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共赴国难，白山黑水抗日显身手

日本侵华，中共中央发宣言派健儿救亡图存

众所周知，日本系东亚岛国，历来被视为“蕞儿小国”，资源有限，天灾频仍，这种客观的地理条件逼使它要对外扩张侵略，鲸吞亚洲，乃至整个世界。其侵略野心于中国明朝后期开始萌生滋长，至19世纪后半叶，即明治维新时期，极大膨胀，一发而不可收。其“开疆扩土”之野心大体为“六步曲”：一是吞琉球，二是占朝鲜，三是占台湾，四是占蒙古、满洲，五是占中国内地，六是囊括东南亚直至印度。它还计划把首都建于中国浙江宁波。

日本的侵略野心还是顺风顺水的，至19世纪末，其已完成了前“三步曲”，即吞占了琉球，占据了朝鲜和台湾，并已把魔爪渗入中国满洲（东北）。

日本用15年左右时间（1879年吞并琉球，甲午战争占领朝鲜和台湾）走完了“三步曲”，需要消化巩固，后来又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故放慢了其赤裸裸的武力侵略步伐，改变为“柔性”的“渗透”侵略方法。但是，下一步的侵略目标是既定的也是明确的。

光阴似箭，时间一晃就是三十几年过去了。

1931年9月18日凌晨，日军工兵中尉河本守末带着6个士兵鬼鬼祟祟地摸到南满铁路奉天（沈阳）车站以北4千米左右的柳条湖路段，把这段铁路炸毁。

随后，日本关东军代司令官板垣征四郎向驻扎在东北的关东军发出了攻击令：“由于中国守军炸毁了南满铁路，向关东军挑衅，奉天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5大队立即出动，扫荡北大营中国驻军主力；奉天城外日本兵营的巨型火炮向北大营展开猛烈射击，支援奉天独立守备队的扫荡行动；驻奉天城外的关东军第2师团第29联队立即向奉天发起攻击。”

日军暗中派人炸毁柳条湖路段铁路，嫁祸于中方，后以此为借口发动侵略战争，这种贼喊抓贼的伎俩是当年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一贯做法，1933年进攻山海关一带和1937年的卢沟桥事件都如出一辙。

埋伏在柳条湖以北的日军守备队第2大队立即出动，其先头部队由第3中队中队长川岛正大尉率领，自北向南扑向中国东北军营北大营。日本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由此开始，同时也是中国人民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的开始。

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时，其在东北的正规军只有1.5万余人，加上其他闲散军人、警察等辅助部队1万余人，总共也不过2.7万人。

东北三省的中国驻有正规军16.5万人，非正规军4万人，总共约20万人。日中在东北的军力对比是1:7.4，中国军队人数是日军的7.4倍，装备虽不如日军，但数量上是占绝对优势。况且，中国是反侵略的正义的民族战争；日本是漂洋过海到他国发动侵略别人的战争。

可是，沈阳城一夜之间就失陷了。不到3个月，“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的东北三省全部沦陷了。

这是谁的责任？执政党国民党当局从中央到地方都有责任。

事变前一周，即1931年9月12日，蒋介石与张学良密会于石家庄，在车上蒋对张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军，凡遇日军进攻，一律不抵抗。”

这时的张学良对蒋介石很尊敬很崇拜，立马命令在东北主持政务的东北边防军代理长官张作相：“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抵抗，须将军械子弹存于库房。”张学良的这种做法绝对不是他后来的“少帅风度”。

下级服从上级固然是行政管理组织中的一条原则，守土有责也是国家行政管理者的一条重要原则。况且，中国还有“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传统。但是，当日军对北大营发起进攻，东北军第7旅代署军务的参谋长赵镇藩向上级请示如何应对，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回答“不准抵抗”。

总之，“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对日本的侵略实行的是妥协、不抵抗政策，蒋介石振振有词地对要求抗日的部下说：“攘外必先安内！”并下了狠话：“奢谈抗日者杀无赦！”

富有爱国主义传统的中国民众才不理当局那一套，他们自发行动，组织起来，拿起武器，抵抗日军的侵略。

就在“九一八”事变的当天晚上，当日军独立守备第2大队向东北独立第7旅驻地北大营发起突然袭击时，第7旅旅长王以哲及所属2个团长均不在军中，旅参谋长赵镇藩坚决抵制上级“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的可耻命令，率领官兵奋起抵抗。之后，东三省的东北军部分官兵和民众都在各自的地方奋起抵抗。

“九一八”事变震惊了中共中央。机关设在上海外国租界，正在躲避因顾顺章叛变而遭中外反动势力搜捕的中共中央在十天之内两次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北三省”的宣言，并做出《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

1931年9月20日，也就是事变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在“万宝山与朝鲜之血迹未干”时，“又公开进兵中国，强暴占领奉天安东营口，更大规模地屠杀中国民众”，明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立刻撤退占领东三省的海陆空三军”“自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武装工农群众学生”等主张及口号，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日侵华态度。

193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指出党在这次事变中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组织领导发动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群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坚决的无情的革命斗争上来。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决性与无限的革命热忱来进行有关工作，特别在满洲更应该加紧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争斗（北宁路、中东路、哈尔滨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作，组织他的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

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独具慧眼和见微知著，他们在第二次宣言中就认为事变不是简单的一件武力侵略事件，“其显明的目的显然是掠夺中国，压迫中国工农革命，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实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世界局势的发展证实了中国共产党的预见。因此，有的史学学者指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起点应该从“九一八”事变认定，这也是有道理的。

国家遇难，民族遭殃，中国共产党忧心如焚，马上号召其成员共赴国难。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在满洲党要立刻分配干部到南满各地，中东路、吉长路沿线的农民群众中与动摇不满东北军阀的军队中去发动反日战争、游击战争与兵变。”同时，还从关内派遣其优秀党员干部奔赴东北参加反日斗争。经搜索资料显示，先后派往东北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的中国共产党黄埔生有赵尚志、赵一曼、李秋岳、潘庆由、李云健、李成林、申春、张适、宋国瑞、朴勋、陈公木、李向之、安哲、延安吉、全光等人。

巴彦建军，赵尚志步入军事生涯

在东北抗日业绩最大、影响最大的中国共产党黄埔生首推赵尚志。

赵尚志，辽宁朝阳人，1908年生。其家庭为耕读之家。父亲是前清秀才，教过私塾，后因在家乡难以存身而流落到哈尔滨。年少时随父亲读过3年私塾，11岁便走上社会，先给俄侨老板当佣人，后到哈尔滨道胜银行当信差。

佣人也罢，信差也罢，必须令下行随，工作质量效率不存任何瑕疵，还需看老板雇主的眼色行事。这种“逆来顺受”的生存状态让年少的赵尚志难以承受，他不时给予申辩和对抗，同时也逐渐形成憎恨社会不公平和邪恶势力的性格。

赵尚志16岁时，其家境因得到赴苏联打工的哥哥接济而好转，他便再次去求学。好学聪慧的他只经过半年补习便考入哈尔滨许公纪念实业学校。

哈尔滨邻近苏联，是苏联向中国“输出革命”管道的前站，革命气息较浓。赵尚志入学后深受影响，又恰逢“五卅”爱国运动波及哈尔滨，具有憎恨社会不公平和抗暴性格的他踊跃参加进步正义的活动。入校不久，赵尚志被推选为该校学生会会长。

1925年夏，由彭守朴介绍，经中共哈尔滨支部批准，赵尚志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东北地区早期中共党员之一。不久，赵尚志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校方以“旷课太多，未经批准，擅自离校”为由，于同年12月29日宣布开除出校。校方根本不了解赵尚志这时的去向，其实他在当年11月至12月间已离校，在哈尔滨中共组织安排下，与同学张道傭（哈尔滨人，1908年生，后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大队第一队）绕道营口，经天津、北京南下广州，投考黄埔军校。赵尚志到黄埔军校后，先入第四期入伍生团，1926年年初转入第四期政治大队第三队第二中队。

关于赵尚志的黄埔军校学生身份以及期别曾有过争议。因赵尚志在《黄埔军校同学录》里佚名，故对其黄埔生身份有过存疑。后来许多事实证明赵尚志确实到过黄埔军校学习，才解除了这个身份存疑。至于赵尚志的黄埔期别有第四期和第五期两种说法。《辞海》《东北抗日联军抗战纪实》等都认为赵尚志是黄埔军校第五期。赵尚志的同学李运昌（李芳岐，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学录载名）认为赵尚志是他的同学，是第四期。1988年1月8日，李运昌（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大队第三队学员）致信《赵尚志传》作者赵俊清（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党史室研究员）称：“我与赵尚志一起编在政治大队第二中队学习，并同住在一个大棚子里（全用竹子盖成的），可住一连人。”“赵尚志与我住在一个大棚里，几乎每天见面，每周举行孙总理纪念周时，也一同参加。从此（‘中山舰事件’）以后就没有再见到赵尚志了。到1926年10月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毕业时也没有见着他。”其时，李运昌头脑清晰，回忆翔实，其说是可信的。以赵尚志南下黄埔的时间，也应是在第四期入伍生期间，其同行张道傭也为第四期生。

赵尚志在校期间，曾寄信给哈尔滨许公纪念实业学校同学，报告在军校学习情况，在同学中产生很大影响。为此，哈尔滨反动当局于1926年4月6日以赵尚志等“潜往广东，投效共产党”为辞，发出饬查之训令，一时在哈尔滨闹得满城风雨。

赵尚志在黄埔军校是个政治活跃分子，经常参加有中国共产党背景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动。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国民党右派背景的孙文主义学会的矛盾及其斗争愈趋激烈，在这些斗争活动中，总有赵尚志的影子，这便引起国民党右派的注意和忌恨。“中山舰事件”后，特别是1926年5月间的“整理党务案”的抛出，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和广州被压制成为合法。个性刚强的赵尚志受不了这种不公正不公平的压抑，愤然中途退学。

赵尚志回到东北后，在哈尔滨、长春等地领导学生和青年运动，于1927年春被奉系军阀逮捕，后获释。1929年下半年，赵尚志在中共满洲省委负责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同年12月受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派遣，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举办的高级训练班和团中央训练班学习。回东北被派到奉天从事地下工作，不久又在公开讲演后被捕。在狱中，他顽强不屈。反动当局也查不到他“犯法”的证据，就把他扔在牢房里置之不理。后来，他趁“九一八”事变局势混乱，牢房无人管理而逃脱。

回到哈尔滨后，赵尚志先后担任满洲反日总会党团书记、中共满洲省委常委、军委代理书记、军委书记等职。

这时，东北抗日烽火如火如荼。不愿当亡国奴的东北人民纷纷奋起反抗日本侵略者。他们建立了各种抗日武装，如首燃抗日烽火的辽西义勇军、邓铁梅东北民众自卫军、苗可秀中国少年铁血军、唐聚五民众辽宁自卫军、王德林中国国民救国军、李杜抗日义勇军等。中共党员也积极投身到抗日武装中去参加和领导抗日武装斗争。

1932年5月23日，松花江畔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巴彦抗日游击队在巴彦县镇东乡七马架小学操场宣布成立，司令为张甲洲，政委为赵尚志。

巴彦位于哈尔滨东部，属岭东地区。巴彦县镇东乡是张甲洲的故乡。25年前，张甲洲出生于镇东乡繁荣村张家油坊屯一个殷实之家。其父是个大地主，希望孩子长大能富甲一方，故给名张甲洲。但儿子长大后很“叛逆”，1930年暑假期间在清华大学就读时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活动。“九一八”事变后，张甲洲担任总指挥，率平津学生南下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立即出兵抗击日本侵略军。

和平请愿遭受国民政府的武力镇压，学生死伤无数。这导致张甲洲改变思路，回家乡组织抗日武装，直接投入抗日战争。他的想法完全符合中共组织的意见，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非常赞同他的想法，立即带着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杨靖宇悄悄地去看望他以及他的伙伴，并面授机宜。不久，中共满洲省委做出成立巴彦抗日游击队，由张甲洲任司令，赵尚志任政委的决定。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建立的第一支抗日武装部队的问题。东北抗联史有两种提法，以上是第一种，“磐石反日工农义勇军”（即磐石抗日游击队）是第二种。若从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建立“打狗队”的时间1932年5月7日后论，应该是第二种，磐石抗日游击队是1932年5月底在“打狗队”基础上成立的。两支部队成立的时间就差那么几天，若以有模有样，有组织机构和部队番号，理应是第一种。

巴彦抗日游击队成立之初，人员在200人左右，几乎都是未有军人经历的。赵尚志向张甲洲提出：要克敌制胜，必须整顿和抓紧训练。张甲洲是一介书生，没有军事经验，只能依靠有几个月军校经历的赵尚志。部队经过几个月的整顿与训练，其军政素质都有了提高。

巴彦抗日游击队打的第一场正规战，是攻打巴彦城。

巴彦城守敌有一个日军小队，一个伪军大队，一个伪警察队和一个商团。伪军大队长外号称“沈大黑瞎子”，是个铁杆汉奸，其大队有一个营编制。

1932年8月16日晚，巴彦游击队兵分三路运动到巴彦县城边。天将拂晓，游击队发起进攻。部队很快就奔跑到城墙下，向城墙上扔出手榴弹，然后沿着架好的云梯攀援而上，翻入城里。

按计划，张甲洲率第一大队攻打日军兵营，赵尚志率第二大队消灭伪军大队。

张甲洲所部的战斗进展顺利。日军龟缩在一栋大营房里，守着门房凭借优势火力抵抗，我游击队员迅速爬上屋顶，翻开几处青灰瓦，扔下几颗手榴弹。营房里的日军被炸得死的死伤的伤，包围在营房外的游击队员乘机发起冲锋，经过一番近距离的枪战和白刃战，把日军全部解决了。

