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为了使读者能够更好地把握本书的主要观点，笔者在导论中已经对全书内容和重要的创新点提纲挈领地进行了介绍。但本书编辑认为，这个3万字的导论还是太长，希望笔者写一个5000字左右的自序，以便读者能在最短的时间里了解本书的主要内容。笔者应承后，构思了半个月，仍感到难以下笔，因此，禁不住对编辑感慨道：写长好写，写短很难。其原因不仅在于本书内容多，还在于本书所讲述的经济学原理即使对于许多经济学家来说也是非常陌生的。因此，笔者担心读者对这个过于简短的自序理解起来有困难。但是，道理总是简单的，笔者在拖了一个月后，不得不尝试着对本书的核心观点尽量用最通俗的语言进行介绍。这种简介虽然不能说是“挂一漏万”，但确实无法展示本书丰富多彩的内容和更多的观点，读者仍需仔细研读各章内容。

本书收录的论文虽然撰写于2009年至2019年，但其与目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的中国经济仍是高度相关的，因为这些论文是对目前在我国仍占支配地位的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批判性研究的成果，只要在这种战略指导下形成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本书的重要性就不会降低。笔者自2009年提出中国经济需要实现从国际大循环向国内大循环的战略大转型以来，就一直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变革的内在规律性要求，因而，这种战略思想不会因为目前新冠疫情的流行及其以后的消失而增减其价值。

在本书中，针对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笔者提出了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替代性选择及其一系列相关政策建议，这包括：贸易平衡或略有逆差的对外贸易新战略，改革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捍卫财政主权并保护我国货币金融系统，国民经济平衡增长，内部改善，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增长与企业生产率提高及其赢利能力增强之间互为因果的良性循环，国家致富新原理，市场重于技术，保护价值链高端及其国内市场，不对称经济全球化新道路，改革中央与地方关系，新型举国体制，以及很少有人能够理解的“使特朗普政府一败涂地”的中美经济战的“杀手锏”，等等。本文只能择要讨论其中一些核心观点。

一、贸易平衡或略有逆差的对外贸易新战略

从1990年至今的30年，我国除了1993年出现贸易逆差外，其余29年都是贸易顺差；自1994年国家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后，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就开始扶摇直上，特别是在2003年至2013年，由外汇占款发行的人民币占到基础货币发行的95%以上。即使是在中美经济战和新冠疫情对中国外贸大冲击的背景下，我们的政策仍是极力维持贸易顺差。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普遍流行的看法认为，贸易顺差即出口大于进口比进出口平衡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因为出口大于进口时卖到国外的那些产品比贸易平衡时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保外贸”就是“保就业”。但是，这种未经深思的看法是静态的和片面的错误看法。如果静下心来从事一番深入的思考，您可能就会惊奇地发现：假如我们不是生产这些出口大于进口的产品并卖到国外，而是将生产这些顺差产品的生产性资源通过国家直接“印钞票”用于生产适合内需的产品，并将其再次投入国内扩大再生产中，难道它不会比前述贸易顺差时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吗？但是，正如过去的经验告诉笔者的，这样讲的结果总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请让笔者举例说明，看看您是否会有切实的感受。

以2017年我国总额为28700亿元人民币的对外贸易顺差为例，它约合4277亿美元，这也就是说，我国用28700亿元人民币的生产性资源交换了4277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并在国内发行了28700亿元人民币的基础货币。假设生产这些贸易顺差产品在国内创造了2000万个就业机会，现在我们假定不再使用国内资源生产这些净出口品，而是调整生产结构为国内市场生产同样价值的产品并完全销售出去，这时，进出口就达到平衡了。试问，在将其资源转变成为国内生产时，它是否也同样创造了2000万个就业机会？而且，与这些净出口品销售到国外不同，为国内所生产的同样价值的产品（包括生产资料和可用于雇用工人的消费品）却留在国内并被生产厂家再次用于扩大再生产了，它是否又会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而新生产的内需产品如果再被投入再生产，在国内是否还会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就业乘数效应是逐次递减的。显而易见，与流行的看法相反，在贸易平衡之下，这些实际的生产性资源留在国内比贸易顺差能够创造多得多的就业机会！

