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内在缺陷

第一章　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弊端^[1]

“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一词始见于王建1987年在新华社内部刊物《动态清样》上发表的文章《走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可能性及其要求》，该文提出的战略构想及其理论被推荐为2009年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的候选理论。确实，按照推荐者的看法，王建提出的这种战略对中国“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但笔者认为，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对中国经济的正面影响不能被高估，因为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主要是依靠内需而非“国际大循环”发展的，所谓的“中国经济奇迹”就是在那时奠基的；只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加入WTO以来，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才得到了充分的实现。值得注意的是，正是随着这一理论的彻底贯彻，我们才陷入了日益难以摆脱的经济困境。很明显，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已经充分暴露，但作为其理论基础的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却仍然被推荐为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的候选理论，这说明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是多么的根深蒂固！不破不立，为了贯彻党中央关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部署，就必须对其进行深入批判。

一、化危为机：中国外向型经济需作战略转型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以外部需求、自由贸易和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为核心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遭遇到了空前危机，政府采取了两年内投资4万亿元人民币等重大措施拉动内需并取得一些成效。但笔者认为，我们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仍没有跳出传统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思维。2008年底，笔者曾提出重新恢复出口退税仅是饮鸩止渴和暂缓危机——它将使我国更深地锁定于依附美元霸权的外向型经济模式而推迟转型，并呼吁4万亿元人民币拉动内需的计划要坚决执行国货采购制度。但直到2009年5月，因国货在国家庞大的拉动内需的投资中受到歧视，国家发改委才对购买国货问题发出紧急通知，这反映了我们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方面缺乏长期战略。在这方面，英国和美国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深思。

英国在崛起前曾对外国商人、投资家和金融家控制其经济进行了反反复复的斗争。16世纪上半叶，英国自由贸易的政策虽然带来了短暂的繁荣，但却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后果：德国、尼德兰和意大利商人分享了伦敦半数以上的出口额，英国经济受制于低地国家，并自16世纪中期起陷入频发的经济与社会危机。这种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危机最终引发了以保护国内市场和发展高端产业为核心的英国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革命，为后来的英国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

美国的崛起同样也得益于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危机的“因祸得福”。美国在独立后的30多年里实际上仍没有摆脱对英国经济的依附，建立的是一种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型经济。1807年的《禁运法案》和1812年的美英战争沉重地打击了美国自身的对外贸易和航海业并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此时的美国人才切实感受到了独立自主的工业发展对于民族独立和国家强大的重要性。危机导致了发展模式的重大转变，美国最终形成了以贸易保护、技术创新和资本生产率立国、排斥外国直接投资、工农业协同发展和内部改善（统一国内市场等）为核心的内需发展战略，经历一个世纪的发展，终成世界的产业帝国。

英美上述发展战略的革命性转变是其经济崛起的起点和基石，这种历史经验表明，当发展中大国遭遇重大外部需求危机时，对难以为继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修修补补是无济于事的。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当前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特点是：制成品出口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贸易条件一直在不断地恶化，其不但通过低廉的价格为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提供了大量的福利补贴，而且由于价格竞争所导致的通过人为压低工资所产生的“冲向底部的竞争”，也使我国试图通过提高工人实际工资实现国民财富增进的目标成为泡影。更为严重的是，我国巨额的外汇盈余在美国金融市场上的再投资不仅为美国的过度消费及其在中国周边建立军事基地提供了资金支持，也为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大肆收购我国企业进而控制我国产业特别是高端产业提供了融资。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来说，这种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无疑是弊大于利的，它不符合我国长期发展的根本利益。我国早在十年前就提出了启动内需的口号，却一直难以实现，这本身就说明：由于路径依赖，外向型发展模式根本不具备改弦更张的自我变革的动力。但愿目前的危机能够催生深刻的结构变革，引发我国从国际经济大循环到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战略转型。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世界经济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未来有可能迎来一个保护主义不断抬头的时期。美国将采取以下战略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一是修复金融体系，继续奉行其剥削其他国家特别是剥削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金融帝国主义战略；二是通过对美国经济的“再工业化”，并牢牢控制以生物技术、生物电子、新材料和新能源为核心的第六次技术革命的主导权，恢复并保持其实体经济的霸主地位。在此情形下，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必将进一步抬头。

针对美国的这种双重战略，为了中国经济的长治久安，我们不但要警惕并拒绝美国利用“引入战略投资者”和开放金融业等新自由主义的花言巧语掠夺我国财富，大力推进人民币结算以及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战略目标，更重要的是要及早做出战略规划，通过把注意力转向“内部改善”，经过若干年调整，逐步抛弃出口导向型经济，减缓引进挤压我国民族企业市场空间和转型升级空间的外国直接投资，保护民族产业和国内市场，转向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包含以下核心要素：以工人、农民以及中产阶级收入增长作为经济增长发动机，大力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抓住第六次技术革命的机遇，实施主权信贷并实现工业中心向中西部转移，等等。笔者以为，这才是破解美元霸权和应对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危机的根本性措施。

