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全球海洋贸易的重要枢纽

进入大航海时代，西方诸国纷纷向东方扩张，海上丝绸之路被纳入近代早期全球海洋贸易新体系。明朝中叶随着私人海商势力的兴起，广东地区率先尝试贸易转型和制度调整，敢为天下先，开创了具有广州特色的对外贸易新局面。

16世纪初，广东率先开始税收制度改革，以应对私人海上贸易的兴起。地方当局主导对商舶征税并逐渐形成制度，认可私人贸易的合法性。葡萄牙人获准在澳门居留贸易后，广东当局在广州与澳门之间建立起了贸易协作机制，开展广州与澳门之间的贸易，广州主要面向国内，澳门主要面向海外，逐渐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澳门为外港的贸易二元结构，时称“广中事例”。广州与澳门连接起世界三大洋的贸易网络，成为全球海洋贸易的重要枢纽。

清朝康熙统一台湾后，开放海禁，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王朝首次设立粤、闽、浙、江四海关，这是对传统市舶制度的一大创新，也是中外关系体制的一大进步。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之后，清王朝把所有与西方国家的贸易限定在广州，确立了以广州口岸为中心的“广州贸易体系”，粤海关成为唯一对西方贸易的口岸海关。

粤海关建立之后，西洋诸国商人很快发现广州有着悠久的外贸经营传统，官府也较容易打交道，贸易环境有着显著优势，贸易逐渐向广州集中，市场网络内联国内，外接世界各地，广州成为全球海洋贸易的一个重要枢纽。嘉庆三年（1798年），瑞典人龙思泰这样说：“广州的位置和中国的政策，加上其他各种原因，使这座城市成为数额很大的国内外贸易舞台。……中华帝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全部贸易，都以此地为中心。中国各地的产品，在这里都可以找到……东京、交趾支那、柬埔寨、暹罗、马六甲或马来半岛、东方群岛、印度各港口、欧洲各国、南北美洲各国和太平洋诸岛等地的商品，都被运到这里。”美国第一任驻广州领事山茂昭在其游记中说，“在广州的贸易看来与已知世界上任一地区的制度相比，都更简单而非更复杂”。19世纪中叶马儒翰的《商业指南》中也确认，“没有一个港口能让贸易进行得快速而规范，如同广州那样”。荷兰包乐史教授指出，广州在19世纪已经成为全球经济贸易的商业中心，其目的是“实现对全球贸易的稳固控制”，并深刻“揭示了全球发展的区域性影响”。

美国学者马士在研究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史中说：“英国的对华贸易，实际上就是广州和伦敦间的贸易。”英国学者格林堡在其著作《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中称：“1830年英国下议院关于对华贸易的极为重要的审查委员会会议中，几乎所有出席的证人都承认，在广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方便和容易。”美国学者范岱克指出：“18世纪初，广州迅速成为商品贸易最有灵活性的地点之一。尽管人们并不能称广州‘自由’或者‘开放’，但是在广州能够达成的协定几乎通常是更加有利的，外国人在中国的其他港口无法找到这种商业环境。”“从1757年到1842年，广州是官方认定的中国外贸中心。广州商人和官员在谈判和管理贸易方面的专业程度，加上广州其他方面的优势，与中国沿海其他城市比起来，意味着广州18世纪初已经成为外贸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