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城市政治与公共事务

动荡与稳定的抉择——近代广州商人与政治（1920—1926）

文/胡其瑞

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论述20世纪20年代前期广州商人与广州执政当局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这段时期内，广州历经数次执政者的更迭，在每次的轮替中，广州商人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随着执政者权力愈加稳固，商人在政治场域内的自主性就愈趋降低，最后反而成为政治运动的对象。随着政治中心的北移，广州由政治的核心成为边陲，当地的商人也渐渐淡出政治舞台，不再成为执政者急于争取的对象。广州商人也因此获得喘息，远离政治的漩涡。

一、引言

中国商人在现今社会中的地位，已受到社会和政治领导阶层的肯定，但是回顾中国历史，无论是政治场域上的限制，或是政府的苛捐杂税使然，商人长期以来是受压抑的。1842年鸦片战争后，对外贸易量激增，蓬勃的商业使商人成为中国社会活跃的一分子；同时，为了达到共同获利的目的，商人组织也由早期松散的“会馆”，过渡到较为严密的“行会”、“公所”。面对列强实行的军事和经济两种手段的侵略，“兵战”与“商战”的概念便随之兴起。以“商战”来抵挡大量货品倾销的思维使得“重商主义”思潮一时甚嚣尘上。广东商人郑观应甚至认为，商战更应在兵战之先，所以“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商战观念自此成为商人救亡图存的首要目标。

辛亥革命时期，商人亦是革命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们在革命政府中担任要职，解决了革命中的种种财经问题。但1913年孙中山等国民党人发动“二次革命”时，商人却采取了抵制的行动。事实上，商人在清末和民初的关注是一致的；在清末，他们反对一个不能有利于民生经济发展的政府；在民初，他们期待政治局势赶紧稳定下来，新的政府能够带领国家进行实业建设。其后，孙中山为对抗北京政府，恢复临时约法，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并自任大元帅，展开护法运动。其后，以广州为中心的执政集团虽然在名称与组织上数度更迭，执政者也屡屡更换，但是与北京政府对抗的态势一直没变。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个政府与民间社会的互动，往往有三种不同的性质，它不但对于民间社会具有“保护性”（protective）和“生产性”（productive），在某些程度上还扮演“汲取性”（exploitative）的角色。保护性的政府首重维持国内秩序与对抗外侮；生产性的政府则投入生产事业以产生社会利润，至于汲取性的政府对民间社会则采取主动的干涉态度，以求得政府本身的最大利益为目标。在资源稀少、机会有限的前提下，政府势必得从民间社会汲取资源，甚至与民争利，因此，若从汲取性政府的性质审视护法运动以降广州商人与政权的互动，应有助于了解近代广州商人与政治的关系。

组织政权需要经费，广州当局一切支出，系由其所辖之两广地区的人民负担，其中当然包括了商人。特别是当局所在地的广州市商人，负担尤其沉重。由于不堪税收的负荷，加上外在因素，广州商人所自组的私有武装部队——商团，遂与广州大本营掀起了一场“官商冲突”，是谓“商团事件”。

“商团事件”意味着广州商人与政府间的决裂，但随着孙中山过世以及国民政府成立，商人与政府似乎又重修旧好，继续支持北伐。简而论之，本文讨论的问题有二：其一，当执政者政治权力改变之时，执政当局与商人互动情况的改变，是否有规律可循？其二，商人与政治的互动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呈现积极而主动？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呈现消极与被动？甚至是放弃旧政权并欢迎新政权的到来？本文希望借由这两个问题，厘清自护法时期以来广州商人与广州政权的互动模式。

二、商人组织的形成与早期的政治参与

根据苏云峰的统计（见图1），在民初的商人中，浙江与江苏地区的商人人数，在样本数中的377人里占了60%，而仅次于江浙的则是广东籍商人（65人，17%）。同时，若就年龄结构而论，以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出生的人为多，占全部人数的80%, “如以1925年为基点，计算各组年岁，发现这三组商人于北洋政府时期正值青壮年阶段，是最具活力的一群。其中19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二组，不但人数最多且大部分受较高的教育，自然要扮演较重要的角色”。广东地区的65位商人，在前述的年龄结构下，共有53人是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出生的，也就是说，在护法运动的中期以后，这些广东商人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特别是身处于广东政治、商业中心以及交通枢纽之广州商人的角色更加重要。

回溯历史，明清以来的大部分时期政府都采取闭关的政策，对外贸易被严格管制，明洪武三年（1370年）, “在浙江宁波、福建泉州和广东广州置市舶司”, 明嘉靖元年（1522年），封闭了泉州和宁波两港口，广州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唯一大港，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再度宣布取消海禁政策，设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负责对外贸易以及关税业务。到了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因为种种原因政府再度宣布了海禁政策，仅保留粤海关对外通商，直到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五口通商前，广州便是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窗口，从垄断贸易的角度来看，广州商人在全国商业中所拥有的特权已是不言而喻了。

根据梁廷枬等人的统计，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时，一年来粤的外商船只仅为18艘，到了清道光年间，每年前往广州粤海关进行贸易活动的商船，几乎都在90艘以上，甚至在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一年当中就有213艘商船前来互市。如此蓬勃的商业贸易，为广州港带来了无限商机，政府亦从此获得大量的关税收入，从清雍正七年至清乾隆二十一年（1729—1756年）,4个海关的贸易总值为36,325万两，其中粤海关就占了22,749万两，为总收入的62.6%；若以关税收入而言，四海关关税收入总额为735.8万两，粤海关就占了454.9万两，比率高达61.8%。当粤海关成为对外贸易的唯一窗口，贸易总值大幅度增加，从清乾隆二十三年到道光十七年（1758—1837年），粤海关的贸易总值，已达422,716.9万两，平均每年约有5,284万两的贸易量。

从图3的曲线图看出，粤海关的关税收入呈现出渐次上扬的趋势。而收入之高，是四口通商时期四海关年平均收入的四倍。由这些数据看来，鸦片战争前的广州，确实是一个商业繁盛的地方，其所拥有的商业实力，绝非其他港口所能比拟。

蓬勃的商业助长了重商主义思想的兴起。清末的商人王韬认为中国自古以来重农轻商的政策，视农为本而轻商为末，相较于西方的政策，是“舍本而务末”的做法。进一步而言，农业为本的赋税政策，只知“丈亩征赋，催科取租，纵悍吏以殃民”，不但不是富国之道，反倒成为阻碍农业发展的“虎狼”。言下之意，即是批评那些反对商务的朝野之士，本身根本不知农事，不过只知压榨农民而已。郑观应更进一步指出，商务是国家的元气，商人则担负着通畅国家元气血脉的重要地位。商人不但深知生财之道，甚至在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之中，掌握了一切的基本纲领。

事实上，受此思潮影响下的广州商人，对自身价值的认识已经不再着眼于士商的平等地位，而是把商人放到了四民之首，甚至是立国之本，他们萌发出强烈的时代使命感，以“论人数以商界为至众，论势力以商界为最优”而自豪，“商为‘四民之纲’，显示了新兴的工商资产者在近世舞台上跃跃欲试的姿态”。

商人既是四民之首，对于政治局势自然有其关注的迫切心理。毕竟一个强而有力并给予商人有利经商条件的政权，才是真正对经商获益有帮助的。为了凝聚商人们的力量，“联络商情，调查改良”以振兴商业，广东商人遂于1905年7月3日在广州设立商务总会，也就是一般俗称的“广东总商会”。

广东总商会的《禀定刱办章程》有言：“本会以振兴商业为义务，如事非关碍商业利权者，概不干涉。”但是，什么事情是“非关碍商业利益者”，则是个人的主观认定。事实证明，清末以来的许多抵制外货运动、立宪运动，以及“保路运动”，都可以看见广州商人的影子，足见某些攸关商业利益的政治活动，也是广州商人所关心的。

在商会建立之前，中国的商人虽然也曾展开收回利权与抵制外货的行动，但是由于商人之间没有统一的组织，彼此间又各有利益的考虑，故难形成气候。商会成立，扩大了商人的组织范围，对于抵制外货的倾销，多少有正面的帮助。如1904年的抵制美货运动与1908年抵制日货运动时都可见到广州商人参与其中。

除了以商业手段关怀国家，广州商人也透过“粤商自治会”在政治场域上发声。“自治会”是清政府预备立宪时期地方上成立的相应组织，一方面作为立宪政治的基础，一方面也作为训练人民参政的机构。粤商自治会成立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为辛亥革命爆发前广东资本家的一个政治性组织，这个组织参与了清末的立宪与革命运动，其中的一些重要人物也在辛亥革命后广东省的独立上发挥作用。既然名为“粤商自治会”，其成立的目的大抵“为商人保护其本身利权而起”, 而该会在清末所涉入的几项政治事务，包括了中外事务交涉、振兴商业议题，甚至在立宪与革命两股势力之间也表明了他们的立场。

辛亥革命发生后，广东总商会发挥了安定社会的重要功能，他们筹设商团、招募安勇并发布公告，以安定人心。广州商会领袖更以实际的财力、人力支持革命党。1911年10月29日，在七十二行商自治会、广东省咨议局的议员，以及诸位绅民的讨论下，决定宣布广东省独立，脱离清政府的统治。从商人参与政治议题的讨论到以人民代表身份发言的表现看来，广州商人似乎已渐渐成为社会的代言人，并在重要的政治议题上发言。许多商人也加入了同盟会，投身革命行列，据1912年的统计，同盟会广东支部的129名会员中，具有商人身份的就占了47人，尽管商人加入政治组织的动机有待商榷，但是至少可以推论出他们对于革命党的好感，应在清政府之上。

