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

2008年5月13日下午两点，笔者在所在学校的教室打开电脑准备开始上课。一幅硕大的图片（一位少年站在倒塌的教学楼废墟上为困在预制板下的同学手提吊瓶）深深刺激了我。此时方知就在昨天四川汶川县发生了可怕的地震。随后几天，笔者都在焦虑又激动地搜索着各类关于地震伤亡及救援进展的信息：民间救援形式与力量、政府应急管理模式、新闻传媒与报道、学者观察与思考等都成为笔者的关注内容。一刹那间，国人的情感迸发出浓烈的火花。“汶川雄起，中国不哭”、“我们都是汶川人”、“中国加油，四川加油”……一时间各类各式口号标语悬挂于高楼，印刻于衣物，更成为激发整个中国民众的激情与斗志的催化剂。记得以前看唐山地震的影像资料，万千解放军战士乘车前往唐山，还有整齐奔跑着的民兵预备役人员肩扛铁锹、脚步匆匆。那人影身后就是大幅的标语：“到唐山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虽然几十年前的资料重播效果很糟，但是，不用亲身经历，仅仅是30年后的观看就足以让人热血沸腾。而当下现实生活中正在发生的一切更让笔者连续多日泪水沾襟，可是除了捐款、发动他人捐款和献血外，自己还能做点什么呢？

一、一访灾区

此时，广州市社工协会刚刚成立，而社工这一以服务民生、关怀大众为志趣的职业正在积极寻找服务社会的机会。突如其来的地震让社工协会即刻作出反应：组织队伍、前往汶川、服务灾民。经过一番努力，笔者终于以高校社工系教师身份获得机会前往汶川。紧张与激动之余，更是积极准备即将开始的维持半月之久的灾区服务。虽然距离地震已经一个半月了，但是灾区的生活如何，每个团员该如何准备，大家完全不知道，准备工作也无从做起。好在前线已经有社工告诉最新消息，即灾区仍然处在没有饭吃、没有水喝、没有澡洗、没有床睡、没有厕所的状态。在“五无”状态下，灾区的百姓过着怎样的生活？

2008年7月2日笔者终于随队伍到达汶川映秀镇。在这万众瞩目的极重灾区，倒塌的小学与中学废墟赫然在目，触目惊心。原有的镇区已经封锁，只有特警可以出入。广州援建的旗帜高高飘扬，黄埔区民兵预备役人员正在搭建板房。所有灾民已经转移到岷江大堤上，废墟上搭起了应急市场，生活所需各类基本物品都可以满足，甚至有灾民在卖新鲜采摘下来的黄瓜。但是没有饭馆，据说是因为人口集中，伤亡惨重，担心卫生状况不佳，导致疫情发生。灾民们在自家的帐篷里烧水、煮饭（灾民救济卡已经发放，救灾物资已经到位，基本生活及现金可以保证）。面对我们的入户，他们是客气而有礼，并不会表现出过度的悲伤或者愤怒。孩子们的反应则是相当的异常，他们只愿意呆在帐篷里，对于外出充满了恐惧。尤其是路过倒塌的学校，他们就会全身哆嗦，甚至仓皇逃走。随后笔者前往汶川漩口镇，所见儿童与映秀镇差异甚大。那里也有孩子伤亡，但更多的孩子都幸运地得到上天的眷顾，没有经历那场生死别离及火线救援。笔者团队与济南军区一支炮兵连联合筹办少年军校，并负责主持日常教学与管理工作。每日但见这些孩子围绕着军校三所小小的帐篷留恋不去，甚至就直接爬上教官及社工的后背，顽皮异常。他们灿烂的笑容让笔者欣喜又诧异，而一孩子家长看着在废墟上快乐跳舞的女儿，解释说：好耍得很，现在不用上学了。还来了很多志愿者，他们带着孩子耍，还带来好多好吃好玩的东西，她天天就想跟你们一起耍。这么多的外地人，以前，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这么多外地人。毗邻的两个乡镇差异如此之大，笔者甚是奇怪。

随后笔者走访了映秀镇下辖的几个村庄，发现有些村舍被整体迁移至都江堰等城市，仍未回归。而有些刚迁移回来的村民发现其他村民领取的某些救助他们没有，他们深感困惑，继而不满。映秀虽然是极重灾区，吸引了各类服务及各类救助，但是在映秀内部，还存在灾民待遇的梯级分布。这就是场镇上的百姓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与救助，而没有人到达的村庄获得的帮助较少。尤其是民间组织与团体，迫于交通压力，大都将物资发放于其能力可及之处，并会就近提供社会服务。边缘山区由于闭塞，未能得到同等的服务与救助，但是他们却通过多种渠道获得场镇中心的信息。对于物资与服务差别的抱怨在笔者团队的走访中占据了绝大多数。损失最为惨重的小学与中学则成为他们心中永远的痛。灾民们认为孩子死亡的直接诱因是低劣的工程质量、政府管理过程中的不力甚至腐败。他们的怨言与愤怒后来转化为多次的行动，并在中央领导视察时策划大规模的现场上访。8月底，映秀镇开始分配板房，笔者虽已经离开，但是驻留现场的社工同事告诉说，分配工作很不顺利，公平公正的目标难以达成。而9月1日，整个灾区的学校都已经搬出了帐篷，开始进驻板房。面对一群经受极度惊吓的孩子，面对一群没有接受过任何悲伤辅导训练的教师，面对一群无奈又愤怒的父母，这第一堂课该如何开始？该如何跟孩子解释刚刚发生的一切？与此同时，对口援建工作已经开始，重建又将怎样进行？重建又将为灾区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灾区将来的生活将如何继续？笔者留下了无尽的思考与想象。