二、“担水劈柴”的国际分工地位和美元霸权的掠夺

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旨在通过大力引进外资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把农村劳动力转移纳入国际大循环，一方面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另一方面在国际市场上换取外汇，从而获得重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和技术，以便通过国际市场的转换机制，沟通农业与重工业之间的循环关系。这种战略构想契合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的一种深刻变化：由信息革命所催生的模块化生产在几乎所有产业（包括许多服务业甚至农业）都导致了国际分工的关键性变化，即生产和服务功能在地理上的分散推动了产业价值链分工的新发展，从而促进了跨国公司全球产业价值链的迅速扩张。在新自由主义的推动下，发达国家采取外包和国外直接投资的形式把大量生产活动转移到我国，从而使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特别是高技术产品出口的激增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我国深深地卷入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之中：贸易依存度高达70%。在我国出口总构成中，加工贸易出口所占比重高达50%，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所占比重高达60%。

如何评价我国通过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融入跨国公司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的利弊得失呢？许多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都把国际金融危机前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看作托全球化之福。正如高柏教授指出的：当日本和韩国经济高速增长之时，国际分工的基础是最终产品，在工业制成品的国际贸易中，如果一国的企业无法制造出有国际竞争力的最终产品，那么，该国则无法参与国际贸易，因此日本人不遗余力地打造本国的创新体系。但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国际贸易中分工的基础已经以生产要素为主。这种分工的基础极大地降低了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国际贸易时发展本国创新体系的要求，它们可以通过廉价劳动力来加入全球化的生产体系，只负担劳动力密集部分的任务就可以了。这在过去是根本不可能的。与日本的古典发展主义模式相比，中国的新发展模式在适应全球化这一新环境中表现出极大的优势，它依靠一种开放的经济体制迅速地提升了中国的经济结构，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国际竞争力。^[2]因此，甚至有许多人认为，中国是全球化的绝对受益者。

但果真如此吗？让我们首先考察一下日本古典发展主义模式强国富民的基础。实际上，日本古典发展主义模式代表着从英国重商主义时期一直到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兴起之前落后国家脱贫致富的必由之路。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国际分工兴起之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典型的国际分工形态是工业制成品和初级产品（农产品和自然资源）之间的垂直分工，所谓的殖民地在经济上就是沦为发达国家原材料的来源地和工业制成品的市场。因此，从19世纪指导了美国经济崛起的美国学派^[3]和德国的李斯特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经典发展经济学都认为，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出路就在于工业化。从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经济史来看，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在那时，工业是高质量经济活动的基本载体、报酬递增的主要源泉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它对一国实现强国富民的奋斗目标至关重要。通过保护幼稚工业和国内市场而相继崛起的英国、德国、美国和日本都深谙这种落后国家富强之道，日本古典发展主义模式只不过是它的一个晚近代表而已。

