团在全国名声大振，我因饰演通讯员双儿也获文化部优秀演员三等奖。

同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将该部话剧改编拍成电影，导演为严寄洲，演员为“抗敌”原班人马。原定由我出演赵石头，拍摄前我因患肺结核病，需住医院治疗，因此临时改换演员，我便失去了此次拍片机会。

二、亲历整风运动

1957年是我一生中遇到的第一个黑色灾难年。

当时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整风“反右”运动。在“大鸣大放”的高潮中，我们抗敌话剧团正在为沈阳军区的部队进行慰问演出，演出的剧目是苏联著名话剧《舰队的毁灭》，我在剧中扮演“见习水兵”。

因为巡回演出，我们对社会上的“大鸣大放”并不关心，但是当党决定“反击右派进攻”时，倒引起我们的关注。随着运动的深入，被打成“右派”的人越来越多。尤其令我们吃惊的是，电影界许多知名人士也相继被打成“右派”。其中长春电影制片厂最甚，《人民日报》以头版显要位置刊登相关文章，主题都围绕着长影“小白楼的风波”或“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右派沙蒙、郭维、吕班”。这几人我们很熟了：沙蒙是电影《上甘岭》的导演，郭维是电影《董存瑞》的导演，吕班是《新局长到来之前》的导演。这三部影片在全国已家喻户晓，因此他们被打成“右派”已引起全国关注。而对于我，更犹如一声霹雳：《董存瑞》的导演已是“右派”，扮演“董存瑞”的演员还能脱得了株连？果然，不久社会上便传说“张良也是大右派”。而当时我们正在锦州一带演出，听到这种传说我和大家也都一笑了之。

深秋，休假刚结束，团里宣布全团进行整风学习。党委又要求党小组长带头交心，起模范作用。我当时正是一个党小组长，只好响应号召，带头向党交心，带头澄清糊涂认识。

灾难由此而生。党小组会上，我带头发言：“最近社会上揪出许多‘大右派’，尤其是长影，将沙蒙、郭维、吕班几位大导演也打成‘右派’，就把我搞糊涂了。据我所知，他们都是三八年参军的老同志，又都是从延安过来的，这几年对党的贡献很大，他们拍的《上甘岭》《董存瑞》《新局长到来之前》已在全国家喻户晓，现在被定为‘右派’，心里很为他们可惜。他们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应该尽量挽救，还是不推到敌人的阵营为好……”

我发言后第二天被通知开支部大会，会议由支部书记主持，他一上来就说：“今天开支部大会，请张良同志把昨天在小组会上的发言再说一遍。”我心一横，就把在小组会上的发言原原本本又说了一遍。末了，又补充一句：“如有错误，请大家批评指正。”

我刚说完，就有人站起来发言，批判我思想右倾，丧失立场，同情“右派”，替“右派”鸣不平。接着发言的人越来越多，批判的言词也越来越尖锐，处处上纲上线，纲也越来越高，一个比一个厉害，说我“替‘右派’翻案”，就是“反党”。我第一次经历这种运动，第一次遭遇到这样的打击，心里很难过，也很不服气。会上谁说我想替‘右派’翻案，我就对他说：“你干脆说我就是‘右派’。”谁说我“反党”，我就反驳说：“你去翻翻我的历史，我十五岁参军，十八岁入党，是党培养我长大，我的骨子里就没有‘反党’这两个字。”如此对抗了几天，一直僵持不下。

后来，团里老导演孙民同志找我谈话。孙民是我十分敬重的导演，他十分同情我的处境，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冷静点，冷静点，好好听我说，这些天你太不冷静，失去理智是要犯大错误的。我是过来人，你要知道现在是在整风，你还是太年轻，不懂得什么是党的整风。我太了解你了，你是个好演员，还该演更多的戏，不该因为任性，斗气而毁了一生的前途。你一定要听我的话，不许对抗，立即检讨，深刻检查自己的错误，争取同情和原谅。”

那晚上我一夜未睡，趴在灯下写检查。几次写不下去，想横下一条心死了算了。想想孙导的苦心挽救，只得硬着头皮写下去。这一夜真是一次生死抉择，如果不是孙导一番话，如果不是还想演戏，还想做演员，真的就会去死了。