除了亲身参与政治，商人还对革命政府进行经济上的支援。由于革命之后，广东库空如洗，革命军的军饷全无着落。因此，甫成立的广东军政府只能靠捐款、发行公债以及纸币来解决财政困难。根据军政府的统计，从1911年11月9日到1912年5月31日，共收到捐款1,427,698.21元，借款3,813,494元，这笔款项除了外侨捐款之外，商人也不在少数。同时，为了使市面恢复稳定，商人对军政府发行的纸币表示愿意接受，对临时政权货币的接受，也意味着商人对新政权的支持。

1913年，由于革命党与袁世凯交恶，发动了所谓的“二次革命”，企图推翻袁世凯政权，但广州商人却采取了抵制的行动。商人甚至不认为这是一次革命行动，在他们看来，那只不过是一场争权夺利的党派之争而已。商人认为实业发展是救国的当务之急、建国的根本之道，与革命派亟亟于争取政权、专注于政治制度的改造，无论就认知或手段来说，都存在重大的差异；“二次革命”的理由，并不足以吸引商人的诉求，在商人亟求安定的心理下，自然要遭到强烈的抵制。但值得注意的是，广州商人对袁世凯政权的支持，仅止于其称帝之前。商人们反对洪宪帝制，甚至“视袁逆为商务不振之祸根”, 转而支持反袁的“护国军”。护国军之役中，广州商人积极地参与广东的独立运动，并对都督龙济光施压，要求宣布广东独立。不过，龙济光旋即又取消了独立，致使率领护国军的李烈钧与龙济光争夺广东省的统治权，广州几乎再陷于烽火之中。最后，龙济光离省，北京政府派朱庆澜担任省长，广州才又恢复平静，而商人们在这场政治斗争中，也确实对于政局的安定颇有贡献。

自从广州商人筹组商会以来，商人便积极地在许多政治经济事务中参与讨论。然而，随着孙中山倡议护法并在广州成立政府，而此政府又为非粤籍的“外来政权”所把持，商人的应对之道是以下要讨论的。

三、“粤人治粤”下的广州商人

1917年6月，在张勋的胁迫下，总统黎元洪下令解散国会；不久，张勋的复辟行动在举国挞伐声里告终，但被解散的国会并没有随之恢复，因此，许多国会议员便在孙中山等人的号召下，南下广州进行“护法运动”。

然而，自从民初龙济光治粤以来，广东几乎都是落于外省人之手，无论掌握军权的督军，或是掌理民政的省长，几乎都与粤人无涉。在护法运动开始时，广东的军政大权，几乎都握在桂系督军莫荣新手里。而一般民众认为，桂系人士治粤，无疑是一种“征服”，今日两手空空而来，明日便“满载囊橐而去”。因此，粤人为了自救，才有以粤治粤的主张，希望借此脱离“被征服者”的状态，成为有自治能力的一个省，而不将广东“让为他省人之殖民地”。这样的期望，到了1920年，便凝聚成粤军与桂系之间的粤桂战争，最后终于达成了“粤人治粤”的目标。

（一）政权易主期间商人的处境

在孙中山尚未南下号召护法之前，为了声讨张勋，驻扎在广州的滇军欲北上讨逆，但因缺乏粮饷，督军陈炳焜便向商会借了100万元（滇军开拔费共要200万元）; 到了非常国会成立之后，商人便分担起广州国会常会的经费。然而，尽管南北处于分治的态势，但商人还是寄望和平的。因之，商人一方面对军政府表示顺从，支援军事行动；同时也游走于南北之间，希望早日解决南北纷争。在军政府成立之初，商人各团体便出面邀请几位具有影响力的人士，希望他们促成南北和谈，可惜并未达成任何结果。

商人寄望和平，而孙中山则是极力想要摆脱桂系军阀的控制，一统军政府的领导权威。协助孙氏遂其所愿的，是陈炯明与其麾下的粤军。

1920年8月，陈炯明率军与桂系开战，粤桂战争爆发。交战期间，两军主要争夺的战场就是广州。许多居民因担心两军冲突，纷纷携眷逃亡港澳；与广州有商业往来的外省商人们，也纷纷致电粤商止办货物，以避免受到战争的波及。加上许多盗匪趁机劫掠江河运输，造成城内民生用品与粮食的短缺与涨价，对于商业的往来与商民的财产都造成很大的破坏。

另一方面，由于财政吃紧，加上战争的军费，让军政府不得不屡屡向商人伸手借债。除此之外，商民还被要求缴税，以供给大批调往广州的桂军。但是陈炯明却宣称，“如在（再）缴交税饷、借与款项、投卖官产，炯明回粤之日，概不承认为有效”, 更令商民无所适从。

另一群被要求借款的是广州盐商；而要求借款的，是打着粤军旗帜的李福林、魏邦平组成的广东联军办事处。10月中旬，李、魏二人以广东联军办事处的名义，向盐商借款10万元，但是盐商表示无力偿付，最多也只能借出10,000-15,000元。盐商认为，援助粤军回粤不是盐商单方面必须负担的责任，应当与众商人讨论借款事宜。盐商回绝了李、魏两人的要求，但李福林却将私盐予以充公，省城盐商为此罢业抗议，时值粤桂战争末期，故李福林让步，归还充公的盐货，盐商罢业才告停止。总之，在交战双方的威胁与压迫下，商人损失之大，实在难以估计。

为了避免更大的伤害与损失，1920年9月底，包括总商会在内的广州各社团纷纷出面表达停战的期望。尽管“粤人治粤”的口号喊得响亮，但是广州人普遍仍然希望粤桂双方可以和平解决争端，特别是对战争免疫力较低的商人们。因此，七十二行商还特别致电北京当局，希望总统徐世昌可以直接任命陈炯明为督军，使粤军可以顺理成章地进城，而桂系也会知难而退地离开。

基于这个期望，广州各界开始吁请莫荣新交出督印，希望和平解决，但莫荣新却以“开拔费”当做交换条件，否则不愿交出督印离城。首先，莫荣新以桂军欠饷1000万元作为开拔费的底价，但经各团体代表开会之后，只承诺50万元为上限；之后莫氏与各团体讨价还价，要求最少200万元，但各团体开会（时各团体已组织“维持和平会”）的决议，仅能供给150万元。这笔款项，将由省城商店居民抽捐租一个月，屋主与铺户各半；而收入较高的赌馆则抽捐三个月，大约可得40万元，另外部分则要再筹措。但是，莫荣新仍然不满意，甚至扬言自己“不发令，各军断不敢开炮，请放心”，“开拔费有类市物论价，不成问题”, 恐吓的意味相当浓厚。

为了筹措这笔巨款，和平维持会派员赴香港，希望向港商借款，但最后仍无着落。为了筹得最后与莫氏达成协议的200万元，和平维持会于1920年10月25日开会讨论。与会代表对于能否筹得200万元，其实也并无把握。所幸，莫荣新在屡被飞机轰炸的劣势下，与余部仓皇取道北江反桂，最后商人并未付出这笔费用。然而即便省城免于战祸，桂军沿途所造成的战争、流血、焚烧、抢劫等，亦对广东造成不小的伤害；这些伤害以及桂系所留下的财政破洞，都有待新进城的粤军重新修补。

（二）桂系离粤后的财政困境

桂系掌控广东大约5年的时间（从1919年9月陆荣廷担任广东督军起算），因财政困窘，数度向国内外银行借贷，造成庞大的债务。根据统计，桂系在广东时期借入内外债总额高达16,656,620.37元。桂系离粤前夕，除一小部分债务还清之外，还剩余13,889,799.59元。另一方面，桂系用以当做借款的担保物品，包括了省内诸多税捐、公共部门与诸多政府收入，皆一一供作借款抵押品。

另一方面，桂系治粤时期除了典卖官产外，还不时将广东图书馆及兵工厂器具迁至广西。另一件造成极大损失的，便是桂军司令马济炸毁广州兵工厂一事。莫荣新宣布退兵后，粤人对于时任兵工厂督办的马济便给予行动上的自由，孰料马济竟将此号称中国第二大兵工厂轰毁，付之一炬，损失难以估计。该厂称若要修复至少需要六个月的工程，花费也要七八十万元以上。

广州商人在这场粤桂战争当中，不但成为双方压榨的对象，甚至必须担任“和事佬”的角色，劝说桂系离粤。商人之所以如此，无非是希望借由较少的损失，来换取战事的和平解决，也唯有如此，才能保存商人最大的商业利益，商人愿意出面为莫荣新筹措开拔费的理由，也在于此。

1920年10月底，粤军攻克广州，莫荣新电告各界宣布离粤，将近三个月的粤桂战争画下句点，粤人治粤的时代来临。由于两军交战之时，省城许多居民避迁香港，广州城内的商务可谓全部停止，因此粤军甫一进城，便立即劝告商民开业，而随着时局渐渐稳定，至11月中旬时，九广铁路已能照常营行，大部分的商业也多已恢复。

为了欢迎陈炯明与粤军的到来，除了在其进城时，各店家纷纷燃放鞭炮以示庆祝外，总商会并与商团、善堂及自治研究社等社团共同宴请陈炯明与诸位粤军长官。从广州各界欢迎陈炯明等人的热烈情况可以看出，他们对于日后的政局是颇有期待的。另一方面，商人面对财政状况吃紧的军政府，他们积极地筹款，与对桂系的态度明显不同，毕竟以往“莫杨诸逆遇有急需”时都愿意帮忙，“何况今自家人之政府”，岂不更应关切吗？

军政府重建之后，遇到的第一个财政问题便是粤军积欠的军饷。根据后来担任省财政厅厅长的廖仲恺所言，粤军回粤途中几乎是一文军饷未发。因此各军都期待回粤之后有饷可领，讵料回粤之后库空如洗，各军索饷急于星火，而且正值深秋时期，各军衣食俱缺，每日五六万元的开销，让廖氏左支右绌，因而紧急函请总商会召集各商人开会讨论筹款办法。