那么，跨国公司全球产业价值链的迅速扩张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发生了什么变化？让我们首先通过工业制成品的产品研发与制造之间的分工来说明这个问题，这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垂直分工从工业制成品和初级产品之间的分工深入到工业制成品内部分工的最重要的变化。由于模块化生产具有核心功能集成化、整体功能模块化的特点，因此，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归核化”战略把制造的非关键性环节外包给发展中国家，这也就是说，跨国公司可以运用外部资源来进行它过去用本地的人力、物力所从事的非核心经济活动；而为了在控制技术专有权的同时降低人力资源成本，外包就成为跨国公司的最佳选择。但这种外包活动使得制造业的核心部件与其他生产环节在国家层次上发生了分离：发达国家从事高创新率、高水平进入壁垒和高附加值的核心部件生产，发展中国家则从事惯例化、低附加值和几乎没有进入壁垒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显而易见，高知识密集型活动和高研发投入等高质量生产活动发生在核心部件的制造上，发达国家专业化于报酬递增的高质量生产活动，发展中国家则专业化于绝大部分是报酬递减的低质量生产活动。^[4]跨国公司就像在殖民主义时期开发自然资源一样把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作为自然资源来“开发”。如果说当代国际分工的基础是生产要素为主，那么殖民主义时期也是以生产要素为主。只不过殖民地参与国际分工的是土地（自然资源），而今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则是廉价劳动力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分工并没有局限于工业制成品内部的产品研发与制造之间的垂直分工，也没有局限于工业制成品本身。对于工业制成品而言，除了产品设计和加工制造外，它还包括原料采购、物流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终端零售等诸多环节。出于对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掌控，跨国公司一直把发展中国家全面压制在报酬递减的低附加值活动中。同时，由于模块化生产，服务业和农业也出现了类似于上述工业制成品的跨国分工，即不同质量的生产活动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垂直分工；特别是在过去被看作是生产和消费不能分离的服务业，也出现了服务提供的不同环节在地理上的分散，例如离岸服务外包的大量涌现。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相对于从英国重商主义一直到日本古典发展主义模式的五百年经济史来说，对于国家富裕至关重要的报酬递增的高质量经济活动不再局限于工业领域，也不再局限于所谓的高新技术产业，它广泛地存在于通常被人们看作中低技术的产业如服务业、传统工业和农业的某些环节中。例如，与高端制造业一样，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和高端农业无疑是一国报酬递增的主要源泉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通过大力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融入跨国公司全球产业价值链，还能像英国、德国、美国和日本那样达到强国富民的目标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从英国重商主义一直到日本古典发展主义模式，为什么抓住了工业就抓住了国家致富的关键？原因就在于，在那时，由于整个工业的产业价值链都在一国之内，抓住了工业就等于抓住了具有报酬递增之特征的高创新率、高水平进入壁垒、高附加值、高工资和高就业的高质量生产活动。当时的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政策就是不允许它们从事这种报酬递增的工业活动，强迫殖民地从事报酬递减的初级产品生产活动，从而使殖民地锁定在了贫困的境地之中。按照同样的道理，由于国际分工的新发展，发达国家在今天通过诱使发展中国家从事报酬递减的产业价值链低端活动而自己却牢牢地控制住产业价值链的报酬递增部分，同样也能达到“殖民主义”的目的。正是通过对当代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的这种透视，我们才终于明白了，在历史上曾经也是欠发达国家的英国、德国、美国和日本之所以能够崛起，本质上并不在于它们抓住了工业，而在于它们抓住了隐藏在工业背后的本质：只有抓住报酬递增的高质量经济活动，国家才能致富；否则，国家将陷入贫困之中而不能自拔。

按照上述逻辑，在我国通过采取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融入跨国公司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的情况下，即使我国高技术乃至全部工业制成品出口飞速增长，也无法从根本上摆脱贫困的境地，因为这种出口活动已经丧失了工业本身原先所具有的高创新率、高附加值、高利润、高工资以及我们随后将要谈到的系统协同效应。因此，可以观察到，即使同样是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我国已经不可能再像二战后的日本和韩国那样使全体国民的福利得到普遍提高了。日本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其工资的增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这一段历程大概用了30年时间；而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1/20、日本的1/2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5]有人可能会说，不要着急，通过产业升级，中国迟早会升级到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目前有关全球产业价值链的研究都是集中在这个方面。但正像历史上欠发达国家从没有沿着从初级产品到工业制成品的垂直分工链条实现产业升级一样，今天的中国也不可能沿着工业制成品内部的垂直分工链条实现从加工制造到高附加值环节的升级；而要达到产业价值链的高端，首先就要从这个高端入手控制整个产业价值链。就像历史上英国、德国、美国和日本通过幼稚工业保护来建立自己的工业一样，中国同样需要保护高端产业并孜孜以求其独立发展。

因此，我们不得不说，正像历史上英国在取得工业领先地位后，以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理论劝诱德国和美国不要建立报酬递增的工业，而是以初级产品生产加入与英国工业制成品相交换的老式垂直分工的“全球产业价值链”一样，在模块化生产导致产业价值链出现新式垂直分工的新形势下，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向发展中国家同样推荐了一种“唯一”正确的经济发展模式：通过利用廉价劳动力、自由贸易、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导向型经济融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其目的无非是在新的形势下达到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控制国际分工格局的目标，因此，如果发展中国家通过廉价劳动力和大力引进外国直接投资融入与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的这种国际大循环之中，其就无法摆脱在国际分工中“担水劈柴”的国际地位，其受剥削和受掠夺的被动地位也就无法彻底改变。特别是在美元霸权的支配之下，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这种致命弊端就彻底暴露出来了。