赵尚志率领的第二大队碰到了“硬钉子”。一是伪军兵力较多，二是“沈大黑瞎子”很死硬。在敌我双方僵持时，张甲洲率领得胜之师第一大队及时赶来。这支生力军的加入以及带来日军已被歼灭的消息，使伪军顿时泄气了。有些伪军开始后撤，“沈大黑瞎子”枪毙了两名后撤士兵仍无济于事，正当“沈大黑瞎子”挺出身挥枪又要惩罚后撤伪军时，张甲洲瞅住机会给他一枪。这枪不偏不差打中了“沈大黑瞎子”的脑袋，“沈大黑瞎子”便一命呜呼。其他伪军群龙无首纷纷缴械投降。

两个多月后，即当年农历十月初一，张甲洲和赵尚志率领巴彦抗日游击队冒着风雪东进，攻击东兴城。

东兴城距巴彦不远，几个钟头的急行军便到。上午10时许，游击队发起进攻。东兴守敌有四五百名伪军警，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在风雪交加的天气，游击队会来攻城。他们正分散到城里的大烟馆、小酒楼、“窑子”，享受人间的快乐，听到枪声，慌忙持枪出来应战。到处是喊杀声和枪炮声，伪军不知游击队来了多少人马，放弃了抵抗，往东逃出城外，直奔大青山。

此战中，赵尚志身先士卒。在进攻中，他的眼眉上被敌人一块弹片击中，导致他后来一目失明。

伪军不甘心失去东兴城，纠集山里大批亲日土匪和“避难”的伪官吏警察，约有三千之众，第二天即从山里反扑过来。张甲洲、赵尚志对敌情估计过于乐观，以为敌人已成惊弓之鸟，对山里的敌人力量也估计不足，不可能马上反扑。敌人的反扑还是讲究战术的。他们伪装成商贩和乡民入城购物串门，三五成群地涌入城里。中午时分突然对游击队发起进攻。游击队猝不及防又寡不敌众，渐渐地退守到游击队司令部周围。游击队只能一边坚守一边伺机突围。

张甲洲和赵尚志，这两位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在一起的战友，生死与共。在危难之际，总是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张甲洲考虑赵尚志身上负伤，要他带第一、第二大队先撤，出城后接应后边部队。赵尚志却坚持要留下来掩护张甲洲先撤。还是张甲洲果断下命令赵尚志带部队先撤才解决司令、政委的意见相持不下的局面。

赵尚志率领所部借着夜幕的掩护翻出城外离开不久却被敌人发现，敌人以为是张甲洲，马上调集重兵围追过来。赵尚志及所部的处境险象环生。眼看如此，张甲洲乘敌人兵力较弱，马上组织强大火力撕开一个大口子，率领把守在司令部大院的游击队猛冲出去，向敌人侧后发起突然进攻。敌人在我游击队前后夹击下连忙撤退，游击队乘势冲出城门。

此次血战东兴，虽然部队回归原位，没有占领东兴，却打败强大的敌人，军威大振，极大地鼓舞了东北地区人民的抗日斗志。

此后，巴彦抗日游击队还出击呼兰、兰西、青冈、肇东、安达、明水、林甸、依安、拜泉、通北、绥化、庆安、铁力等地，打击日伪势力，进行抗日宣传和播撒抗日火种。真可谓，松嫩平原任巴彦抗日游击队纵横驰骋。

正当张甲洲、赵尚志踌躇满志要建立万人大军，实现壮大岭东抗日武装之际，中共中央的“左”倾错误却蔓延到东北。

1932年，王明操纵的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五省会议”（简称“北方会议”）。会议无视东北已被日军全部占领的现实，无理指责罗登贤搞“满洲特殊化”，要求不折不扣地实行土地革命政策，提出“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并要求巴彦抗日游击队攻打哈尔滨、沈阳、长春、齐齐哈尔等中心城市。随后调离罗登贤的工作，派李实代理满洲省委书记。

1932年12月，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为贯彻北方会议精神，强行把巴彦抗日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6军”，张甲洲任军长，从莫斯科派回的吴福海任政委，赵尚志任参谋长。从此，部队执行王明极左路线，不再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来，一提打日本，富人家以物资尽量支持游击队，“打土豪、分田地”后却反目为仇，地方及其武装与日伪军联合“剿共”，抗日游击队四面楚歌，每况愈下，最后只剩70多人。

张甲洲、赵尚志出于对党对民族负责，安置好残部到哈尔滨向省委反映情况，要求上级考虑现实和游击队的前途。省委负责人根本听不进正确意见，反而训斥指责张甲洲和赵尚志。之后赵尚志留在哈尔滨养伤，张甲洲回部队。巴彦游击队最终在1933年年初解散。

部队解散后，张甲洲和赵尚志很不服气，又在哈尔滨与省委争论，结果换来两人均被开除党籍的处分。两人只好离开中共组织，寻找新的革命出路。

骁勇善战，赵尚志被誉为军事家

职志革命和永不言败是赵尚志一生的两大特色。赵尚志没有因受委屈而插枪不干，息影抗日战场，甚至愤而与中共与革命绝缘，而是继续寻找投身抗日的去处，以便重整旗鼓。

赵尚志离开哈尔滨，隐姓埋名投奔活动于哈尔滨宾县、珠河一带的孙朝阳义勇队。

赵尚志身材瘦小，又一只眼受伤失明，这些让孙朝阳看起来很不起眼。考虑到赵尚志入伙心切，就收留他去当一名马夫。赵尚志心想：大丈夫能屈能伸，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只要抗日队伍收留我，当什么无所谓。他乐意地留下来，当了一名马夫。

不久之后，一次孙朝阳部队遭受日伪军围攻的危机让赵尚志大显身手，脱颖而出。

孙朝阳义勇队的反日使日军视为心头之痛，欲去之而后快。宾县日军获悉“朝阳队”驻扎在该县城里，立马派出日伪军千余人从三面包围过来。形势十分危急，孙朝阳与他的幕僚为如何突围进行商议。商议了老半天理不出一个好的计策来。备马伺候于旁的赵尚志挺身献策：“敌人三面包围，只留下一条埋有伏兵的山沟让我们从这突围。我们千万不要上当受骗。敌人倾巢而出，县城一定空虚，我军可以悄悄从包围的间隙钻出去，突袭县城，杀他个措手不及，稳操胜券，既解围又攻城消灭留守之敌，一箭双雕。”

孙朝阳无再好的计策可施，又认为赵尚志言之有理，就命令按赵的计策实施。果然不出赵所料，“朝阳队”顺利打下宾县县城，斩获不少，部队转危为安。

孙朝阳开始对赵尚志刮目相看，提拔他为参谋长。之后，“朝阳队”在赵尚志的运筹下又取得了许多胜利，在珠河、宾县一带抗日名声大振。

草莽英雄易为满足自大，孙朝阳打了一些胜仗后渐渐骄傲起来，低估了伪军的力量，并放松警惕，且留恋城镇，赵尚志不断提醒他要对敌提高警惕，要把队伍撤到群众基础较好和交通不便、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地方扎营，孙朝阳拒不采纳雅言。结果不久，“朝阳队”兵败宾县县城，部队损失惨重，只好退到远离抗日地区的深山老林中去，不敢再与日军交锋。

孙朝阳不听取赵尚志的正确意见，还中了日伪的反间计，试图除掉赵尚志。赵尚志只好带着6名坚持抗日的战友，离开“朝阳队”，独自拉武装抗日。

这时中共地方党组织也在关注着赵尚志的动向及其表现，并不断给予支持。赵尚志自个拉队伍后，中共组织给他以装备和干部的支持，后来还派来了时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李兆麟，带来了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和成立“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的决定。

1933年10月10日，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宣告成立，赵尚志任队长。部队中建立中共支部组织，李福林担任党支部书记。李兆麟作为省委巡视员随队指导工作。

虽然这时赵尚志还没有恢复党籍，并以组织的名义给他一个公道公正的说法，但是他认为能受到党的关心和指导，重新建立抗日武装队伍，就心满意足了。他豪情万丈，信心百倍地带领只有13个人的游击队鸣枪宣誓：“我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全体战士，为收复东北失地，夺取祖国自由，哪怕枪林弹雨，万死不辞，赴汤蹈火，千辛不避，势必武装东北3000万同胞，驱逐日寇海、陆、空军滚出神州，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底！”

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旗开得胜。

两周之后，赵尚志率队袭击三股流，消灭当地伪军，以此为基础，初步形成珠河三股流抗日根据地。之后，珠河游击队在军事上又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如“土炮破宾州”“三岔河战斗”等，其影响日益扩大。至1934年夏，珠河游击区已扩展到宾县、延寿、五常、双城等县的一些地区。赵尚志也因其骁勇刚毅、机智顽强的战斗作风威震哈东。

1934年6月29日，东北反日游击哈东支队正式编成，下设司令部，司令为赵尚志，政委为张寿篯（李兆麟），参谋长为梁佐术。全支队共计有3个总队、9个大队、27个中队，450余人，每人均配有枪支。

哈东支队成立后的五常堡之战是赵尚志指挥的一场精彩战例。五常堡是距五常县城约15千米的一个重镇，这个地方“富甲五常”，但镇里日伪势力很嚣张，残害抗日力量和欺压老百姓。攻克五常堡既可以打击教训日伪势力，又可以解决部队给养和救济贫困民众。于是，哈东支队决定攻打五常堡。

五常堡四周是很高的城墙，墙外有深壕，城墙的四角上和镇区的一些重要路上都有炮台，其坚固及防卫程度是五常县城都无法比得上的。镇内守卫兵力加上能派上用场的武装有500多人。

1934年中秋节前的一个晚上，赵尚志和张寿篯率领哈东支队300余人扑向五常堡。

智取和猛攻是赵尚志得心应手的战术特点。赵尚志命令部队在城墙四周的一些地方点燃秸秆，派一些队员在这些地方不断游动，使守敌受到迷惑，以为游击队有千军万马，从而失去守战的信心。同时，集中兵力和火力猛攻守敌的若干角落，争取尽快实现突破。守敌果然不知游击队虚实，当防线刚被突破，便慌忙后撤。城里其他守敌也受影响，跟着择路逃跑。战至半夜，五常堡便被我军攻克。哈东支队歼敌不少，缴获无数。

此后哈东支队又取得智取四道河子、小山子、方贤沟、威虎岭等战斗的胜利，连续粉碎了日本关东军的“冬季大讨伐”和1935年的“春季大讨伐”，搞得日军狼狈不堪，对哈东支队无可奈何。日军第10师团师团长岩越中将接到讨伐又失败的报告时，半晌说不出话，最后才哀叹地说：“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

1935年1月28日，哈东支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暂编1个师3个团，外加军队保安营和少年连。赵尚志任军长兼第1师师长，政治部主任为冯仲云。与此同时，以杨光华为代理书记的新满洲省委作出决议，承认当年省委因巴彦抗日游击的失败而开除赵尚志的党籍，“是当时省委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果”。赵尚志因为“在民族革命战争中能继续艰苦工作，与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具有坚定勇敢精神”，决定正式恢复赵尚志的党籍。赵尚志又回到党的怀抱，感到无比欣喜，暗下决心要为党为抗日作出更大的贡献。

为了响应中国共产党1935年《八一宣言》关于组织国防政府、建立抗日联军的号召，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与东北抗日同盟军第4军、汤原抗日游击总队，以及谢文东、李华堂、祁明山领导的抗日部队，于1936年1月26日，在汤原县吉兴沟举行了东北反日联合军军政扩大会议，会议成立了东北反日联军总司令部，推选赵尚志为总司令，张寿篯为总政治部主任，李华堂为副总司令。会后，为打破日军战略包围和开辟抗日游击新区，赵尚志率领第3军司令部直属部队和第5、第6团共300余人西征。

一路上，第3军西征部队夺关斩将，节节胜利，不到3个月便杀到木兰附近的东兴。在这里，取得了蒙古山战斗的胜利。

蒙古山，离东兴不远，是木兰西部群山中较大的一座山峰，四周还散落着一些大大小小、海拔在400米至600米之间的山峰，可谓群山连绵，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是理想的游击战场。日军探悉赵尚志第3军军部就驻扎在这一带，立即派出300多名日军和200多名伪军，从南面、东南面、北面和东北面围攻。

赵尚志组织部队从北面突围，然后把敌军引入山里。赵尚志部队刚占领了有利阵地时，敌军已蜂拥而来。我军等敌军靠近点便开火，给敌以迎头痛击。我军一边集中火力射击日军，一边向伪军喊话，伪军听见后便不再死战，我军立即从伪军阵地薄弱的地带突围而去。这一仗，第3军消灭了大量日军，自己无一伤亡。木兰地区人民知道此战情况后，皆称赵尚志骁勇善战。

第3军留守部队第1、第2、第3、第4团与西征部队遥相呼应，在松花江南岸主动出击，英勇杀敌，取得了不少战绩，部队也发展壮大了许多。第3军在西征后半年时间内，全军有了很大发展，继第1师之后又建立起第2、第3、第4、第5、第6师，兵力达6000余人，活跃在北满20多个县。该军的迅速发展，是当时东北其他任何一支抗日武装不能比拟的。赵尚志功不可没。

1936年8月1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

松花江下游地区抗联的抗日斗争引起了日本侵略军的极大恐慌，日军称之为“北部国防上的心腹之患”，制定了“三年治安肃正计划”，于1936年10月，开始了以汤原、宾县、木兰、通河和依兰五县为中心的“大讨伐”。日伪指定关东军第9师团师团长为这一地区防卫司令官，调集大批兵力，妄图聚歼抗日联军。

为了冲破日伪的合围，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命令赵尚志率领第3军主力西征铁力、海伦后插入黑嫩平原，开展游击战。史称这次西征为第3军第二次西征。

西征军于1936年11月至12月间先后到达铁力，在铁力地区取得孙灵阁山战斗的胜利。

这次西征的最大胜利，要数冰趟子战斗。当赵尚志率军部少年连和第6师200多人从铁力向北远征到绥化县北部时，拥有机械化装备的日军已迅速逼近第3军军部。眨眼间，拥有一个旅团的日伪军已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压过来，形成三面包围，只留下东北方向——小兴安岭西麓的群山地带。敌人的意图很明显，要把我军压缩到深山老林里去，企图将我军困死。赵尚志将计就计，把日伪军引进山里。

