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自说自话：感恩云山珠水

第一篇 章以武传略

章以武

我是浙江宁海人（祖籍浙江三门县海游镇）。抗战时，上海沦陷，全家迁至故乡宁海。老家西门杏树脚，有棵高大苍老的银杏树，春雷滚响，躯干上绽放出一天一地的青葱绿叶，一闪一闪，给人振奋与力量。每当我生命中出现创痛的风雪、沮丧的泥淖，我总会想起它！想起它，我眼前就会浮现正气凛然的方孝孺、“台州式硬气”的柔石、画笔如椽的潘天寿。那融进我血脉中的“宁海”情节，伴随我这个异乡游子在南方的白云山下珠水江边闯荡了几十年！

我的文学之路，还得从我的父亲说起。他是一个禀赋温良、城府不深、不善经商的大少爷。他酷爱京剧，是京剧票友。记得父亲从公司写字间回家，喜欢在厢房里背手徐步吟唱《四郎探母》，有时，也带我去共舞台看京剧《血滴子》。一次，厨房煤炉上炖着猪脚，妈说：“大爷，别让猪脚烧焦了，我出去买点东西，一歇歇回来。”父亲用京剧念白答：“娘子，你好生去吧，为夫晓得了，路上风寒，你早去早回！”待到妈回来，厨房里已弥漫着呛人的焦煳味。妈责怪他：“你这个人总是一日到夜痴头怪脑唱不够！”父亲仍以京剧念白答：“啊，焦了，焦了，大事不好了，夫君一厢赔礼啊！”哦，幼时的我，耳濡目染，对戏剧发生了兴趣。

我家附近，有位远近闻名的算命先生阿官，算命时声如洪钟，拉腔拉调，要害处“铁面无私”，算得一个个妇人泣不成声。少年时的我也听得专注入神。旧社会，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苦命人只好去祈求瞎子先生，倾诉心中的血泪，求得慰藉。这就是我最早接触的民间“说唱文学”，对后来从事文学创作无疑是一种启蒙。

杏树脚的上隍畈，有一位开着小酒店的胡先生，他为人热情爽朗，人缘好，每当夏夜，酒店门口的条凳上，坐着好多远近的邻里故友，在这里神侃，这里几乎成了信息中心，很接地气。夜色中，旱烟嘴的火光时明时灭，少年的我瞪大双眼，蹲在一边听得津津有味。记得有位泥水匠，在外码头见过世面，他有一肚皮的神神怪怪的故事，讲起来有声有色。听多了，我们几个大孩子会拆穿他：“泥水伯，你瞎编，你说的这个故事又像《七侠五义》，又像《封神榜》，胡乱拼起来的。”他摸摸我的头笑言：“你们小东西不懂，故事就是穿长衫的先生，道听途说加油添醋编出来的，大家图个开心就好，勿要太顶真。”现在想想，泥水伯粗懂文化，说的话倒不无道理哦。写小说，就是要故事中听，大可不必太煞有介事端起来的。太端了，太追求微言大义了，反倒不中看不中听了，可惜这个道理有的人就是拎不清。