从英国重商主义一直到日本古典发展主义模式，落后国家脱贫致富的国际环境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但自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环境却出现了两个重大的结构变化：一个就是我们上面谈到的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的出现，另一个则是美元霸权的形成。美元霸权的形成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持续的财政和贸易赤字将耗尽美国黄金储备的压力下，放弃了美元与黄金的挂钩，以美元可兑换黄金的关键货币本位制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了。但是，由于美国的军事、经济和地缘政治霸权的支配作用，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并没有改变。然而，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全球市场猛然向美国公司和金融机构开放，跨国界的资金流动由于金融市场的解除管制而成为惯例，美元霸权才得以形成”^[6]。美元霸权彻底颠覆了重商主义时期的英国和二战后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性质：美国生产不被任何实物支撑、只由美国军事力量支持的美元纸币，而世界其他国家生产美元纸币可以购买的产品。按照美元霸权的逻辑，只有在其他国家通过出口导向型经济对美国贸易存在着持续出超的情况下，美国才能通过印刷美元纸币，不劳而获地坐享别国的劳动成果。

因此，基于美元霸权的战略，美国政府就通过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大攻势，蓄意地把以自由贸易、加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和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为核心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作为“唯一”正确的经济发展模式推荐给发展中国家，以便使其成为剥削和掠夺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出口量越大，积累的美元储备就越多，被剥削和被掠夺的程度就越严重。由于我国推行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自20世纪 90年代末以来，我国实际上已经成为美元体系的主要支撑国：据外媒报道，中国2009年外汇储备余额突破2万亿美元，达到2.399万亿美元。中国外汇储备占全球储备比重达到30.7%。美元霸权迫使我国用巨额的美元外汇储备购买了大量美国从不打算偿还的美国国债，然后，美国再利用向我国等国家发行的美国国债等筹集到的资金，不仅支持美国人的过度消费，支持颠覆中国政权的活动，也为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大肆收购我国企业并进而控制我国产业特别是高端产业提供融资。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来说，这种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无疑弊大于利。因此，令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提出者始料未及的是，这一战略无意间竟然与美元霸权的战略意图相吻合，美好的初衷竟然使该战略成为一条中国通向“依附型经济”的道路，这岂不令人悲叹！如果我们再考察一下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在以下两方面的弊端，这种认识就将变得更加清楚。

三、内需长期难以启动和泡沫经济的根源

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时，笔者就思索这样一个问题：我国早在1998年就提出了启动内需的口号，但内需为什么却越来越萎缩？固然，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与教育、社会保障体系和住房的过度市场化是其中的两个主要原因，但人们并没有注意到：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紧密相关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和外国直接投资则是另一个主要原因^[7]，而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又是造成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概括起来说，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主要通过资源、工资和投资机会三个方面严重地抑制了内需经济的发展。第一，它把资金、资源和劳动力虹吸到沿海的出口导向型部门，造成了内需发展的资金和资源严重不足，这与它旨在解决沿海与内地之间争资源和争市场的矛盾南辕北辙。第二，它还造就了一种低工资的“血汗工厂”体系，从而成为内需长期难以启动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三，我国目前严重的泡沫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实施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严重后果。我们下面就依次讨论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所产生的这些严重弊端。

首先，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造就了金融危机之前繁荣的出口导向部门与萎缩的内需发展之间相分割的“二元经济”。如果说我国巨额的美元储备只不过是由于美元的不断贬值而遭受损失，虽然令人心痛，那倒也罢了，但问题是造就这种巨额美元储备的出口导向和以出口为目的的外资^[8]仍在损害我国内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引进的外资仍在把国内储蓄转变成几乎没有用处的外汇储备，继续加重这种畸形的“二元经济”。对于引进外资和出口导向型部门如何损害内需发展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举例说明：假如沿海地区引进外资1000亿美元，它必须兑换成人民币比方说6000亿元才能在国内使用，如果我国货币发行总量不变，这相当于从全国其他地区吸走了6000亿元人民币，这说明沿海地区增加了6000亿元的投资，其他地区就减少了6000亿元的投资；同样道理，出口创汇1000亿美元也具有同样的影响。