军队索饷无着，兵变是迟早的问题。一旦广州再陷兵燹，商人的处境一定更糟，因此，商人也不敢忽视这个问题。各商人代表对于借款一事大多表示赞成，特别是商人对于廖仲恺颇能信任，加上商人认为“今之政府系吾等大家之政府，将来做成如何，吾等大家可以监督他（指政府）”。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有求于商人，对于利息等问题皆“一听诸君意思”；而商人也很配合地宣布筹借100万元供政府抒困。不过商人也对政府还款的能力颇有质疑，尽管廖仲恺保证以每年800余万元的盐余收入还款，但商人仍先对廖氏提出建言，认为宁可延长借期，也不可失信于民；进一步则要求，如果政府还款上有困难，商人是否可以将债款扣抵税款？廖氏对此自然也是满口答应。最后商人与廖氏以每月1.5%的利率，借款给军政府，对于军政府而言，此款将是一笔足以转危为安的重要援助。

不过，商人答应得很干脆，缴付借款的动作却很缓慢，到了来年的一月，百万借款只缴付了三十余万元，财政厅只好派员向商人追缴。同时，由于接近旧历年关，各方面索款孔急，政府再度邀集商会开会，劝借100万元，以救济年关。尽管商会之前已经答应百万元的借款，但是，目下商人的经济状况仍旧不好，根本无钱可借。究其原因，主要是1920年下半年粤桂战事影响，加上此年雨量过多（将近前9年平均雨量的两倍），致使丝造业大受影响，由于丝造业一直是广东出口贸易的大宗，一旦受到影响，商业情况自然不会太好，因此商人缺钱缴付借款，恐非借口而已。

经财政厅一再催促，总商会在农历年前又续缴十余万元，与先前已缴的加起来共42多万元，但离100万元的目标还是很远，因此，财政厅改以总商会名义向沙面台湾银行贷款50万元，以凑足100万元。但是台湾银行方面却以尚须请示总行为由而不置可否，眼看年关将近，财政厅采用指定的方式，要求某行某店限期内交出借款，甚至除夕夜也频频催款，剩余将近60万元的借款，仍旧无法收齐，财政厅只好再转向盐商借款。

财政厅向盐商开口就是50万元，但盐商称目前仅能凑足25万元，原本希望余款可以向台湾银行借款，但与总商会的情况一样未果，因而转向省银行借款。之前李福林扣盐事件，已经使盐商有所损失，现又必须要负担50万元借款，盐商自然颇有微词，认为桂系政府借款之时还会允以利益交换，而现在的政府只以命令要挟。盐商认为政府屡屡失信于民，借款只有一去不回的可能。由此可以看出，政商关系在粤军回粤不到一年之间，已经渐渐恶化了。

（三）粤军执政下的商业政策与纸币困局

为了健全财政经济，粤军政府聘请多位商界人士在政府内担任要职，聘任他们的理由，固然是由于他们经商的经验与经济才能，但更重要的，应该是希望利用他们与商界的良好关系，借以便利以后的各项借贷与援助。

除了参与政府的运作外，商人在借款的同时依旧必须负担军政府的税捐。为了便于税务的管理，政府常委托一些“包税商人”作为负担收税工作的中介者。利用商人承投税捐，固然弊端不少，但是当政治未上轨道之前，税收人员多由军政要人或是巨绅地主举荐，因此中饱贪污之事时有所闻。而招商承投的好处在于政府可以预收税饷以应急，同时又免去管理监督的问题，至于有无欺诈勒索之事，政府也不需理会。因此广东不少百万富翁，多是承投税捐起家的。既然包税商人可以从中收取的利润颇高，因此众商人也有意愿去竞标承投税捐，但是，当时局混乱之时，不但收税不易，还时闻有包税商人卷款潜逃的事情发生，同时，有时候包税商人夹在政府与商人的利益之间，时常是左右为难的。

为了使税捐承投更有制度，担任省财政厅厅长的廖仲恺甫一上任，便开始着手对原承捐商人进行调查，如愿继续担任者即给予继续承办，以维持现状；如果旧商不愿承办，即重新公开招标承投。这样的好处在于，原本承捐商人已经建立好的各项关系，可以继续维持，对于政府而言自然乐于与这些商人继续合作；但另一方面，对于承捐不力的商人，廖仲恺也予以取消资格，另行开投。

另一项影响商业的政策，即是有关广州市“铺底”的取消问题。所谓铺底系指商家向房东承租店铺后，店铺装修、招牌、家具所增加的店铺价值。长期租赁的商家，经多次装修改建或转手后，往往让铺底之价值远超过原来店铺的价值。当时的财政厅却颁布了一道命令，要将铺底制度取消。财政厅所持的理由有四：第一，铺底制度妨碍国家收入，因铺底制度规定，房东不得无故增加租金或是收回店面，因而财政厅认为，租金不增加，契税自然短绌，对国家收入的增加有碍；第二，铺底制度只能限制房东的租金，不能限制店家是否将店面顶让他人，等于是对房东所有权的损害；第三，铺底费用的支出是虚耗资本，若减少此一开销，应能减轻商家的负担；最后，一旦店家倒闭，就算没收铺底，也无法补偿房东的损失，无疑是“倾殷商之血本，饱商棍之私囊”而已。

但商人对此则不以为然，总商会对以上四点理由，一一予以驳斥。首先，所谓妨碍国家收入，其实不然。因为若任凭房东随意调整租金或是强迫店家搬迁，只会徒增商人成本，进而影响商业的获利，间接则影响税收；再者，铺底制度并非只限制房东利益，同时也限制店家，若店家要将店铺顶让，必须先清偿所有债务，同时，房东亦可与下一个承租的店家协调租金，因此，租金的高低并未受限；第三，店家在开业之前，必定将铺底费用纳入预算当中，并不会如同当局所言的“虚耗资本”；最后，铺底不能被商家带走，即便商家倒闭，也还能将店铺顶让，大致可以收回六七成至四五成的债款，因而不至于血本无归。而商家多半以为，当局之所以不顾商人反对坚持取消铺底制度，其实是为了对店铺施行登记领牌照的制度，借此收取费用，以充财源。

因此，商人一方面透过总商会向省长陈炯明提出陈情，一方面也派人直接前去与陈炯明沟通，在获得陈氏善意的响应后，商民们对陈氏颇有好感，认为“虽当军书旁午之时，（陈炯明）尚留意商场痛苦，若此殊为难得也”。但尽管如此，由于此一政策系广州市的政策，省长就算有善意的响应，也无法直接干预市政当局于1921年底施行此政策（或者说其实陈炯明并不愿意对此负责，而将责任推给担任市长的孙科）。后来，这笔为数不小的执照费，还有余款可以拨出10万元作为商校建校基金，足见对于广州财政状况有颇大的帮助。

综观粤军执政下的政商互动，确实可以看到商人在支援政府方面表现的主动与积极之处，但是，当论到实际行动之时，却因种种现实因素而使商人无法达成原先的承诺，致使当局无法获得实质的帮助。加上政府的许多税捐政策，往往造成商人的抱怨；粤军执政以来，商业未见好转，纸币低折依旧，商人们发现粤军执政并未带来更大的繁荣与复兴，这不免令商人颇有微词。尽管粤军政府为了凸显粤军执政的新局面，自然也期望有所作为，但现实的状况与桂系的债务，使得粤军政府更加无力转圜。这些无力感，便表现在纸币低折问题之上。

粤桂战争爆发后，广东中国银行的纸币就一直呈现下跌的情况，影响的原因除了战争之外，广东省银行的开幕与发行也有一定的影响。1920年7月，广东财政厅出面招股，以500万元为资本，分成5万股，其中公家认购2万股，商人3万股。为了使省银行纸币不至于如中国银行纸币一样贬值，在发行新纸币时，财政厅便以100万元准备金发行100万元纸币的方式，以昭信用，避免通货膨胀的弊端再次发生。但是，由于省行发行新的纸币造成中行纸币将会下跌的预期心理，故使广东中国银行的纸币走跌更为严重，而当局为了稳定中行纸币，除了由省长陈炯明出面，联络官商出面维持外，当局还同意两种纸币都可用于缴交税收。更积极的做法即是对于目前流通于市面的中行纸币（概有260余万元），财政厅预计以每次100万元为度，劝告民众将中行纸币回存中行，六个月后再以本息发还。这样的方式仅需两次共一年的时间，即可将大部分的中行纸币回收，并且稳定市面。尽管必须花费不少时间与金钱，但等到币值回稳之后，自然可以对财政有所帮助。

不过，这样的做法似乎仍无法挽救中行纸币的低折。面对日益低折的状况，总商会商董胡沛云便发文呼吁维持。胡氏认为，中行纸币低折以来，未见当局有任何应对的方式，而中行系由商人集资百万元而成，如今却落得血本无归。昔者“桂系窃柄，举事虽多背民意，对于纸币一端尚能联络商家，始终维持未曾歧视”，现在粤军执政，却任由低折，岂不令人失望？

之后，总商会也数度呼吁维持该行纸币，但是并未见效，各征收机关甚至违背上级命令，拒收中行纸币，但政府却不肯出面制止，遂使许多商人大受亏损，故言“曩者非粤人治粤时代，尚无歧视纸币；今粤人治粤，应无有不设法维持之理？”这样的损失，比起北京当局治粤、桂系祸粤还更加严重，更何况是在自家人治理自家人的时代，岂不更加讽刺？

