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文献述评

一、日本国内NGO研究状况

日本的NGO部门,自1990年代开始呈现繁荣发展的形势。经过10年左右的实践积累,从21世纪初开始,日本学界出版了一批研究日本NGO状况的著作。例如,2004年出版的《成年人的国际协力入门——为了地球和孩子的未来》(『シニアのための国際協力入門—地球と子どもの未来のために—』)指出,日本社会的连带意识正在变弱,普通日本人尤其是成年人有从事国际协力的必要性。作者倡导人们从“国际社会”的视角来看待国际协力,并鼓励日本民众向着实现“理想的地球社会”的方向来充实个人。此外,这本书还对日本的志愿者活动、NPO、NGO发展情况进行了基础性解说,并涉及日本NGO与ODA,以及日本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イキイキフォーラム2010編:『シニアのための国際協力入門—地球と子どもの未来のために—』,明石書店2004年版。

2006年出版的《亚洲·市民·授权 深化国际协力NPO》(『アジア·市民·エンパワーメント 深化する国際協力NPO』)一书,从实践的角度,记述了2001年取得日本NPO法人资格的NGO组织Shaplaneer(シャプラニール),34年来的国际协力活动。其中,谈到了Shaplaneer不同时期的理念变化,也就是从组织建立初期的“援助”理念,发展到1980年代的“协力”理念,再到21世纪的“共生”理念。シャプラニール(市民による海外協力の会)編:『アジア·市民·エンパワーメント 深化する国際協力NPO』,明石書店2006年版。这一理念变化,实际上也代表了日本NGO部门整体性的理念发展过程。

尽管从1990年代开始,日本NGO的数量及影响力都显著增大,但是日本学者们并没有盲目地无条件称赞NGO活动,而是站在相对客观的立场上去审视这一过程。西川润与佐藤幸男编著的《NPO/NGO与国际协力》(『NPO/NGOと国際協力』)一书,首先阐释了NGO与地球市民这两个话题兴起的时代背景,并结合世界政治与联合国的动向,从多个视角客观地评价了当前的NGO发展热潮。本书所涉及的NGO的具体议题包括女性、难民、民主化、联合国等,研究对象包括日本、拉丁美洲及非洲地区的NGO。西川潤、佐藤幸男編著:『NPO/NGOと国際協力』, ミネルヴァ書房2002年版。

然而,日本NGO研究者们在此后的著作中,并没有将上述这种多视角研究方式继续下去,而是多转而从“日本NGO本身所面临的具体问题”这一角度切入进行研究。例如,2007年《国际协力NGO的边界——为了次世代的研究与实践》(『国際協力NGOのフロンテイア—次世代の研究と実のために—』)一书,主要由日本年轻一代的国际协力实践者与研究者协作完成,他们结合NGO及其合作机构的新动向,在论述上做到了现实与理念/理论的相平衡。注1此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了NGO作为国际政治行为体本身所面临的困境。例如,NGO为何在政治性与非政治性间来回摇摆?NGO实务者在NGO的组织运营过程中,是否会变身为企业战士?国际协力NGO的受益者/捐助者与NGO组织困境(如何同时满足当地受益者与日本捐助者双方,对于国际协力NGO活动的不同要求)。第二部分对日本NGO在国际协力活动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了相关研究。例如,探讨了为什么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协力活动的发达国家NGO看起来与一般的企业并无区别。第三部分主要研究了全球治理时代NGO的相位。

注1金敬黙、福武慎太郎、多田透、山田裕史編著:『国際協力NGOのフロンテイア—次世代の研究と実のために—』,明石書店2007年版。

2006年《国际NGO改变世界——地球市民社会的黎明》(『国際NGOが世界を変える—地球市民社会の黎明—』)一书,将NGO置于近年来的国际关系当中进行考察,通过对各种NGO现场活动的研究,展望了日本NGO未来的发展情况,并认为在不远的将来,可以真正实现“地球市民社会”。功刀達郎、毛利勝彦編:『国際NGOが世界を変える—地球市民社会の黎明—』,東信堂2006年版。

此外,日本从事国际协力活动的NGO,大多将总部设在首都东京。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关于日本NGO的研究性著作大部分都选取东京地区的NGO作为研究案例。介绍日本地方性NGO从事国际协力活动的代表性著作较少,2008年《地方出发国际NGO的挑战——面向全球化的市民社会》一书,就是为数不多的以地方NGO为研究对象的著作。这本书主要介绍了诞生于日本新潟市的国际NGO“新潟国际志愿中心”(NVC)20余年来的活动。新潟国際ボランテイアセンター編:『地方発国際NGOの挑戦—グローがルナ市民社会に向けて—』,明石書店2008年版。

从上述研究著作中可以发现,日本的NGO研究,主要关注从事国际协力方面活动的NGO,而大多数从事这方面活动的NGO又都是操作型NGO。这一特点也与日本NGO发展的状况相吻合。尽管自1990年代以来,日本的NGO,尤其是国际NGO发展迅速,但是其中的大多数是操作型NGO,倡议型NGO的数量与影响力都比较小。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日本的NGO尚处于发展阶段,它们整体上力量较弱,在资金筹措与组织运营方面更多地采取与政府合作的策略,因此很难站在独立的立场,对政府的行为进行监督和批评;另一方面则因为不论是从政治文化还是传统上来说,日本都相对缺乏院外游说政府的传统。再加上ODA对日本政府外交活动的巨大影响力,进一步使得以国际协力为目的的操作型NGO比那些以影响政府决策或监督批评政府为目的的倡议型NGO更容易成长起来。关于日本NGO的这一特点,在后文中将有进一步分析。

