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理论框架

1990年代，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一轮NGO快速激增的热潮。从目前情况来看，这轮NGO增长具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人权、草根阶层发展、人道主义援助、环境保护、女权运动、人口控制、冲突解决与预防，以及政治民主化等领域的NGO数量增长较多。在此之前，已经有一定数量的NGO活跃于上述国际政治议题领域。第二，NGO数量增长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现象。除了西方国家之外，在一些亚洲及中东地区国家，也出现了NGO数量快速增长的现象。一般观点认为，上述非西方国家长期对国内市民社会采取严厉控制措施，因此难以拥有发达的NGO部门。但是从1990年代开始，NGO逐渐扩散至包括这些非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第三，NGO的增长除了体现在数量方面，还体现在影响力方面。它们开始主动涉足军控及反全球化等“高级”政治领域，主动发起动议并试图影响国家的行为。

面对NGO在全球范围内的数量增长，以及影响力提升，各个国家的决策者也开始正视或者转变对这一国际政治行为体的看法，纷纷试图在新的国际环境下，重新调适国家与NGO的互动关系。从事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学者，也开始更多地关注NGO的全球性增长现象。

国际政治中的NGO在政治意识形态谱系之上，有着广泛且多样化的分布格局。处于右端的新保守主义称赞NGO代替日益收缩的政府行政部门，承担了许多本该由国家行政部门负责履行的社会功能；位于中间偏左位置的政治自由主义，赞美NGO的民主化力量，认为NGO能够代表社会的利益并实现社会对政府的监督；而在最左端的一些激进主义则认为，NGO的发展正在酝酿着一场反霸权运动，这种运动最终将会为国际政治的发展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对于世界范围内NGO增长——这一客观现象，学者们给出了不同的解释。这一方面是由于NGO本身还处在成长阶段，并未形成固定的最终状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关于NGO的研究，目前仍然处在发展阶段，学界对此还存在着各种分歧与困惑，现有理论的解释力仍有不足之处。

国际事件与学术潮流的变化，对研究NGO在国际关系学科内的兴起，具有重要影响作用。曾被称为“美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学科，诞生于1940年代。美国恰好也是从那个时代开始致力于长期的全球性介入。当时，在国际关系学科中，NGO研究的地位尚属外围。少数的NGO拥护者，还只是在专门性研究刊物上，发表阐述自己政策观点的文章。

1990年代以前，NGO仅在国际关系理论第三次论战中，得到过比较广泛的学术关注（见图1-1）。1970年代，在安全方面，随着美国从越南撤军，以及冷战进入缓和阶段，国家在国际安全领域所面临的威胁有所下降；在经济方面，全球经济发展受到了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及1973年石油危机的负面影响；在社会文化方面，紧随1968年世界跨国学生运动的发展，发源于美国的反文化运动开始向世界各地扩散，全球性的人权及环保运动也开始广泛开展起来。上述这些影响国际关系发展的重大事件，也影响了当时的国际关系学科发展。跨国主义理论范式开始在国际关系专业的研究生以及青年学者中得到普及。然而，随着1980年代安全威胁重新回归国际事务领域，跨国主义研究也随之进入了收缩期。

跨国主义研究的出现，使得人们开始质疑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垄断地位，同时大家也注意到了跨国界非政府或次政府层面交往的重要性。同时，这也就引出了多元国际行为体的概念。1977年，基欧汉和奈（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明确提出，国家之间的交往不仅局限于国家机器这一个渠道，国家也不仅只有安全利益这一个中心。然而，在跨国主义研究中，关于NGO的研究仍然十分有限。约翰·伯顿（John Borton）的“世界社会”（World Society）研究路径，关注的是跨国过程与跨国事务，他特别重视跨国交往联系的研究，但是并不重点研究NGO这样的跨国行为体。汉劳德·雅各布森（Harold Jacobson）认为，NGO从属于联合国或者欧盟这样的政府组织。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也像理查德·曼斯巴赫（RichardMansbach）及其合作者们一样，他们所关注的跨国行为体包含了跨国公司、宗教团体和跨国革命运动，但是对于NGO本身的关注却相对较少。彼得·威利茨于1982年发表了《全球系统中的压力集团》一文，反对基欧汉和奈将非经济团体排除在跨国行为体研究之外。基欧汉和奈随后将跨国关系研究纳入他们的相互依存理论框架中，但是相互依存理论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国家中心主义的理论。通过对以上文献资料的梳理可以发现，1970年代兴起的跨国主义研究，并没有为国际政治领域中的NGO研究提供持续性的理论依据。

尽管从事国际关系学科研究的学者已经开始关注NGO，但是NGO研究在这一学科领域内，一直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直到1990年代初，随着NGO数量的显著增长以及全球性安全威胁的降低，学界对NGO研究的关注度才开始真正上升。冷战结束后，席卷东欧及拉丁美洲地区的民主化浪潮，催生了研究者对于包括NGO元素在内的“市民社会”概念的研究兴趣。NGO本身也正在成为国际政治领域中，最活跃的行为体之一。例如，人权NGO推动了国际社会对波斯尼亚和索马里的人道主义军事干预；数以千计的NGO通过与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合作，试图改变世界政治，并在一系列国际会议上开展网络化协作，或者以撰写报告等方式，进行建议或游说活动。

本章主要阐述全书所使用的理论框架。第一节指出当前国际政治领域中关于NGO的研究，主要存在三种理论范式，即多元主义、全球主义与现实主义。随后提示本研究同意多元主义关于NGO的基本理论假设，同时强调应该引入国际与国内两个层次的分析。

整部著作关注的主要问题是NGO如何兴起与发展。因此，第二节将会验证国际规范的内化、市民社会与国家因素在解释NGO兴起问题时的有效性。研究认为应该从国际规范生命周期理论，也就是国际规范的“诞生—扩散—内化”过程，考察国际规范对国内层次市民社会与国家所产生的影响作用，进而分析国内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变化对NGO兴起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第三节将会证明现代化、全球化与相互依存理论，虽然能够描述NGO全球性兴起这一普遍事实，但在解释特定国家NGO兴起与发展问题时，却难以提供有力的解释性变量。

第四节将介绍本书所使用的分析框架。具体来说，本书认为特定国家NGO的兴起与发展，受到国际与国内两个层次因素的影响。国际层次上，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国际组织推动的一系列支持NGO发展的国际规范，通过扩散与内化过程，对国内层次因素产生自上而下的作用力。国内层次上，国家与市民社会两种政治行为体，受到新国际规范作用力的影响。国家行为的变化，可以通过国家的法律法规、国家政治系统向社会行为体开放的程度、国家对非营利部门的财政税收政策三种变量来考察。市民社会行为变化的结果，则通过国家对NGO所提供的活动空间大小来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