1951年冬天，我才14岁，报大年龄，与上海一千多名知识青年，心潮澎湃，热血沸腾，高唱苏联歌曲《共青团员之歌》：“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离开了霓虹闪烁的故乡，加入大西北经济建设的行列。我先在兰州人民银行干部学校培训一年，后分入甘肃省定西地区的人民银行当一名农村信贷员。定西地区，那是中国最苦寒荒蛮、不宜人类生存的地方。晚清重臣左宗棠上奏称：“陇中苦瘠甲天下”，这是对它很准确的概括。我的工作是与区里下派到乡的工作组一起，在春荒时给村民发放救济钱粮贷款。如果买几十斤杂粮的钱不及时发放到村民手中，他们就得挖苦苦菜、铲苜蓿草充饥。在那里，漫漫黄土，沟壑纵横，朔风千里，沙尘滚滚，一片死寂，最大的难题就是缺水，年降水量仅四十毫米，女人在出嫁时才有可能认认真真洗一次澡，绝非夸张。早晨，从水窖里舀一瓢有异味的浊水，用手小心地掬起往脸上抹抹，然后干毛巾擦擦就算洗过脸了；刷牙，那是奢望。吃的是派饭（每天到不同的农户家吃，付四角伙食费）；一日两餐，主食叫散饭，一种用苞谷粉、糜谷粉等杂粮煮成的稠稠的糊糊，加入不削皮的洋芋疙瘩（洋芋即马铃薯）。因为我们是公家人，上宾款待，炕桌上有四个菜：干辣椒粉、醋、臭酸菜（生的，浇几滴胡麻油）、洋芋丝，餐餐如此。夏天，偶遇家境稍好的农户，能吃到萝卜片、拌韭菜，真有盛宴之感。不过，我仍然十分感激大西北的散饭与洋芋，它磨练了我的意志，让我长得很硕壮。年轻的婆姨夸我：你这个上海娃子好俊哩。在基层，我还有一个职责，组织成立信用合作组（社），信用组里要有粗懂记账的会计，去哪找？终于物色到一个有初小文化会打一点算盘的小青年，他也肯学，经我点拨，就上阵了。也许是心血来潮，也不知触动了哪根神经，油灯下，炕桌上，铺一张纸片，我写了一篇一千多字的通讯《放羊娃当会计》，标点不会点，全是逗号，最后画个句号，寄去《甘肃日报》。真的行运行到脚趾头了，那时省里正召开全省金融工作会议，我的这篇小文章撞在节骨跟上了，竟然在1955年的《甘肃日报》上刊登了。这在当时可是件大事啊，我“中举”了，县支行行长大悦：我们这里出了个大秀才。于是，我也就调入县城支行当了名农村金融股的股员。应该说这篇通讯稿是我笔墨生涯的处女作，它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从此，我有机会吃到羊肉泡馍，吃到烩面片，也能在县文化馆的图书室啃读《人民文学》《延河》等杂志，也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名著，尤其是小说《牛虻》，主人公野性、坚毅与无畏的革命形象深深烙在我的心间。

1956年夏天，我以调干生身份，参加全国高等院校统招，先在兰州一中高考补习班突击补课一个月。这么短的时间，填鸭式地补习完初中至高中的语文、政治、历史、地理四门课的全部课程，真是心无旁骛、夜以继日：困了，拧开自来水龙头冲冲脑袋；饿了，咬几粒糖花生。这时，有支浪漫曲冒出来了，那就是我的初恋。在补习班里，我认识了一位临洮女孩。在甘肃，临洮与天水最多美女，临洮姑娘列宁装大翻领里的白脖子以及白鱼似闪跃的小手，特别使我神魂颠倒。男有心来女有意，我俩坠入情网了。我们相约到黄河边大水车下复习功课，岸边的景色很绿很妖，我们手牵手，眉来眼去，功课的事全抛九霄云外了。我问：“妹子，你喜欢我什么？”她答：“我妈说过你们那边的男人斯文不打老婆。”我笑道：“那也不一定。”她答：“我不信，你舍得打我？”我又问：“还喜欢我什么？”她答：“我妈说找男人要找穿四个袋子的公家人，保险。”我再问：“你妈还说什么了？”她答：“我妈说男人身上佩戴‘关勒铭’牌金笔的有文化，你那支钢笔是‘英雄’牌，都一样。”我道：“你妈好有水平，她还说过什么？”她皱皱鼻，思忖了一会：“我妈说男人会一点乐器活泼。你会吹口琴，你吹《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好听！你风流！”我大笑：“还有吗？”她情不自禁地双手掩面：“没有了，没有了，羞死人了，你这个上海娃子最讨厌！”呵，临洮妹子又傻又可爱，朴实得就像大地上金黄饱满的麦穗！足足一个星期，每个傍晚，迎着橘红的夕照，我与她，在黄河波涛的光波里走来走去，说不尽的痴人梦语。我终于清醒了。记得离开上海时，我姆妈对我说：“侬年纪轻轻出门在外，做事体一定要想前想后，勿可以冲动。小辰光勿努力，青春打烊了，老了就会吃苦头。”是的，切勿冲动，人生若错失了播种季节，哪会有果实累累的金秋！于是我对临洮妹子说：“妹子，再这么迷迷糊糊下去，我们俩肯定考不上大学，全完蛋，你说咋办？听哥的话，日子长着呢，等到考完试再亲个够好吗？”临洮姑娘也醒悟了，她点点头：“那好，我也正犯愁，从今天开始，我们不再约会，谁想约谁就是狗！不过，上海娃子，你记住，你吻过我，我就是你的人了，你若不要我，我也没啥法子，我会难过一辈子！我这次报考医学院，你报考外语学院，苍天保佑，让我们双双考中，到那时，我们再相会！”