创造就业机会就必须有实际的生产性资源，但自1994年我国“汇改”以来，连年的巨额贸易顺差将净生产性资源源源不断地输往国外，焉能比每年贸易平衡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不仅如此，每年的净出口减少了可供本国居民购买的额外产出，增加消费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况且，我国连年的贸易顺差还导致了国内持续的通货膨胀：出口商赚取的外汇在国内不能使用，只能交给中国人民银行兑换成人民币（这就是外汇占款发行人民币），才能用于国内购买，但由于顺差产品已经运到国外了，由此发行的人民币已经没有实际的经济资源相对应，这难道不会导致通货膨胀吗？在新冠疫情暴发前的20多年，由于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和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大量过剩的低端产品被廉价输往英美等国家，这是导致其物价比我国还稳定、其日常消费品比国内还便宜的重要原因。

因此，我们不得不得出一个与人们的直觉相反的结论：“进口是收益，而出口是损失”，贸易顺差实际上是国民福利的净损失，以此为核心的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或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实质上是一种“使己受损”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本书第一编、第三编和第二十章相关内容讨论了我国由此而陷入的严重困境，这就是为什么笔者在十多年前就开始反对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并倡导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原因，笔者为之提供了替代性的对外贸易新模式：贸易平衡或略有逆差的战略。所谓略有逆差的战略，是指在国际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通过我国增加货币供给购买国外实际经济资源，用于提高国民福利的净收益，本书第一编和第六章所讨论的各种问题都是从这一核心观点出发的。在国际贸易因新冠疫情受阻的情况下，我国低端产品生产过剩问题将更加严重，我国不得不采取笔者在十多年前就提出的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才能将这些过剩产能在国内转化为生产力！

那么，如何从贸易顺差走向贸易平衡或略有逆差呢？有人可能会认为，通过再进口与净出口价值相等的实际经济资源投入到国内市场用于生产和消费，不就可以走向贸易平衡，从而解决上述就业损失和通货膨胀问题吗？这种思路就是我国在2011年采取并延续至今的扩大进口战略。且不说目前新冠疫情导致进出口大幅度萎缩，使得这种思路实际上已经不可行，更重要的，正如笔者早在2012年发表的论文——本书第七章——就已指出的，这是一种“路径锁定”的错误思路：虽然它有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平衡，但无助于解决我国低端产品出口过剩、贸易条件恶化、高端产品以及核心技术的国内市场被进口品所冲击等问题。扩大进口战略将进一步强化我国“坏的”贸易结构——“出口低端产品并进口高端产品”，不利于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也与本文后面提到的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和国家致富新原理是内在冲突的。

综上所述，如果要实施笔者提出的贸易平衡或略有逆差的贸易战略，就必须从调整国内经济结构入手，将原先用于净出口的资源投入到国内产业升级的再生产之中，详细论证请看本书第七章，该章和第二十章还对这种转型大幅度增加劳动者的实际收入进行了“政治算术”的计算，并从历史经验、攻克核心技术和掌控自主国内市场等角度讨论了它对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意义。美国在19世纪初因第二次英美战争意外地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工业化道路，这说明，由于战争所导致的贸易中断在强迫发展模式的转型上是决定性的。与之相类似，国际贸易因新冠疫情的某种阻断对于打破扩大进口战略的路径依赖具有积极的重要作用。贸易阻断的时间越长，扩大进口战略就越不可能得到实施，贸易阻断就越有可能作为打破旧有模式路径依赖的力量发挥作用，从而强制性地使贸易平衡成为推动经济结构转变和产业升级的有力措施。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但是，读者对上述讨论有可能会提出两个质疑：第一个是将原先净出口品占用的资源转产为国内适销对路的产品并非易事。确实，笔者在本书中也感叹转型之难。然而，这种生产调整的技术问题不应被夸大，笔者希望读者能从格力电器在新冠疫情刚刚暴发之时就新建生产线生产从未涉足过的口罩这个事例得到启发。实际上，转型之难的关键在于思想和理论认识的问题：人们特别是一些政策制定者已经习惯于以小店主的思维模式维护出口商和某些省份的短期利益与既得利益，而无法理解“进口是收益，而出口是损失”在国民净福利上的宏观经济效应。正是从这个角度可以说，决策者和广大经济工作者深刻认识贸易顺差战略为什么不利于国家整体利益是转型成功的基本条件。

