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郑观应的精神气象[1]

熊月之[2]

1894年，《申报》的一篇文章对郑观应之学术、思想、社会影响作了如下的综合评价：

观察学贯中西，识超今古，无物我之见，泯畛域之分，专心致志于洋务者已数十年。所著有《盛世危言》一书，早已风行于二十年前。海内之谈洋务者，所当取则焉。[3]

这段话可借用作为对郑观应精神气象的概括。

郑观应的一生，在修身治学、事功拓展等方面都相当成功。其成功，得益于他对时代变动的敏锐感悟，对个人发展路径的恰当选择。他顺时调适行为方式，善读有字之书，也善读无字之书。

郑观应近八十年生涯（1842－1921）中，决定其一生业绩的关键时期，也是他事业成功的起步阶段，是他到上海习商以后的开头二十四年，即1858年至1882年。1882年，已任总买办的他毅然离开航运业巨擘英商太古轮船公司。那年，他四十岁，不惑之年，已是在商场、官场、学场上都很受重视的成功人士。

早年的郑观应，与常人无异。16岁那年参加童子试，未中。第一次应试未中，本属正常。那个时代，三试、四试未中，也都司空见惯。但是，他一试未中之后，便服从父亲安排，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而是到上海习商。郑观应的父亲郑文瑞，本是通达之人，认为子弟如果不是读书之材，经商也是正路。他顺应时代变动，不强求儿子在科举一条道上走到黑，这是他的过人之处，也是郑观应的幸运之处。

如果说放弃科举，赴沪习商，主要是父亲的主张，那么，到上海以后的路，就主要是郑观应自己走的了。他到上海那年，17岁，正是进入青年的阶段，也是人生观形成的阶段。在上海的开头二十四年中，郑观应的精力主要投放在以下四个方面：经商、读书、著述与赈灾。

经商方面，郑观应曾在新德洋行习商、宝顺洋行当买办、生祥茶栈做通事，也曾与人合伙经营公正轮船公司，参与创办太古轮船公司，参股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造纸公司、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都可以归纳为经商一途。

读书方面，内容有三：一是英语。在新德洋行习商期间，他曾跟随叔父郑廷江学习英语。在宝顺洋行期间，曾有两年时间，入英华书馆夜校，向英国人傅兰雅学习英语。英华书馆是当时上海最著名的业余英语学校，1865年开办，每月学费为5两银子。郑观应对于学习英语相当重视，几个弟弟到上海学习商务，他都不忘嘱咐他们先入英文学堂学习英文。[4]从他在洋行的工作业绩来看，有理由认为，他的英语水平足以应付洋行业务的需要。二是西书。当时的上海，是西书荟萃之地，先前墨海书馆所出版的西书还在流通，新的西学知识又大量涌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京师同文馆新译的西书，传教士出版的《教会新报》（后改名为《万国公报》）上刊载的新学知识，以及在买办生涯中可能接触到的西书，都是郑观应留心阅读的内容。三是中国传统典籍。郑观应到上海以前，已经研读过许多中国典籍。除了《三字经》《千字文》等童蒙读物，《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应试必读书，他还读过《性理大全》《五子近思录》《陈白沙文集》《王阳明文集》等。到上海以后，他还研读了一大批儒家、道家、佛家的典籍。

著述方面，郑观应笔耕极勤，先是编辑《道言精义》《陶斋志果》等道教方面的书籍，而后撰写《救时揭要》《易言》等，直接介入对时务问题的讨论。对时务问题的兴趣和讨论，最终促成名著《盛世危言》的诞生。

赈灾方面，郑观应所花精力甚多。19世纪70年代后期，华北地区发生严重旱灾，上海中外人士发起了范围广、时间长、影响巨大的赈灾活动。郑观应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但带头捐献巨款，还组织赈灾活动。为赈济山西灾荒，他与经元善等人创办筹赈公所，将办公地点设在自己家中。他们还为河南、直隶（今河北）、山东、陕西等地募捐赈济。在为山西赈灾中，郑观应纳资捐得道员衔。捐纳让郑观应获得了绅士的身份，在某种意义上弥补了他没有科举功名的缺憾，也为他与官绅打交道提供了方便。