日伪军追到山里时，此值隆冬腊月，大雪纷纷飘落，一片冰天雪地，日军的机械化装备失去了作用。他们只好用马驮重武器，用步兵前进攻击。

赵尚志把敌军引到一条足有半公里路长的冰川地带。当地人把这地方叫做“冰趟子”。由于冰上覆盖着一层积雪，人踏上去会溜滑，马、骡等四条腿的更不用说了。赵尚志深知这种地形摆设战场的好处。他率领部队绕过冰川地带，然后在两旁设伏。

日伪军很快跟着来到，脚上穿的皮靴一踏在冰趟子上，便滑倒在地。有一个滑倒便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一倒便是一大片，驮重武器的马或骡也是一样。与此同时，我军各种火力一齐射击，打得日伪军死伤一大片，剩余的连爬带滚企图逃脱，却被我军战士杀得片甲不留。走在后面的日伪军看到这个架势，便沿山口跑出去。

“冰趟子”伏击战打死日军300多名，其中有7名日军指挥官，缴获7挺歪把子机枪、6个掷弹筒、200多支三八式步枪，弹药及其他装备无数。

从1936年10月至1937年年底，第3军各部从松花江下游沿岸的汤原、依兰、通河、方正、木兰、巴彦到小兴安岭山麓的铁力、庆城、绥棱、海伦、通北，从北黑铁路沿线的北安、龙门，到黑龙江沿岸的逊河、佛山，纵横数千里，大小百余战，毙伤日伪军千余人，俘虏600多人，攻占城镇二三十座，缴获了大量的轻重武器和弹药。

1938年1月，中共北满省委根据苏联邀请，派赵尚志赴苏商讨有关问题。但当赵尚志进入苏联境内，苏方又否定有邀请之事，并将赵尚志关押审查，直到1939年9月才被释放。

赵尚志回国后，第3军已今不如昔。赵尚志离开抗联第3军，使第3军失去一位智勇双全的指挥员，加上敌人疯狂“围剿”，第3军遭受了严重挫折，部队规模以及战斗力已走下坡了。百折不挠的赵尚志率领有限的部队人员继续战斗，但部队数量少，战斗规模小，虽然也取得一些胜利，但影响力不如以前了。在敌人强势兵力压境下，他于1939年11月不得不率领第3军司令部十几名人员过界赴苏。

后来，赵尚志受到错误的批评和排斥。再次被开除党籍和离开他亲手创建的第3军，改任第二路军副总指挥（总指挥周保中）。

1941年10月中旬，赵尚志再次从苏联回国，担负着执行苏联远东军交代的特殊任务，即一旦苏日战争爆发，赵尚志率领的小部队便立即炸毁兴山（鹤岗）的发电厂和佳木斯至汤原的铁路，配合苏方在小兴安岭深处老白山附近修建飞机场。苏方要求，小部队越界3个月后，不管情况如何，必须返回苏联。

赵尚志赴苏遭受关押后又被错误批评及开除党籍，自己的出国使部队失去主心骨而抗日斗争遭受严重失败，等等。这一切使他感到痛悔。他已下决心：“宁可死在东北抗日战场，也不回苏联。”

小部队只有5个人，他们潜行到老白山隐蔽下来，等待苏日战争的爆发。两个月过去了，苏日相安无事。赵尚志想奔关内去延安向中共中央申诉个人的冤屈和请示任务，但战友们极力反对，他只好放弃。

赵尚志带领部队继续抗日斗争，活动于鹤立、汤原一带。日伪对赵尚志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当他们获悉赵尚志的活动时，便处心积虑的追捕，并派特务刘德山化装接触赵尚志。

赵尚志急于发展抗日队伍，轻信了刘德山，被日伪了解到自己的行踪。1942年2月12日下午，赵尚志以及小部队被敌人包围，双方发生激烈的枪战，赵尚志身负重伤被俘，坚贞不屈，壮烈牺牲。

残酷的敌人叫来叛徒李华堂辨认，当李华堂证实是赵尚志时，日酋欣喜若狂，砍下赵尚志的头颅，送到长春伪满军政部，与杨靖宇的头颅陈列在一起。这两位东北抗日民族英雄生不能在一起，死却相聚一起，共同看到日本强盗的灭亡，中国人民抗战的胜利。

赵尚志领导东北抗联的英雄业绩，曾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指出：“有名的义勇军领袖杨靖宇、赵尚志、李红光等人，他们是共产党员，他们的坚决抗日、艰苦奋斗的战绩，是人所共知的。”

1947年，珠河县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决定将县名改为尚志县，以志纪念。

1982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通知，中共黑龙江省委作出《关于恢复赵尚志同志党籍的决定》，正式为赵尚志平反昭雪，恢复党籍，恢复名誉。

红枪白马，赵一曼闯荡哈东地区

赵一曼，东北抗日巾帼英雄，是黄埔军校学生。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四川宜宾人，1905年10月生。其家庭为中等地主，其家长身份不明。从小受她哥嫂的管教。哥哥很保守专横，一脑子“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腐观念。这使从小爱打抱不平，别人受欺负就会站出来伸张正义的性格，想读书独立的她感到郁闷和愤懑。1924年8月6日，她在向警予主编的《妇女周报》发表的文章《被兄嫂剥夺了求学权利的我》说：“我自生长在这黑暗的家庭中十数载以来，并没有见过丝毫的光亮，阎王似的家长哥哥，死死把我关在那铁围城中，受那黑暗之苦。”“我感觉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极想挺身起来，实行解放，自去读书。奈何家长哥哥专横，不承认我们女子是人，更不愿送我读书……请全世界的姐妹们和女权运动者，帮我设法，看我如何才能脱离这个地狱家庭，如何才能完全独立？”

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民主和科学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中国广泛传播，先知先觉的郑佑之把新思想带到了离宜宾城有120多千米的白杨嘴村，启发了一些困在山沟里具有求知求上进的青少年，其中也包括他的小姨子赵一曼。大姐夫郑佑之还带她冲破剥削阶级思想的羁绊和封建家庭的束缚。赵一曼开始进学校受教育长知识。

1923年，赵一曼在郑佑之的热情关怀与教导下，思想进步很快，由郑佑之和何必辉用通讯方式介绍，经成都地方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批准，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5年10月26日，宜宾白花场成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1925年1月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赵一曼任支部书记。同年12月13日，白花场妇女解放同盟会在宜宾曾家湾石板寺召开成立大会，推选赵一曼的二姐李坤杰为会长。赵一曼名义上担任文书，实际负责会务工作。妇女解放同盟会成立后，积极为妇女办事，受到妇女热烈拥护，会员很快发展到180多人。妇女解放同盟会在白花场办了一所义务女校，贫苦农民的女孩子和成年妇女第一次走进了学校的大门。

1926年2月中旬，赵一曼趁哥嫂不在家之际，离家出走，来到宜宾县城，住进当时宜宾团地委机关所在地武庙街郑家院里。从此，她开始新的革命生涯。

赵一曼聪明好学好强，团组织认为有必要让她入学学习。在团员郑秀石、郑奂茹的帮助和辅导下，赵一曼仅用十来天时间，补习数学和语文等课程，于1926年2月28日考入宜宾女子中学（现宜宾第二中学）一年级二期第三班。在宜宾女中，她主动接近同学，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把自己订的《妇女周报》送给大家看，还给同学们讲从鸦片战争以来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和军阀混战、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现状。她讲得悲愤激昂，很有煽动力，同学们深受感动。大家觉得这个从乡下来的姑娘很有见识，不简单，乐于和她接近。她像一块磁铁，把同学们紧紧地吸引和团结到自己周围，革命思想在同学中迅速传播着。她在同学中的威信越来越高，被选为女中学生会常委兼交际股股长。1926年5月4日，赵一曼当选为宜宾妇女联合会主席。

“五卅”运动一周年时，四川部分地区掀起抵制洋货的运动。赵一曼积极参加并领导宜宾妇女投入运动，激怒了反动当局，反动当局勒令学校开除她。她被迫离开学校转入川南中山中学。此时她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冬，广东国民政府在武汉创办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后改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四川中共组织派送赵一曼投考军校，入政治大队学习，列为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

赵一曼入军校时，北伐战争方兴未艾，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正向长江中下游进军，但革命阵营内部暗斗波澜泛起，占据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位置的蒋介石纠集国民党右派正策划及全面夺取国民党大权的“反共”计划，两湖地区很不平静。赵一曼一边在校参加军政训练，一边要参加反蒋反国民党右派的思想斗争。好在武汉分校领导权主要控制在以邓演达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和以恽代英为代表的共产党手中，整个发展趋势还是积极向上的。

到了1927年夏天，紧张的形势已经严重影响军校的学习和生活。1927年5月17日，国民革命军独立第14师师长夏斗寅被蒋介石勾引发动叛乱，指挥叛军7个团和部分地方武装，企图偷袭武汉。军校把师生动员武装起来，组成中央独立师，配合叶挺指挥的两个团迎击敌人。赵一曼与该校女学员一起编入独立师学兵团参加战斗。叶挺和独立师领导为了照顾军校女生，没有让她们参加正面的战斗，但是她们还是随军到了战场，经受了严酷的战争考验。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治病的赵一曼没有悲观失望，革命意志更加坚定。中共组织于1927年9月送她到苏联学习。中国共产党此举主要目的有二：一是培养革命干部；二是保存革命力量。

同批从上海乘俄轮出发的几十个人，每10人编为一组。赵一曼这一组组长叫做陈达邦，湖南长沙人，1900年生。陈达邦的妹妹陈琮英嫁给中共延安时期“五大书记”之一任弼时。妹夫是个老革命，在他影响下，陈达邦于1926年到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广州发生1927年“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他潜逃到武汉。

赵一曼体质不算差，军校的严格训练已练成较强健的体魄。后来不知怎么就病了。也许是大病初愈和初乘海轮，在去俄的货轮上经不起东海、黄海海浪的颠簸，呕吐得一塌糊涂。组长陈达邦的尽职尽责和悉心照顾，成就了他们后来的姻缘。

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赵一曼的原名李坤泰改为李一超，俄文名字为科斯基玛秋娃。她在国内没学过外语，俄语进步比较慢。陈达邦的俄语、英语、法语都有较好的基础，加上也是个天资聪慧的人物，成了赵一曼的“课外教师”。他像在俄轮上悉心照顾赵一曼一样，耐心、不厌其烦地教她的俄语。赵一曼也是个聪明人物，不久其俄语水平便跟上去了。两人的频繁接触终于碰撞出爱情的火花，互相表白后就许下终身。1928年劳动节期间，陈达邦和赵一曼结为伉俪。

1928年年底，赵一曼怀着身孕奉调回国。中共组织派她到湖北宜昌建立地下联络站，她开始从事地下工作。不久，联络站暴露，她脱险返回上海。在宜昌逃避国民党军警搜捕时，赵一曼正临产，她把孩子放在一个陌生好心妇女的半间破房中，才脱离险境。

1929年9月，赵一曼奉命到南昌，参加中共江西省委工作。年底，党的机关遭受破坏，她身无分文，背着正养乳的儿子陈掖贤（宁儿）沿途乞讨至上海，向组织报告事情经过，请求组织设法营救被捕同志。为了不给自己革命工作带来累赘，她忍痛割爱，将襁褓中的婴儿送到武汉陈达邦堂兄处寄养，从此母子未再见面。

回到上海，中共中央把赵一曼安排在中央特科总务科工作，特科是中共中央在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建立的安全情报保卫工作的机构，属于隐蔽战线性质，给后人留下的一些事情都语焉不详，故找不到赵一曼这一段时间的详细行动。不过，“特科史”载有她的一件活动：

1930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筹备工作地址是在上海租界爱文义路卡德路转角（即现北京西路石门路口690—696号），开会的地址则在卡尔登戏院（现长江剧场）后面一排楼房里（现凤阳路）。开会之前，中共中央决定由李一氓去做这个会址房子的主人。李一氓必须组织一个临时家庭，以免租界巡捕房和国民党特务暗探见疑。这个家庭由李一氓和他的妻子当主人，成员有李一氓夫妇的两个儿子，另有赵毅敏和赵一曼扮成他的弟弟和妹妹，恰巧他们都是四川人。赵一曼给李一氓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性格爽朗的四川人。因为是严酷的地下斗争，相互之间都用化名，赵一曼用的是“李一超”，所以，李一氓直到解放后看了电影《赵一曼》后才恍然大悟，影片的主人公就是当年他在上海组织家庭成员中的妹妹“李一超”。

李一氓还回忆：“会议一结束，这个临时家庭就解散了。”“以后，我们还有几次私人来往，但以后就不知道她到哪里去工作了。”赵一曼还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直到第二年的“九一八”事变后才向中共中央请缨，要求奔赴东北抗日战场。

赵一曼到东北后，先在沈阳以烟草公司工人身份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后随中共满洲省委机关到哈尔滨，担任满洲省总工会组织部长、代理书记。

到了东北从事抗日斗争几个月后，赵一曼耳闻目睹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大地残酷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血腥屠杀中国抗日军民，比起关内国、共两党矛盾斗争形势更为残酷更为艰险。祖国东北大好河山让日寇任意践踏蹂躏，更激起她对日寇的仇恨和革命斗志。当他看到个别革命者面对残酷危险的工作环境退而却步，她对之特别鄙夷。

1932年年底，一个冬日下午，赵一曼执行任务后路过哈尔滨市郊的松花江畔，看着落日前的余晖照耀在结冰的松花江面，景致迷人，不禁浮想联翩，吟诗明志。

誓志为人不为家，跨江渡海走天涯。男儿若是全部好，女子缘何分外差？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以上就是赵一曼留给后人的《滨江述怀》。

1933年4月初，赵一曼领导了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这次大罢工是赵一曼在哈尔滨不畏艰险，深入群众，从事艰苦细致宣传组织工作的结果。