在第二天的支部大会上，我第一个站出来主动提出发言，向组织和群众承认错误。我的检查应该说还是深刻的，让大会主持人措手不及，本来今天的大会应该继续对我批判，没想到我会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从领导到同志态度也有了很大转变，大多数人都表示欢迎我今天的态度，似仍需继续加深认识，一定要挖到犯错误的根源。我明白这些同志还是希望我回头，不忍心将我推到敌人的阵营里去。

在批判我的同时，我的日记、书信也全部被收缴检查。结果证明我还是纯洁的，没有一点反动言论，有的只是记着如何奋进，如何做人，如何报效人民。

虽然躲过了“右派”帽子，但我还是被停职反省。

三、被《人民日报》点名批评

抗敌话剧团的整风结束了，话剧团又开始到哈尔滨、长春一带为部队演出。这次是演三个独幕话剧，一是《喜相逢》，一是《喂！你是哪里？》，一是《三星高照》。团里开恩，允许我参加演出，将功补过，还让我在三个独幕话剧中担任主角。

在哈尔滨演出期间，我接到父亲病危的电报，上级只批准我往返三天的假期，因不能影响全团的演出，我只能匆匆而去，匆匆而回。待我忍痛向父亲告别后的第二天，父亲逝世，终年才六十岁。我只能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参加演出，以求将功赎罪，企盼不要将我定为“右派”。

这期间，《人民日报》以大半版的篇幅刊登了抗敌话剧团团长丁洪同志的文章，标题是《一个青年演员的歧途》，文章中披露了我在“反右”运动中的错误，批判我因骄傲而犯了立场性的错误。

这篇文章开了一个先河，像我这样一个青年演员，也值得在《人民日报》上给予批判。当然也达到了另一目的，让全国人民知道了我犯了一个什么性质的错误。而我则心灰至极：一个青年演员如果失去了观众的信任和喜爱，他还如何从事这一神圣的专业？！

四、下放三十八军当兵立功

1958年初，我的处分结论终于批下：“在整风反右运动中，犯了严重的立场性错误，故决定给予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并给予行政降一级处分。”

处分一下，上级命令我立即下放到三十八军当兵改造。我与同受处分的一位年轻导演田某，立即脱掉原来的军官服，换上士兵服，打起背包，第二天就到驻扎在通化的三十八军报到去了。

我被分配到一一三师三三五团一营三连。三十八军是原四野的王牌军，在朝鲜战场上屡立奇功，被彭德怀司令员誉为“万岁军”而通报全军嘉奖。我所在的三连，正是魏巍的著名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所描写的与阵地共存亡的英雄三连。

在三连，每天我同他们一起吃住、摸爬滚打。每天的科目，战士们练一遍，我就练十遍。投弹，我就是投一百遍，还是超不过战士。但我决不灰心，我一定要按照要求完成军训的所有科目。

1958年秋，部队要进行军事拉练。为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全军要进行八百里立体战争军事演习。同练的还有空军、坦克、炮兵及防化部队。

演练开始，我们背负着重达八十多斤的装备每天行军六十里，边走边演习、打仗，如同实战。有时打防守，有时配合坦克、飞机打攻击，有时又打防化学战，人人都带上防毒面具，边打边防毒气。打到什么地方，就露宿在什么地方，自己支帐篷、挖坑、立灶、做饭。

八百里实战演习历时四十多天，每个人都晒得像黑人一般，我瘦了二十斤，但出色地完成了所有的训练课目。演习后总评，我荣立了三等功。

在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新天地

一、借调拍摄电影《战上海》

1959年初，我在三十八军突然接到沈阳军区的命令，令我即日返回抗敌话剧团待命。我只好与三连的战友们告别，彼此相处近一年，大家已难舍难分，互祝前程远大。

我返回抗敌话剧团，团领导通知我，八一电影制片厂拟拍摄电影《战上海》，借我去演一战士。军区领导考虑到我一年来当兵的表现，已同意。团领导嘱咐我勿失良机，一定认真工作，演好这一角色，切不可掉以轻心，因党内的处分尚未撤销，仍需认真改造。

我遵嘱按时到了八一厂。此时方知在我当兵的一年中，总政文化系统为强化八一电影演员剧团的实力，从全国几大军区话剧团抽调主力演员补充到八一厂演员剧团，单是沈阳军区抗敌话剧团即调来了七人。他们走后，抗敌话剧团的实力大大削弱。