最后，省长甚至表示，“中行所发出之纸币应由中行负担”，况且中行是中央的银行，发行的纸币又不知其确切数字，根本无从维持起；加上现在广东是自主时期，“本不应有此银行在粤，似无维持之必要”，就算政府有心维持，也无现款可用，不如回归供需法则，让商民决定纸币的价值。同时，当局也没有明令取消纸币，只因纸币低折之下，若政府将之收纳，对政府而言便会造成损失。言下之意，就是要让中行纸币的前途交给市场机制去运作。虽然总商会方面也提出了一些方法，包括以省银行纸币兑换中行纸币；或是以中行、毫银各半或是四六比例缴纳税捐，但都未得到当局明确的答复。尽管廖仲恺说等三个月后，省银行较为健全了，自然可以有余力解决中国银行的问题，但商人却认为能否撑过这三个月都是问题。政府的漠视，与之前财政厅信誓旦旦要维持纸币的承诺，恰恰形成强烈的对比。

对于粤军政府而言，维持省银行及其纸币为当前第一要务，其次才是中行纸币的问题。一旦收用中行纸币，政府定会破产；廖仲恺甚至改口劝告各银业商人，六个月后可以好转，但商人认为，“昔时桂系踞粤，对于中行纸币亦不敢加以歧视，今日粤人治粤”，“有敬恭桑梓之谊，对于粤人之财产当然有维持之责，何忍任令纸币低跌不予维持？”由于普遍信心不足，加上政府的拒收，最后还是无法维持，至来年1月间，已经跌至不到四成，而官方仍旧无力处理。

从官方的立场来看，纸币的低折商人必须负一半的责任，因为商人任意抛售中行纸币，致使其不断下跌，商家只知责备官方而不知努力维持，对政府而言是不公平的，唯有官商通力合作，一致承认中行纸币，才能够挽救局势。廖氏所言其实不无道理，但在商人眼中却是“只顾政府而不顾商民”, 加上政府不断拨款厚植省行准备金（自1921年开始每月拨100万元）, 不免让许多因此受到损失的商人感到明显的差别待遇。

尽管当局投入大量资源维持省银行与省币，但1921年初北京财政部因广东铸币成色不足，因而禁止粤币在其他各省流通，加之军事行动的拖累，都让广东省银行无力维持，甚至造成省银行行长的出走。凡此种种，对于商人而言，都是一再地打击，对于“粤人治粤”政府的信心，自然也丧失殆尽。

（四）联省自治与北伐统一的两难

1922年6月16日发生的陈炯明事件，对孙中山的护法运动是一大打击，原本孙氏恃为北伐主力的粤军，反而成为驱逐自己的“逆军”，致使北伐的进程受到阻碍。一般认为，孙、陈关系破裂的主要因素在于北伐问题，更有研究者进一步指出，北伐的军饷筹措更是两人决裂的重要根源。若从这个观点加以分析，北伐军饷所牵动的各项经济政治因素，都间接地影响了商人的政治动向。

桂系离粤前夕宣告取消自主，使原本两广自主的局势，变成广东单独对抗北京。为了以军事力量迫使桂系与粤军站在同一阵线，遂有发动“援桂”战争的构想。因此，在孙回粤重建军政府之后不久，便数度下令发动援桂，但发动战争最直接的问题便是财政。以当时的广东而论，“公产已卖无可卖，外债已借无可借”。为避免军事行动导致财政问题扩大，总商会便积极地阻止这场战争，甚至特意致电北京政府，认为现在既然以统一为重，应当不要再有战争，故希望北京当局可以出面转圜。

然而，桂系却在1921年5月先发制人，粤桂战事又起，虽然最后粤军在桂系本身的内乱与军队倒戈中获胜，但是全粤付出的财政代价也是相当惨重的。根据调查，整个军事行动造成军政费用积欠至千余万元，其中军费欠800余万元，内务费欠220万元，教育费欠十余万元，海军费欠十余万元，议会经费欠10万余元，司法费欠20万余元。总的来看，商人在这场战役当中所持的态度是消极的，由于战争带来的损失远大于获利，去年的粤桂之战造成商务低落，今年的援桂之役，商务更受影响，更何况战争带来的债务与军饷筹措，都不是商人乐意见到的。

援桂之役胜利后，湘、川又发起援鄂战争，孙中山决定利用此一良机，集合力量，实现北伐的心愿。而陈炯明自率援桂粤军回粤后，反而开始筹划裁兵减饷，与孙中山大相径庭。一般认为，陈氏之所以放弃北伐，主要与其较为认同“联省自治运动”有关。此时，孙中山已着手在广州成立正式政府与北京对抗，但陈炯明并不认同此一构想，因为“中央政府之组织，足以扰乱地方，今唯有联省自治，各省办各省的事”，因此对于孙中山成立正式政府一事，“实不敢赞成”。

若联省自治得以实行，广州的军政府与国会将会取消，至少可以省去15万元的支出。同时，联省自治既然以联邦为目标，“摆脱长期战乱”的预期心理，自然可以期待战争的减少与军队的裁减，对于一般商人而言，这两件事情，都是对商业发展极为有利的。

孙、陈两人之间的意见相左最终酿成了陈炯明事件。刚从粤桂战争中获得平静的广州，仅一年半的时间，便又陷入两军交战之中。所不同的是，此时交战的双方都是广东人，而且当初都受到广州各团体的热烈欢迎。孙中山虽受到粤军的反对，但其仍保有海军，故孙氏两度命令海军军舰炮击广州，造成城内商家的损失。尽管海军方面曾致函总商会转告各商躲避，但“猝然开炮，商场已大受蹂躏”，况且告知的时间甚短，即使人可离去，但货物却难立时搬迁。就商民而言，炮击广州“虽可令全市震动，但只有伤毁居民铺户，军队方面受损伤必轻微”。炮击加上枪战，使整个广州满目疮痍，许多酒楼、戏院、公司皆遭池鱼之殃，炮击之处正好是珠江两岸商店繁盛之地，因此商店的损失甚大。另一件使商业受创的问题，便是军人与匪徒对商店的劫掠。当战事一开始，各商店除粮食商外，大多紧闭店门，停止营业；但许多商店仍不免受到劫掠，因此纷纷悬挂外国国旗，或是张贴“本店货物被抢一空”、“暂停交易”等字条，以图自保。尽管广州当局答应追查赃物、严加管束军队，甚至枪毙抢劫商店的军人、准许商团对扰乱商场秩序者格杀勿论，但仍旧无法确保商家的安全。当时报纸评论说，如果再任凭劫掠，不只是广州城日日风声鹤唳而已，假以时日，整个广东将无一片净土。尽管总商会与军方数度劝商店开店复业，但鉴于战事未定，直到8月，广州的商业才渐渐恢复。

为了谋求和平解决及战事早日结束，商人在事件一开始便前往沙面一带向各国领事馆求援，希望各国“以实力劝告制止，以顾商场而维大局”, 不过仍是徒劳无功，最终还是必须向孙、陈两方沟通协调。因此，总商会一方面力促陈炯明回粤主持，另一方面也向孙中山表示和平的祈求。6月底，总商会与各团体（包括伍廷芳之子伍朝枢）面见孙中山，希望孙中山一则不要炮击广州，二则不要扣留米粮，但孙中山表示，“若果陈氏（炯明）今早抵省，我即今早开炮；今晚返省，即今晚开炮。汝等（见孙之代表）既赞成之，则自负责任。”可见孙中山绝无和解之意，同时也可看出各团体较倾向于陈炯明的立场。

尽管孙中山希望借广州工人罢工的机会打回广州，但此举终究无法实现，最后仅能离粤赴沪以待时机。消息传来，广州各商店纷纷开市营业，各项交通也次第恢复，戏院、酒楼等娱乐场所也恢复正常。

综观粤人执政近两年的时间，1920年度共支出3,600万元，军费占1,600万元；1921年度共支出4,100万元，军费占2,300万元，军费主要供北伐、援桂两役，但是正税已绌，造成“师不宿饱，祸起萧墙”，一发不可收拾。总之，粤人执政固然是一般商民所预期的结果，但是桂去粤来却未真正为广州带来和平与发展，这种失望，无非是造成商界与执政者之间关系破裂的原因之一，外加共产主义的声浪渐渐高涨，罢工事件时有所闻，在商人看来，政治力量的介入远较劳工自发性因素来得大，当孙中山重返广州后决心实行联俄容共政策之时，商人的不安便可以预期。

四、国民政府成立前后的政商关系

1923年，孙中山为了夺回广东的统治权，借用了刘震寰与杨希闵等滇桂军势力以驱逐陈炯明，而孙中山此次回粤，是其革命事业里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在历经了军政府、中华民国政府等政治体制后，如今主导广州政局的，则是名为“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以下简称为大本营）的军事体制。大本营的建立，代表了孙中山革命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在这段期间，中国国民党（以下简称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成了改组，确立了后来为商人质疑的“联俄容共政策”；在孙中山逝世后，以孙之信徒自居者也以大本营为基础，转型成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以下简称国民政府），其后完成北伐的，也是效忠于这个政府的国民革命军。

大本营建立以后，孙中山改以大元帅自居，之所以不再担任大总统，大概是基于以下四个原因：第一，不与北京当局对立；第二，护法运动告终；第三，联络奉、皖以对抗曹、吴；最后，则是受陈炯明叛变的影响。首先，当时的北京政府为直系的曹锟与吴佩孚所把持，直系政府虽以“和平统一”为口号，但实质上却以“武力统一”为行动，为了避免因正式政府与大总统名号给予直系以“破坏和平”作为南伐借口，故以大本营形式，对立状态也比较不那么明显；其二，此时旧国会与临时约法皆已被北京当局恢复，因此护法的口号已无意义，故以护法为旗帜的军政府、中华民国政府都已不合时宜，如孙中山所言：“此次本总理再回广州，不是再拿护法问题来做工夫。现在的政府为革命政府，为军事时期的政府”, 故以大本营、大元帅称之；第三方面则是考虑到奉张（作霖）与皖段（祺瑞）的态度。由于此时孙中山欲联奉、皖以抗曹、吴，因此若成立一鲜明的政府，不免令奉、皖有所疑虑，实没有必要以政府名义问题影响合作的关系；最后，也是影响最深的原因，即是从陈炯明事件当中得到的教训。