其时，哈尔滨电业局有200多名电车工人。他们遭受着经济上的残酷剥削，政治上的沉重压迫。赵一曼了解电车工人的疾苦，多次深入工人兄弟姐妹当中，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组织和抗日主张，鼓励工人与资本家斗争。在赵一曼等同志的努力下，电业局党团组织工会、反日会等组织不断发展壮大，为电车工人团结抗争日伪统治，争取自身的根本利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33年4月2日晚8时许，2号电车售票员张鸿渔让上车的伪宪兵王文昌买票。王文昌不但不买票，还在车上对张鸿渔拳打脚踢，然后又把年仅16岁的他押到宪兵队，打得遍体鳞伤。电业局非但不同情张鸿渔，反而声称要开除他。

得知这个消息后，赵一曼连夜赶到电车厂，指导电业局党组织利用这个事件，维护工人利益，领导电车工人举行罢工。她在电工学校的宿舍里召集党团员、工会会员和积极分子开会，研究布置罢工的方法和采取的步骤。晚10时，赵一曼又召开了有100多名司机参加的大会，统一大家的思想和行动，并成立了罢工委员会。

会后，在罢工委员会的组织下，各部门人员分头画漫画、写标语，刻印《告哈尔滨市民书》。一夜间，他们画的漫画和写的标语贴遍了正阳街、桃花巷、教堂街、火车站、新成大街、总厂和电车沿线的路标上。

4月3日早晨，罢工委员会又派4名纠察队员阻止不知情的工人上班。因全市电车停运，造成交通堵塞，秩序混乱，当局异常惊慌。电车工人的斗争影响了全市，激发了广大群众反剥削、反日寇的激情。

电业局总办等10多人急忙赶到总厂，软硬兼施地企图破坏工人罢工。赵一曼率领党员和团员及时揭露了电业局的骗局，教育工人团结一致，继续斗争。

当局见破坏失败，便以武力威胁。4月4日，派警备队和警察将罢工的工人重重包围。总办高文恒，威胁罢工工人：“立即复工，否则开除。”工人们针锋相对，高呼“反对开除工人！不答应条件决不复工！”

工人的坚毅不屈和日本宪兵队害怕全市交通停顿的时间过长，就迫使高文恒一方面出头向工人道歉，另一方面答应工人复工的条件。这次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坚持了3天，最终取得胜利。

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胜利后，赵一曼接到更为艰巨、更为艰险的任务，到海伦巡视工作，参与领导当地游击队的抗日武装斗争。从此，她在黄埔军校学过的本事派上用场。

在海伦，她充分发挥她的军事才能，曾领导当地抗日游击队200余人，一仗击溃伪自卫团500余人，伪团总被当场击毙。当地游击队对这位上级刚派来的女巡视员有点疑惑，经此一战，发现赵一曼坚定干练，指挥有方，又枪法精准，就由衷地佩服她。本来，赵一曼可以在海伦一带创下一番抗日事业，打下一片抗日天地。但是，执行了“北方会议”精神后，初具规模的抗日武装开始走下坡，最后失败了。赵一曼只好再回到哈尔滨。

1934年7月，赵一曼奉命到珠河，出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兼铁北区委书记，领导当地农民组织抗日自卫队，开展游击战争。她组织建立起来的地方抗日武装，多次冒险运送武器给活动于这一带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第3团，她还率部袭击日伪军哨所，配合第3团战斗。

有一次，第3军第3团在侯林乡活动，突然被两个团的伪军包围，战斗十分激烈。敌人的进攻多次被我军击退，但仍不断增援，并且搬来了重机枪和迫击炮。第3团寡不敌众，决定从敌人兵力薄弱的北部突围。清晨3时左右，敌人背后突然响起枪声，这是赵一曼率农民自卫军冲上来营救的原因。赵一曼还到处燃放鞭炮，给敌人造成草木皆兵的现象。敌人不知我军虚实，仓皇逃离。赵一曼骑着一匹高大的白马，手持系有红丝带的驳壳枪，追在敌人的后面，左右开弓，弹无虚发，杀得逃敌胆战心惊。

经过几番抗日战斗，赵一曼闻名哈东地区。日伪操办的《哈尔滨日报》和《大北新报》曾刊登有关赵一曼抗日活动的报道，称：“匪共女头领赵一曼，红枪白马猖狂于哈东地区。”

赵一曼平易近人，紧密联系人民群众，工作勤奋，吃苦耐劳，做事坚毅果断，给珠河人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抗联战士梁铭回忆说：

那是1935年2月，当时我刚满13岁。旧历腊月二十九的中午，一支抗联队伍开进的我的家乡——珠河县刘家村，只见一位二十多岁、身背长筒猎枪、步态轻盈的女同志走在前面。她身穿一件没吊面的羊皮袄，敞着怀，里面穿着深灰色的棉衣，系着腰带，头戴一顶黑色狗皮帽子，齐耳短发露在外面，黑里透着红的脸上一双大眼睛格外有神。……在最初的日子里，人们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都叫她女长官，还说她和赵尚志司令是亲兄妹．她知道以后便在大会上解释说：“乡亲们，请大家不要叫我女长官。我们抗日同志都是为了打日本鬼子从四面八方到一起的，没有什么长官，全是同志，大家就叫我一曼好了。”

1935年秋，赵一曼任中共珠河铁道北区委书记和第3军第2团政委。这时，赵尚志率第3军主力部队向延寿、方正、依兰、勃利、通和、汤原一带转移，到松花江下游地区开辟新的游击区。不久之后，日伪军向铁道北根据地突然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继续“围剿”和屠杀留守在根据地的第2团和没有转移的老百姓，赵一曼和团长王惠的肩上的压力无比的沉重。

1935年11月15日，一场敌我力量悬殊的恶战在珠河第三区春秋岭展开。第2团50余人遭到500余名日伪军的重重包围。第2团虽然经过一天多的英勇顽强的奋战，击毙日伪军30多人，但是，敌人依靠人多势众，铁桶似的把我军包围着。黎明时分，赵一曼和第2团被敌人追逼到一个山沟里。好在山沟里地形对我军有利，敌人无法运用多的兵力进攻，我军也无法在白天突围。

夜幕降临后，赵一曼和王惠商量，决定利用夜间突围。赵一曼提出让她带一个班掩护团长王惠带领大部队和伤员突围。王惠不忍让赵一曼留下掩护。两人推让间让赵一曼急了，她果断下命令：“你是团长，有责任把部队带出去！”

王团长带领部队突围后，赵一曼在掩护部队突围时其大腿被击成贯通伤，无法正常行走，与其他3名战士艰难地移动到春秋岭附近一个农民家里养伤，想等伤势轻些再去找部队。

日伪的嗅角很灵，不几天就发现了赵一曼等人的行踪，马上派出第三区“讨伐队”队长张福兴率部前来抓捕。在与伪军的战斗中，赵一曼左腕又中了一枪，昏迷后被俘。

日伪要赵一曼说出赵尚志以及第2团的去向，她严词拒绝。日军对她施以酷刑，用鞭抽打，用钢针刺伤口，用烧红的烙铁烙皮肉，逼其投降招供，她宁死不屈。日军问她为什么要从关内到关外抗日，她严词痛斥道：“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军，难道还用得着解释吗？我们中国人除了抗战外，别无出路！”

为得口供，日军将赵一曼送进哈尔滨医院监护治疗。在医院监护治疗的几个月中，赵一曼不忘抗日宣传。看守董宪勋和女护士韩勇义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事事处处给予她方便和照顾，并答应她会尽力帮助的。

赵一曼的腿伤得不轻，但想到的是能早日养好伤，重返战场杀日本鬼子。当送到医院疗伤时，其腿伤处血水和棉裤完全连在一起，撕都撕不开，骨科医生张柏岩建议截肢。赵一曼坚决不答应，她说：“如果锯掉，我宁愿死！”

1936年6月28日，在董宪勋及其叔父董广政和韩勇义帮助下，赵一曼从医院后门逃走，然后上了一辆白俄人开的小轿车往珠河方向开去。

赵一曼的逃走惊动了日伪警察署，他们根据分析判断出赵一曼的去向，马上派出骑兵追赶。6月30日，敌伪在阿城县李家屯追上了赵一曼。赵一曼重入虎口。

日寇对赵一曼施以野蛮的酷刑，赵一曼坚贞不屈。日寇绝望了，决定押赴珠河处决，以恐吓珠河抗日军民。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在珠河县城小北门英勇就义。就义前，她撑着虚弱的身子高唱《红旗歌》，向目送的同胞告别。

在被押往珠河的火车上，赵一曼知道自己来日不多。她想起了幼儿，向敌人要来笔纸，给儿子留下了遗言：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

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爱的儿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1936年8月2日

你母亲赵一曼于狱中

赵一曼是黄埔军校第一批女学员，她以中共党员身份勇赴国难，驰骋在白山黑水抗日战场，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牺牲于抗日疆场武装部队最高职别的女性，是中华民族抗日英雄，中国人民永远怀念她。

夫唱妻随，李秋岳就义通河

李秋岳也是与赵一曼齐名的东北抗日巾帼英雄。

李秋岳，原名金锦珠，化名张一志、柳玉明，朝鲜族，朝鲜平安南道中东郡人，1901年生。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靠耕种田地维持生活。但他很重视子女的教育，节衣缩食也要让孩子上学。李秋岳就是在重教的父亲支持下从小就有机会上学读书。

1910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公布“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把朝鲜变成了它的殖民地。日本在朝鲜设立“总督府”，驻扎重兵，遍设警察、宪兵机关和监狱，实行残暴的“武断政治”，把朝鲜人民的政治权利剥夺净尽。日本侵略者对朝鲜人民的野蛮统治和血腥屠杀，在李秋岳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民族仇恨的种子。她在中学读书时期就积极参加反日学生运动。

1919年3月1日，朝鲜以被长期幽禁的前朝鲜国王高宗李熙被日本毒死为导火线，爆发了全民性的“三一”爱国运动。李秋岳和她的男友杨林等人一起参加这一伟大的斗争。在斗争中，她与杨林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后来结成了伴侣。

爱国运动遭到日本侵略者的血腥镇压，许多爱国者惨遭杀害，杨林的父亲也被捕遇害。李秋岳和杨林等爱国青年没有被日寇的淫威和残暴所屈服，他们转入地下，开展反日斗争。

杨林，原名金勋，曾用名杨宁、毕士悌，别名杨州平，朝鲜平安北道人，大李秋岳3岁。杨林参加反日斗争较早，又是革命志士的后代，他的活动引起了日本殖民当局的注意，对他发出通缉令。杨林在日寇的疯狂搜捕下，在朝鲜本土难以容身，便于1919年夏天，告别了李秋岳和其他革命同志进入中国国境。李秋岳尚未被日本当局注意，留下来继续反日活动。

当李秋岳的反日活动随着时间推移，其一些出头露面行动也渐渐引起了日本当局的注意，危险已严重地向她逼来。好在杨林这时在中国南方已有安身立命之处，于是，李秋岳于1924年冬潜入中国，来到杨林正在工作的广州黄埔军校。

杨林进入中国国境后有一段从东北到南方的经历。他先是在吉林省通化县朝鲜族反日团体创办的新兴武官学校学习。半年之后，他以优异的成绩结业，被调配到汪清县西大坡朝鲜族反日军事学校当教员。1920年10月，日军出动1万多人侵入中国东北延边地区，对中国各族人民进行惨无人道的“讨伐”。这激起中朝人民的反抗。杨林与该校师生一起组织抗日武装，在和龙县青山里战役中，给了侵略者以沉痛的打击。1921年夏，杨林考入云南讲武学校第十六期炮兵科。1924年年初，杨林毕业，校方建议他留校工作。当时适逢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传来的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将要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和在广州黄埔岛创办军校，杨林感到革命的出路在广州。于是，他婉拒云南校方邀留，到了广州黄埔军校教练部学生总队工作。在广州，杨林还参加了东方各国民族解放大同盟。

李秋岳来到广州与杨林相聚时，广州革命气势正旺。不久之后，广东革命政府发动第一次东征东江一带军阀陈炯明。李秋岳随军东征，从事宣传工作。后来还和杨林一起参加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和刘震寰叛乱的战斗。她和杨林在广东认真比较了国、共两党，他们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在杨林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她也加入，夫妇都成为中共党员。

李秋岳也是个好强求上进的女子。在故国和广东等革命斗争中，她深深感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热切地希望能掌握军事技能，从事军事工作。她的丈夫也是这样，她要向他学习。

1926年11月底，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在开办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同时，招收女生入学。初闻此讯，李秋岳与其他后来报考军校的女同学一样欣喜若狂，准备投考。此时，杨林在广州黄埔军校本部担任中校技术主任教官，他全力支持妻子报考。不久，李秋岳如愿以偿，进入武汉分校女生队，与赵一曼成为同学。

入学后，李秋岳的经历和赵一曼大同小异，容不赘述。

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杨林从广州脱险。在周恩来直接关怀下，李秋岳和杨林于1927年8月一同前往苏联学习。他们先入中山大学学习政治理论知识，然后转入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军事。经过两年多的学习，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军事技术等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1930年春，李秋岳和杨林从苏联回到上海。中共中央随即派他们到东北中共满洲省委机关工作。不久，他们又奉省委的派遣，前往中共东满特委工作。中央和满洲省委这一安排主要是考虑到他们是朝鲜人，东满是朝鲜族的聚住区，那里中朝两国人民密切团结，在从事抗日斗争。

到东满后，杨林担任中共东满特委委员兼军委书记。李秋岳则在特委从事其他工作。他们深入到延吉、汪清、和龙一带发动群众，夺取日伪的武器，建立革命武装。

1930年12月，在杨林等人的领导下，以延吉为中心的东满人民举行反对日本增兵延边和纪念广州起义3周年的群众大会，会后有15000多名群众参加游行示威。在斗争中镇压了30多名日本侵略者的走狗，当地人民受到极大鼓舞，赤卫队等革命武装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壮大。1931年，杨林又指挥东满地区赤卫队和革命群众，攻打珲春以北地区的反动地主武装，缴获一批武器，没收地主的大量财物，烧毁地契，把粮食和一些财产分给贫苦农民。