例如，在我国，净出口也就是贸易顺差长期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低估人民币汇率和出口退税等鼓励出口政策的结果。人民币汇率低估导致了我国出口产品的贱卖和进口产品价格的提高，大规模的出口退税通过我国巨额财政支出补贴了外国消费者，加剧了内需的不足。例如，2017年我国对外贸易顺差总额为28700亿元人民币，而该年出口退税金额就高达13870亿元，出口退税金额几近占到对外贸易顺差的50%。如果取消每年如此高额的出口退税，并在国内实施同等金额的销售税减税，就会大幅度降低贸易顺差并使贱卖到国外的产品绝大部分在国内销售出去。这就是笔者在过去的十多年一直提倡逐渐取消出口退税的目的：推动出口商渐进地转向为国内生产。目前，我国所有出口品在国内实际上都不需要缴税，而面向内需的企业却享受不到这种优惠，这在世界经济史上和当代世界各国都是绝无仅有的。

二、有效需求、财政赤字与充分就业

读者对上述讨论有可能提出的第二个质疑则是更具根本性的问题：正是因为国内有效需求不足，这些产品才“不得不”通过外需加以消化，如果将原先净出口品占用的资源转向为国内生产，那么，在国内有效需求本来就不足的情况下，难道生产过剩不会更加严重吗？过剩产品还能卖给谁呢？在本书第七章，笔者假定直接将其赠送给当时全国2.2亿的农民工，根据当时所能得到的2010年最新数据，笔者按实际价值计算出了扩大内需的实际效应：它在该年将使每位农民工直接增加28%的收入！当然，用于出口的相当一部分产品不适合国内消费者的嗜好。笔者在过去的论文中，之所以使用这种具有直观效应的例子，主要是为了说明：通过采取渐进取消出口退税和增加财政赤字等措施解决国内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对推进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重大意义。现在，笔者针对新冠疫情导致我国因对外贸易急剧萎缩而出现的大量产能过剩问题，再次讨论在将这些过剩产能转向为国内生产时“产品卖给谁”的问题。

从根本上来说，我国的贸易顺差是国内居民消费不足和企业部门投资不足所导致的，是有货币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不足的产物，从而使净出口产品所代表的实际经济资源在国内得不到“就业”（凯恩斯广义的就业概念），所以采取了通过国外需求消化这些实际经济资源所生产出来的过剩产品（净出口产品）的做法，而前述人民币汇率定值过低和出口退税则更加强化了国内的有效需求不足。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使这些实际经济资源不再转化为输送到国外的净出口品，除了采取渐进提高人民币汇率定值并逐步取消出口退税措施外，政府还需要通过增加财政开支提供基础货币供给（现金和准备金），以购买下这些实际经济资源转产国内适销对路的产品，确保有货币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与生产能力相一致。如此，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即“产品卖给谁”的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在比贸易顺差情况下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同时，也解决了净出口时的通货膨胀问题，而其基础货币供给量正好等于因净出口而提供的人民币数量。

“基础货币供给量正好等于因净出口而提供的人民币数量”是什么含义？这就需要先从主权货币的性质谈起：一个主权国家如果不发行其货币，其国民就没有可用于交税的货币。主权政府通过财政开支发行主权货币并通过税收回笼其货币，这是现代货币体系运行的基本事实。显而易见，在封闭经济的情况下，如果税收等于其财政开支，国内私人部门就不可能有净盈余（净货币收入）；只有在财政开支大于税收即赤字开支的情况下，国内私人部门才能有净盈余，即“财政赤字=私人部门的净盈余”，也就是“财政赤字+私人部门的净盈余=0”。正是所谓的赤字开支在提供基础货币供给，并转化为私人部门的净盈余，因此，财政赤字是经济发展的常态。