上面假定我国货币发行总量不变，但如果中国人民银行因为引进外资或出口创汇1000亿美元而增发这6000亿元人民币，新增人民币会带来通货膨胀，由于沿海地区的货币供给比其他地区增加了6000亿元，其他地区的货币供给量表面上不变，但因为购买力下降了，资源的利用还是减少了，资源就从别的地方流向了沿海地区。因此，沿海地区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战略实际上是一种与内地和内需产业争资金、争资源和争夺劳动力的资源配置机制：沿海地区吸引的外资和出口创汇越多，从内地或内需产业吸走的资金和资源就越多，内地发展就越缓慢，内地或内需产业也就越贫困。^[9]出口创汇和以出口为目的的外国直接投资所积累的巨额美元储备不但一直在虹吸国内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和资源，导致内需发展严重不足，而且也说明，内地或内需产业一直在补贴沿海地区和出口导向型部门，造就了金融危机之前繁荣的出口导向部门与萎缩的内需市场，并加重了沿海地区与内地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使西部大开发战略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其次，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造就了一种低工资的“血汗工厂”体系，从而成为内需长期难以启动的主要原因之一。全球产业价值链由跨国公司的生产者驱动和购买者驱动所构成，当国际大循环战略以廉价劳动力融入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之时，它不得不受跨国公司的生产者驱动所支配。既然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竞争优势体现在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上，那么，竞争压力将刺激资本家使用廉价劳动力而不是成本更高的有技能的大学毕业生。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战略导致了这种低水平专业化的自我强化，导致了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次”活动。这种持续的对工资水平的挤压迫使工人不得不通过消费更少并尽可能工作更多来增加他们的“自我剥削”，这不但对工人及其家庭是损害，而且也产生了国内需求的严重不足。而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购买者驱动情况下，中国企业也是通过被迫压低工人工资竞相融入国际大循环的。例如，沃尔玛几乎每年都要把从中国进口的大部分货物的价格压低5%，国内企业家也就不得不把这种成本降低的负担转嫁给工人，从而再次产生对工资水平的挤压，造成国内需求的严重不足。

当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出口部门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之时，其工资水平的长期被挤压必然对全国劳工阶层的工资增长产生严重的抑制作用，从而成为工资与利润在收入分配上严重两极分化的推动力。

按照刘易斯剩余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经济发展理论，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从理论上说，只有当全世界的剩余劳动都吸收完毕时，中国农民工的工资和农民收入才能上涨，这也就是说，中国由于具有世界上最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将处于“垫底”的地位。以廉价劳动力参加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理论无疑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布下的陷阱，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正是通过上述低水平专业化的自我强化使中国锁定在了工人和农民实际收入长期停滞的“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因此，以中国工人和农民收入增长为动力的内需将很难启动，这就是我国早在1998年就提出了启动内需的口号，但内需却越来越萎缩的基本原因。

在图1-1中，横轴OL代表农村剩余劳动力，纵轴OD代表实际工资，SW代表传统部门中供维持生存之用的平均实际收入，WS代表现代部门的实际工资（这种工资水平高于传统部门中供维持生存之用的平均实际收入，因此农村劳动力才流入现代部门）。按照这项工资，农村劳动力的供给假定是“无限的”，即具有完全的弹性（WS），由于资本投资，生产可能性曲线D₁F与WS相交于F，由此导致农村劳动力转移OL₁。随着资本投资的不断扩大，一直到生产可能性曲线D₃S与WS相交于S点，所雇佣的劳动力为OL₃。在这时，农村剩余劳动力被转移完毕，农业部门就成为与现代部门一样由市场所决定的经济部门，因此S点又被称为商业化点，在这一点上，现代部门的工资水平开始上升，由SS₁表示。需要说明的是，刘易斯的这个模型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不能反映日本和韩国在二战后工业化时期工人的实际收入（WS向右上方倾斜）乃至农民收入（SW也向右上方倾斜）与工业（资本）扩张同步增长的事实。但是，这个图比较好地反映了新自由主义（自由贸易）政策时期拉丁美洲和我国（大约1993年以后）工人和农民实际收入停滞的状况。由于我国仍存在大量的劳动力，所以，在自由贸易的开放经济条件下，工人和农民实际收入的提高肯定是异常缓慢的，只有实行类似于二战后日本和韩国的保护民族经济的经济体制，他们实际收入的持续和较大幅度的提高才能得到保证。

最后，由于我国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和外国直接投资把我国民族企业压制在低端产业，本土制造业缺乏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积累起来的资金不得不投入股市和房地产等投机活动中，从而成为制造严重经济泡沫的基本力量。作为世界经济领域的一个新现象，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制成品贸易条件开始出现全面的和持续的恶化趋势，这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制成品出口价格相对于发达国家工业制成品出口价格不断下跌。“在1988年至2001年之间，收入越低的群体，遭遇的价格下跌趋势越严重；但是中国制造的产品的价格下降趋势甚至超过最低收入组国家，与此相似的是，技术含量越低，价格可能下跌得越厉害。出乎意料的是，资源依赖型产品的价格不如技术含量低的产品的价格那样趋向于下降。”^[10]但大约从1998年开始，发展中国家总体的国际贸易条件趋于改善，而我国总体的国际贸易条件却急剧恶化（见图1-2）。导致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自然资源和原材料的价格大幅度攀升，而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却持续下降，由于加工贸易出口占我国总出口的50%，所以自然资源和原材料价格的上升与工业制成品价格的下跌交互作用，严重地挤压了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再加上2005年后人民币的升值，使得原本利润率就很低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的生存就更加困难了，大量的资金不得不寻求新的投资机会。2014年之后，我国贸易条件改善，但与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国际贸易条件仍有很大差距。

