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杨奇传略（3）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了投降书。中共中央一连给广东区党委发出几个重要电报，其中指示：应即派出干部前往香港，建立自己的宣传阵地。区党委经过研究，决定派东江纵队秘书长饶彰风到香港，负责筹备《华商报》的复刊工作，同时决定从《前进报》抽调杨奇等六人赴港，尽快创办一张四开小报，以便在《华商报》复刊之前能及时传播中共的政治主张。于是杨奇和其余五位赴港办报人员，从龙门县南行，过东江河，经过梧桐山，直奔盐田圩，到了东江游击区边缘的沙头角，乘坐载人的自行车进入香港。

由于不了解港英当局对东江纵队的态度，他们好几个人都改了名，杨奇因三哥当年曾经改名杨子江，便顺着改名杨子清了。他们又用组织上发的一点点服装费在小货摊上买了旧皮鞋、廉价西装，完成了游击队员的换装。

为了便于隐蔽和社会化，杨奇和陈梦云经组织批准在此时登记结婚，并且住进跑马地山村道43号的租屋。外人看来，小两口是一对在写字楼打工的“白领”夫妻，实际上他们终日为筹备创办《正报》而奔忙。

《正报》报社设在皇后大道中33号洛兴行二楼。在1945年11月13日的创刊号上，《正报》的创刊词《工作的开始及开始后的工作》，阐明了它在当时香港报章中独树一帜的立场和主张：（一）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为人民服务；（二）发扬正气，驱除邪气；（三）报道正确消息，不讲假话，不造谣惑众，也不片面夸大。

这份报纸是在严峻的大时代背景下问世的，内战的阴云已经密布。国民党当局调兵遣将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10月下旬，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将军率其所属一万余人在邯郸起义，组成民主建国军。《正报》创刊之日，便详细报道了高树勋将军起义的消息，以后又连续发表其通电，号召全国军民起来反对内战，组织联合政府，以民主协商解决国共争端。作为《正报》社长兼总编辑的杨奇，亲自编写了《国民党将领高树勋率部起义》的特稿。这一轰动中外的新闻，中央社及国民党办的报纸当然不会发表，而新生的《正报》却及时向香港及华南人民公布了，令人振奋。

最开始《正报》只有七位员工，每人身兼两职。直到出版了第10期之后，才陆续有广东区党委派来担任支部书记的李超、粤港知名画家陆无涯等人充实进来。一日，杨奇在闹市之中邂逅了当年志同道合的中山同乡刘日波，实在兴奋。更巧的是，刘日波已经注意到香港多了一份仗义执言的四开小报《正报》，而杨奇正有意为这份报纸增加人手，求贤若渴。两人一拍即合，刘日波应邀加入《正报》，共同谋划将三日刊增加为双日刊。

当时《正报》第一版登载的大都是独家新闻，还设有《正言》《两日一谈》《珍闻钩沉》等栏目。第二、四两版，刊登的是内地和香港新闻，介绍华南人民争取和平、民主运动的情况，不少是其他报纸不敢据实刊登的。该报每期刊登的香港特写，有计划地将战后香港各行各业工人、渔民等劳动者的生活作报道，还经常报道香港工人运动的情况，支持工人合理斗争。后来曾经发生过贩卖《正报》的报童被国民党特务追逐殴打的事件，就有船厂工人挺身而出，予以保护。第三版是副刊，《正风》与《新野》轮流刊出，连载过郭沫若的《苏联纪行》、楼栖（笔名柳梢月）揭露国民党军队血洗东莞黄村暴行的小说《黄村血泪》等。旗帜鲜明的《正报》，成为追求真理与公义的读者们钟爱的精神食粮。

1946年7月，毛泽东、周恩来委派方方到香港任中共中央代表，为的是要加强对华南地区党组织的领导，恢复和发展广东和华南地区的武装斗争，扩大中共与民主人士、海外华侨、港澳同胞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配合全国的解放战争。翌日，杨奇、黄文俞、李超一同去到方方住处。方方对当时的形势及任务作了概述和分析，并提出，我们应当不断拓展宣传阵地，让香港及华南人民听到党的声音。他和大家讨论研究，鉴于每日出版的《华商报》已经复刊半年，决定将原来新闻性的《正报》双日刊从7月下旬起改为杂志性的旬刊（后来又改为周刊）。《正报》的人员也相应作了调整：由杨奇移交给黄文俞任社长兼总编辑，李超任督印人。

杨奇面临的下一个岗位是：负责筹办“中国出版社”，加紧出版解放区的政治、文艺书籍。半年过去，待出版社工作开展起来，1947年初，他又奉调参加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的筹建，中国出版社主编的工作则移交给作家周而复。新华分社社址设在九龙尖沙咀弥敦道172号楼上，与方方的住处只相隔四个门牌号码。社长是国际问题专家乔冠华，副社长是原先在延安搞电台工作的肖群，杨奇则担任党支部书记兼中文版编辑。2月，他们着手购买、安装收报机等设备，研究如何收、译、编、发等流程。5月1日，“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便已正式发稿，崛起于香港众多通讯社之林。《星岛日报》《华侨日报》等多家报社也与新华分社陆续签订合同，交付稿费，订阅新华社的新闻电讯了。