一般地，现代货币理论学派将封闭经济情况下的上述会计恒等式表述为：国内政府余额+国内私人部门余额=0；而在开放经济的情况下，国内政府余额+国内私人部门余额+外国部门余额=0，这里的“余额”可正、可负、可为零。在这个会计恒等式中，国内政府余额为负时，意味着本年度该国出现财政赤字；国内私人部门余额为正时，意味着该国的私人部门在本年度实现盈余；外国部门余额为正时，则意味着本年度外国部门作为一个整体对本国实现贸易顺差，换言之，本国的对外贸易实现了逆差。按照这个会计恒等式，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政府部门的财政赤字（负值）+美国国内私人部门盈余（正值）+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正值）=0，也就是，美国国内私人部门盈余（正值）+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正值）=美国政府部门的财政赤字（正值）=美元作为所谓“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

假定美国国内私人部门盈余为0，美国政府部门的财政赤字=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在中美贸易的情况下，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美国政府财政赤字的一部分，这说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和美元外汇占款是美国政府运用财政赤字调配我国实际经济资源服务于美国经济的产物。

如果我国不再允许外国政府通过财政赤字开支调配我国实际经济资源服务其国家利益，而是在贸易平衡的情况下，通过增加我国政府财政赤字将我国实际经济资源服务于中国人民，那么，我们就会得到如下会计恒等式：中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国内私人部门盈余=国内私人部门的财富。如此，中国国内私人部门财富的增加是由中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开支所提供，而不再允许由外国政府的赤字开支所提供，这才是符合国家利益的“藏富于民”。

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再也无须通过出口赚取美元再兑换成人民币，而是政府直接向其支付人民币使其为国内生产；中国就减少了“僵死无用的”美元金融资产，却增加了与其等值的实际经济资源。这就是前述“基础货币供给量正好等于因净出口而提供的人民币数量”的含义：中国的基础货币供给将完全通过中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开支或央行的主权信贷所提供，从而终结外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开支通过美元流入中国而将人民币作为其货币代用券占用人民币基础货币供给的历史，这就是本书第三编有关改革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的核心主张之一。

那么，财政赤字开支将如何通过增加基础货币供给解决有货币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呢？它将如何把原先用于净出口的资源转变为国内生产力，进而强有力地启动国内经济大循环呢？举例而言，它可以通过提高公费教育开支比例、提高医保中的公共开支比例，将其货币供给提供给教育部门、公共卫生保健系统，这些部门将会按需吸收上述过剩经济资源。公费教育开支和公费医疗比例的提高程度与居民有货币支付能力的提高呈正比例变化，这将大幅度地减少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从而有效地促进居民最终消费，使居民有货币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问题得以解决。它还可以通过国家实验室、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将货币供给投入核心技术研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如免费高速公路建设和急需资金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它们也会按需吸收这些过剩的生产性资源，这将大幅度降低私人部门投资的不确定性和成本（参看本书第八章），提高其赢利能力，企业部门扩大投资的热情就被调动起来了，投资不足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因此，在国内存在过剩的生产性资源的情况下，完全没有必要通过低估本币价值和采取出口退税的措施将其输送到国外，被外国政府的赤字开支所利用。只要在现有价格水平上，通过本国政府赤字开支直接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就可以解决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这不仅可以使过剩产品的价值在国内得到实现，还会将其转化为强大的生产力，极大地促进国内经济的繁荣并持续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目前流行的“政府财政赤字即恶魔”的理念之所以是错误的，就在于在其概念中，财政赤字开支的去向不见踪影了。但上面的讨论已说明，政府财政赤字在提高国内私人部门的收入和“藏富于民”的同时，并没有神秘地消失，而是提供了免费或极低收费的基础设施、核心技术、人力资本投资（如教育、医疗保障等）等公共产品，提高了生产力。具有完全货币主权的政府因为垄断其货币发行权，所以其财政开支从来就不会受其财政能力的限制，但要受其可以支配的实际经济资源的制约，只有在贸易平衡或略有逆差的情况下，才能使其可支配的实际经济资源得到保障。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收支的目标应该是同时实现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不应该考虑赤字率的高低，换言之，赤字率的高低并不重要。为了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巨大挑战，为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版绿色新政和新基建提供巨额公共投资的资金保障，消化由于疫情阻断外销而导致的大量生产过剩，实施就业保障计划并保持物价稳定，我们就必须打破“政府财政赤字即恶魔”的理论迷信，解放财政生产力，这是实施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捍卫财政主权并保护我国的货币金融系统

