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选题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意义

一、选题——对于前人研究的延伸与拓展

变还是未变？变又如何变？在哪些方面变？西方灾难研究者迄今为止未能够给出一个定性的研究结论，而中国的研究者们暂时还未集中关注到这一话题。本文将以中国的灾难及重建为案例，推进这一争论持续发展。而对于中国学术界而言，笔者期待本文能够将一直未得到充分关注的变迁议题推上日程。笔者认为，欲达到如上目标，需要对如下问题有个基本认识。

（一）诱发因素的限定

事实上这里需要对三个概念彼此之间的关系予以澄清，才能够明了这长达百年之争的核心所在，这就是灾难、重建或者恢复、变迁。正如许多学者将灾难看作是诱发因素，事实上在他们所处的时代，灾难给予社会造成的大多是没有大规模重建与提升的破坏。因此他们所能够观察到的就是两个概念（灾难与变迁）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在随后的时间里，多种不同力量介入的过程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政府介入的过程让整个社区在灾后经历了截然不同的经历，也必然发生相异的结果。这较之于没有任何外力的介入而仅仅依赖于社区自身的恢复必然会产生不同的反应。这可能也是不同时期研究者得出不同结论的重要原因。本文在诱发因素中增加了重建这一因素，即在关注灾难的影响之外，同样关注重建这一具有强烈计划性的政府行为的影响。因此较之于原有研究者而言，本文综合考虑灾难、重建及其他因素对于社会变迁的影响，而不仅仅只考虑灾难。

（二）研究时间的差异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需要引起读者的关注，这就是对于社会变迁的研究有不同的时间范围的限制与要求。对于普林斯及索罗金而言，他们的研究是在灾后即时进行并立即写作与发表的，他们所观察到的灾后社会正处于急剧的震荡中。他们得出社会变迁的结论也就不足为奇。而其后的研究者的研究无论是在研究时间还是研究范围上都有所延续与拓展，故他们所观察到的社会已经进入到恢复及提升期。此时社会发展表现出了更多的连续性。故他们所看见的更多是一个社会在经历灾难之后的对于正常社会秩序与社会生活的回归，其间或有变迁发生，但是这些变迁较之于社会生活整体而言仅仅是一个小小的插曲。而曾经的灾难也不过是社区历史中的一圈涟漪，很快消失了。本文的研究是在灾后即时及灾后重建三年时间里的间断式跟进，因此既能够观察到第一时间内灾后安置的过程，又能够体验到整个灾后重建进程的波澜曲折。时间跨度刚好介于两者之间，资料更为及时新鲜，研究结果必然更有说服力。

（三）社会背景的差异

另外必须一提的是，诸多前人的研究都是立足于灾难的过程的，虽有部分也关注到恢复与重建。如果说灾难发生时各社会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共性，那么灾难发生之后尤其是恢复与重建阶段各社会之间由于意识形态及经济发展阶段等问题则具有了巨大的差异。而社会变迁并不仅仅因为灾难的发生而发生，还因为不同的恢复及重建过程而受到影响。因此对于社会背景之差异的研究就成为灾难研究的必不可少的议题，否则很多讨论就会成为无源之水。鉴于以往研究中对于差异尤其是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中的恢复与重建的比较研究不足，本文期待以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过程为典型案例对目前繁盛但也无奈的灾难研究界提供一个中国样本，该样本具有强烈计划导向性的重建进程必将为更多的比较研究及最终的灾难、重建与变迁的理论模型的建立提供经验支持。

故本文的研究拟在充分考虑到时间差异、背景差异及诱发因素差异的基础上重新审视灾难、重建与变迁之间的关系，希望能够通过本文的探索对于社会变迁的百年之争提供更为新鲜且更具有穿透力的实证资料与研究结论。

二、研究意义

本文将以一个边缘小镇为田野点，对该镇的灾后社区生活进行长达三年的跟踪观察，力图全面展现社区在经历巨灾及灾后社区恢复、重建的过程，以此来理解灾难对于社区的影响，及社区在各种不同力量之下对灾难的应对与适应。这一研究具有强烈的应用性，对中国这一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来说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与应用价值。

其一，进一步拓展中国灾难研究的内容与范围，促进与国际灾难学界的交流。中国学界对于灾难的研究不在少数，但社会学及人类学介入不多。其中历史学及政治学占据了主流，其他学科如管理学、经济学等也有所涉猎，但是成果不多。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本土灾难研究的基本预设及关注议题与国际灾难研究尚有一定距离，这导致了中国灾难研究与世界的脱节。本文以人类学及社会学的学科视角对灾后重建过程尤其是引发的相关变迁进行现场跟踪记录，丰富及修正原有灾难研究重救灾及安置、轻重建与恢复的研究思路，进一步充实灾难研究的内容与领域。作者希望能够在中国经验基础上对灾难研究的议题进行延续与拓展，同时也希望推进灾难、重建及变迁议题在中国本土的发展。

其二，有助于对当下中国正在进行的灾后重建政策与思路进行反思。此次灾后重建与中国历史上众多灾难都有着明显的区别。对该区别之原因的分析有利于反思中国此次重建的思路与模式，推动中国荒政学的新发展。中国历史上的救灾政策中有积极与消极之区别，消极者包括救济于方灾之时，及补救于既灾之后。而积极者则包括治水、垦荒、植林等多种。然而此次地震所表现出的救灾较之于历史有非常大的差异，即除却消极（赈钱、赈物、放贷等）与积极（治水、治荒等）外，还有更为积极的措施，那就是对于受灾地区所进行的具有强烈社会发展及推进色彩的重建活动，如果说历史上的救灾行为仅仅是帮助其恢复，而现在的救灾行为则不仅不限于恢复，更着力于提升该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这是原有救灾政策的发展与延伸。

其三，有助于理解社区在遭受重创之后自我恢复的能力与自我重建的效果。在任何时代，人类族群皆具有自我适应、调节与恢复的能力，社区也具有足够的弹性（community resilience）可以在遭受重灾之后自行修复。全方位的救灾，尤其是具有强烈计划性的灾后重建虽然对于社区的灾后恢复意义重大，但是政府的重建仅仅是涉及了部分领域及部分群体，并不能覆盖全体，更多灾民社会生活的恢复仍然是一个自我完成的过程。因此对于灾后社区的重建与变迁的关注有助于全面客观地认识外力介入及自我恢复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