当时，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全国革命的新高潮即将到来，中共中央于1947年5月成立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全国解放前夕改称为华南分局），由方方担任书记，全面领导广东、广西、云南、粤赣湘边、闽粤赣边等地区的斗争。在香港分局之下又成立了香港工委，下辖多个工作委员会，其中，担负着领导宣传工作以及开展传播媒介统战工作的委员会，叫做“报委”，杨奇一度担任报委副书记。

《华商报》自1941年1月4日复刊以来，经历一年半的时间，为正义呐喊、为真相直言，政治影响越来越扩大；但另一方面，经济上面临的困难也越来越难以应付。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在香港的势力还很猖獗，工商界慑于他们的淫威，大都不敢在《华商报》刊登广告，明显影响到了报纸的发行和经营，到了1947年七八月间甚至一度面临停刊的危险。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书记方方发出了“救报运动”的倡议，并且将杨奇调到《华商报》去担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杨奇感到十分突然，他一向是搞编辑业务的，当经理并不在行。方方随后笑说：“不在行，就学嘛。对编辑业务，你当年不也是从零起步的么？要办好一张报纸，光有编辑人才是不够的，经营管理也挺重要。你应当学会办报的全面才能。”就这样，杨奇只好接受任务：“好吧，我一定努力去学。”他此后多少次面临全新工作局面的时候，都以此为自勉。

早在1941年4月《华商报》创刊的时候，身在东江游击区的杨奇已是它的热心读者，同年12月日本进攻香港之后它被迫停刊，杨奇曾为此惋惜不已。如今，杨奇居然成为《华商报》一员，从此他的报人履历中又增添了一笔浓墨。

当时，《华商报》旗帜鲜明地主张“团结人民，打击敌人”，对内战进程和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以及解放区的变化发展都不遗余力地予以报道。它的影响力从香港辐射至中国广阔的内地，也飞洋越海到了欧、美、东南亚。正因为如此，国民党恨之入骨，不让它在内地发行。本来，《华商报》复刊之初，国共谈判还未完全破裂，内战还未大打起来，该报通过中国人民救国会主席李章达的帮助，已在广州永汉路（即今北京路）开设了《华商报》《正报》广州办事处，负责人是邬维梓，他除了采访广州新闻外，还兼管发行工作。《华商报》每天运到广州之后，转瞬间就被读者抢购一空。这种情景，震惊了国民党当局，他们立即禁止《华商报》在广州发售。从此，该报在内地只好转为秘密发行了。

杨奇到《华商报》之后，把主要精力放在经营管理方面。他依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支持，持续扩大在广东各地的发行工作，并且使出了一系列“绝招”，例如请铁路工人将当天出版的《华商报》携上九龙开往广州的火车，当车途经广州郊区石牌时，中山大学的学生地下党员已在铁道边等候。到了约定地点，工人将报纸包裹从车厢抛落轨道外，地下党员便迅速捡起来，分发到广州各间大学去。除了这条地下通道外，《华商报》同人又通过一些牟利的水客把报纸偷运到广东各地。与此同时，在《华商报》经理部内，还每天用不同的信封、不同的笔迹书写地址，将报纸邮寄给国民党的党政军要员。杨奇认为，即使报纸为国民党特务部门扣检了，相信也不会被烧掉，可能奇货可居，高价出售，或则辗转传阅，总会有人看到的。就这样，《华商报》带着真理的声音，如投枪、如利刃，持续不断地飞向蒋管区。

但是，发行的封锁能突破，经济的难关却怎样度过？杨奇这位编辑业务出身的《华商报》经理，面临前所未有的重担。

【特写】来自深山密林的恋人

1945年11月7日，一对普普通通年青男女，走进位于港岛中环的婚姻注册处。男的中等身材，西装革履，英俊潇洒；女的瓜子脸，温文娴静，一袭灰底红花的旗袍，娇小优美。这便是前来注册结婚的杨奇和陈梦云，两位刚从深山密林的抗日战场走来的革命者。

香港房租高昂，夫妻俩在跑马地山村道43号楼下租了一间以木板间隔的尾房，搬进两箧衣物、一张棉被和一张毛毡，便定下了新居。

陈梦云出生在小康之家，父亲陈可近是港岛电车路上一间只有半边铺位的找换店——昌兴银号的经理，他极重子女教育，时时监督功课。在那个年月，把一子一女都培养成了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毕业后，陈家女儿梦云在阳山、连州等地中学当语文、历史教员，山区人民的贫困，使她感触甚深，追求真理与光明的信念在心田萌芽。陈梦云在阳山悄悄寻找共产党1942年成为一名党员，迫切要求到东江游击区去参加革命。

