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
Chapter One The Cradle of the Ancient Maritime Silk Road

一、源远流长的中国海外贸易中心

“丝绸之路”一词，最早出现于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1887年出版的《中国亲程旅行记》（第一卷），是指古代中国西北与中亚、西亚、南亚、非洲、欧洲等地之间的陆上贸易通道。大约从公元前2世纪以后，大量的中国丝绸和丝织品皆经此路运往西方，故称“丝绸之路”。通过这条商业通道运往西方的商品还有中国瓷器、香料、茶叶等，所以也有人称之为“瓷器之路”“香料之路”“茶叶之路”。东西方交往还有取道海上者，自中国东南部沿海出发，经南海、马六甲海峡西航，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也有经中国云南、缅甸陆上通道，再利用海道西运，抵达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欧洲等地。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绵延两千年，横亘数万里，在世界历史上走过了不同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五个阶段，即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繁荣于隋唐时期，鼎盛于宋元时期，转折于明清时期。千百年来，海上丝绸之路舟舶相继、经贸相通、人文相融，对中国和沿线各国社会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

广州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有着极为密切的历史渊源。广州，古称“番禺”，位于南海之滨、珠水之畔，大海环其东，众水汇于前，群峰拥于后，是海河交汇的海岸河口型天然良港。自古以来，广州就是岭南地区商贸和文化中心。凭借优越的地理区位条件和深厚的商贸人文底蕴，广州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早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居住在沿海地区的南越先人，已掌握了舟楫，从事季节性海洋生产活动。西汉文献《淮南子》提到：“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又指出越人的特长是“习于水斗，便于用舟”。从考古材料来看，先秦时期南越人已掌握了一定造船技术和沿海航行的技术。秦汉时期，岭南的造船业得到了飞跃发展。1975年在广州中山四路发现的秦代造船遗址，船台规模很大，有的可建造载重50～60吨的木船。同时，广州汉墓出土的各式各样的陶船模，说明秦汉时期广州造船业的发展，为开展海外交通和贸易提供了条件。

据文献记载，秦汉时期番禺就已成为中国有名的大都会，岭南的一大港市。当年秦始皇发军进攻岭南，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获取岭南的犀角、象齿、翡翠、珠玑等物。由此可知，早在秦始皇统一南越之前，番禺就因集散海外珍异而扬名于世了。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写道：“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著名史学家吕思勉指出，司马迁所描述番禺的贸易情境不仅仅指汉代，在此之前，“陆梁之地未开，蛮夷贾船已有至交（州）广（州）者矣”，番禺成为一个海上奇珍异宝的集散地。所谓“陆梁之地”是古代对岭南的一种称呼。番禺商品大都来自海外，只有商路的开通和海上交通的开辟，才能孕育形成港市。

1983年南越文王墓的考古发现印证了这些文献的记载。这里出土的波斯银盒、红海乳香、非洲原支象牙、熏炉和玻璃玑等文物，均为海外舶来品，可见南越国早期甚至更早，广州与波斯，甚至非洲东海岸已经有贸易联系了。另外，广州古称“番禺”，其含义颇耐人寻味。番禺最初作“蕃禺”,1953年广州西村秦墓出土的漆器上就有“蕃禺”二字，另南越文王墓出土的铜鼎铭文也刻有“蕃禺”字样。中国文字中也有“蕃人”“蕃国”“蕃舶”“蕃坊”等，都与外蕃有关。可见“蕃禺”一名，一定程度上佐证了秦汉时期广州与海外交往的事实。

海上丝绸之路航线，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书中称汉武帝派出一批译使，与招募的商人、水手一起，从徐闻、合浦、日南三地出航，从北部湾进入马来半岛、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南部的黄支国（今印度）及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以黄金和丝织物交换明珠、璧琉璃和奇石等异物。这条从南中国沿海至印度、斯里兰卡等地的海上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国在海上与非洲、欧洲便开始了间接的丝绸贸易。当时番禺是中国对南海贸易的枢纽和商品集散地。

时至东汉，从广州远航的中国商人开始在印度、斯里兰卡与罗马商人进行直接贸易。古罗马科学家普林尼所著的《自然史》就描绘了中国商人在印度、斯里兰卡经商的活动情景，他们在南印度东部的科罗曼德和斯里兰卡都设有自己的货栈，并在阿里卡曼陀港口同希腊、罗马商人交换货物。这种贸易促进了中西直接通航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东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年），罗马遣使直接航行到番禺。19世纪末德国学者夏德认为，“中国与罗马等国贸易，自公元三世纪以前，即以广州及其附近为终止点，是时广州已为海上贸易之要冲”。

总而言之，秦汉时期，番禺已成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港口。由番禺、徐闻、合浦等港口，航海到东南亚一带。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外商人云集，各国物品荟萃，广州成为世界闻名的商业大都会。

魏晋南北朝期间，广州与交州分治，广州已经成为中国直航海外诸国的主要港口，奠定了南海交通的枢纽地位。船舶从广州始发，穿过马六甲海峡，横渡孟加拉湾、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经幼发拉底河或红海，转运即可与地中海相连。

隋朝结束了中国近300年的割据状态，隋文帝于开皇十四年（594年）下诏，在广州东南八十里的黄木湾扶胥口（今黄埔庙头村前）建南海神庙，奉祀南海神祝融，居东西南北四海海神庙之首。从此庙祀日隆，香火不绝，中外船舶出海前必入庙祈求海不扬波，庇佑海事平安，见证了历代广州海上交通之盛况。

唐代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中西方交通的主要通道，广州不仅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第一大港，也是世界上著名的贸易大港。唐德宗贞元年间，大臣贾耽所记载的“广州通海夷道”闻名遐迩，其大致线路为，从广州出发，经南海、印度洋一直到达波斯湾、东非南海岸，全程经过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长共14000公里，这是16世纪以前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各国商人樯帆云集，纷至沓来。

有宋一代，广州保持其繁盛的格局，仍是世界性海洋贸易圈东方的中心，有“番禺宝货所聚”“广州宝贝丛凑”等说法。入元之后，广州仍为对外贸易繁荣的港市。元至治二年（1322年），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到广州时，曾感慨广州“有数量极庞大的船只，以致有人视为不足信。确实，整个意大利都没有这一个城市的船只多”，并说广州之大，3倍于中世纪名城威尼斯。

明代实行海禁政策。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葡萄牙人在澳门开埠，作为广州贸易的外港。葡萄牙人在很短时期内将澳门经营发展成为东西方国际贸易的中继港，形成广州—澳门二元中心结构，广州与世界海洋贸易紧紧联结起来。

清代，朝廷在平定台湾和南部三藩之后，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实行开海贸易政策，设立江、浙、闽、粤四海关。次年在广州设立洋行制度，由十三行行商垄断广州的对外贸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朝规定对欧西诸国的对外贸易集中于广州，史称“一口通商”，造就了广州“金山珠海、天子南库”的繁荣景象，并一直保持到鸦片战争之后。

在中外古代港口的发展史上，曾经有过许多闻名于世的大港，如扬州、泉州、明州港等，但星换斗移，这些古港都纷纷衰落、日渐式微。唯有广州港历经两千多年依然长盛不衰，一直保持着世界贸易大港的地位，实为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