1993年之后，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涌入中国，外资企业把持了我国国民经济中最有盈利前景的产业环节。据报道，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国直接投资占多数资产控制权的已经达到21个，每个已经开放产业中的前五名企业几乎都是由外资所控制。与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外包活动相比，外国直接投资更直接地通过控制这些产业，把高创新率、高附加值和高水平进入壁垒的高质量生产活动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本土企业则被压制在产业链的低端。例如，2009年，在我国本土企业因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严重经营困难并有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家企业倒闭的同时，据中国美国商会在2010年4月初发布的《2010年商务环境调查报告》，2009年，71%的美资企业实现了盈利，82%的美资企业对在华业务前景表示乐观，91%的美资企业对未来5年的发展前景表示乐观。在这种情况下，从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中游离出来的大量资金或者不得不投资于可以在短期内就能产生回报的产业，因而加剧了钢铁、水泥、煤炭和建材等产业的大量产能过剩；或者转向股市和房地产等投机活动，特别是在前者的产能过剩日趋明显的情况下，无形中又加剧了房地产的投机活动。而国家又不得不把房地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地方政府则靠卖地增加财政收入，从而不断推高房价，更加助长了房地产业的投机活动，加剧了社会的不和谐。此外，由于国内缺乏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富人阶层把大量资金挥霍在奢侈品的消费上，以至于还存在大量贫困人口的中国竟然在2009年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占到全球市场份额的25%以上。

四、高等教育缺乏出路和“三农”问题难以解决

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设想是：通过在国际市场上换取外汇，从而获得重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和技术，以便通过国际市场的转换机制，沟通农业与重工业之间的循环关系。然而，这种战略实施的结果却造成了重工业的低端产品产能过剩和高端技术仍被跨国公司所垄断，造成企业服务业严重落后，而这又直接成为我国大学生和研究生就业越来越困难的主要原因，因而堵塞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出路。与此同时，东部沿海地区的“大进大出”造就了一种低工资水平的“血汗工厂”体系，导致城市化严重地滞后于“工业化”，一般服务业落后，中西部的城市化受到严重抑制，再次造成就业问题日益严重。而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的严重滞后又延缓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因而成为“三农”问题的直接症结所在。即我们无法通过减少农民提高农业生产率，无法通过增加城市人口扩大农产品的国内市场，也无法通过提升城市劳工阶层的整体收入水平推动对高附加值农产品需求的增长，更无法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使农民分享高质量生产活动的生产率增益。由于认识不到“三农”问题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之间这种曲折但又具有根本性的联系，所以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三农”问题无解。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下面就依次对此进行讨论。

一般来说，重工业可以被划分为资本货物制造业（包括新出现的先进制造业）^[11]和以资源为基础的重工业，后者主要是指石油化工、冶金和建筑材料工业等。近年来我国出现的比较严重过剩的钢铁、石化、氧化铝、水泥和煤炭等工业部门都属于以资源为基础的传统重化工业。由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我国资本货物制造业扮演了发达国家的高端组装和中低端加工基地的角色。在技术绝对垄断的外资挤压下，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呈现“低端混战、高端失守”的状态，自主创新困难重重。资本货物制造业自身所需要的核心基础元器件、大型铸锻件和自动化控制装置发展滞后，关键配套受制于人，大型、精密、高效装备仍依赖进口，这是《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走访沿海省市装备制造业后梳理出的判断。^[12]资本货物制造业的落后造成了我国“进口高附加值的资本货物，出口低附加值的消费品和低附加值的资本货物”的局面。例如，据科技部提供的数据，截止到2004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中，设备投资的2/3依赖进口，其中，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装备的95%，石化装备的80%，轿车制造业装备、数控机床、纺织机械及胶印设备的70%都依赖进口。

目前，我国“低端混战、高端失守”的状态已经发生一些变化。^[13]以机床工业为例，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陈惠仁2019年发文指出：“由于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很大，我国机床工业被称为是‘低端混战，高端失守’。但近些年来，这一情况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产品结构水平和市场竞争能力明显提高。从专业的角度重新审视近十年来中国机床市场的实际竞争状态，可以概括为：‘低端内战、中端争夺、高端失守’。……在高端领域，由于差距悬殊，国产机床基本上还不具备市场竞争能力。而中端市场领域一直是国产机床与进口机床争夺的主战场，也是我们曾经濒临全面失守的领域，争夺这一领域的市场份额，是多数机床企业长期以来的主攻方向。随着我国数控机床技术的全面普及，中档数控机床技术不断趋向成熟，再加上本土优势的助力，国产中档数控机床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逐步增强，市场份额逐渐扩大，市场地位日益巩固，逐步扭转了长期被动挨打的局面。近十年来，国产机床已经在本土中端市场占据了半壁江山，基本实现了由被动防守到长期相持再到积极进攻的战略转变。”^[14]