不久，陈梦云乔装打扮，脱下教师的长旗袍，穿着一套老佣人的黑布衫裤，从柳州辗转回到广东顺德，再到博罗，一路寻到东纵政治部驻地的罗浮山……年轻的女共产党员丝毫没有犹豫和恐慌。抵达目的地后，她先是在东纵政治部举办的青年干部训练班接受短期训练，结束后，分配到《前进报》工作。

她永远忘不了报到那一天，随着交通员登上罗浮山，经过古树参天的华首台，转入崎岖的羊肠小道，径直奔向朝元洞。陈梦云步入观内，举头一望，只见空荡荡的神殿，摆了几张八仙台权充报社的办公室。编辑、记者、总务乃至社长都在那儿办公。

“请问，哪位是杨社长？”陈梦云怯生生地说。

“我便是。”一位年轻人站起，向她走来。

这就是杨奇与陈梦云的初见。应当说，两人给对方留下的印象都有点出乎此前的意料。陈梦云以为众人交口称赞的《前进报》杨社长必定是个不苟言笑、胸有城府的中年人，或是个深度近视、手持香烟抽个不停的书生，可是，眼前的他却是如此年轻和蔼，倒使她肃然起敬。而杨奇对陈梦云，目光却有些挑剔，因为他得知训练班对这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有一句评语是“生活比较散漫”。杨奇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散漫”！可他接下来着意观察，却丝毫没有发现陈梦云的散漫之处。每天清早，她和大家一样按时做早操。办公时集中精神，誊写文稿笔笔清楚，字字娟秀。到了傍晚，报社人员挑起水桶到大伙动手开荒的菜畦施肥浇水，下山去访贫问苦或者教乡民认字，她总是不甘落后地参与。她不仅同编辑部人员关系很好，同工厂的印刷工人、厨房的炊事员也渐渐打成一片……

那训练班的评语究竟为什么要那样写？后来，杨奇才从旁知道，陈梦云到东纵前后，正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加之身体不适，她不愿告诉别人，只能沉默寡言，不想反给人留下了“生活散漫”的误解。杨奇经过这么一番观察和调查，对陈梦云倒比对其他人更熟悉。有时，他默默出神望着这位千辛万苦来到游击区的年青姑娘，一份好感油然而生。有时，他觉得陈梦云真是既幼稚又冒险，不该孤身一人到博罗，万一半途遇上坏人可怎办？甚至，他在梦中也曾看见这位穿黑布衫裤的孖辫少女，挽着小小的黑布包袱，急匆匆地，但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罗浮山走来，向他走来……

二十三岁的杨奇，在感情上一下子成熟了，他面对着一切年轻人都必然经历的人生关口——恋爱，他的心底里有了一个“她”。一天深夜，他鼓起勇气，提笔给陈梦云写了一封示爱的信。这是颇为奇特的情书，它没有甜言蜜语的倾诉，没有海誓山盟的承诺，甚至可以说那是一篇关于恋爱观的评论。开头第一句就是：“省却千言万语心情的描述，我认为有必要给你写这封长信，以代替我不善于修饰的口语。我在这里向你坦露自己的恋爱观，并希望与你交流看法。……”然后，杨奇描述了自己理想中的“她”。她应当是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者；她应当是工作积极负责、学习孜孜不倦、待人亲切和蔼、生活作风正派的女性；外貌呢，长相清秀端庄，虽不要求太美，却也应不俗；而内心世界则是丰满多彩的、闪烁着智慧与道德光华的……最后，杨奇把对陈梦云的第一印象和“自由散漫”之谜也和盘托出，给这封信增加了一段幽默有趣的结束语。

陈梦云被这独特的表白深深撼动了，她回了一封不长不短的信，同意加深相互了解。从此，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在幽深僻远的罗浮山上，两位年轻的革命者的爱情炽热地燃烧起来。

1945年他们被党组织委派一同赴港办报，新安下的小家既是个人生活的温馨居室，也是掩护革命工作的港湾。后来，陈梦云奉命到圣士提反女子书院和真光女子中学任教。大女儿出生后，她下班便操持家务，克勤克俭，俨然一位贤妻良母，旁人绝不会想到她竟然是地下党员。她曾经奉饶彰风之命，手提皮箱，在警察眼皮下施施然扬手召唤“的士”（出租小车），把一批机密文件送往指定地点。

陈梦云胆大心细，时刻注意杨奇的安全。他们曾几度搬家，从跑马地山村道搬到中环坚道，又搬到铜锣湾天后庙道，住宅就在电车站附近。陈梦云每天傍晚，总习惯在阳台等待杨奇回家。有几天，她正倚栏眺望，发现两个男人在街道拐角逡巡，久久徘徊不去。陈梦云一看：“不好，可能是盯梢的。”她立即披衣出门，到电车站等待杨奇下车，把他截住，两人手挽手转到大街上，深夜才返家。尔后，他们更注意外出时间，不让特务摸到生活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