然而，尽管名称不同，大本营仍旧必须负担起其统治区域下的一切内政与军事问题，特别是陈炯明治粤后期的财政危机，现在也变成了大本营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一）大本营时期的广州财政形势

孙中山所建立的大本营，情况并不如想象中的理想，其外不但有着陈炯明余部的外忧，其内又有不听号令的军阀与捉襟见肘的财政危机。陈炯明在1923年1月宣布下野退出广州，其部下亦表示愿意归顺孙中山；但到了5月，陈军在东江再度起兵，使得孙不得不再度兴师东征，好不容易才稳定下来的政局，又再起波澜。

对陈用兵，占了大本营财政支出的大部分。据估计，广东每年课税收入，用于军费者达90%以上。加上战况并不乐观，直至1925年3月下旬，对陈的军事行动才算抵定。连年的用兵，使得大本营的经济情况陷入困境。从孙中山政府竭尽所能向各方索捐的情况看来，大本营的财政问题确实岌岌可危，甚至被媒体批评为“无法应付之财政问题”。

从表1、图4可见，1922—1925年度，广东地区的财政多半处于寅吃卯粮的窘境，特别是1923—1924年度还呈现超支的现象。若以军费支出一项加以比较，虽然1923—1924年度的支出，反而不像前后两年之多，但是收入方面却也不像前后两年优渥，特别是陈炯明于1923年5月再度起兵，直接冲击到的便是1923年（1923年7月—1924年6月）的财政，而且当战事持续拖延，至少在1924年（1925年6月）结束之前，都不能不受军事动员的影响。

1923年和1924年正好是孙中山回粤组织大本营的头两年，一开始便造成财政赤字，对于大本营的声望而言，不能说没有影响。故大本营又采取了发行纸币的旧方法，重新炒作收购陈炯明时期的旧纸币，以期作为吸收现金之计划。但这些举措却被视为是“以纸医穷”，当时的媒体以为，广州政府之财政，久已陷于破产，已经到了“呼吸不续，生命垂危之境”，而又因东江粤军（即陈炯明）反攻，“是以急得政府中人，如蚁盘热锅，无法可设”。在走投无路之下，只好又以发行纸币救穷，因为此前的政府，无不因滥发纸币而导致金融危机，现在又施行这个旧办法，舆论皆以为不可。

另一个与货币有关的便是造币厂的问题。造币厂一直是各个时期广州当局欲加以掌握的机构之一，特别是该厂的生银产量，在1920年时曾占世界生银产额的四分之一，堪称世界生银消费最大的造币厂。造币厂于大本营初建时期为沈鸿英所占，沈鸿英被驱除以后，便收归大本营所有，并交由广东财政厅管理。但由于大本营各方势力无法协调，因而造币厂迟迟无法开铸银币。而造币厂所造的镍币以及印制的省银行纸币，又因政府没有准备金而导致低折，最后不得不全部收回。

为了挽救金融，大本营尝试将造币厂交由民间公司办理铸币事宜，但是结果并不好。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一般商民对政府的信任不够，对于造币厂所产的银币、纸币、镍币都不大愿意接受，最后导致低折。因此，大本营又在1924年8月成立中央银行并发行纸币，但一开始仍受到广东商人的拒用，原因自然也是对政府的信任问题。

面临生财受阻的窘境，大本营辖内的军队又纷纷劫留税款，让大本营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如前所述，孙中山能够击败陈炯明而回粤，靠的是滇、桂二系的军阀，但这些军阀，多半对孙中山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一方面打着大本营的旗帜，一方面仍旧遂行其横征暴敛的行为，彼此抢夺地盘，扩充实力。“尤以滇桂军阀霸占闹市区，开放烟赌，军纪败坏，纵兵抢劫，实为省城一大祸害。”

军阀对于广东的骚扰甚重，孙中山对此也极为痛心，因此孙曾在一次军事会议上非常沉痛地对杨希闵（滇系）、刘镇寰（桂系）一班军官说：“滇、桂各军官，你们赶走了陈炯明，我是很感激的”，“谁知你们都是戴着我的帽子，来蹂躏我的家乡。”

当时盘踞在广东各地的军队大致上可以表2和图5示之，这些军队各在其驻防之地劫留税饷，包开烟赌，既不将税款上缴大本营，又不听命换防，造成了1923年收入锐减的情况。

另外，根据《华字日报》的统计，光是1923年一年间，被各军（包括滇、桂、粤及海军）所劫留的税款就超过4,343,000元。纵使大本营三令五申，各路军阀仍旧无动于衷。在重重的困难下，欲接任大本营财政部部长的廖仲恺通电各界认为非统一财政不能遏止各军截收税款的恶习。廖仲恺认为，广东财政久处分裂局面，“厘捐粮税，悉为各军截收；赌饷烟捐，亦由各军支配”，因此全省的税收实际上已被瓜分。根据廖仲恺的分析，以当时大本营可以确实掌握的广肇南韶的联防务费（其实是开放赌禁后的赌饷）岁入可达千万元，禁烟收入可得200万元，粮税、厘捐、盐饷共约2,000万元，合计大约有3,000万元，而当前各军有枪之兵，差不多8万人，以每人月饷8元计，每月军饷约64万元，加上其他军需每年差不多1,536万元，以3,000万元充军饷，当是绰绰有余。

（二）商人与大本营的互动与冲突

对于纸币的发行，商人避之唯恐不及，因为商民平日已惨受重重苛捐，叫苦不迭，现在又发行纸币强迫商民使用，这种政策犹如“吸食井水，愈掘愈深”，到时候商民必“人人执一变形纸币，六折、七折、三折、四折，折到眼干眼湿”也无法挽回纸币的低折。因此，广州商民皆自称有三苦：“一曰抢劫之苦”; “二曰拉夫之苦”; “三曰强迫行使纸币之苦”, 故纸币政策最后遭到商民拒用，主要还是商人对政府的不信任感使然。

接下来，孙中山为充裕大本营之财源，遂委托广州地方善后委员会、广州总商会、广州善团总所九善堂院联合发行“广州市善后短期手票”。所谓手票，其实就是一种纸币，但由于一般商人对手票的信心不足，因此，手票往往无法换得等面额商品，商业纠纷时有所闻。为了解决此一问题，大本营下令，凡有“低折手票”，则以军法从事，但却也引起了更大的纠纷。特别是当军人欲以手票购物时，便常有商店拒绝交易，最后甚至动用军队强行胁迫商店交易，这样的事情亦屡见不鲜。所谓的手票政策，其实是大本营强迫人民使用的货币，既无准备金，更无任何信用可言，最后商民自己还要被迫接受使用。到后来，商民不肯使用手票，大本营便改为强迫摊派的方式。此外，商人依旧必须承受大本营的税捐压力。1923年6月，政府便向银业商预收1924年和1925年的厘金，估计有百余万元。这笔款项和一个月租捐、三个月房捐警费等皆为捐助东西北三江的战事，但上述款项，不但不见得收得齐，而且就算收到，也不过“杯水车薪、到手辄尽”而已。进一步来看，若以1923年大本营财政厅的各类收入为例（表3），商业税几乎占了全部税收中的56%（见图6），可见商人对于大本营税收的重要性。

然而这些税捐的征收，似乎仍然弥补不了大本营的支出，究其原因，“盖各军之来粤，名虽赴义，实则为利，欲在广东大发其洋财，对于征收机关，则自由占据，应解省库之税饷，则自由截留，以饱其私囊，于是广东财政之紊乱，遂为清季及民国成立后所未尝见。”

根据《申报》的记载，1924年以来广东新增的税捐，有商业牌照费、都市土地税、田土业佃保证费、民产保证费、宴席捐、电灯附加军费、娱乐捐、戏班捐等六十余种，后来甚至还有“粪捐”（水肥清洁费）。为了保护商民，维护商业贸易的正常流通，由商人出资主持的广州商团亦负起了维持地方治安、武装自卫的任务。至于商团军的政治立场为何？在广州的历次政争当中，商团军多半是保持中立的，此事从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商团与警察举办的联欢会上的发言便可略知一二：孙中山认为，商团在广州历次变乱当中，总是保持中立的，“从前龙济光到广州来称王，商团守中立；陆荣廷、莫荣新到广州来专制，商团守中立；陈炯明挂革命的假招牌，到广州来造反，商团守中立；这次滇军讨贼，到广州来打陈炯明，商团也守中立。”商团之所以严守中立，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即是以保护商民为要务，至于政治上的更迭，商团则不去参与。

但就一个政府而言，在其统治区内有不听号令的军队，自然是一件很棘手的事，诚如孙中山所言：“在同一个地方，有不受政府统辖和不受政府命令的武装团体，就等于有两个政府存在。”特别是1924年7月商团宣布要成立联防总部以联合各商团力量时，大本营对此便有了意见，认为这种民间组织，必须等到政府方面制订好法令之后，再更动名称。加上当商团联防会议召开时，广州商人正罢市以抵拒大本营的苛捐杂税，不免使大本营将两者加以联想，紧接着而来的，便是扣留商团枪械与商团事件的爆发。

1924年5月—8月，广州接连发生了包含渡船业、当押行、糕饼业、糖业以及广州全市的大罢业事件。5月是因统一马路业权；8月则是因为扣械问题；10月便是在商团事件前。事实上，5月的罢市在尚未爆发前政府便已经让步，但却因当时正逢商团联防成立，遂给予大本营“商团联防是为成为罢市奥援”的联想。