郑观应的过人之处在于，当买办而又不满足于当买办。郑观应如果满足于当买办、经商，那他就是徐润或唐廷枢第二，也很不错，也是成功人士，但没有特别了不起。他在经商、读书、著述、赈灾四方面齐头并进，其综合优势就是别人所不可比拟的。经商是聚财，赈灾、捐纳是散财，光聚不散，便成守财奴。郑观应恰当地处理好聚财与散财的关系，使其财富在人生意义中发挥了更大的效益。读书是蓄才，著述是亮才，光蓄不亮，无以赢得名声与地位。他的著述如果仅仅是吟诵风月，抒发个人意兴，而不是关注整个国家与民族最为紧迫的问题，那也不可能有广泛而持久的社会影响力。郑观应成功地将求利与求义、蓄才与亮才、求利与求名、个人小我与国家大我结合起来，即其所谓“求利中不失其求名之望，求名中可遂其求利之心”。[5]1882年以后，他被李鸿章等洋务大员看中、提拔，先后走到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局、轮船招商局等多家洋务企业的领导岗位上；他能与盛宣怀、经元善、谢家福等江浙绅商建立深厚的友谊，建立起对日后发展极为有用的人脉关系，就与他兼通中西的综合实力、亦商亦儒的复合身份有关。

郑观应的过人之处还在于，为人之学与为己之学兼修，治世之学与治心之学兼修，即上述《申报》文章所说的“无物我之见，泯畛域之分”。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两大资源，两千年来一直在发生重要影响，即儒家与道家。一刚劲有为，一清静无为；一进取，一退避；一入世，一出世。这两大资源，相互补充，对许多人产生过影响。进而为儒，退而近道，是支撑许多传统官绅进退的文化资源。最典型的前有苏东坡，后有林语堂。这两种文化资源，在一般士人那里，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境遇下交替发生作用的：仕途得意，则奋发进取；仕途失意，则归隐山林。但在郑观应身上，则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就同时产生影响，直到老年。传统时代，儒、释、道三大教中，道教被认为是中下阶层信仰的宗教，一般读书人不大会公开宣称自己信仰道教。郑观应则不然，他公开表明自己的信仰。他信道、修道，因此受到家人指责，被友朋引为笑柄，但他不为所动，笑骂由人，自己信仰如故。

郑观应一生，自称遇到“七险九难”，许多难关，如果没有道家学说、道教信仰作为生命的避风港，那是很难平安渡过的。比如，在与无能无德的彭汝琮共事的问题上，在上海机器织布局经费亏空的问题上，在太古洋行因替人担保受累而被拘捕的问题上，在受到上海小报《苏报》恶意毁谤的问题上，郑观应都受到意想不到的沉重打击。猝然临之，无力招架，进退维谷，申诉无门，这都没能让他倒下。郑观应的性格中，本有耿直、刚烈、不随流俗、疾恶如仇的一面，依着他的天性，在那些场景下，他会拍案而起，据理抗争，乃至玉碎珠沉，但他没有那样做，而是退避忍让，甚至代人受过，最后都挺了过来。而支撑他挺过来的文化资源，主要是道家思想与道教信仰。

郑观应自幼体弱多病，成年以后也不强壮，但他能够活到近八十岁高龄，这与他的道教信仰有一定关系。信仰是很奇妙的事情，所信仰对象未必为真，但信仰本身，对拓展信仰者心灵空间、提升信仰者生命质量，其意义未必为假。

郑观应所处的，是一个旧的秩序逐渐被破坏、新的秩序逐渐建立的时代，是一个旧的原则、旧的制度逐渐或部分失效，新的原则、新的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的时代，是一个旧的价值观念正在瓦解、新的价值观念正在建立的时代。身处这一时代，并且对这一时代的特点有所感悟的人，在事功发展、治学、修身方面，都会用自己的理性来审视一切，从而做出自己的抉择。郑观应是对这一时代的特点有敏锐感悟的人。所以，他一只眼睛看中国，一只眼睛看西方；一只眼睛看历史，一只眼睛看现实。因能虚心学习，潜心思索，他对于修身治学、事功发展的大关节处，都有过理性思考，最终以其大聪明、大智慧，恰当地处理了转型时代的这些矛盾，成功地书写了属于他自己的历史。

一个人的精神气象有大小之分，只见小我，不顾大我，则气局逼仄，影响难大。一个人的精神气象亦有高低之别，只见中国，不看世界，或只看眼前，不懂历史，不顾长远，其见解必定浅而近，影响难以广远持久。郑观应是商人，但不纯粹是商人；是学人，但不是纯粹的书斋型学人。他是商人兼学人，其见解就比一般学人更接地气，比一般商人更明大理。这是郑观应不同于徐润等商人的地方，也是他不同于王韬等书斋型学人的地方。

在《盛世危言》中，郑观应有一段夫子自道的话：

今之公卿大夫，墨守陈编，知古而不知今；游士后生，浪读西书，知今而不知古。二者偏执，交相弊也。夫中国生齿四百兆，其中岂无一二通才洞悉古今利弊、统筹中外局势、思欲斟酌损益，为国家立富强之基？[6]

综核古今，顺时应变，融合中西，斟酌损益，洞悉利弊，统筹全局，为人之学与为己之学兼修，治世与治心并重，这就是郑观应的精神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