造成我国资本货物制造业不断萎缩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大进大出）必须按照外包公司的技术标准、产品规格和国外消费者的偏好进行生产。在一般情况下，外包公司以提供相关技术和机器设备作为加入其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条件；即使外包公司不要求，我国的资本货物制造业也不大容易满足为国外消费品进行生产的技术和机器设备要求，再加上在技术上本来就与发达国家资本货物制造业有差距，其结果是我国消费品工业越来越多地从国外进口机器设备，这导致了我国资本货物制造业的衰落。第二，进口冲击。非出口的内需部门也减少购买国内资本货物制造业的产品，如铁道部对高铁“中华之星”的百般刁难——无论你怎么说，我就是不用国产品；在医疗设备方面也是如此。再如，在2008年政府采取投资4万亿元人民币大规模刺激内需时，笔者就提出要坚决执行国货采购制度。但直到2009年5月，因国货在国家庞大的拉动内需的投资中受到严重歧视，国家发改委才不得不就购买国货问题发出紧急通知。第三，外国直接投资的购并和全面挤压。在我国高端资本货物制造业基本上没有国外市场的同时，其国内市场也越来越丧失的情况下，它怎么能经营好？怎么能生存？人们不明就里，还以为我国资本货物制造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天生就没有效率呢，因此各地竞相把相关企业出卖给虎视眈眈的外资，这更是雪上加霜。如果不改变目前这种状况，我国大部分资本货物制造业恐怕只有死路一条。

正如罗森堡对19世纪美国经济增长的研究所证明的，资本货物制造业不但是技术创新和报酬递增的主要来源^[15]，而且由于资本货物制造业是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的产业，它也是知识劳动者等高质量就业者就业的主要领域之一。此外，它在制造新的生产工具、生产更多种类的中间产品过程中插入了越来越专门化的知识生产部门，提供越来越专门化的服务活动等，导致企业服务业特别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迅速发展，从而使之成为知识劳动者就业的又一重要领域。例如，在过去的20年中，企业服务业的就业增长占到欧洲就业增长的一半多，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下半叶以来，企业服务业的就业在欧盟总的就业净增长也占到一半多。在1979年到2003年期间，欧盟所有部门的年均就业增长率为0.6%，制造业年均增长率为-1.0%，而企业服务业年均就业增长率却达到4.4%。^[16]因此，正如埃德奎斯特等指出的，在那些与创新的制造业部门有密切关系的服务部门中，产品创新是最快的，因此，在制造业的“高技术”部门与服务业的“知识密集型”部门之间以创新为基础的交互作用对就业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新服务对于新产品来说，更可能是补充而非竞争关系，它对就业产生了积极的效应。^[17]

既然资本货物制造业和企业服务业是知识劳动者就业的基本领域，那么，我国愈演愈烈的大学生就业困难问题就很容易理解了。我国资本货物的大量进口不仅使发达国家获得了高额的“创新租金”或超额利润，把我国知识劳动者所需要的大量就业机会让渡给了发达国家，也使我们丧失了资本货物工业作为迂回生产过程的“增长极”在我国整个经济系统中通过前后向联系创造出的大量就业机会。笔者认为，这种通过前后向联系所创造的就业机会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企业服务业。由于资本货物工业的落后，我国企业服务业处于滞后的状态。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大进大出）导致资本货物制造业举步维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企业服务业如何发展？由于跨国公司把我国压缩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加工制造环节，在购买者驱动的全球产业价值链中，企业服务业基本上由国外来提供；而在生产者驱动的全球产业价值链中，国外的企业服务业作为外国直接投资跟随跨国公司来到中国，根本就不需要中国的企业服务业；再加上国家对企业服务业没有支持和保护，反而是优待诸如审计行业的“四大”等外国直接投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资本货物制造业和企业服务业发展严重落后，中国高等教育的出路何在？

资本货物工业通过前后向联系所创造的就业机会还包括在中间产品生产和第三产业的一般性服务业中所创造的就业机会。我国加工贸易出口和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在我国出口中分别占比50%和60%，而这种出口基本上又是以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为特征的，因此，我国把中间产品生产所创造的大量就业机会再次让渡给了外国。不仅如此，根据国外城市化的经验，城市第二产业1个劳动力的就业往往伴随2～3人在第三产业（一般性服务业）的就业。即如果1个就业人口赡养2.5人，1名劳动者在第二产业就业（包括就业者本人），可以增加7～10名城市居民。^[18]然而，由于我国以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基础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产业是建立在农民工低收入的基础上，所以国际大循环发展战略严重地抑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一方面，由于农民工抛妻别子在城市打工，对城市服务业的需求很小；另一方面，由于农民工的低收入，尤其是作为第二产业生力军的农民工工资未包含正常需要的城镇购房开支和足额养老医疗保险等，所以这些农民工及其家庭就无法向城市迁居，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就被大大地推迟了。