2016年，美国对华商品贸易逆差高达其全球商品贸易逆差的47%，这就是美国学者将中美经贸关系称为“中美国”的原因。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已经揭露了美国对华经常项目逆差或者“中美国”的实质，即美国通过财政赤字开支印刷不断贬值的货币占有中国人民的劳动成果，这是导致我国内需不足等许多问题的根本性原因。本书第一章得出的这个基本结论构成了全书分析的基础之一。正如本书指出的，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政府就一直在蓄意地通过贸易逆差调配出口导向型国家的实际经济资源服务于美国政府的需要，并通过贸易逆差、美元对外直接投资、吸引其他国家的企业在美上市，为其他国家以放弃实际经济资源为代价持有美国不断贬值的金融资产提供美元。而美国为了保障美元霸权的垄断性收益和地位，对于贸易顺差国家使用赚取的美元购买美国实际经济资源采取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如“出口管制条例”、禁止向中国输出技术的“巴统”组织和《瓦森纳协定》、禁止中国对美高科技产业投资和限制购并美国企业，只允许贸易顺差国家购买近乎零利率和不断贬值的美国国债。

然而，20多年来，我国国民和经济学家们由于被主流经济学所蒙蔽，无法了解上述事实的真相，因而陷入了“贸易顺差是好事”的错误观念而不能自拔。君不见，当我国对外贸易顺差连续出现几个月减少的时候，社会上不是对此忧心忡忡吗？而且，通过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我国企业在美国上市、流入中国的投机性游资、华尔街经由在华金融机构直接向中国倾泻美元等各种形式净流入的外国货币，还在不断地侵蚀我国的主权信贷。在笔者看来，这些净流入中国的外国货币都在通过“鸠占鹊巢”的形式，大幅度地侵占我国政府通过赤字开支发行基础货币促进内需发展的财政主权，从而导致了本书所讨论的“捧着金饭碗要饭吃”的种种怪象。为什么这样说呢？

在现代国家货币制度下，因为主权货币政府垄断其国家货币发行，所以它根本就不需要通过税收和借债（如国债）等为其开支提供融资或财源。无论是从历史上说，还是从逻辑上讲，主权货币政府都只有在通过财政开支创造货币后，才能使用其进行征税；换言之，主权政府通过财政开支创造货币，并通过税收回笼货币。税收作为回笼或销毁货币的手段主要具有三种功能：第一，通过税收驱动人们使用主权货币；第二，通过税收消灭私人部门的部分消费能力，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稳定总需求；第三，税收具有财富分配和收入分配、抑制不良行为等功能，但它唯独不具有作为主权政府财源的功能，换言之，它并不是主权政府的财政收入。而国债则具有两种功能：第一，它是主权货币政府为私人部门贮藏财富提供的有息金融资产；第二，它是为中央银行稳定目标利率提供的一种手段。因此，在税收和国债并非国家财源或收入的现代货币制度下，国家财政主权本质上就是货币主权，特别是对其主权货币发行的垄断权，任何损害一国货币主权的行为都是对其国家财政主权的侵犯。