当时广州市政厅财政局欲开抽特种药品捐、珠宝玉石捐、仪仗捐以及统一马路铺业权。所谓统一马路铺业权系指大本营停止举报官产市产后想出来的筹饷办法，系以改良马路名义，令马路旁商家依其铺底价值缴费二成，作为改良马路费。此虽为变相的征税，但以二成而论，对商家并不是大问题，比较严重的是此政策延伸出来“铺业承受”与“铺底顶手”的实施。简言之，便是规定承租店铺者需一并承顶铺底，否则当局则可以召第三者来承投。但是广州商人认为，连年的战祸使各业者无力再增加这一笔开销，因此若一施行，必定使现有商家无法保住店铺，势必遭到他人承投，影响的店铺恐不下万家，故一时群情激愤，酝酿罢市。商店除了组织“铺底维持会”外，还联络七十二行商作为奥援，又因担心当局的武力镇压，因此联络市商团与附近各乡的商团，于罢市时集中广州。迫于这种情势，当局只好下令永远取消统一马路铺业权和特种药品捐，罢市运动才没有发生。谁料8月间又有大本营扣留商团枪支的事件发生。

商团联防遭到大本营的禁止，商人认为是因为大本营无法将商团纳为私军，“置于青天白日之旗下”，故对于商团联防百般阻挠。此事过后，商团请购枪械，但是实际运到的枪支数目与申请数目不符，日期也有异，因而遭到大元帅下令查扣，结果造成8月间的广州罢市。虽然经过多方的协调，但是扣留的枪支仍旧无法发还，因此才有10月间的第二次大罢市。

消极的罢市只是整个事件的前兆，接续而来的是武装冲突的商团事件，终于使得孙中山与广州商人关系恶化。商人之所以会和孙中山决裂还包括了对联俄容共政策的疑惧，以及外在势力于广州的角逐。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中确立了联俄容共的政策，准许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是时俄国与孙中山走向合作一途，但是共产主义与商人基本上是势不两立的，因此，商人阶级对于孙中山的联俄容共，多半采取反对与疑惧的态度。“自共产之说倡，我国资产阶级、商人阶级，靡不惴惴焉若大祸之将至”, 之前许多资本家认为孙氏实行共产之说，只不过是反孙派所造谣，如今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联俄容共政策，无疑是宣布了“广州共产化”的证据。加上自此以后，广州罢工风潮愈演愈烈，对商业造成不小的损失，故商界对“联俄容共”政策便产生了恐惧。

若从整个大环境来看，当时的中国处于南北分裂的局面，孙中山与皖段、奉张亦曾有一段时期的同盟，并以反直系为其一致的目标。就国际情势而言，英国与直系同出一气；俄国与孙政府相互合作，时孙欲趁反直系战争爆发而全力北伐，支持直系的英国，势必有所动作。广州商团团长陈廉伯，系属英籍，对英所支持的直系应多少有点好感，加上议会政治的英国与共产制度的俄国，本属殊途，因此，以陈廉伯为首的广州商团，得到英国支持是可想而知的事。因此，国民党方面才会斥陈为“甘心效忠于英帝国主义者，乃趁此机会，拟造成法西斯蒂化（fascistization）之商团”，“谋倾覆革命政府”; 另一方面，隶属英国殖民地的香港政府，亦有可能居中牵线，从而与陈炯明勾结。因此，从大本营的观点看来，以陈廉伯的身份与声望，外加帝国主义（指英国）以及直系的力量，实足以成立一个“商人政府”。从这个观点可见大本营的疑虑与外在势力在广州的角逐。

另一个值得观察的重点，即商界内部在这个事件之后，出现了立场不一的现象。特别是一部分商人，在这场政商冲突当中，对商团大加挞伐，认为商团的表现无疑是叛乱的举动。影响所及，甚至造成了“商民协会”与“商民运动”的形成。

广州商界联合会在事件发生不久之后，便表明与商团划清界限的态度，认为商团是促使商人罢市的元凶，而商团事件的主事者系陈廉伯等少数商人，而受害者是全广州的商民，表示与商团一刀两断的决心。可见商团事件不仅仅是部分商人与政府间的摩擦，甚至也可以说是广州商人之间分裂的先声。

（三）广州商人与国民政府的新局面

在大本营治粤的末期，其实已有建立国民政府的打算，但当时广东各地军队多不听从大本营的号令，真正受大元帅统治的只有广州一地而已。直到孙中山去世后，大本营成功驱逐滇桂军，广州才进入统一的局面。

前面提到，孙中山之所以改中华民国政府为大本营，主要是为了消弭与北京当局的对立以及广东内部的反对声浪。但1923年年底，北京曹锟贿选案发生，反而给了南方大本营一个自立门户的借口，认为“此而不讨，国何以立？”唯有“使积年混秽恶浊之稗政，悉催陷而郭清之”，政治才有清明之望。因此，一方面必须重行兴师北伐；另一方面则必须成立一个正式的政府，因此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便通过了《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决议案》。

商人对于国民政府的成立抱持着怎样的态度？从一般的舆论很难看出明确的立场，不过有一点倒是商人比较关心的，即国民政府是否为“共产政府”？之所以有这个疑虑主要还是从联俄容共政策而来。

1924年以来的广州，普遍弥漫着实行共产的传言，特别是商团事件使商人对于延续大本营而成立的国民政府，自然也有疑虑。因此，在政府尚未成立前，广州市商会便希望当局可以宣示绝不采用共产制度的决心，以安定商界。为了消弭商人的怀疑，国民政府发表宣言，将来除了要使军队负担保民之责，废除苛捐杂税，还要“整理交通，禁骚扰、惩抢掠，使全省商旅通行无阻，发展工商业，进行裁厘加税”等。从这个宣言不难看出，所谓使军队负保民之责，是为了消除商团事件中军队对商人迫害的印象；废除苛捐杂税，则是因大本营时代的税捐过苛的缘故；至于整理交通，惩治盗匪等等，则是要改善大本营时期的社会问题。

除此之外，政府官员还不时地表示绝无实行共产之意。胡汉民在市商会提出质疑之后，便以代理元帅兼省长的身份，发表宣言，表示“本政府所知者，三民主义；所行者，（国）民党党纲”，舍此以外，不知其他。政府成立之后，许崇智、汪兆铭与蒋介石三人还特地宴请广州的商界领袖，席间三人皆否认要实行共产，因而希望商人可以协助政府，希望消除商人的疑虑。

其后，许崇智又宴请商界，希望可以与商界合作，由商人成立商人银行，并将铸币的权力交由商人承办，并且授予商人发行货币的特权，而政府只担任监督的地位。将发行货币的权力交由商界，对于政府而言自然可以免除商界抵制低折等等问题，而商界方面自然也可以杜绝因政军需求而滥发的恶习，因此，商界对此多表示赞成。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不免又是国民政府有意拉拢并消除商人疑虑的手段之一。

（四）省港罢工中的商人

广州与香港响应上海五卅事件而发动的罢工，考验了国民政府对商人的态度。所谓五卅事件，系因日本纱厂枪杀工人，造成上海大规模的示威抗议，结果公共租界的英国巡补下令向群众开枪，造成流血事件。事件发生后，各方纷纷声援，包括上海、武昌、天津、广州等地都有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而列强方面也时传武力镇压，造成青岛、镇江、汉口、宁波以及九江等地的冲突事件；而在广州方面则因抗议群众在沙面地区遭英军开枪射击，造成多人死伤的“沙基惨案”，也由此酿成更大的罢工事件，即“省港罢工”。

由于香港工人大半来自广东，因此“粤、港商人互通声气”, 之前又历经1920年海员罢工、1924年沙面罢工，因此在罢工的经验上是相当丰富的。同时，在沙基惨案尚未发生以前，中共方面即已派员前往广州、香港两地协调罢工之事；另一方面，大本营及后来成立的国民政府也都积极参与了这个运动，包括拟定援助办法、直接征收半月捐租供罢工委员会支用等，并且通过罢工委员会对香港政府进行交涉，进一步则以国民政府名义与英国正式谈判。可以看出政治力量对这次罢工事件的参与，和前几次的罢工是截然不同的。

胡汉民更召集广州总商会与市商会的代表到省署开会，会中已经透露香港与沙面工人即将酝酿罢工的事情，因而希望商界可以提供援助，包括对于回省的工人可以提供各项经济粮食等援助；不过商界对此认为事关重大，需再加以讨论方可答复；另一方面，当罢工发生后，由于香港禁运，使得广州稻米因短缺而涨价，商人也居中协调洋米进口，使米价回稳。这些都可视为罢工早期商人的参与。另外，在国民政府援助罢工的办法中有几条关于商界的，包括：“六、省府商务厅劝谕商民援助省港罢工委员会；七、省府商务厅责成各华商烟公司，酌拨营利，捐助省港罢工委员会。”虽然这两条都不是强制执行的命令，但是从一些报道当中也确实可见商人的援助；并且，从罢工开始到7月间，参加罢工的人已达25万人，其中聚集在广州的就有13万人，面对这些突然增加的人口，广州市决定以市内的赌馆、烟馆、会馆等公共场所作为工人的宿舍与食堂，以解决工人的食宿问题。这个方案虽然不是商人主动提出，但至少并未见到有商人对此表示不满的言论，配合度也堪称良好。

最后，则是在结束罢工的协调工作上，商人也出面协助。包括广州商人、香港商人、罢工委员会以及国民政府、香港政府所组成委员会，对罢工运动的解决进行讨论，最后在10月间取得共识，结束罢工运动。