1931年冬，杨林和李秋岳再次被调回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杨林担任省委军委书记，李秋岳在省妇联工作。

1932年7月，杨林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赴上海参加会议。杨林此去再没回东北，也没与李秋岳再次见面。真是夫妻分别两茫茫。

杨林参加上海会议后，到中央苏区工作。曾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属下劳动与战争委员会参谋长（委员会主任由周恩来兼任），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可能以此为机缘，杨林结识了时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当毛泽东了解到杨林和李秋岳夫妻分居，天各一方，甚是关心，特地找到前来参加会议的中共满洲省委代表何成湘，嘱咐他回哈尔滨后设法将李秋岳送往中央苏区工作。可惜不久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李秋岳难以成行，那时她已不在中共满洲省委工作，正调往珠河县委从事抗日工作。

杨林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总教官、红23军军长、粤赣军区司令员、红一方面军参谋长等职。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任中央军委干部团参谋长，在巧渡金沙江中做出特殊贡献。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第15军团第75师参谋长。1936年2月22日，中央红军发起东征山西战役，杨林率部任渡黄河先锋营，在抢渡时负重伤牺牲。

1932年秋，李秋岳被派往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先后任县委委员、妇女部长、铁北区委书记等职。李秋岳来到珠河时，当地民众抗日斗争正在兴起。抗日的吉林省临时政府经过几个月的抗争，于1932年2月上旬宣告失败。吉林人民不甘心做亡国奴，他们纷纷拉起抗日武装旗帜，与日伪作斗争。这需要中国共产党适应客观形势的变化，走出城市，到乡间去宣传发动组织他们。

宾县与珠河相接，宾县距哈尔滨更近，曾是失败了的吉林省临时政府的所在地。这里活动着孙朝阳等抗日武装。中共在这一地区设立中共珠河中心县委，领导这一带抗日武装斗争。李秋岳来到后，成为中共珠河中心县委书记关化新有力的助手。

中共珠河中心县委非常关注孙朝阳部，以及受错误处分在该部工作的赵尚志。1933年7月间，对赵尚志的问题又进行了专题研究。县委领导肯定了他的革命积极性，并对他因巴彦游击队的失败而开除他的党籍提出了异议，建议省委恢复赵尚志党籍。此后，珠河中心县委派出崔忠鸣和侯启刚到孙朝阳部找到了赵尚志，把县委的这一决定通知他，并向他提供了孙部中所有中共党员的名单，帮助他与他们接上关系。对这些，李秋岳十分赞同。虽然她在满洲省委工作因地下工作的原因，与担任省委军委代理书记的赵尚志接触不多，但在广州黄埔军校时直接或间接地了解到他是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学过军事，对党是忠诚的。

一年之后，赵一曼也来到中共珠河中心县委，与李秋岳一起工作。两个同学能在抗日战场同一个壕坑里共同战斗，都感到十分高兴，一切艰难危险都置之脑后，亲人骨肉分离的思想和痛苦也慢慢消失。两人在群众心目中有极高的威望，群众亲切地称李秋岳为“黑李”，称赵一曼为“瘦李”，以示区别。她俩先后任过中共铁北区委书记。

1935年秋，李秋岳奉命离开珠河到延寿、方正地区开辟新的游击区，担任中共延方特支书记。因赵尚志要率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主力往松花江下游地区开辟新区，这两个地方离珠河不远，延寿正好在珠河和方正的中心点，是一片中国共产党待开发的抗日游击区处女地。李秋岳在那独当一面，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不久就初见成效，这一带成为第3军第1、第2、第3团的抗日走廊，有力地牵制了日伪军。

为了配合赵尚志率部西征，李秋岳于1936年2月被派到通河工作。通河位于松花江北岸，是西征部队从汤原向西进军的必经之地，做好当地群众工作，以支援西征军极为重要。日伪军对西征军围追堵截，西征军刚过去，日伪军就紧跟而来。李秋岳领导的抗日斗争环境极为艰难。李秋岳与在通河工作的同志们咬紧牙关，坚持战斗，带领小股的抗日部队伺机出击，不断地打击敌人，巧妙地在通河地区与敌周旋。来到通河时，正是杨林在关内陕晋交界战死沙场。因音讯不通，李秋岳对这一噩耗浑然不知。她正为中国人民抗日事业忘我工作着。

1936年8月27日，李秋岳等3人被捕。在敌人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面前，她同赵一曼一样毫无惧色，愤怒地痛斥敌人。

1936年9月3日，李秋岳被日寇枪杀于通河县城西郊门外。她是朝鲜人民以中共党员身份牺牲在中国东北抗日战场中的巾帼英雄。

屡仆屡起，李云健参与创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6军

李云健，别名张世振、张秋，祖籍朝鲜，随父迁居黑龙江汤原，1895年生。因其家善耕种，积有财产和土地。因与其兄李云岗信仰不同，投奔革命，到南方广州投考黄埔军校（期别待考）。曾与崔庸健一起参加1927年12月的广州起义，在沙河战斗中，起义军中的黄埔军校特务营有150名朝鲜籍官兵大多数牺牲于此役，李云健幸免于难，与崔庸健一起撤至花县。

1928年，李云健和崔庸健等朝鲜籍黄埔师生受中共满洲省委的委派，先到通河后到萝北梧桐河，负责组织开展三江地区朝鲜族村的革命活动。他们在这里首先着手开办军政干部训练班——松东模范学校、农民讲习所、农民夜校等。军政干部训练班连续办了两三期，每期两三个月，培训出170多名革命干部。崔庸健和李云健等人在这些学员中选出一批优秀的较成熟的同志，派往通河县，萝北县鸭蛋河，汤原县格节河，富锦县安邦河、哈达密河，桦川县湖南营，勃利县等地开展工作。

1930年，中国共产党在汤原县建立县委，李云健受中共组织的委派到汤原从事地下工作。

汤原，位于三江平原（即嫩江、松花江、牡丹江）的两翼，下江（松花江下游）两大重镇依兰和佳木斯之间，背靠绵延千里的小兴安岭，附近有黑金河、葛金河、乌拉嘎河等金矿和鹤岗、双鸭山等煤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主导思维让中共满洲省委看重汤原这个地理位置和工矿里受中外资本家压迫剥削的工人阶级，认为只要深入到工人中去宣传发动组织，这个地区必定能成为革命的中心地区。当然，这种做法也不排除含有政策制造者的主观因素。1929年夏至1930年夏，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是刘少奇，刘少奇从事革命实践活动的起点是工人运动。

1922年春，刘少奇从苏联留学回国，被中共中央安排在领导中国工人运动的指挥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同年8月，回到家乡湖南，参与组织和领导粤汉铁路工人罢工。9月，到安源煤矿领导工人运动。刘少奇从工人运动一路走来，注意力较为集中于工人运动，对工人运动情有独钟，工人运动也成为他的拿手好戏。在他主持中共满洲省委工作期间，讨论和通过了《满洲党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决议案》认为，满洲的职工运动现处于开始时期，因此要在铁路、海员、矿工、兵工厂开展工作。李云健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被派到汤原工作的。

1931年，中共汤原县委改为中共汤原中心县委，领导依兰、通河、富锦、佳木斯等地党的基层组织。革命的任务是随形势发展变化的。如果说“九一八”事变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重要任务是发动和组织农民、工人打倒地主、资本家，那么，事变之后的重要任务便是开展反日宣传，发动和组织抗日武装。

1932年春节后，日军侵略魔爪已由哈尔滨往东，向松花江下游地区延伸过来。日军一路烧杀，惨无人道，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奋起抵抗，大刀会、红枪会等各种形式的民间抗日武装纷纷建立起来。在这种形势下，中共汤原县组织提出一个迫切的战斗任务，就是必须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

中共满洲省委派省委巡视员冯仲云到汤原中心县委指导工作。

冯仲云，曾用名冯启农、冯群，江苏武进人，1908年生，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清华大学支部书记。后到东北，任东北反日总会中共党团书记、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等职。后来成为著名的抗联将领。

在冯仲云指导下，汤原党组织加紧发展党的组织，培养和吸收一批先进工农分子入党。到1932年夏秋之际已建立6个区委、2个特支，拥有208名党员，为游击队的建立培养了骨干力量。李云健运用自己的军事特长，参与游击队骨干力量的培训工作。

1932年10月，红军第33军汤原游击中队在汤原城北半截河子村成立。中队长李福臣，参谋长李云健。中队下设3个小队，戴洪宾、颜庆林、孙盘铁分别担任小队长。关于这一点另有说法，据李敏回忆录《风雪征程》称：汤原游击队成立于1932年农历十月初十，李云健为队员，裴治云为政治委员。

游击队最缺乏的是武器，夺枪是第一要义。游击队在成立的第二天，到康家大房子缴获了地主的5支枪，以后又准备到都鲁河金矿夺枪，因矿方卫队早有准备，不得不放弃行动。过了几天，根据鸭蛋河、梧桐河区委的建议，另拟夺枪计划。

李福臣、李云健等游击队领导缺乏经验。既然武器这样重要，就要视枪如命，枪随人身。他们计划去夺枪，却人枪分离，把已有的一些枪埋藏在一个队员家中，让很多队员徒手等待队领导带着他们去夺枪。行动的前天晚上，一队胡匪突然闯进了游击队员散居的镇子。土匪在抢劫群众财物时，发现了埋藏的枪支，顺手牵羊把游击队的枪全部抢走。由于游击队手中的枪不多，火力不够，夺枪计划不了了之。

汤原游击部队成立时，汤原一带形势很紧张。日军第14师团占领和控制了松花江下游沿江各城镇。同时，游击队打起红军旗号让当地人民群众对这支队伍的认识不清，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游击队生存越来越困难，夺枪计划屡遭失败，队员纷纷离队，只好偃旗息鼓。

1933年1月，中共汤原中心县委重新建立了汤原游击队，队长为张福林，党代表为王永江，参谋长为李云健，戴洪宾等为小队长，全队共有60余人．为了便于联合其他抗日武装共同行动，对内称反日游击队，对外报以“仁和”队。

游击队成立后，因打着反日旗帜，具有一定的号召力，便有不少小股抗日队伍前来投效，最大是于九江和老来好两队。于九江系旧军人出身，恶习不改，屡犯纪律，引起民愤。欺压百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绝不允许的，王永江等游击队领导执行纪律，处死于九江，但没有在这两个队里进行细致的分化和说服教育工作，留下了后患。

处死于九江时，老来好未敢公开反对，却暗中寻机复仇。1933年6月，老来好串通了于九江的部下几个人把党代表王永江杀害，然后将其所部及“九江”队拉出逃跑。建立了半年多的汤原反日游击队又失败了。

中共汤原中心县委不气馁，决心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他们坐下来冷静思考，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建立武装的指导思想不明确，斗争经验不足，对于旧军队和土匪拉起的抗日武装缺乏正确的争取和改造方法。他们决心要引以为戒，继续建立抗日武装。

1933年年底，汤原反日游击队又建立起来了。已在战斗中锻炼成长的戴洪宾任队长，宋赢洲任副队长，张兴德任政治部主任，李云健任参谋长，队员有30多人。

汤原游击队的重建要感谢夏云杰这位杰出人物。

夏云杰，山东沂水人，1903年生，家境贫寒。1926年3月，他拖家带口，背井离乡，从关内家乡到关外黑龙江汤原。“九一八”事变后，他深受抗日宣传教育，决心从事抗日救亡职业。1932年9月，经冯仲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他更加自觉地投入抗日斗争的洪流，经常深入矿山、农村，积极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为建立抗日武装出谋献策，身体力行。1933年10月，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发生了“灾难性”事件。县委13名委员中的12名在开会时被日军发现、包围、逮捕。12名县委坚贞不屈，后被日寇活埋。时任县委委员、县团委书记夏云杰外出执行任务，幸免于难。他只身一人勇敢挑起了汤原大地抗日重任。他带领其他同志夺取敌人武器，武装自己，经过几番斗智斗勇，终于拉起了队伍。

汤原反日游击队成立后，夏云杰一面带领游击队到孙老八木营办训练班，提高游击队员的军政素质；一面寻找战机，再次夺枪，扩大游击队武装。从游击队成立到1934年7月，游击队连续取得了鸭蛋河夺枪、萝北县七马架伏击战、袭击太平川伪警察署、太平川西大岗战斗、葫芦脖子伏击战等胜利。特别是葫芦脖子伏击战，毙伤日军50多人，伪军更是死伤惨重，极大地打击了日伪嚣张气焰和振奋了下江人民的抗日信心。

李敏回忆录《风雪兼程》生动记载着李云健和戴洪宾鸭蛋河夺枪的细节：

这次行动是智取。首先，徐光海协助鸭蛋河区委书记李凤林从“阎王”队借了两支短枪，就在腊月二十九那天的下午，游击队40多人的队伍分成了两批，一部分留在城外待命，另一拨就化装成老百姓进城。区委书记李凤林和地下交通员宋殿双等人假装讨债打架，他们有意把衣服撕破，脸上涂点猪血，厮打叫骂着要找镇长去评理。他们的后面是装成看热闹劝架的戴洪宾、王居选等男队员和裴成春、李在德、朴英善、李恩淑等女队员。等这一大帮人连吵带闹的来到伪自卫团门前时，哨兵认识李凤林，所以哨兵没有阻拦这帮人。李凤林在当时有地产、有房屋、有骡马，受党组织安排已与伪自卫团团长高奎一拜了把兄弟，平日常出入伪自卫团。人们一轰进院的同时，有人先缴了哨兵的枪。这时，伪自卫团团长高奎一正领着一伙人打牌，李凤林和王居选迅速地用枪顶住了伪团长，另外的同志到屋内夺枪，没等伪自卫团团员反应过来，挂在墙上的38支枪已经被游击队员抢到了手。就这样没费一枪一弹，这次缴械顺利成功了。当天晚上，李凤林和宋殿双两家抛弃了全部家产，在组织的安排下，转移到了汤原县太平川。追击上来的敌人，也被游击队给击退了。