正如笔者在前面已经指出的，我国对美贸易顺差实际上是美国政府赤字开支的产物。同样，通过其他各种非贸易形式流入我国的美元也是美国政府赤字开支的产物。

我国金融系统中积累的美元资产越多，我国为美国的军事开支、救助华尔街金融利益集团和其未来的“绿色新政”提供的实际经济资源就越多；我国积累的美元资产越多，我国就越不能运用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扩大内需并应对国内所面临的许多重大挑战。简言之，由我国金融系统中的美元资产所伪装的美国财政赤字开支的能力与我国政府赤字开支的能力此消彼长。流入我国的美元越多，我国中央政府赤字开支的空间就越小，它对我国财政主权的损害就越严重。流入我国的美元越多，市场利率就越高，民间高利贷就越盛行，我国自主创新和面向内需的民营企业就越缺乏资金。本书第十四章就以2003—2013年间“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的美元化”作为案例说明了这一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笔者早在2011年就提出了保护我国金融系统的“金融保护主义”战略（见本书第六章），此不赘述。

针对上述状况，笔者在过去十年中一直在不断地呼吁：实施贸易平衡或略有逆差的贸易战略；逐步取消出口退税；限制外资对华直接投资；严格审查并限制我国企业在美国上市；严厉打击流入中国的游资；限制外国资本特别是华尔街通过在华金融机构直接向中国倾泻其主权货币，以免损害我国财政主权；等等。在此基础上，全面建立通过财政部赤字开支、再通过发售国债为私人部门提供金融资产的基础货币发行新机制，大力发展国债市场，这不仅可以为中国人民银行将国债作为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主要工具创造条件，而且也可以为人民币国际化特别是外国持有的人民币外汇储备提供投资的途径。这些政策建议旨在捍卫我国财政主权，保护我国货币金融系统，这是解放财政生产力的前提条件。只有在我国货币主权得到完整保护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充分地运用赤字开支的财政能力为核心技术创新、新基建、中国版绿色新政、乡村振兴战略和应对老龄化问题等诸多重大挑战提供巨大的财政支持。

四、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与不对称经济全球化新道路

上面的讨论说明了，政府财政赤字在推动我国从国际大循环向国内大循环的战略大转型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但在这种战略大转型完成后，政府财政赤字作为内需发展新引擎的作用不应被夸大。政府财政赤字作为我国内需发展的新引擎，一般是在有货币支付能力的国内需求不足时发挥重要作用，其功能是通过财政赤字开支来弥补国内私人消费和投资的不足，以达到充分就业的目的。但在国内消费和投资两旺的情况下，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相互提供需求就可以形成国内大循环的良性循环，财政赤字的作用就会有所下降。因此，这就涉及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第二种含义，即贸易平衡之下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平衡增长。这是笔者在2010年提出这一战略时其最初的含义：通过让民族高质量生产活动和农村市场与原先用于出口的廉价工业制成品之间相互提供市场，实现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这在本书第七章中又被称作“国民经济平衡增长新论”，其目的是不再将实际资源输送到国外，而是在国内将其转化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生产力。为了应对新冠疫情所导致的外需急剧下降，为了避免美国因应对新冠疫情而通过大规模货币发行的财政开支掠夺我国实际经济资源，我国迫切需要通过国内经济结构的重大改革，实施笔者在十多年前就提出的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通过在乡村振兴战略、各产业核心技术创新、新基建和绿色新政与原先用于出口的廉价工业制成品之间建立互为市场的良性循环，迎接我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