关于罢工对于省港经济的影响，则可分成香港与广州两地来讨论。

首先，以香港而言，此次的罢工可谓是一场“灾难性的大地震”, 由于工人罢工造成的环境卫生问题，许多居民因居住质量下降而离境，使得香港的地价因此暴跌，住宅区跌至三分之二左右；商业区仅剩三分之一；另外，11月至12月，因罢工而宣布倒闭的商家达到3000多家。省港罢工以来，由于工人罢工导致无法卸货，等于是一种变相的封港，致使来港船只数目大减，1924年8月—12月，经过香港的英国轮船每月多则240艘，少则160艘；但是1925年同期多则27艘，少则2艘而已，直接冲击到的便是香港的货物进出口。从图7可见，1925年秋季，香港无论进出口货值皆将近跌至前年同期的一半，故经过这次的罢工，香港几乎失去了中国南方分发货物中心点的地位。因此，上海遂取代香港成为广州之转运枢纽，广州也取香港而代之，成为两广内地货物分发的中心，进而使广州在下半年的贸易量大增，这便是商人所始料未及的。

一开始，广州受到的冲击也是很大的，特别是当英、美、日等国因为广州抵制外货运动的缘故而对广州实行联合封锁，广州的进出口贸易自然大受影响，因此罢工委员会才会由“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改口为“单独对英”。

以图8为例，1925年7月的海关收入不到1924年同期的三分之一，但是在8月便已经开始渐渐成长，甚至在10月间超过前一年，这自然是因为香港货物被广州接收的缘故，因此，对商人而言，罢工似乎不仅不妨害广州商务，反而有利于广州商业的发展。

若再以1924年1月与1925年1月粤海关的收入相较（图9），更可以看出将近有两倍的成长，对于商人而言，省港罢工一则没有因此发生战争，二则有助于广州商业的发展，因而商人响应罢工委员会“工商联合”的口号，并在1926年1月联名表示“我等商人亦应联合一致热烈援助，务求达到香港完全承认复工条件为目的”, 足见工商合作的态度相当明显。

（五）新组织的出现：商民协会

所谓商民协会，系指由中小商人所组成的商人团体。由于以中小商人为主，自然在利益上便与商会有所不同。商民协会的概念从何时开始？一般认为在商团事件以后，中小商人将“中毒已深之土豪劣绅向持大资本反对吾党主义之献进式商会；买空卖空投机骑墙勾结军阀煽惑民众假借名义谋危吾党政府之拆白式的商会；与夫带着帝国主义背景虚张声势（声势）之兔死狐悲洋奴买办打劫分赃式的商会”视为反革命的大本营，因而决定筹组广州特别市商民协会。因此普遍将商团事件视为商民协会组织的原因，而商团事件之后，便是商民协会成立的起点。

事实上若以概念的形成而言，在此之前中小商人便已经有筹组“平民商会”的呼声。当陈炯明还担任省长之时，曾经希望广州总商会进行改组，其原因便是因为大商人把持商会，致使一般中小商人颇有不满。但是总商会对于陈炯明的建议，并未加以采纳。后来，1920年12月总商会会长改选之际，便有平民商会概念的提出，但是由于大商人掌握了大部分的权力，平民商会的组成遂成泡影。

直到1924年9月、10月间，广州中小商人及手工业主组织了贸易促进协会，国民政府准许其设立并改名为市商民协会。而政府方面也在1924年10月，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的实业部改为商民部，“以引导全国商民使之参加国民革命”，此后各地的商民协会便迅速成立，截至1926年5月，广东共成立商民协会500家，会员有39,000人之多，并以此基础成立广东省省商民协会。广东的商民协会之所以能迅速成长，除了商民的自发性外，主要还是政府的动员，国民政府甚至以经费资助广东各地设立商民协会，因此可以看出政府与商民协会之间的关系。

广州特别市商民协会（以下简称市商民协会）与国民政府（或是说国民党）的关系，表现在许多言论与行动之上。市商民协会的主张中有言：“本会主张革命化、民众化，财政公开、言论公开，反对独裁统治”，因此将商会的会长制改为委员制。更重要的是，“无党（即国民党）令，一事不可行，一言不可发，一言一动，以党令为转移，对于党下一切运动，无不热烈参加，无不努力奋斗。”从这段言论可以看出，商民协会既是由党所设立，而且也是受党所掌控的，与一般商会的自主程度有着明显的不同。甚至到后来，商民协会要求设立商民党团，并且通告商民党员加入商民协会，以党的实际介入来控制商民协会，由此更可以看出商民协会的政治色彩是相当浓厚的。

若再从市商民协会的执行委员会议议程来看，也可以看出该会对于党的“全力配合”，包括了公安局政治部指派该会参加民众促进会筹备会、函请该会派员前往欢迎军队凯旋等等军政事件，市商民协会都是乐意参与的。

在省港罢工中，广州总商会、商界联合会、市商会与市商民协会联名发表声明，可看作是商民协会成立以来与广州各商人团体之间的互助关系。1925年9月各商人团体又共同组成改除杂捐研究会，以“研究改除苛系杂捐，赞助政府财政统一为宗旨”，以合议制的方式由四大商人团体共同组织，从这件事情当中即可发现，四大商人组织之间的合作颇为频繁。

1927年6月15日，广州市党部商民部召集市内各商会讨论对日经济绝交的问题，会议由市商民部主持，四大商人团体与广东省商民协会皆派员参加，最后决议，由市商民部偕同五个商人团体发出抵制日货的宣言。再次可以看到商民协会与其他商人团体的关系。

从以上观之，广州从1924年成立商民协会以来，与总商会、市商会等商人团体同时并存，直到1931年才并入广州市商会。而在这段时期间，商民协会与其他商会共存，“不但没有产生大的分歧，而且互为表里，在重大决策和斗争中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从市商民协会发行刊物与参与政治活动频繁的程度来看，商民协会在国民政府时期的确是一个颇为活跃的团体，因此若称1924年商民协会成立，到1929年被取消（但商民协会活动仍到1931年）的这段时间为“商民运动”时期，应无问题。严格来说，商民运动主要是得名自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商民运动决议案》。由于当时仍是“联俄容共”的时期，因此从决议案当中可以见到许多关于“帝国主义”、“买办”以及“革命”等字眼；所谓的商民运动，大致也是照着这个决议案的原则实行。

从1924年国民党设立商民部到1927年5月间，商民运动大致可以分成四个阶段：

（一）初期：从1924年商民部设立到1925年12月底，为商民运动的初期；

（二）渐进期：由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同年6月，为商民运动的渐进期；

（三）扩大期：自1926年7月到1926年国民政府北迁的11月止，为商民运动的扩大期；

（四）最近时期：从1926年12月到1927年5月，为最近的商民运动。

在商民运动的初期，系以商民部的成立为镐矢。原本中央执行委员会中设的是实业部，专司计划实业。后来因为“实业”两个字太宽泛，而实际上实业的事情是对商民的，所以于1924年11月改实业部为商民部，“中国国民党的商民运动便于此时发生”。不过，由于当时既无组织章程，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因此只能算作是运动的初期。

经过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有了《商民运动决议案》作为依据，商民运动便有了明确的方向，因而在渐进期当中，广东的各商民协会组成了广东省商民协会，同时期在全国各地的各党部也纷纷设立商民部。

1926年5月21日，广东省商民协会召开成立大会，会中通过了数项决议案，包括：

（一）拥护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商民运动决议案；

（二）拥护国民政府决议案；

（三）援助省港罢工决议案；

（四）农工商学兵大联合案；

（五）请政府出师北伐案；

（六）促成国民会议案；

（七）拥护农工商学兵大联合决议案；

（八）请求政府实行废除苛捐杂税决议案；

（九）请求政府划一度量衡决议案；

（十）请求政府禁绝烟赌案；

（十一）请求政府饬令印花税处对于处罚商民漏贴印花税事须与商民协会共同办理决议案；

（十二）商民协会应收回旧商会开设倒闭商业之权利决议案；

（十三）本会及各地商民协会应倡办商业学校决议案；

（十四）本会及各地商民协会应倡办商民日报决议案；

（十五）各地商民协会决议案。

其中前七条可以说是政治性的，后八条则是有关商业发展的。若仔细审视这些条文，再对照往后商民协会的发展，大致也都吻合。包括了对省港罢工的声援、联合农工商学兵的行动、要求政府废除苛捐杂税以及创办商民刊物与学校等等，都有商民协会的参与。从初期到渐进期，都是商民运动刚开始的阶段，商民协会羽翼未丰，势力也还不稳固，因此对于总商会等团体，彼此之间的合作多于竞争，再加上当时彼此之间的利益也相仿，因此没有见到许多冲突。

而就在渐进期中，国民政府也随着北伐的进程经武汉而达南京，商民运动也进入到扩大期与“最近时期”（即第四时期）之中。在这两个时期，由于国民政府已经迁移至南京，因此商民运动也由广东一地渐渐向各地扩散，截至1927年为止，各省与特别市的商民协会会员数如表4所示：

由表4可以看出，1927年国民政府统治区域下的各大省市，大多已经建立了商民协会，而且人数也都在万人之上，而若以各省内的商民协会数量来看，当时各省省内的商民协会数，大致如图10所呈现。若进一步以会员人数来看，图11便可明显看出各地人数的多寡。根据统计，以国民政府的统治区而言，当时各省省内商民协会数有2,710个，人数有298,100人，与商民运动刚开始的广东一省相比，自然是扩大许多。人数以广东为最多，其次，则是包含上海地区的江苏省，因此这两个地区的商民运动也格外地蓬勃发展。

国民政府扶植商民协会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群可以控制的商人，以商民运动早期的环境而言，国民政府真正统辖的地区不出广东一省，完全得以掌握的大概也不过广州一市，而当时商人由于受到商团事件的影响，大商人对于政府的疑虑不少，要掌握的可能性也不大；因此，与中小商人结合的可能性，应当比大商人来得大。是故商民运动的发生，与国民政府当时的处境是有关系的。