有幸被言中！然，两间大学不在一个城市，我们只通过两次信，原因很简单，此一时彼一时也，她心高了，我心也野了，如鱼相忘于江湖，没缘哦。真的，没有惊心动魄的初恋的经历，你就不懂得什么叫灵魂的震撼，不懂得五味杂陈的人生，而文学就是人学啊，要懂得这些才好。

有一种记忆是不会晒干的。1957年，我转学至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因在所谓“反右”运动中“政治立场不坚定”，于1958年整团时受团的严重警告处分（1985年，华师大团委函告撤销此处分），所以我是一个被打入“另册”的学生，有的根正苗红的同学跟我划清界线。可想而知，我当时心情极为沮丧苦闷，总是踽踽独行，一个人躲进历史系资料室翻阅各种文学杂志。痴迷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也学着瞎写“楼梯诗”，上心理学课时，没认真听课，仍云里雾里地觅寻诗的王国。结果心理学考试不及格。这下子闯祸了，“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成名成家”“吊儿郎当”“走‘白专’道路”的帽子扣到我头上了。1959年，《南方日报》副刊以头条位置刊登了我的小说《在密密竹林里》，里边有公社社员谈恋爱的情节，这在当时犯了大忌（可惜男女主人公连手都没牵呢），报纸上出现对我小说的批评，这下子麻烦大了，系领导火冒三丈，小题大做了，不抓我这个典型，不拿我开涮拿谁？！政治辅导员找我谈话，口吻十分严厉：若不悬崖勒马继续走“白专道路”，要开除你的学籍！据说还通知广州各报刊不要刊登我的作品（而《南方日报》的关振东老师在事过一年之后为我开了“绿灯”，我的小说照发。至今，我仍感激这位仙逝的名家名编）。当时，我害怕极了，惶惶然不可终日。一日傍晚，我在教工住宅区独行，见到了教我们外国文学的李育中教授，他身着短裤文化衫，嘴衔烟斗，正在小院门前。李老师学贯中西，思想活跃，精通多门外语，曾是杜聿明将军的英文秘书，与中国赴缅甸的抗日远征军，在缅甸境内转战采访，写出了20万字的极具文献价值的《缅甸远征记》，他也是第一个向国人介绍萨特作品的学者。更让学生难忘的是他没有大教授名作家的架子，待人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我壮壮胆，上前鞠躬道：“李老师，您好！我是中文系学生章以武。”李老师瞧了瞧我：“哦，你就是章以武，我知道，我听说了，今天对上号了。进来坐，进来坐。”我走入他逼仄的客厅，傻傻站立。“坐下坐下，在老师家不用客气。”他递给我一支“光荣”牌香烟。我谢道：“老师，这是高级烟，您留着自己抽。”“没事，我的好烟用来招待客人的，我自己喜欢抽烟斗。你是哪里人？”“我是浙江宁海人。”“呵，那里可是人才辈出的，柔石的故乡人！好，好！”李老师跟我聊他在夏衍主办的《救亡日报》任社论委员的趣事，谈欧阳山、秦牧等名家名作。半个多小时了，我起身告辞，李老师似突然想起了什么：“章以武，等一会儿，你坐下。”他走进里间，端来了浅浅一碗腊味饭，碗里有一根香喷喷的腊肠：“吃一点，不多，只能给你一根腊肠，是我妹妹从香港寄来的。”我含泪，感动地端起碗来吃了下去。要知道，1959年，那是扭曲的饥饿的岁月啊！当时，我的体重从140斤降至105斤，可谓形销骨立，有的同学已饿得患上浮肿病了。李老师送我到门口，拍拍我的肩膀：“章以武，你发表在《南方日报》《羊城晚报》上的作品有的我读过，你是可以写点东西的。平时要多留心生活，多读名著，多练。”我连连点头：“谢谢李老师的鼓励！”夜色中，我来到大操场一角，扶着双杠，垂头大哭。尊敬的李育中老师，您把我这个打入“另册”的学生当人看待了，您是多么的仁慈！您给了我一碗人世间最香的腊味饭！您让我懂得了怎样做人！“你是可以写点东西的”，这句话，像一支永不熄灭的火炬，照亮了我的创作之路！