笔者在本书和其他论著中探讨了推进“国内大循环”的其他政策措施，这里介绍其中两点。第一，以改善国内市场环境为目标的“内部改善”。这与刺激国内消费需求和改善收入分配等扩大内需的措施具有同等重要性。“内部改善”包括改革流通体制、打破国内市场分割、抑制地方政府过度竞争的不利影响、构建统一大市场以及使用财政投资建设免费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目的就在于打通阻碍国内大循环的各种关卡，使居民生活和企业经营成本最小化，提高国内市场运转的整体效率和竞争力。第二，国内经济一体化。世界经济发展史的比较研究说明，发展成功的国家莫不把国内经济一体化作为最重要的事项置于国际经济一体化之上。在这方面，笔者特别强调了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增长与企业生产率提高及其赢利能力增强之间互为因果的良性循环对国内大循环战略的重要性：“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由于具有广阔的国内市场规模，国内市场的一体化比外部市场一体化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当我们把眼光聚焦于内需，聚焦于国内市场一体化之时，我们就会发现，劳动者的工资不再简单地是成本反而是内需最重要的源泉，劳动者的工资增长和企业生产率（及其赢利能力）的提高之间具有高度的正相关关系。”

值得说明的是，笔者发表的论文一般只收录进一本书中出版，因此，本书第二编收录的论文并不能全面反映笔者在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方面的研究成果，读者还可参看笔者在这方面对历史经验和现实政策问题的相关研究专著，如《新李斯特经济学在中国》《美国学派与美国19世纪内需主导型工业化道路研究》和即将出版的《中国绿色智能工业革命的战略与政策研究》等。

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是我国走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历史经验为其提供了证据。曾记否，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七十七国集团）曾在20世纪70年代掀起过一场轰轰烈烈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然而，这场运动失败得如此彻底，以至于现在人们很少再提起这个插曲。那么，这场运动为什么失败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各个区域集团自给自足程度低，以至于形成了对美国的依赖，有的区域集团或国家依赖美国的粮食，有的依赖美国的军火，有的依赖美国控制的中东石油，有的则依赖美国的核心技术，而各个区域集团在政治上的联合是极其脆弱的。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力量比较全面和自给自足能力强的美国就对各个区域集团各个击破，瓦解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这个历史经验说明，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就必须有一个力量比较全面和自给自足能力强大的大国发挥领导作用，这个大国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同盟者和合作者只能作为统一战线发挥作用，而不能指望它们能够给予决定性的支持。因此，正如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所说明的，作为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坚强堡垒，这个大国的根据地建设就极其重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自给自足能力强大是其基本前提，一般只有中国这样的大国才具备这种条件。

正如笔者在本书导论中指出的，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并非不重视对外贸易和外部市场的重要性，因此，笔者在2011年提出如下战略思想作为该战略的构成要素：“以中国为龙头，团结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一种与美元体系并行交织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这是笔者有关中国应将经济全球化重心转移至发展中国家的最早表述。所谓不对称全球化战略，是指通过保护主义与发达国家处于半隔绝、半脱钩状态（浅度全球化），同时又与同等发展程度或比自己落后的国家建立高度密切的经贸关系（深度全球化，但很多时候并非自由贸易），由此实现经济崛起，这是世界经济史中一种带有规律性的后发经济大国崛起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是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道路，笔者提出的“外围包围中心”的经济全球化新战略，实际上就是毛泽东的这种战略思想在经济全球化问题上的创造性运用。本书对这方面的研究没有展开，读者同样需要参看笔者已经出版的相关论著，才能对这一战略有更深的理解和把握。

在不对称全球化战略的具体政策建议方面，笔者撰写的内参《“一带一路”的转型升级和人民币国际化新方略》在2017年6月被采纳。笔者提出，我国在经贸关系上应该通过“双领先战略”和价值链高端战略引领“一带一路”，并借“一带一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所谓“双领先战略”，就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对内实施“创造国内领先市场战略”和对“一带一路”国家实施“领先供应商战略”。所谓价值链高端战略，就是在不放弃并强化我国在制造业价值链中低端竞争优势的条件下，构建由我国企业控制并占据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全球价值链。所谓人民币国际化新方略，就是通过贸易和实体经济活动推动“一带一路”国家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贷款和投资，这是人民币国际化成功的基础。有学者在2020年发表的论文中指出，“2017年下半年，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提出鼓励使用人民币投资和结算的战略思想”。