事实上，国民政府也因为商民运动的缘故，在北伐的过程当中，获得不少商人的支持与实际的援助，并且随着北伐的进展，各地也渐次设立商民协会，商民运动的势力也愈来愈强。但是，当国民政府势力稳固之后，政府迫切需要的，应当是大商人的资助，而非小商人的游行与口号；因此当许多地区商会与商民协会之间的纷争渐起时，政府必须要在两者之间有所取舍，这是最后商民协会遭到合并或解散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商民协会成立在国共合作时期，主要由国民党的左派和共产党发起而成立，因此，随着国共合作的破裂，商民协会也失去中共的支持。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大会以“共产党在党内的遗留”批判商民协会，商民协会只能走向结束。

但吊诡的是，当各地的商会与商民协会闹得不可开交之余，广州似乎不见冲突。这虽然与国民政府地处广州和商民协会实力不足有关，但当国民政府移至武汉，广州的冲突却也不见加深。这便是一个值得分析的问题。

从冲突比较激烈的两个地方：上海与天津来看，这个问题应该可以得到解答。以上海而论，上海商民协会有意取商会而代之，这个想法并非单单来自商民协会本身，而是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所发，通告中言：“旧有商会组织不良，失却领导商人之地位……请求撤销全国旧商会，以商民协会为领导之机关。”通告中将商民协会视为“革命商人”，而将上海总商会视为“不革命的商人”。这个问题一直延至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甚至因党内派系的问题而更加激烈。另一方面，天津两会间的冲突也并非发自两会之间，市商民协会还特地召开记者会，叙述两会之间并不冲突，之所以冲突，系因国民党欲控制天津商人有关。政党运动商民协会，造成两会间的冲突，因而扰乱了原有的商业秩序。

从这两地的案例可看出，两会间的冲突，其实并非全然因彼此的利益问题而起，政治力的介入反而较为明显。因此，当国民政府离开广州，北迁武汉之后，广州由权力的中心变成边陲，加上国民政府对于广州商人的依赖程度也不复以往，取而代之的是上海的江浙财阀。这个转变，反倒使被边缘化的广州，在这场商会与商民协会的争端中获得喘息的机会。

五、结论

自有中外贸易以来，广州地区因地利之便，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由于天朝观念与朝贡体系的贸易形态，广州一直受到执政当局的保护。五口通商后，广州的贸易量虽然受到影响，但随后又开始“止跌回升”，广州商人能在变动的时局中灵活应对，足以显示出他们历来所累积的从商经验。

因此，在清末的中外商战中，广州商人并不缺席。他们筹组广东总商会的目的便是要结合商人的力量，共同对抗外商的倾销，进而发动了许多保护商业的运动。由此可知，广州商人在清末民初的社会里，依旧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甚至是执政当局不可或缺的奥援。

其实，商人参与政治最大的目的便是希望借此影响政府的施政，以有利于商业的发展。从清末以来，广东总商会之所以愿意投身历次的政治活动当中，无非是希望借此发挥影响力，尔后的政商互动大抵也不脱离这个模式。但是，商人对于政治也有其立场。当辛亥革命初起，商人支持革命的目的当然不脱离商业利益，但是一旦革命有碍于商业的发展，商人立刻投向较具实力的一方。在北京政府的统治之下，商人发挥了他们既有的影响力，对稳定金融、流通货物起了一定的帮助。同时，他们也不放弃在政治场域上发言的机会，对于许多国内、国外事务表达看法，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政策的走向。

护法军兴，商人似乎又由幕前走到幕后，随着政府的递嬗而改变他们效忠的对象。也许，在商人的心中，还是以做好生意为要紧。当然，商人的意见在民初政局中不见得是一致的。由于利害关系的不同，商人彼此之间也时有纠纷，但是，相较于上海总商会，广州总商会仍旧是大部分广州商人的代言人，这一点除了与总商会在数次社会运动中，始终站在商人的立场有关外，军政府对于商人的依赖，也使商人在几次的政商纠纷中，可以不必一概听从军政府的命令。这些都显出自清末以来广州商人的政治参与，已由以往的被动转化为主动，甚至成为一个令执政者都不可小觑的势力。因此，当军政府在施行诸多财税政策时，广州商人常常持反对的立场，而在军政府日渐茁壮的同时，商人与政府的关系也渐趋恶化，决裂的阴影已在此显现。

其后，粤军接手了军政府，广州商人在饱受战争的损害下，还必须担任“和事佬”的角色劝说桂系离粤，期以较少的损失来换取和平，以保存商人最大的商业利益，商人愿意出面筹措开拔费的理由，即是在此。可是，“粤人治粤”的政局又因财政吃紧、军费孔急，使粤军政府在财政问题上备受批评。更大的困境在于“粤人治粤”口号的束缚，使粤军政府无法大刀阔斧地施展政令，以免被广东人批评为桂系执政的翻版。

陈炯明事件使广州的政局出现变动。其实，商界对于孙中山的诸多财经政策本有疑问，加上省行纸币的走跌，让商人相信此与孙中山力促北伐和滥发纸币有关；这固然是执政者的劣势，但却也造成商人在陈炯明事件当中的态度。然而陈（炯明）去孙（中山）来之后，大本营政府采取许多繁杂的财税政策，因此招致了商人的反感；加上联俄容共政策在国民党党代表大会上成为定局，确实让商人对大本营政府产生了疑虑，担心国民党因此而赤化，对商人进行猛烈的阶级斗争。

商团事件无疑是一场积怨已久所引发的政商对抗，由于双方积压已久的不满，以及许多的误解，外加有心人士在外的谣言以及其他势力在广州的影响，遂使商团事件一发不可收拾。孙中山因为商团事件的牵制而延缓了北伐的进程，甚至终其一生无法靠广州商人的援助北伐。但商人也因商团事件而损失惨重，商团的折损以及与大本营间关系的恶化，导致了其后与国民政府之间关系的不安全感。

尽管国民政府为了消除商人的疑虑，不断宣称国民政府绝非共产政府，但其支持罢工运动的行为却十分明显，这样的举动令商人惶惶不安。不过，省港罢工之后反而加速了广州商业的发展，商人见此而积极地参与罢工事务当中，甚至愿意喊出工商联合的口号。

再者，中小商人组成之商民协会，是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组织平民商会呼声的具体实现。由于商民协会政治立场鲜明，政治参与主动，因此该协会借由商民运动，成为国民革命时期不可小看的一股商界力量。但是，当国民革命渐入佳境，政府开始需要大商人的援助时，便开始借由对商民协会的约束来获取大商人的好感，遂也因此造成商会与商民协会之间的冲突与纠纷。但是，由于此时的国民政府已经定都南京，原本视为革命基地的广州，变成了边陲，广州的商会与商民协会之间反而因为没有受到政治力的介入而能相安无事，甚至彼此合作。

但进一步言，商会与商民协会因政治力而被一分为二，反倒因此而丧失了商人团结一体的自主性，这也正是为何自商民运动开始以来，商人一反以往被政治力所依赖的情况，变成必须要依附着政府而存在，影响所及，便是被分化后的商人失去了中心的领导力量，即便彼此不发生冲突，也因彼此间利益的问题而无法合作，广州商人也从此淡出中国的政治舞台。

综上所述，近代广州商人的政治参与大概维持着如图12的模式：

简要地说，当新政权建立之后，商人为了维护自身与城市居民的利益与安宁，因此出面对执政者示好，希望可以得到安定的生活。但往往由于政府的财政困境而事与愿违，因此，商界开始出面协调并对政府伸出援手。但是，商人的援助毕竟有限，在经济困窘的情况下，执政者采取了滥发纸币的救穷之法，但也因此造成更大的问题。因此，商人又开始出面设法维持纸币币值，但是商界一边维持，政界一边滥发，最后商人也束手无策。在财政困局未能解决之时，执政者便因外在势力的介入而下台，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执政者。但是，前面留下的财政困境，仍然必须解决，因此，周而复始地重复着这个政商互动的模式。

这样的互动模式，至少在大本营建立之时还是如此，之所以可以跳出这个模式，主要还是与统一广东财政有关。从广州国民政府建立以来，虽然还是有政府希望商界捐款以助北伐消息，但是却极少见到有纸币低折必须请商家出面维持的事件。金融稳定固然与中央银行的建立有关，但中央银行之所以能够需款无虞，与国民政府统一广东、各军队不得截留税款以及宋子文担任财政部部长都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当政治力渐渐稳固的同时，商人在政局的上扮演的角色也愈来愈不明显，甚至反过来变成政治动员的对象。

若从横向的比较来看，以北伐完成之前国内几个商业重镇（天津、上海、广州）的商人观之，天津的商人一直处在北京当局与外国势力的相互影响之下；上海商人相较于天津则因地理位置的缘故而有较多的自主性，因此，在民国以来的几次大规模的商人运动中，上海商人的反应都是比较迅速的。但相较于天津与上海，广州商人的处境就更复杂得多，复杂的缘故自然与政治力的更迭有关。

而在政治力更迭之下的遭遇，自然是战祸频繁与劫掠不断，也因此广州商人对于商团的依赖也更加迫切，是以广州商团得以成为一股重要的力量，与上海商团相较之下，便有所不同。但商团势力的扩大也造成广州商团与广州当局之间的龃龉，甚至被视为是反革命的团体。

进一步而言，当商民运动开始以来，最初广州的商民协会与总商会间的纠纷并不常见，但是随着北伐而建立的各地商民协会，却时有传出两会之间争夺领导权的事情发生。之所以造成这样的不同，与政治力的介入不无关联，特别是当政治力试图借由商民协会来取代商会之时，两会间的争夺与冲突便接连不断。反观因政治中心北移而被边缘化的广州商人，因商界的和谐，回复到正常的商业情况。由此可见，广州的商人受到政治的干预与压榨确实比其他地区的商人要来得严重，受政治力的影响也远比其他地区商人来得深。因此，无论从外在的政治环境，或是商人团体的内部互动而言，近代广州商人的政治参与，和同时期国内其他地区的商人相较，确实有其特殊之处。

（胡其瑞：台湾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