二、二访灾区

笔者归来后，即向导师周大鸣教授汇报了灾区服务的过程与发现，导师即时敏锐感觉到人类学在重建过程中的功能，随即在香港协同福利及教育基金会的支持下联合相关力量组队前往灾区，以寻找人类学研究与服务的机会。自2008年8月14日起，该团队在一周的时间里先后对都江堰、绵阳、江油、平武、北川等县市进行考察。笔者在随行中发现在同一市甚至同一县内，各地方之间的受灾程度差异甚大，甚至毗邻乡镇都有截然不同的表现。如平武县古镇与县城仅隔50公里，县城没有人员死亡，但是古镇却是伤亡惨重。地震带的带状分布表现明显，呈东北西南走向的龙门山断裂带上的城市与乡村皆未能幸免于难。笔者也发现，此时轰轰烈烈的重建工作已经开始了，伴随着重建工作的推进，许多问题已经初露端倪，如物资分配问题、物价上涨问题、灾民心理依赖、灾区政府过分夸大重建资金缺口、重建任务政治化问题、灾区治安与管理问题等。虽然都还只是在初期阶段，但是这些问题必然伴随着整个重建的进程而有所发展甚至加剧。一个星期的时间虽不能对之有所深入，但是这初露的端倪已经让笔者感受到重建的复杂性。

随后，笔者有意识地梳理了人类学的灾难研究，发现历史上对于灾难的研究受制于当时主导的学科范式。在结构功能主义当道的时代，人们关注的是社会结构与人类行为模式的稳定性；而伴随着文化生态学的兴起，环境适应、灾难应对和社会变迁构成为主要议题。学者们倾向于认为，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在与其所处生态系统的互动过程中发展出一种适应环境和应对灾害的能力；而政治经济学派则将议题转向了群体日常行为背后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并就灾难应对实践中隐藏在社会网络背后的权力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大致而言，在灾难的人类学研究中，两种视角不容忽视：一种是致力于微观的地方经验，一种则聚焦于更为宏大的经济与政治权力。前者即为民族生态学，其关注本土经验，坚持认为：在殖民化或全球化之前，很多社会的本土实践之中都拥有应对其所处环境的知识与策略，这使得一些灾害在这些社会中不再构成一种灾难，而是人们生活方式与经验的一个必要部分。后者则为政治经济学，坚持将具体地方的灾难放置在一个更大范围的权力体系之中去分析，同时也关注到在这一超地方的权力结构的塑造过程中地方和个人的能动性。

而在中国本土的实践中，由于人类学视野的缺乏，大多关于灾难的研究与记载集中于历史学及政治学领域。笔者查阅了大型灾难发生时的应对举措及随后的救助措施，发现各种类型的灾难，无论是旱灾、水灾及饥馑、瘟疫，当然也包括地震，官方举措大多是按照一定的行政管理程序来进行，即报灾、勘灾、验灾、物资统筹与调运，物资发放等程序。该程序经过千年的发展已经非常完善，即为荒政学。当然文献中不乏大量的关于政府组织管理及官僚机构相互牵制等研究，同时也包括地方社会动员及民间组织参与的研究，还包括大量灾难影响与后果的研究。

今日政府面对地震所做相关工作是原有荒政的延续，但是也有突破。具体表现在：其一，救灾中正常程序与非常规救援相互结合（依托于现代科学技术，即时定位受灾区域，即时了解受灾程度，即时发放救灾物资；与此同时，按照原有程序进行报灾、勘灾与验灾）；其二，灾后恢复工作具有强烈的社会重建色彩（灾后恢复已经为灾后重建所代替，不再满足于简单的原状的恢复，而是力图通过灾后介入达成社会、政治及经济尤其是产业结构的改善。而原有的灾后恢复内容则主要为减免赋税、良种发放、耕牛提供等。至于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及市政工程进行建设与恢复的举措则不甚多见，故恢复大多采用自然方式）；其三，政府绝对的主导与强制（当下的重建工作已经不再是自然自行的恢复，而是政府力量包括人力、技术、资金的全面进入，同时也是社会力量的自主投入，是经过全面统筹与科学规划的发展与提高，是中央政府的替代性介入而非地方的自我发展。而历史上政府的灾难救助可以说是保守的，力度也是有限的）。

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今日的灾难与灾后救援及重建工作的研究必须在依托中国原有救灾经验的基础之上，同时又能够与国外人类学的灾难研究进行一定的结合。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经验的根本性与独特性，更因为中国经验需要放置在更为广阔的人类学理论视角的关怀之下才能够有所丰富及发展。所以笔者力图结合民族生态学及政治经济学两者的视角对于中国当下的灾后恢复与重建工作进行解读，希望能够通过研究回答如下问题：社区如何进行自我恢复与灾难适应？灾难与重建对于社区生活带来哪些影响？又会引发哪些可预期及不可预期的社会变迁？重建到底是一种政治行为、道德行为还是一种市场行为？这种重建模式对于灾区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如此重建与历史有何不同？正是这些问题引导着笔者不断思考灾难、重建与社会变迁三变量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