五、国家致富新原理、市场重于技术与新型举国体制

无论是解放财政生产力并保护金融系统，还是推行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和不对称全球化战略，其目的都在于为我国通过创造新财富实现国家崛起创造有利条件，但它们并不能代替以高附加值、核心技术、高端价值链和高端产品作为代表的新财富的创造。笔者在这些方面有大量理论和历史经验的研究，这些研究将新财富的创造与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不对称全球化战略紧密结合在一起了，本书只是收录了其中的部分成果，如第二至第五章、第十一章和第四编。限于篇幅，笔者在这里只是简单地概括一下这个主题分散于本书许多章节中的基本思想。

首先，国家致富新原理。演化发展经济学通过对西欧特别是英美的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的研究，提出了有关国富国穷的基本原理：“经济增长是经济活动特定的”，只有技术创新机会窗口大、进入壁垒高和规模报酬递增的高质量经济活动才能使一国走上致富之路，这种特定的高质量经济活动在以价值链分工为特征的新国际分工时代就表现为以核心技术和高附加值为特征的高端产品。笔者在发表于2010年的论文中讨论了这一基本原理（详见本书第一章第二节），并在同一年发表的《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呼唤经济发展战略的变革》中提出，我国应该将振兴高质量生产活动作为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三大引擎之一，并“大力支持我国高质量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的发展”。笔者在2013—2015年最终将这些思想提炼为新国际分工时代国家致富的新原理：出口价值链中高端产品，进口价值链中低端产品。这些观点的提出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变革的内在要求，因而与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是不谋而合的。例如，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和“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战略方针；2019年11月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其次，市场重于技术。2011年，笔者在一篇论文中指出：“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成功的历史经验和拉丁美洲失败的教训都说明，市场重于技术，有市场才有技术创新的机会。而我国实行‘以市场换技术’的结果是：市场丢了，技术也没有得到。而没有了市场，技术将如何创新？”自2011年之后，笔者在强调我国必须下定决心自主研发核心和关键性技术的同时，曾多次阐述“市场重于技术”这一基本思想，认为“我国政府、媒体和经济学界对如何突破核心技术问题的认识集中在供给方，严重忽视了市场和市场规模对突破核心技术的重要性”，呼吁“珍惜、保护并利用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导部门创造领先市场，这是我国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历史机遇最基本的条件”。笔者认为，从18世纪的英国到19世纪的美国，再到二战后的日本和韩国，它们通过高关税壁垒和排斥外国直接投资为本国落后的核心技术提供有保障的市场的做法，仍是我国可以效法的。但是，笔者这一看法并不被学者们和决策者所接受，因此，笔者转而强调，我国应该将占国民生产总值20%左右的政府采购市场创建为自主核心技术的试用市场和发展壮大的“根据地”，并将其视作决定国家命运的大战略，这使得笔者在过去八年成为国内公开反对我国加入WTO《政府采购协定》的孤独的呼吁者。实际上，在中美经济战的大背景下，中国加入WTO《政府采购协定》已经不可能。但是，建立政府采购的自主创新体系仍未在国家战略层面得到重视。因此，笔者在这里继续建议：要本着“只争朝夕”的精神，尽快恢复执行2011年关于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的三份文件，将政府采购的自主创新体系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一件大事来抓。

最后，新型举国体制。有关新型举国体制的研究和写作背景，笔者在导论中已有交代，因此，笔者在这里只补充几句话。2019年10月28—31日召开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战略规划，笔者撰写的论文和内参对此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2019年12月22日上午，笔者在“纪念李斯特诞辰230周年暨新李斯特经济学研讨会”上指出，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来说，最重要的是要致力于建立新一代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国家核心技术创新体系，其重要构成要素包括：政府采购的自主创新体系，军民融合，华为式大企业一体化攻克核心技术模式，国企定位于创新先锋和体现国家核心技术创新意志的政策工具，建立以国家实验室为核心的科研体系，围绕国家实验室和创业型大学催生一大批领导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的新型民营经济体，等等。

贾根良

202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