1960年，在我因写点小文章挨批的日子里，有一位姓彭的同学，绰号“小姑娘”（他瘦得像一根豆芽），默默地给予我的同情与支持，让我永世不忘。冬日的傍晚，学校附近铁路边，他说：“章以武，消停点，千万别手痒又写，当‘白专’典型有你苦头吃的，系里正在抓典型。”我好委屈：“《南方日报》是党报，发表小说有什么错啊！”“我懂。我佩服你的才华，可现在有理说得清吗？忍忍吧。”“小姑娘，你够意思，人家都不敢接近我，我像个得了急性肝炎的人，你倒好，还跟我散步，你不怕挨批？说你立场不坚定？”“我没事的，在班里，我不红也不白。我是穷人家子弟。粤东山区，大冬天农闲时，我妈草鞋一双，扁担一根，翻山越岭，悄悄去福建挑盐来卖，换几个灯油钱。我妈每次挑盐回家，烂草鞋里总是血迹斑斑啊。我很心痛，想写一篇叫‘挑盐’的散文，可惜文采不行没写成。其实，我认为学师范、做老师跟搞文学创作没矛盾啊，扣‘白专’帽子确实很冤的。”说着，他从裤兜里掏出几块金黄的番薯干递了过来：“吃，现在就吃。我妈托人捎来的。”我没接：“可怜天下父母心！你妈怕儿子挨饿得水肿病，你留着，我不能要！”“小姑娘”生气了：“行，你这个上海娃看不起大山里走出来的穷小子！我们没朋友做了！”他叹了口气，深情地道：“你别瞧不上这几块番薯干，增加一点点热量也好嘛。章以武，身体不能垮，你也变得像电线杆了。看远点，日子总会好起来的，会有你写锦绣文章的机会的。”我听了禁不住地手掌掩脸呜呜地哭了……

呵，“小姑娘”，我的五十多年前的老同学，我想你了，几回梦里依稀见到你，如今你在哪里？！

我19岁来广州，从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之后一直在广州工作。可以说我是在白云山下珠江水边成长变老的“老广”。改革开放以来，面对珠江三角洲这片历史性巨变的热土，我会激动不已，我的感情会燃烧。在我眼里，这儿水比别处清澈，月比别处柔和，酒比别处醇绵，人比别处开放，情比别处包容！我常常有一种冲动，怎样形象地告诉人家，改革开放中富起来的珠江儿女是如何与时俱进的，是如何在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波峰浪谷中拼搏闯荡的，是如何改变观念进行精神换血，向着现代人目标前进的。这三十多年来，我一共写了三百多万字的文学作品。这个集子所选的全是小说，影视剧本已选入另一个集子了。评论家指出，这三十多年，章以武的作品是“南国生活先行一步的新潮时尚流行风标”，有道理。我确实热衷于当下广东人、广州人在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精彩故事，或者说都是贴近生活、很接地气的主旋律作品。在这里，我谈点书写这类作品的感受：