二、中国的日本NGO研究状况

目前,国内关于日本NGO的研究,还主要停留在对环保、教育、养老福利等功能性领域活动的个别NGO组织的介绍,结合国际政治学科进行的理论及实证研究鲜有出现。与日本NGO研究有关的著作主要有:王名等主编的《日本非营利组织》、翟新的《近代以来日本民间涉外活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但是,上述两本著作当中,仅有极少的章节涉及日本NGO的国际活动。《日本非营利组织》中的第十章,《近代以来日本民间涉外活动研究》中的第十章、第十一章内容涉及日本非政府组织的国际活动。具体参见王名、李勇、廖鸿、黄浩明编著:《日本非营利组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翟新:《近代以来日本民间涉外活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其中,《日本非营利组织》一书主要对日本NPO法、日本政府对NPO政策等相关信息进行了归纳整理。从内容上来看,这本书更像是一本关于日本NPO(包括少量NGO)整体情况的介绍性报告,并非关于日本NGO的学术研究。

《近代以来日本民间涉外活动研究》一书主要考察了日本近代以来,民间组织及特定社会群体,在社会变迁与对外关系中的作用。该书的第三部分“战后日本民间多元化的对外认识和国际事业”,以笹川和平财团、日本国际论坛为例,介绍了日本NGO在国际协作、对外政策研究两方面的相关活动。但是,上述这两个组织,在日本都属于公益财团法人。而从日本NGO的整体状况来说,公益财团法人在数量上所占比例并不大(参见图0-5),因此,仅通过对这两个组织的考察很难了解日本NGO的全貌。

与日本NGO有关的学术论文主要有:胡澎的《日本NGO的发展及其在外交中的作用》(《日本学刊》2011年第4期)、李冬的《日本环境NGO》(《东北亚论坛》2002年第3期)、张文彬的《日本NGO的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外国问题研究》2012年第1期)。具体内容参见胡澎:《日本NGO的发展及其在外交中的作用》,《日本学刊》2011年第4期;李冬:《日本的环境NGO》,《东北亚论坛》2002年第3期;张文彬:《日本NGO的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外国问题研究》2012年第1期。

胡澎的论文对日本NGO的历史、发展现状及其在日本外交当中的作用进行了介绍,较全面地描述了日本NGO的整体发展状况,但是并没有进一步从国际政治理论的角度,对日本NGO进行分析。李冬的论文对日本环境NGO的大致活动内容及特点进行了概括性总结,并没有对日本环境NGO进行具体分析,也未提供相应的实证案例。张文彬的论文则介绍了日本政府对NGO发展所提供的支持性措施,并为中国发展NGO提供了具体的改进方案。然而,尽管这篇论文提及了日本政府促进本国NGO发展的一些具体原因,但并未深入揭示这些因素是怎样改变日本政府决策的。

另外,截至2016年,国内尚没有从国际政治理论视角对日本NGO进行研究的论著。

三、欧美等国的日本NGO研究状况

NGO概念本身来源于西方,大部分历史悠久且影响力巨大的大型NGO,也都发源于欧美国家。从NGO研究本身来看,不管是理论渊源还是分析范式,大多数相关研究都是基于西方视角展开的,欧美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不仅在数量占据绝对优势,在内容上也更具代表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欧美学者大多是从国际层次来考察NGO的发展及影响,例如James N.Rosenau, Along the Domestic-frontier:Exploring Governance in a Turbulent W orl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或者关注西方国家NGO在国际社会中的行为,例如Paul Wapner, Environmental Activism and W orld Civic Politics, Albany, 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6。还有一些学者则选择考察NGO在发展中国家的状况。例如David Potter(ed.), NGOs and Environmental Policies:Asia and Africa,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6。在西方语境下,几乎没有关于日本NGO的兴起与发展或日本NGO国际政治影响力的较为系统的学术研究。

欧美等国学者主要在以下几种情况下,涉及关于日本NGO部门的研究。

一是将NGO研究置于“日本市民社会研究”这一大的分析框架之内。这类研究主要的关注点在于日本的市民社会,包括NGO在内的市民社会组织,则是作为观察市民社会状况的重要变量之一而被提及。例如,柯蒂斯(Curtis)、格拉布(Grabb)与贝尔(Baer)三人,通过对15个国家的(包括NGO在内的)志愿者组织会员状况进行跨国比较,认为日本的市民社会发展状况落后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James E.Curtis, Edward G.Grabb and Douglas E.Baer, “Voluntary Association Membership in Fifteen Countries:A Comparative Analysi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57,1992.也有学者持相反意见,认为日本的市民社会实际上是十分活跃的。哈达德(Haddad)在《日本的政治与志愿活动》(Politics andVolunteering in Japan:AGlobal Perspective)一书中,通过对各国不同市民社会组织的跨国实证比较研究,得出了“日本拥有充满活力的市民社会”这样的结论。Mary Alice Haddad, Politics and Volunteering in Japan:A Global Perspective,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二是将NGO与日本ODA研究相结合。自19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开始将NGO纳入ODA政策实施与改革的框架当中。随着这一趋势的发展,关于日本NGO在ODA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作用的研究开始出现。例如,金(Kim)与波特(Potter)认为,在日本政府支持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过程中,NGO为日本ODA项目实施起到了补充性作用,成为日本对外发展援助工作的有效实施。Hyo-sook Kim and David M.Potter, “Complementarity of ODA and NGO Roles:A Case Study of Japanese Support of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関西外国語大学研究論集, No.99,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