1934年10月，到哈尔滨中共满洲省委学习两个月的夏云杰归队，宣布省委关于成立汤原反日游击队的决定。夏云杰为游击总队政治委员，戴洪宾为总队长，李云健为总参谋长，下辖4个队，全队150多人。根据《东北人民革命军及赤色游击队暂行条例草案》规定，把游击队置于中共绝对领导下，确立政委为游击队党代表，一切军政命令须由政委、总队长、参谋长共同研究决定，最后政委签字生效。李云健成为汤原游击总队的核心领导之一。

随后，李云健协助夏云杰、戴洪宾率领游击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把反日游击区从太平川扩展到亮子河、黑金河、仙马沟、格带河一带，一边发动群众参军参战，一边按照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加强对各义勇军的争取、教育、团结工作。游击队与各义勇军密切配合，协同作战，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太平川的抗日斗争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从格带河到石场沟，抗日军几乎摧毁了敌人全部据点，群众的抗日情绪空前高涨。到1934年年底，汤原反日游击队总队已发展到400余人，成为震撼下江地区的一支抗日劲旅。这支部队后来又进一步发展，扩大到千余人，于1936年1月，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6军。

有道是：功成未必长厮守，长留遗憾在人间。正当李云健把他较为成熟的军事经验贡献给东北抗日事业时，却遭受“左”倾错误影响，于1935年3月被错杀。

杀害李云健的罪名为“民生团”。

“民生团”是1932年2月经过日本移民当局批准，由一伙朝鲜奸细、政客组成的专门用于对抗中共领导的东满抗日武装斗争的反革命组织。“民生团”鼓吹民族自治，破坏中华民族的团结，分裂中朝人民的抗日和联合。

“民生团”出现后，立即引起了中共东满特委的关注，他们针对“民生团”的险恶用心和反动实质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并号召中朝各族人民对“民生团”进行坚决的斗争。

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人也觉得“民生团”的口号已不利于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和统治，这使“民生团”失去了支持它们的后台老板，于是就在这一年7月解散了。

“民生团”虽然解散了，但它在中共东满特委领导头脑里造成的那团阴影却一直没散。其实这也难怪，在当时那种严峻的形势下，人们头脑中那根防奸反特的弦是很难松弛下来的。

“民生团”解散不久，1932年8月，中共延吉县委秘书宋老头被日本宪兵捕去，一周后放回。县委在审查宋老头期间，抓获两名日本宪兵队的翻译，经审讯，供出宋老头是日本宪兵队派回来的密探。县委立刻把宋老头抓起来进行审问。经过严刑拷打，那宋老头吃刑不过，便招出自己是“民生团”，而且还供出20多名“同伙”。县委一听这还了得，马上又把那20多人都抓起来进行审问。

这一审问可不得了了，“民生团”分子越来越多了。

据此，中共延吉县委认为：“民生团”不但还存在，而且已经钻到革命队伍中来了。既然那些该死的“民生团”分子已经混进来了，那就得把他们都查出来，一个一个地收拾掉。于是，一场深入揭批“民生团”分子的运动便在全县党团组织中开展起来。

中共东满特委根据延吉县委的情况认为，既然在延吉发现了“民生团”分子，那么在其他各县会没有吗？既然有，那当然也得反呀！就这样，这场运动又迅速波及整个东满地区。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暴力，是要见血的。既然东满特委把反“民生团”运动当成了对敌斗争中的一件大事来抓，那可就不是闹着玩的了。这样，一大批朝鲜族党团干部和人民革命的骨干遭到严刑拷打、关押、枪毙。

这场亲者痛仇者快的惨剧还因日寇运用反间计而使之推波助澜，惨剧加剧。1934年9月，由日本帝国主义一手策划，在东满地区成立了反动的“鲜民援助协会”。这个反动组织趁革命队伍内部犯了反“民生团”错误之机，采取“或挺身（派人）潜入党内进行挑拨，或造成假象，使对方产生错觉，误信有民生团潜入党内”的手法，“目的在于搅乱共产党内部”。中共东满、北满组织相继中计，无端怀疑革命队伍中的朝鲜族同志。汤原反日游击总队“三巨头”中的李云健是朝鲜族，首当其冲，无端受猜疑受迫害，最后被冤杀。这使后来的东北抗联失去一位懂得军事的将领，同时遭错杀的还有6位朝鲜族游击队骨干。

李云健不仅自己参加革命，而且还带动了侄女李仁根（张英华）参加抗日。李仁根自己十几岁就参加抗日工作，几经坎坷劫难，其志未改，不愧为抗日英雄李云健的好侄女。

栉风沐雨，李成林转战东满

李成林，原名金东植，化名金大伦、孙靖海，朝鲜咸镜南道咸州郡人，1904年生。其家境贫寒，以农为生。1915年，随父母离开朝鲜，绕道苏联迁徙到黑龙江省宁安县磨刀石（今属穆棱县），后又移居宁安街、黄旗木等地。1919年，李成林于磨刀石小学毕业，第二年考入宁安的吉林省立第四中学，1922年毕业。读书识字，使李成林懂得不少有关立志爱国的道理，联想自己的祖国已沦为日本殖民地，第二故乡也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便产生了寻找革命出路的冲动。从中国民主革命策源地广东传来的革命信息使他对广东神往。于是，他便于1925年秋南下广州，投考黄埔军校，后入第四期学习。随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发生，广州也出现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的疯狂屠杀也波及具有革命气息的进步青年身上，整个南方的空气令人窒息。李成林无法“忍看朋辈成新鬼”，黯然神伤地离开广州，回到东北。

回到了宁安，李成林在宁安县小学师范班任教。在此期间，身上种下的革命种子渐渐地破土而出，他很快就卷入了革命洪流中去，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的一些革命活动，并于193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组织因材施用，派他到王德林领导的“中国国民救国军”任职。

王德林是个具有爱国和民族气节的英雄。

王德林，原名王林，字慧民，后改德林，山东沂南人，1875年生，其家庭是中医世家。沙俄攫取中东路后，他曾当过筑路工人，后拉起绿林，积极抗击俄军。“九一八”事变前，王德林曾任东北边防军第26混成旅第666团第3营营长。事变发生后，主政吉林的吉林军署参谋长熙洽卖国求荣，首先投敌，然后命令驻吉部队一律向日军缴械投降，延吉镇守使吉兴积极响应，率部投降，接受伪军职，对此王德林愤慨至极。当日军派员到他防地测量接管时，王德林奋起抗争，击毙日军测量人员七八名，并于1931年11月23日率部反正。

1932年2月8日，以王德林部为基础成立“中国国民救国军”，王德林为总指挥，孔宪荣为副总指挥，吴义成为前方总司令，共产党人李延禄为总部参谋长兼任第1补充团团长，李成林为总部宣传部长。

在救国军成立大会上，王德林发表了由李成林起草的讲话，其中提到“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祖宗坟墓都在中国，我们当然要爱护中国。我们要拿热血来洗刷中国的一切耻辱，这才是我们唯一的责任。现在已经到了国破家亡的时期，就是我们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候了”。我们要打败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全国工、农、商、学、兵各界同胞要联合起来，不分党派，共同一致对外抗日。

王德林的这番讲话充分反映了当年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言辞恳切，抗日决心强，让全场军民群情激奋，纷纷表示愿团结起来，齐心协力，以血肉之躯与强敌拼杀，光复国土。

会后，王德林率领救国军主动向日本占领地区出击，沦陷区人民纷纷揭竿而起，配合响应，声势浩大，队伍由数百人增至五六千人，占领的地区也不断扩大。

王德林的抗日决心很强，收复失土的想法也多，遂决定攻打敦化县城以解决军饷，并以此为根据地，将抗日势力辐射到宁安、延吉一带。宁安县是李成林居住和工作过的地方，经过早期中国共产党革命活动，群众基础很好，李成林十分赞成，并指出前去必有成效。

敦化战斗于1932年2月20日晨正式开始。经过数小时的战斗，攻城的各支救国军不怕牺牲，勇往直前，共打死打伤日伪军400余人，很快占领整个县城。

继敦化战斗后，救国军挥师北上，2月24日攻克额穆县城，28日，又攻克蛟河县城。一个多星期连下三城，吉东震动。吉东各县爱国志士纷纷前来投效，仅延吉县老头沟罢工的煤矿工人，第一次就有500多人来参军。活动在汪清、敦化、延吉、安图等地的大刀会，也率部陆续前来投效救国军。据统计，到1932年3月间，救国军总人数达两万余人，7000支枪，分编成步兵7个旅，骑兵2个团，炮兵编入各旅。从此，救国军声势大振，成为吉东主要抗日武装力量。

1932年夏，中共组织调李成林到密山开展地下工作。

密山位于绥宁和下江的连接地带，东南两面紧靠苏联，是伪满洲国的所谓“国防”重点地区，面积有6万平方千米，李成林到了密山后，担任中共密山县委宣传部部长，领导密山中共组织深入各地宣传反满抗日主张。同时，和县委的其他同志一道，积极整顿和发展党团组织以及反日组织。密山的中共党员很快由六七人发展到三四十人，共建立7个党支部。至1934年他离开时，党员人数已达到百余人。同时还先后创办了刊物《战线上》和日发行量2000余份的《救国日报》。

统治密山的日军是第10师团第27联队，残酷统治和镇压密山人民。当地不愿当亡国奴的军民奋起反抗，各种反日小股武装到处活跃着。这些抗日武装大多数既要抗日，又不愿意联合在一起。李成林和县委一班人不辞劳苦、不厌其烦地深入走访，反复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联合起来拧成一股绳才不会让日军各个击破的道理。不久，李延禄等率从救国军衍生出来的救国游击军也来到密山，使中国共产党有了抗日的武装支柱和影响其他反日小股武装的实力。

1933年6月底，由救国游击军出面召集的密山南部反日山林队联席会议在半截河东南的郝家屯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密山境内的十余个山林队队头。会上，李延禄、张文偕分别向大家宣传了中共的抗日救国方针政策和介绍了救国游击军在宁安的作战情况。会上，各武装组织议定以下三条共同守则：第一，坚持抗日到底，不投降，不叛变；第二，保护抗日游击区贫苦农民的利益；第三，打进城镇向敌人夺取武器和给养。

这次会议还对个别山林队打着抗日旗帜不抗日，霸占地盘，欺压群众，无故杀害贫苦农民的罪行进行了揭露和处置。

“党指挥枪”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条原则。某个武装到达某个区域活动一定要接受该区域党组织的指导，甚至领导。中共密山县委对救国游击军联合山林队的做法存有看法，将救国游击军后来因各种原因遭受挫折的原因归咎于游击军联合山林队，认为其做法是“右倾机会主义”，进而不信任游击军，自己另起炉灶，组织抗日游击队。关于李成林对中共密山县委与李延禄领导的救国游击军有关建军抗日路线的分歧的态度因没有留下具体的历史资料，不得而知。但其致力于创建抗日游击队却是肯定的。

1934年初夏，中共组织调李成林到勃利县担任勃利区委书记。他领导勃利区委发动了西北楞百余名伐木工人的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他还着手建立了大四站、城区、小五站等区委组织。以勃利为中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范围扩展到桦南、依兰等地。

1934年9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吴平（即杨松）以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到吉东巡视，前来检查吉东地区落实“一·二六”指示信精神的情况。吴平先后召开了密山县委、穆棱县工委和宁安中心县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代表团关于满洲工作的意见。在密山县委扩大会议上，吴平代表中共组织将勃利区委改组为勃利县委，并任命李成林为中共勃利县委书记。

勃利县城以及周边地区同样活跃着各种山林队，这些武装力量运用得好是可以改造成为中共抗日武装。关于这一点，李成林自从听了吴平的传达报告后，已领会了上级的指示，并自觉地执行起来。又因为远在苏联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于1933年1月26日向中共满洲组织发出的“指示信”提出党在东北地区要“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地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

为了扩大抗日武装力量，李成林亲自做说服与争取山林队的工作，使某些分散的抗日武装力量团结统一在中共领导下，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李成林成功地组织了一支武装队伍，阻止了日伪政权收缴地方枪支的活动。

一天，当日伪军的汽车行驶到连珠河大桥时，农民联合武装发起突然袭击，日伪军措手不及，丢下3具尸体，弃车而逃。农民武装缴获步枪3支、子弹2箱，当场烧毁了汽车。

李成林在领导地方工作时，十分注意军民联系，发动并组织“反日救国会”“妇女会”等，为抗联提供情报，解决给养，动员群众参加抗联队伍，抗联第3、第4、第5军的生存发展以及这一地区的抗日大业倾注着李成林的心血。

李延禄领导的东北抗日同盟军第4军是由李成林曾参加战斗过的老部队发展起来的，因属区管辖的原因，中共勃利县委可以直接指导这支部队，并向它传达上级指示。1936年2月下旬，李成林接到满洲省委交通员送来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信后，马上通知李延禄速返勃利。

3月初，李延禄带着军部警卫连和第1团到达桃山（今七台河）。李成林向他传达上级调他去莫斯科的通知，并决定在他离职期间，由刚从莫斯科学习归来的李延平代理第4军军长职务。3月15日，李成林在勃利大青沟召集有李延禄，第3军第4师师长郝桂林、政治部主任金策勋参加的会议。会上，李成林传达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将东北抗日同盟军第4军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

1936年3月，中共中央驻满洲代表决定撤销中共满洲省委，计划同年9月成立中共松江省委，并提名李成林为松江省委书记。

1936年6月，李成林与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第2团副官刘喜从勃利大四站去伊兰的黑背抗联第4军军部开会，途经马粪包（今勃利县福兴生产大队北沟）时，突遭3名土匪袭击。李成林和刘喜双双被杀害。