一、深刻的思想积累。小说也好，影视剧也好，都要有一个来自生活的、鲜活的好故事，这是常识了。然而，在好故事里，在活脱脱的人物里，如若没有强大有力的思想支撑，这个作品也就似水过鸭背，缺乏生命力了。所谓思想积累，面就很广了，这里直说一点，就是作者必须体悟、学习党在这个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一定要有这个思想武器，否则，你面对复杂精彩多变的生活，看到的只是热热闹闹的表象罢了。就以我与黄锦鸿合作的《雅马哈鱼档》为例，粗粗看，不过是写一个改革开放初期个体户卖鱼的故事。当时，一位权威的文艺理论家认为，不就是小贩卖鱼嘛，没多大意思。而我们在创作中反复思考的却是：80年代初期，转型期，人的价值观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具体到这个作品就是如何做人，如何赚钱，如何张扬人的价值，体现人的尊严。我们的作品必须形象地指出，清白做人，诚实赚钱，劳动致富。而当时，人们的思想还带着沉重的枷锁，在尚未完全解禁的形势下，我们独具胆识地堂而皇之地提出劳动赚钱光彩，这无疑是石破天惊的事，无疑是广州底层的个体户在做中国最早的中国梦。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后怕呢。当初我们这么“够胆”！这与广州率先改革开放，率先开放了鱼鲜、水果、蔬菜、“三鸟”市场，市民拍手欢喜，都说政府好，有很大关系。影片放映后，大江南北好评如潮，票房达8000多万（当时的电影票价是每张2角），有人估算相当于现在的20个亿。附带说一句，我们的稿费是1000元，除去200元税，我与合作者各得400元，我们已心满意足了。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丁峤看完影片在座谈会上说：“作者很大胆，在一年前就提出了‘既要面子又要钱’的口号，很不简单。”这个影片，被誉为“撕开了计划经济的一角，呼唤了市场经济的到来”。

再说说长篇小说《南国有佳人》。它不仅仅是写广州三月天，环市路上，紫荆花纷飞，白领丽人俞华，在房地产市场搏击沉浮，以及游走在形形色色男人之间的爱情故事，同时，也是面对现实的思考：广州女人只会煲汤？不对了。在改革开放的巨变中，广州女人“半边天”的威力可大了。她们在传统文明向市场文明的过渡中，是何等的英姿勃发，勇于付出代价；她们冲破世俗的偏见，咬咬牙，顶硬上，巾帼不让须眉！对这些想清楚了，塑造人物，编制故事就有谱了，于是，潇潇洒洒做人、容天容地容人的主人公俞华，灵魂感情物化的马丽萍，好风凭借力的湘妹子，她们，一个个生动的面容，都留在广州新人文的风景线上了。

二、丰富的生活储存。丰富的沸腾的生活对于作者来说永远是一个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聚宝盆”。八十年代初，我的住地广州百灵路是个农贸市场。一日，我去买鱼，鱼档的小青年口吐烟雾，笑眯眯地说：“啊，你别小看我这个水湿湿的木箱子，这里边装的全是卖鱼得来的钱，谁抢劫它就好比打劫银行的钱柜，就得蹲班房！”我听了为之一震，这口吻自豪又自信。我边走边想，这小青年身上曾经发生的应该发生的故事，它激发着我的形象思维，有一种创作的冲动。还有一次，路上遇见一个我在中学时教过的学生，他请我去东方宾馆饮茶以表师生情谊，并执着要“打的”去。我问：“为什么？”他说：“章老师，你恐怕也风闻了，我这个人过去手脚有点不干净，模样又鬼祟，坐公交车不方便，我现在卖鱼卖得风生水起有滋有味，我活得堂堂正正人模人样啦！政府政策好啊。”我听了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世道在变，人在变哪，于是《雅马哈鱼档》的故事在我心里发酵了。所谓“发酵”就是我头脑里储存的有关信息给激活了，它们互相碰撞，纠结，组合，演变，故事的雏形也就呈现了，人物的关系也就呈现了，随着想象翅膀的不断扑腾，故事逐步完整清晰。要强调一点，并非你有这方面的生活，你身上有鱼腥味，就可以将他写成文学作品的；有生活是一回事，感悟生活，分析判断表达生活，概括生活，又是一回事。否则，世上千万卖鱼人都可以写《雅马哈鱼档》了。

九十年代中期，我跟一位洗脚上田的乡镇企业家，在河涌旁的大排档吃宵夜。他手执一瓶洋酒说：“教授，你有文凭，我有酒瓶，文凭加酒瓶就是高水平！”我听了大为感动，这位农民企业家的观念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他深知知识的重要，知识就是力量。正由于这种观念的转变，才使得珠江儿女“转得快好世界”，才使他们改革开放的步履十分坚实。生活中有太多的真珠美玉，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都把它们记录下来。当我在创作中遇到困难，想偷懒时，我厚厚的采访笔记本仿佛都有生命似的会呐喊：那么精彩的细节，那么趣致的人物，那么绝妙的故事，不写出来多可惜啊！是的，它们都是来自时代的沃土，擦亮它，献给读者，献给观众，这是一个作家的天职，也是光荣的使命！

