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世界各国间交往的日益频繁,任何国家的生存与发展都越来越离不开国际交流与跨国贸易往来。此外,除了国家之外,国际社会中的各种非国家行为体,无论是在数量规模、网络密度,还是在活动范围方面,较之冷战时期,都实现了较大的发展。国际组织、国际制度、非政府组织(NGO)、国际运动甚至个人,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力日益增长,国家已被“嵌入”在稠密的跨国和国际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美]玛莎·芬尼莫尔:《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袁正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尽管从国际政治的分析角度,可以把NGO视为与国家、跨国公司等行为体相类似的国际利益集团,但是NGO除了具有自身的利益之外,还追求公共利益的实现及公共问题的解决。因此,NGO本身所具备的“公益”属性,使其无法被化约为国家、跨国公司等以特定利益为目标的行为体。相较于主权国家,NGO仍然是国际社会中的次要行为体,但是不可否认的是,NGO作为国际社会成员之一,其本身的兴起与发展,及其与其他国际社会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对国际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长期以来,日本NGO的整体发展水平,落后于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同行。冷战结束以后,受到国际社会中一系列“支持NGO发展”的国际规范的影响,国内层次上的日本政府和市民社会,转而开始重视本国NGO组织的发展。目前来看,一方面,日本NGO等市民社会组织,在日本外交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力并不大,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应该重视民间力量在中日关系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不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后两国恢复邦交时期,还是在近些年来的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慰安妇问题、细菌战受害者索赔、战争遗留武器处理等一系列引起中日摩擦的事件中,以对华友好团体为代表的诸多日本NGO,发挥了民间外交的优势,在两国政府之间充当了信息沟通渠道的角色,为中日两国关系转暖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受到中日间结构性矛盾的影响,两国关系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有可能继续受到历史问题、领土争端、贸易摩擦等问题的困扰,在处理两国外交问题时,除了依靠国家间正式的外交沟通之外,有必要重视NGO等民间外交渠道的作用。

另外,随着中国近年来在国际政治与经济领域影响力的显著提高,国际社会中关于“中国威胁论”的渲染不绝于耳。安倍内阁近年来推行“积极的和平主义”外交政策,通过推行新安保法案、推行印太战略等一系列国内外政策手段,与中国保持着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2018年11月6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会谈时,以及11月12日其在政府与执政党联络会议上,将“印太战略”改为“印太构想”。日本的媒体与之遥相呼应,不时推出一些渲染中国军事威胁、环境污染、民族矛盾等负面形象的片面性报道。日本政府的上述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民众对中国的观感,导致了日本国内舆论对中国好感度的大幅降低。一些日本右翼政客,经常借中日两国出现外交摩擦之际,发表歪曲历史、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言论,严重影响了两国人民建立友好互信关系。而NGO不论是对国际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还是对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且,研究日本NGO的兴起与发展,能够使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日本这个国家,有助于正确把握、预判日本的对外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