《战上海》是一部描写1949年我军解放上海的彩色故事片，系八一厂的重点影片，导演为少壮派王冰同志，据说他曾任某军文工团团长，精明、果断、很有魄力。该片演员阵容也很强大，我方人员有：南京军区话剧团著名演员丁尼出演军长，原六十六军文工团团长李舒田（后任八一厂导演，是我的老团长）出演团长，广州军区文工团团长李长华出演连长。抗敌话剧团的王润身（已调八一厂）出演班长，我出演战士小罗，老艺术家胡朋出演母亲。“敌方”人员有：北京青艺老演员王班出演汤司令，福建军区唐克出演敌少壮派军长，八一厂老演员刘季云出演敌老奸巨猾的刘义军长。

该片拍摄外景全在上海，内景在八一厂摄影棚。此片场面浩大，曾调了一个师的兵力协助拍摄，这在当年亦算空前。

拍摄中，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曾到八一厂摄影棚观看拍摄，这对全摄制组以及全八一厂都是极大的鼓舞。

在这部影片中，我的戏并不重，只是一个小亮点，一块小色斑。但我全情投入，力求让自己扮演的小战士色彩鲜艳、让人喜爱。

二、正式调入八一厂演员剧团，参演《林海雪原》《三八线上》

也许是八一厂领导对我在拍《战上海》期间的表现比较满意，也许是听说了我在下放期间的表现，故决定调我到八一厂来。经与沈阳军区协商，我于1959年11月正式调入八一厂演员剧团，从此正式走上了专业电影演员这条路。

我调进八一厂后接拍的第一部故事片是史文帜导演的《三八线上》。这是一部描写朝鲜停战以后，我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如何在三八线上并肩守卫、粉碎敌人的破坏，保卫和平的故事片。这是根据一部同名话剧改编的，演员大多是原话剧团的人员，只我一人临时替换上去，出演志愿军战士“小不点”。此剧因剧本单薄，公映后反响平平。

同年，我又接了刘沛然导演的《林海雪原》。该片是根据曲波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该小说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深入人心，塑造了杨子荣、少剑波等英雄形象。因此我们的影片未拍就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该片的演员也集中了八一厂最优秀的演员班底。正派：王润身饰杨子荣，张勇手饰少剑波，师伟饰白茹（小白鸽），我饰高波。反派：毕钰饰座山雕，姜湘臣饰大麻子，刘季云饰神河道人，杨成轩饰小炉匠，里坡饰傻大个。

该片内景全在八一厂摄影棚内完成，外景全在东北长白山一带，我们冒着零下四十度的严寒拍摄。哈气成冰，大家的眉毛、胡子上都挂着冰花，连摄影机、汽车的发动机都冻得不转。机器必须用火烤了才转，但人不能烤，尤其演员要的就是这种天然神韵。可是眉毛好了，脸又不行了，脸被冻僵，脸上的肌肉不听使唤，该哭不像哭，该笑不像笑，全是不到位的尴尬相，弄得导演也哭笑不得。

该片正反派演员均有出彩表演，上映后亦有较高的上座率。只可惜我演的高波，为给主戏让位，被一剪再剪，最后只剩下一个虚设的龙套。因为一部故事片的篇幅有限，面面俱到实不可能，只能围绕攻打威虎山等主要事件，塑造杨子荣、少剑波等几个主要英雄人物，其他的只能舍弃。如果是几十集的电视连续剧，便可以展开来写了，那时高波的牺牲便会十分动人了，但电影中竟没敢让他牺牲，这只能算是个小小的遗憾。

在拍《林海雪原》期间，我虽失去了高波的戏，但在政治上、生活上均有所得。

先说政治上的收获。“反右”运动后，我受到“留党察看两年”的党内处分。经1958年当兵改造，又经1959年借拍《战上海》，我的党内察看期已到，剧团支部经过讨论，却认为对我还不够了解，需延长一年继续观察。直到1961年底，拍完《三八线上》《林海雪原》两片，经剧团支部再次大会讨论，才同意“如期撤销两年察看”处分，恢复一个正式党员的权利、义务，实际上我被留党察看是三年。

从此，我又得以恢复政治生命，此乃一生大事，数年来耿耿于怀莫过于此。当然我一直将此压力变为动力，时时处处记住“反右”中的政治教训，不敢再越“雷池”半步。胆小、谨慎、不再乱说乱动，尤其在政治问题上，决不乱发议论、乱表态，一扫过去的狂傲之气。今日撤销处分，也绝非“一劳永逸”，正如支部书记的训导：“不要以为撤销处分就万事大吉了，不吸取教训，仍会再铸大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