后人谒李成林烈士纪念碑有感而诗：

碑粗石陋默无闻，

静卧蒿莱远世尘。

百里青山藏浩气，

一抔黑土掩忠魂。

气冲五岳惊天地，

血沃三江泣鬼神。

烈士英灵堪笑慰，

幼苗茁壮已成林。

壮志未酬，潘庆由在珲春大荒沟遇害

潘庆由是中国共产党东北抗日武装的开拓者和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和第5军的催生者。

潘庆由，原名李起东，化名潘向允、老潘，黑龙江宁安人（另说是吉林珲春人），1891年生，朝鲜族。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和在黄埔军校学习的期别待查。毕业后先后参加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后到苏联学习，1931年9月前任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以罗登贤为书记的中共满洲省委把“发动游击战争，领导反日的民族战争，开辟满洲新的游击区域”作为“最中心、最迫切、最实际的战斗任务”，随后立即把工作重心转向宣传、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救国武装斗争上来。并于年底把省委机关从奉天（今沈阳）迁到日军尚未占领的哈尔滨。为了加强基层的抗日武装斗争，中共满州省委撤销中共北满特委兼哈尔滨市委，在今属黑龙江省成立饶河、汤原、宁安、珠河中心县委和哈尔滨县委。中共满洲省委根据吉东、绥宁地区的战略地位和党的组织及活动的状况，为加强对中东铁路牡绥沿线及整个绥宁、吉东地区（今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穆棱、勃利、饶河、鸡西市及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等）抗日斗争的领导，1931年11月，决定成立中共宁安中心县委，直接隶属中共满洲省委领导。组织考虑到潘庆由是宁安人，便指派他到宁安主持召开中共宁安县委工作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抗日救国的指示。

1932年1月，潘庆由出任中共宁安中心县委书记，负责组织领导宁安、穆棱、东宁、密山等县的抗日斗争。中心县委成立之初，下属宁安县委、穆棱县委、密山区委和东宁特别支部，共有党员280余名。中共宁安县委下属东京城、牡丹、城市、南区4个区委，共有13个支部、114名党员。中心县委机关设在宁安江东花脸沟。

1932年6月，中共满洲省委根据日军侵占宁安县的形势变化作出决定：将中共宁安中心县委机关迁至山多且交通便利的穆棱县下城子区伪警察分驻所隔壁（王子训房），半年后改称为“中共绥宁中心县委”。这一名称的改动，更加突出了其作为这一地区党的领导机关的核心作用。潘庆由仍任中共绥宁中心县委书记。

1933年1月1日，中共绥宁中心县委因日军侵占穆棱县，曾一度迁至绥芬河，3月又迁回到穆棱县下城子。

潘庆由主持宁安（绥宁）中心县委工作，仅仅一年半的时间，可他是临危受命，是日寇在“九一八”事变后步步紧逼、强占牡丹江市和周边各县的危难之际，可谓工作最危险最艰苦、困难最多的时候。虽然时间不长，但他对宁安、穆棱、东宁、密山、勃利县党组织建设和抗日武装斗争做出了重大贡献。

作为宁安中心县委第一任书记的潘庆由，十分重视各地党组织建设。他一上任，就把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惨遭破坏的中共穆棱县委改组为中共穆棱区委，派原任宁安县委委员、反日会会长全凤来（后用名王杰，朝鲜族）任区委书记。把穆棱区委下属的党员组建成新安屯、下城子、八面通3个支部。1932年2月又重建了穆棱县委，下辖马桥河、下城子、兴源镇、穆棱、八面通、梨树镇6个区委，党员发展到130多名。

1932年6月，潘庆由将宁安中心县委机关迁到穆棱县下城子之后，在宁安成立中共宁安县工作委员会，机关设在东京城于家屯，下属铁岭河、磨刀石、东京城、南区、城区5个区委和牡丹江特别支部。不久，宁安县工委未按组织程序接受一个自称省委特派员（未带介绍信）崔某某的指导，擅自改组宁安县工委，接受了一些成分不纯的人入党。由于党内存有一些矛盾，党的决议不能贯彻执行。潘庆由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赶赴宁安县于家屯，召开党员大会，对宁安县工委进行整顿，及时解散宁安县工委，成立宁安临时县委，调整领导班子。任命立场坚定、有对敌斗争经验的张建东为书记，任命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宁安县委书记李光林为临时县委委员。中共宁安临时县委成立后，潘庆由和临时县委新成员一同对牡丹江、铁岭河、东村一带的党团组织进行整顿，并在一些村屯发展新党员，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党团组织。

1932年7月，为了加强和壮大密山县党组织的力量，根据中共满洲省委指示，潘庆由选派金镇浩、金百万、朱德海、黎春花、金平国等10多名党员干部前往密山县，以锅盔山为基地积极开展党建工作。不久又派李成林、张墨林、阚玉坤等8人到哈达河（今鸡东县哈达乡）进行革命活动，建立中共哈达河支部委员会，池若俊任支部书记。年底，派绥宁中心县委组织部部长朴凤南带领韩亨浩、李春根、李根淑（朴凤南妻子）、崔圣浩等10多名党员干部进入密山县组建区委。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先后在哈大河、白泡子、榨木台子新建3个党支部，使全县的党支部发展到6个。在此基础上，1932年11月，中共密山县委成立，书记为朴凤南，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为张墨林，宣传部部长为李成林，委员有李根淑、黄玉清、李春根、金百万、朱德海。

1932年9月，为了巩固和发展东宁县党的组织，潘庆由将刚刚暴露身份的穆棱县委书记全凤来和赵昌涉二人派去东宁县组建东宁区委。经过一个多月紧张的工作，先后建立团山子、高安屯、岭后、夫妻沟、小绥芬河、寒葱沟、老黑山7个支部，发展13名党员。把东宁特支改建为东宁区委，全凤来任区委书记，赵昌涉任区团委书记。

1933年1月，潘庆由再次派穆棱县党员干部郑昌国等6人到古城镇建立党支部。同年8月增派密山县和穆棱县的优秀党员干部崔红起、李成来、权一、李英朝、朴强、金百万等13人去古城岗建立勃利县特别支部。

在潘庆由的亲自领导和不懈努力下，中心县委所领导的区域内，党的组织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党员人数激增到300多人，为更加广泛地开展艰苦持久的抗日武装斗争储备了干部和领导力量，培养了大批抗日骨干。事实证明，潘庆由培养发展的很多党员干部，如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政治部主任黄玉清等日后都成为了著名的抗联将领。

“九一八”事变时，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武装力量非常薄弱，所以潘庆由上任伊始在抓紧党的建设的同时，把积极发展抗日武装作为党的中心工作，派出大批党、团员干部深入到群众中去，宣传抗日，组织群众抗日武装。共产党员李光林、于洪仁等根据潘庆由的指示，走出城镇闹市，下到农村场院讲述“九一八”事变真相，号召群众武装起来迎击日寇对宁安的进攻。正是在县委的宣传鼓动下，在宁安大地上先后成立李荆璞、于洪仁领导的“吉东工农反日义务总队”，王汝起领导的马莲河“红枪会”，“李大法师”领导的“大刀会”，海浪领导的“西北山八大队”，朱守一为队长、金根为政委的“北满工农义勇军”等抗日武装。正是这些抗日游击队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4、第5军的火种和前身。

潘庆由在主持宁安中心县委（绥宁中心县委）工作期间，一直很重视抗日武装建设和武装斗争。1932年，他指示穆棱县委，动员青壮年参军参战。他从救国军中选拔一批思想坚定、觉悟高的士兵，加强到王德林部队中中共掌握的第2补充团。

以潘庆由为首的中心县委还组织领导了磨刀石阻击战，打死打伤日军100多人，有力地扩大了抗日影响。1932年12月，在马占山、苏炳义等义勇军部队遭到失败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决定大举进犯穆棱一带的吉东地区。新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下令，以从朝鲜调来的广濑第10师团为主力，出动战车、飞机，“扫荡”吉东地区。这时的吉东地区，中东路以西、以南的城镇已为日寇占领，与铁岭河为邻的磨刀石已成前线。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中共绥宁中心县委在穆棱县兴源镇召开紧急会议，李延禄、孟泾清、张建东参加会议。潘庆由指出：王德林、李杜、丁超三大抗日武装很快就要瓦解，仅剩的吉东东部几个县将要被日寇攻占。在这种情况下他要求党员坚持留在自己的部队，领导部队继续抗日。会议决定，由李延禄向救国军总部提出带领补充第1、第2团上前方作战的要求，以便战后组建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抗日游击总队。在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到吉东之前，对大举进攻的日军给予迎头痛击，在政治上、国际上扩大东北人民抗日的影响。会后，潘庆由亲自深入到抗日部队中做思想动员工作，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1932年12月28日，李延禄、孟泾清、张建东率领1000多名抗日战士抵达磨刀石前线。磨刀石在铁岭河与穆棱车站之间，位于牡丹江市东北20千米处，高山夹峙，地势险要。

12月31日，奉日军第10师团师团长广濑之命，驻在珠河、一面坡、宁安的日军元部第8旅团主力与重炮队、装甲车队、飞行支队，在铁岭河北爱河一线集结。第二天上午10时开始，亲赴前线指挥的旅团长元部命令第39联队2000余人在飞机、装甲车队、重炮掩护下，向磨刀石的李延禄部队发起轮番攻击。李延禄部立即对涌进山口的敌人开火。战士们越打越勇，到中午时，打退了日军四次冲锋，日军在北山坡、南山坡扔下了许多死伤的士兵。不料，傍晚时，日军从后面迂回包抄过来，妄图使李延禄部腹背受敌，以一举消灭。李延禄已感到凶多吉少，形势紧急。孟泾清建议李延禄以保存实力为上，不能拼消耗。李延禄指挥部队向北面山后突围，日军不敢再追。李延禄带领战士们安全地进入穆棱窝集群山中。

磨刀石阻击日寇的战斗，以较少的伤亡，打死打伤日军100多人，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敢于率孤军作战，力挫强敌的坚强决心，表现了东北人民视死不作亡国奴的伟大民族精神。消息通过地下党组织的电台发往国外，由英国路透社转发苏联塔斯社，并在巴黎的《救国时报》上刊发，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

1934年10月，这支救国游击军与潘庆由派去的地下党创建的密山游击队合并，组成东北抗日同盟军第4军，1936年3月，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李延禄任军长，黄玉清任政治部主任。

1933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委员孙广英从海参崴回到绥宁中心县委驻地穆棱县下城子，与绥宁中心县委书记潘庆由接上关系，传达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建立吉东局的决定。

1933年5月，在杨松的指导与多方联系下，经过精心筹备，在穆棱县下城子区中共党员王胜魁（化名王东轩）家召开了第一次吉东工作会议，正式成立了共产国际和满洲省委之间的联络机构——中共吉东局（领导绥宁中心县委、饶河中心县委和东满特委），孙广英任书记，潘庆由任组织部部长。

1933年6月初，中共满洲省委派杨波、潘庆由组成省委代表团，分别前往汪清、珲春、延吉等县，召集县委扩大会议，贯彻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关于结成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精神。并于6月10日发出了《中共东满特委告民众书》，要求“联合一切反日武装”，建立“广泛的广大群众的全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中韩民众必须联合起来，以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强盗”。东满地区在贯彻“一·二六”指示信精神的过程中，撤销各游击根据地内的各级苏维埃政府，代之以人民革命政府及农民委员会。在具体政策方面，以“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和走狗的土地、财产”的口号代替“没收一切地主资产阶级的财产”的口号；游击队与其他反日部队广泛结成武装统一战线，并多次进行联合作战，使东满地区的抗日斗争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1933年7月，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潘庆由在中共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的陪同下，到珲春去召开县委党团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一·二六”指示信并改组县委。

童长荣去了东兴镇，潘庆由留在珲春，审查珲春县委执行的“立三路线”。不幸的“潘庆由被害事件”就发生在这里。

潘庆由在一次大会上讲话，点名批判了不久前牺牲了的县委书记徐光的所谓错误，还点名批判了县游击大队政委朴斗南闹“派争”，并说要肃清“民生团”分子，同时宣布开除朴斗南的党籍，撤销了其游击大队政委职务，缴了他的手枪。

会后，潘庆由在金南奎家吃饭。有一个班的游击队战士执行任务回来，把枪架起来也准备吃晚饭。架起的枪中有一支刚刚缴获的三八式新枪，战士们好奇地来摆弄。这时朴斗南也过来说“我也看看”。说着便接过枪，迅速装上子弹走到门口，对潘庆由说：“你要杀我，我就先杀你。”一枪打死潘庆由之后，进屋拿着潘庆由的手枪退了出来，威胁游击队员“谁敢动就打死谁”，边说边退。游击队员们都知道朴斗南的枪法，谁也没敢动。朴斗南就这样跑掉了。

潘庆由被害事件给东北抗日事业产生了巨大的危害：一是引起中共队伍中“反民生团斗争”的扩大化，误杀了许多朝鲜族的中共干部，严重削弱了革命力量；二是朴斗南到珲春投敌，参加日特“珲春正义团”，助纣为虐，极大地摧残抗日武装，吉东抗日武装损失惨重。

潘庆由把自己的一腔热血无私地奉献给了东北抗日大业。金日成在其《与世纪同行》的回忆录中提及对他早期革命生涯产生重大影响的书籍及人物，简而言之，只有两本书和三个人，即介绍他读《资本论》的朴素心、引导他读《红楼梦》的尚钺、鼓励他树立朝鲜人“主体意识”的潘庆由。朴素心和潘庆由都是朝鲜族，青年时代在异国他乡的金日成对他们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把他们两位当做自己的革命导师。