三、开阔的文化视野。我们处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知识的更新发展真是一日千里。所以，一个作家的文化视野往往决定了他作品的高度与深度。所指文化视野是要努力让自己的双脚站稳在祖国这片热土上，双目要眺望山外山天外天，眺望广阔的世界，让灵魂系着人类。平时呢，要尽可能地多跑跑，好吃好看好玩的地方，都要去领略一番；稀奇古怪的东西，也可以去探头探脑。多翻翻，翻什么，翻书，中外古今的，不仅是文艺类的，医学的，保健的，科普的，经济的，法律的，服装的，理财的……都应涉及。我在写《南国有佳人》之前，先买了有关房地产的书来“恶补”，真是打开了一个新的文化天地；然后再去东华房地产公司实地生活了一段时间，写了长篇报告文学《真实的神话》；最后才进入电视连续剧《南国有佳人》的艺术构思。我总觉得一个作家不管你多老，不能总是守在书房里一杯茶一支烟一本书，不能没有一颗童心，不能没有好奇心。有了难能可贵的童心与好奇心，你的文化视界自然就宽广了，你的创作也自由主动长袖善舞了，很快就能进入创造性思维的临界状态。

四、娴熟的语言表达与技巧的运用。这个话题说起来话长，简约地说，文字作品中语言的表达是最考一个作家的，那是要写到老学到老的。我自己学习语言表达的经验是多练，多实践，多看经典小说。我年轻时，床头一直有这几本书：王汶石的小说集《春夜》、孙犁的中篇小说《铁木前传》、周立波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还有俄国《契诃夫短篇小说集》。不是看一次，而是反反复复地看，这些大作家的书面语言准确、灵动、干净、跳脱，情感色彩强烈，久而久之自己作品的语言也有点味道了，有点人说人话鬼说鬼话了。另外，民间生动通俗的口头语，经过适当改造融入小说人物对话之中，也是很必要的。文学的多种形式的表达技巧，各有各的要求。写影视剧，叙述就特别要具有视觉形象，要十分具象，有可看的画面，不可抽象。“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平凡的人”导演看了就会大摇头，太抽象了。怎么演啊。既然是“剧”就要求有戏剧的矛盾冲突，就应该把胡同的门关死，让胡同里的老狗小狗白狗黄狗，在里边拼命地咬，咬出小高潮中高潮大高潮。我看电视连续剧《甄嬛传》就特别注意后宫是怎样“狗咬狗”的，是怎样“咬”出人的性格的，是怎样设置悬念的。而这种学习，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效果就更佳。

八十年代初，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我是广东人》。著名作家沈仁康阅后对我说：对小说人物不能太多的叙述，还要运用描写的手段，这样人物就会有立体感，也会生动得多。我听了茅塞顿开。后来我讲授文学创作课讲到文章的表达方式时经常举这个例子。我自己在写小说塑造人物时也很注意这一点。沈仁康一点拨我受用了一辈子！创作中的一些技巧，可别小瞧了，听起来好像很普通，很浅显，然，知易行难，其中的水深着呢。

我长期在广州大学人文学院任教，讲授“写作”“影视文学创作”。在讲台上，总不能从理论到理论空对空啊，我坚持创作实践，这样更有利于教学工作，学生也欢迎。衷心感谢“肚里有货，双眼识货”的著名作家、编辑家范若丁，是他在编务会议上力排众议，中篇小说《雅马哈鱼档》才得以在《花城》文学杂志发表，才有后来被珠江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主任王进的赏识，让我们双双住进珠影厂招待所，把小说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这部电影之所以成功，要感谢导演张良先生的创造性劳动。

几十年来，我的文学之路上，得到了黄树森、伊始、郭小东、卢钖铭、陈俊年、左多夫、钟晓毅、艾云等老哥小妹们的热心帮助与悉心爱护，这使我时时感怀他们的隆情高谊！

往后，只要我这辆“老爷车”还能发动得起来，我仍将沐浴着南海浩荡的现代风，行走在养育我的珠江三角洲这片热土上！

2016年5月于桂花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