金日成在回忆录中写道：

单从共产国际把他调去，任命他为特派员来检查和指导东满地区的工作这个事实来看，也不难看出他是一个有威望的领导干部……在我的抗日革命历程中，像见到潘省委时那样，就朝鲜革命的命运和路线问题，坦诚、认真、热烈而又深入地进行讨论的，恐怕只有这一次。潘省委对于革命，是个有自己独到见解的少有的理论家……自从见到了潘省委以后，我更深切地认识到进行革命斗争，既要有实践家，也必须有能够引导和驾驭实践的理论家。自从在小汪清与潘省委进行了难忘的谈话以来，他就成了我最亲密的挚友与同志。我们两个人的年纪相差二十多岁，可是在短短十几天的时间里就成了胜于十年知己的至交的老同志。这不是什么物质的力量或利害关系的魔力使然，我们之所以能够建立起像太阳的光焰一样火热的友情，是因为我们一日三秋地渴望实现朝鲜的解放和自由的心愿是一致的，是因为我们独立自主地对待天下万事万物的思想方法和志向是一致的……跟我约好要重新回汪清来的潘省委，到了珲春以后，却变成不归之魂永远倒下了。

各尽所能，宋国瑞、申春、陈公木等人表现突出

还有一批中国共产党黄埔生战斗在东北抗日疆场，他们最早投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伟大事业，为坚持抗战和抗战的胜利作出巨大的贡献。他们大多较早牺牲于抗日战场，因受资料限制，无法充分展开叙述他们的英雄业绩，只能粗线条地勾勒出一个大概。

宋国瑞，原名宋振邦，号祥斋，化名宋士宣、王任恒、任怀良、王敏。山东高密人，1905年生。1919年入县城高级小学，后入山东省立一中、正谊中学、山东省立高中读书。

山东济南是中国共产主义火花迸发较早的地方之一。1921年上半年，在上海、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推动下，济南省立第一师范学生王尽美、济南省立第一中学学生邓恩铭等人筹建了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之后，中共组织在济南等地蓬勃发展起来。宋国瑞就读的济南省立一中和正谊中学是中国共产党在济南活动的重点区域，宋国瑞深受革命思想熏陶，积极追求进步，于1924年被发展为党员。不久，宋国瑞转到上海东华高中。1925年夏，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工科。次年暑假，他到济南与中共山东地执委取得联系，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六期学习。

1927年5月，宋国瑞服从中共组织命令，提前离校回家乡高密，任中共高密地执委委员，分工负责组织和军事工作。1928年年初任县委书记兼管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1929年2月，山东省中共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已无法隐瞒身份的宋国瑞被调往中共满洲省委，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活动于东满。1930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遭到破坏，由省委委员王永庆、杨一原、郭隆真、徐克和宋国瑞组成临时省委。不久，宋国瑞调任中共延边区委书记兼东满特委军委委员。1931年12月，任东满特委军委书记。

东满地区主要是指吉林省东边的延边地区，包括延吉、珲春、和龙、汪清等县（今吉林省延边地区）。它位于美丽富饶的长白山区，东临苏联，南隔图们江与朝鲜相望，境内群峰竞峙，河川纵横，山清水秀，土肥物丰。日本对这块风水宝地垂涎欲滴，早已把侵略的魔爪伸入进来。

中国共产党较早就在这个地区发展活动，到1931年，党员人数发展到1000多人。东北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展开了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1930年举行了“五卅暴动”。当年12月，为纪念广州起义三周年和反对日本增兵东满，举行了1500多人参加的游行示威。“九一八”事变后，东满同整个东北地区一样，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民众抗日救国斗争的热潮。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广泛发动民众掀起抗日救国斗争的新高潮，中国共产党决定加强对东满的领导，除了派遣富有革命斗争经验却身患重病的童长荣到东满担任中共东满特委书记，还调派宋国瑞担任军委书记，协助童长荣开展工作。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满抗日武装创建工作首先从珲春开始。

1932年11月，珲春游击队成立。之后，延吉、汪清、和龙等地游击队相继成立。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抗日游击队同日伪战斗达到60多次，游击区域扩大到东满四县的广大农村和山区。1933年12月3日，中共满洲省委在致东满党团特委和游击队同志的指示信中，要求中共东满特委应号召广大工农群众积极参加游击队，并以汪清、延吉、和龙等地现有的游击队为基础，建立东北人民革命第2军第1独立师，要把人民革命军打造成东满一带反日武装中唯一的领导力量。

宋国瑞在东满工作期间，作为特委军委书记，建立抗日武装是他的职责所在。在他的指导和亲自参与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满抗日武装，由没到有，由小到大，其功不可没。正当东满抗日武装力量茁壮成长时，他又奉命于1933年6月到北满担任中共北满特委书记。在任期间，在一次与日军作战中牺牲。

申春在宋国瑞为国捐躯一年后牺牲。

申春，又名梁道益，朝鲜咸镜北道明川郡人，1907年生。他和当时许多朝鲜有志之士一样，在朝鲜无法忍受日本殖民统治愤而反抗失败后，没有容身之地便逃到中国，几经辗转到了广州。当时的广州是中国民主革命大本营，容纳了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许多青年，他们大多在黄埔军校学习或工作。申春在黄埔军校第六期学习期间恰逢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李济深等国民党右派与沪宁的蒋介石国民党右派遥相呼应，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广州的朝鲜革命青年有许多人便离开黄埔军校，跑到在高喊革命口号的汪精卫主政的武汉，转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这些学生在汪精卫“分共”时进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及其他“铁军”部队，赶不上叶挺、贺龙部队发动的南昌起义，便随张发奎的部队南下广州。申春在此之前已加入朝鲜共产党，没有离开广州。当张发奎到广州缴了黄埔军校的械时，他便投入崔庸健为连长的黄埔军校特务营第2连。

1927年12月11日，申春跟随崔庸健参加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他返回东北。1930年春，申春由朝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这种党籍转变是根据共产国际“一国一党”规定实行的。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第二条重申：加入共产国际的各政党定名为某某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每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并成为它的支部。该章程第三十七条规定，共产国际各支部的成员，须经所在支部的中央委员会批准，方能移居他国。共产党员移居他国后，立即加入该国的支部。上述规定，后来通称“一国一党”的原则。共产国际六大后，中共便开始执行共产国际有关指示。1929年至1939年前后，中共大批接收朝鲜的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者，申春等朝共党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转为中共党员的。

申春于1930年在和龙县组织东北第一个苏维埃政府——和龙县药水洞苏维埃政府，并建立游击队，担任总指挥。

1930年9月，申春担任中共延吉县委军事部长，后改中共珲春县委军事部长。1934年6月，在延吉被日本特务杀害。

陈公木，朝鲜庆尚南道山清郡人，1900年生。1918年，从釜山商业学校毕业。次年，参加朝鲜“三一”反日爱国运动被捕入狱。在多方大力营救后出狱。不久，辗转来到中国。1923年3月，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一年后退学。1925年8月，又入上海惠灵英语专门学校学习。1926年4月，进入广州黄埔军校入伍生部学习，后转入第五期。同年底，随第五期部分学生搬迁到武汉分校学习。黄埔军校在武汉设立分校后，广州军校本部第五期的政治科、工兵科、炮兵科移到武汉。由此可推，陈公木为第五期这三科中的学生。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五期学生于1927年7月毕业，毕业后的陈公木分配到叶挺的第11军。不久该部投入南昌起义，陈公木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南昌暴动的一兵。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失败后，陈公木撤到上海，在那加入了朝鲜共产党（北派）。同年7月，陈公木赴吉林磐石县任中国朝鲜人民同盟庶务部部长。1929年6月，改任朝共满洲总局组织部长。1930年7月，根据“一国一党”原则，陈公木在磐石县转入中共。此后，他以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身份在北满地区进行革命活动，向省委提交了由他起草的《少数民族运动委员会意见提纲》。

1931年年初，陈公木被派到中国与朝鲜边界地区的基层任职。先是到安图县组建中共县委机关，任县委书记。约3个月后，又调往延吉任中共延吉县委书记。

延吉地区那时正是日本占领区或被“日化”，当地中朝等族民众在日寇铁蹄践踏下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随时都可以被日特以任何借口杀害。当地人民急需革命党组织和领导，与日本统治者作斗争。陈公木到了该地区后，深入群众中去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他的活动引起日本当局的注意。1931年4月8日，他在延吉县朝阳川茂山林从事革命活动时遭敌逮捕。敌人将他押往朝鲜投入汉城监狱，后判处7年徒刑。1935年，陈公木在日狱囚禁折磨中牺牲。

195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为张适签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张适何许人也，能得到此殊荣呢？张适也是出身于黄埔军校的“铁的抗日英雄”。

张适，原名张来顺、安适斋，曾用名张弓、张有才。山东昌乐人，1904年生。其少年时就读于昌乐县高等小学。1923年入济南育英中学读书。在校期间，他接受革命思想，参加反帝反封建活动，撰写了《五四纪念之我感》《我对国耻纪念日之感想》等数十篇充满民主革命思想的文章。1926年，经育英中学地下党员王翔千（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始人之一）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受党组织派遣，先后到上海、南京、武汉从事地下工作。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创办时，正在武汉的张适服从组织安排，近水楼台地进入军校第六期学习。尚未毕业，大革命遭受挫折，张适和其他同学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教导团，随张发奎南下到广州。不久，爆发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张适听从中国共产党指挥参加起义。起义部队撤出广州后，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师，张适任第3营党代表。在东江的战斗中，他身负重伤，与部队失去联系。为寻找党组织，他忍受伤痛北上，乞讨步行千里。从广东到上海，经山东再到关外。经过约两年的周折，才与中共北满特委取得联系。

此后，张适在白山黑水间战斗了16个春秋。他是黑龙江省绥化地区党组织的创建者。“九一八”事变后，张适担任中共哈尔滨市委委员、中共满洲省委呼海路、吉长路巡视员等职，参加了组建和领导义勇军、哈尔滨工农运动等工作。因他是山东汉子，长得黝黑，群众都亲切地称他为“黑张”。1932年5月，张适和李维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鞍山市市长）一起组建了中共吉林市支部委员会（不久改称中共吉林特别支部）。

1933年7月，张适调任中共奉天特委书记。10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张适坚贞不屈，并领导了奉天第一监狱党组织，经受了10年铁窗岁月的严峻考验。日本宪兵队也不得不在审讯记录中承认张适“坚守着所谓共产党铁板纪律的秘密”。出狱后，张适多方设法联络党组织和抗联部队，以私塾教员身份为掩护宣传抗日道理。因抗战后期在日寇的疯狂“讨伐”“围剿”下，抗联生存已很艰难，有些部队已转移到苏联境内，所以，张适寻找组织的愿望无法实现。

抗战胜利后，张适在哈尔滨找到了李兆麟，担任哈尔滨市中苏友好协会秘书长，在李兆麟领导下，开展群众工作，为实现民主和平而斗争。他与兆麟一样，同样成为国民党特务的眼中钉、肉中刺。1946年3月9日傍晚，距李兆麟牺牲仅几个小时，张适也倒在了国民党军统“滨江组”特务的魔爪之下。

毛泽东为张适签发烈士证半年后，1958年3月6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在张适家乡修建了一座纪念碑，以让后人缅怀这位革命先烈和乡贤。

李向之也是参加东北抗日的中国共产党黄埔生。

李向之，原名李世荣，别名李一民、李玉名、魏有才，吉林榆树人，1900年生。1926年8月在黄埔军校第六期学习，毕业后考入上海法学院。“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1932年受“救国会”派遣到东北进行抗日救国运动。193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冬，李向之到北平。次年春任华北武装自卫会副主任，5月被捕。同年12月，被释放出狱。1936年2月，任东北特别支部书记。1937年组成平西“东北抗日游击总队”第2路军，任政委。

在北平期间，李向之以东北籍的身份在流亡到北平的东北人群中开展抗日宣传，影响了在北平的许多抗日志士，陈大凡就是其中一人。

陈大凡，辽宁北镇人，1906年生。幼年时期家境贫寒。19岁时经人介绍到黑龙江省呼海（呼兰、海伦）铁路局担任电报员。此后6年中，历任电报领班、车长、站长等职。“九一八”事变时，正任海伦站站长的陈大凡在参加一次会议时激动地喊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宁作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口号。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呼海铁路誓死抗日”的集会，对民众震动很大。会后，陈大凡着手组织成立抗日救国会。随后，陈大凡频繁开展抗日活动，其影响越来越大，黑龙江省省长马占山任命他为绥滨县县长。

陈大凡受命于国家危难之际，斗志昂扬，领导当地军民抗击日本侵略军。1933年3月，在中兴镇保卫战中，陈大凡领导的人民自卫军在日伪优势兵力的进攻下伤亡惨重，他身先士卒，不幸身负重伤，被战士抬过江，到苏联抢救治疗。

伤愈后，陈大凡渡江回国，在找不到抗日武装的情况下，只好乔装打扮成商人，在朋友资助下，于1933年到了北平。在北平东北中学，陈大凡巧遇李向之，向李向之讲述他在东北抗日的经过。李向之非常欣赏陈大凡英勇抗日的精神，并对他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不久，李向之介绍陈大凡加入中共。平西“东北抗日游击总队”成立后，陈大凡也到该部工作。平西总队后改编为八路军第五支队。

李向之于1939年后因病离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从事隐蔽战线工作。1958年任吉林民革副主席、吉林省民政厅副厅长。1976年病逝。1984年12月，中共吉林省委恢复李向之党籍，党龄从1933年6月计起。

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曾在东北参加抗日的中国共产党黄埔生还有如下：

邹鲁凤，原名邹素寒，辽宁辽阳人，1910年生。1925年在辽宁第二师范学校学习，1926年年底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六期学习。1927年因病退学。1928年在哈尔滨读书。1932年参加组建宁安的游击队活动。1933年到北平任学联领导，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山东中共抗日部队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59年病逝。

安哲，原名丰铎，曾化名王德海，山东日照人，1906年生。1926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后到东北从事抗日斗争，1934年冬被日军枪杀。

延安吉，山东广饶人，1902年生。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3月8日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四·一五”反革命政变时被俘。出狱后赴东北，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联中从事抗日斗争，曾任金日成秘书。1986年逝世。

朴勋，朝鲜人，生卒年不详。黄埔军校毕业（期别待查），中共党员。曾参加过广州起义。1932年参加创建汪清游击队，金日成称他为“军事顾问、教官”。任职及其后情况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