目前，关于究竟有多少农民工在城市第二产业包括东部沿海城市第二产业打工，并没有准确的数字，有的说是大约1.5亿，也有的说是大约1.2亿。考虑到一些农民工家庭已经移民城市，我们假定目前还有0.7亿农民工在城市第二产业打工。根据国外城市化的经验，我们可以做一个保守的估算：1位第二产业的农民工实现城市化，将增加2名第三产业的就业者，而1位就业者赡养2人，那么，0.7亿的第二产业农民工实现城市化将增加1.4亿的第三产业就业人口，而2.1亿（0.7亿加1.4亿）的城市就业人口将使城市化人口增加4.2亿！显而易见，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是导致我国服务业发展严重落后和城市化严重滞后的主要原因，因而也是造成我国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的基本原因。我们知道，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曾把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作为主要目标之一，林毅夫也一直从解决就业的角度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战略进行辩护。然而，现在看来，这些观点都是不能成立的，原因就在于它们所基于的比较优势理论实际上是一种静态的经济理论，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

此外，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还严重地抑制了我国中西部的城市化，拉大了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造成了难以解决的“春运”等交通问题，加剧了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学者还在为出口导向型的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进行辩护，坚信这种发展模式仍将维持下去。但是，即使不考虑我们在上面谈到的诸多弊端，中国的城市化也不可能大部分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即使东部沿海地区能够使在当地打工的农民工实现城市化，也将对中国农业和交通业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因此，中国工业中心必须向中西部转移！这就像美国历史上在抛弃出口导向型经济后狂飙突进的工业化过程所展现的那样，工业中心向中西部转移是历史的必然。我国只有抛弃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十多年前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才能得到真正的展开，我们才能加快我国的工业化进程！

更为严重的是，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还是导致我国“三农”问题难以解决的主要原因。

首先，由于我国城市化进程和服务业发展的严重滞后延缓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因而我们无法通过减少农民提高农业生产率，也无法通过增加城市人口扩大农产品的国内市场。按照我们前面的计算，如果不只是0.7亿的第二产业农民工在城市打工，而是0.7亿的第二产业农民工带动城市化人口增加4.2亿，那么，由于农民减少一半，农业生产率将至少提高一倍，而城市人口增加3.5亿（4.2亿减去0.7亿），这又将给农产品提供多么大的市场！

其次，由于我国是通过加入跨国公司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融入国际大循环的，所以我们将无法通过系统协同效应把高质量生产活动的创新和生产率增益“普惠”到农业部门和农民那里。在经济史中，我们之所以可以观察到：在工业发达的地方，农民也比工业不发达的其他地方的人更富裕，原因就在于当时的工业能够收获高质量生产活动的所有收益——高创新率、高附加值、高利润、高税收、高工资和高就业。而在全球产业价值链分解的今天，所有这些收益都不再能得到了，因而，普通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缓慢或停滞不前，就无法推动对高附加值农产品需求的增长；政府也就不能够像当今发达国家那样通过大幅度补贴和提高农产品价格，使农民分享高质量生产活动的生产率增益了。

因此，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三农”问题无法解决，原因就在于没有认识到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正是其症结所在。

五、结语

2010年3月1日，在我国人大和政协两会召开前夕，《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为“任仲平”的政论文章《决定现代化命运的重大抉择——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文章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中国20世纪以来曾有的两次决定现代化命运的重要转型——新中国的成立及改革开放相提并论，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看作我国第三次社会经济大变革。笔者认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不但源于国际金融危机等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而且也是革除原有经济发展方式所存在的弊端的内在要求。不破不立，由于我国“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或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是原有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基础，所以，深刻认识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致命弊端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探索中国经济发展新战略的重要基础。

有比较才有借鉴。在英美经济崛起的过程中，英国和美国也曾面临类似我国目前所遭遇的严峻挑战，这种挑战导致了这两个国家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发展战略的革命性转变，其历史经验值得我们借鉴。16世纪上半叶，英国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虽然带来了短暂的繁荣，却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后果：德国、尼德兰和意大利商人分享了伦敦半数以上的出口额，英国经济受制于低地国家，并自16世纪中期起陷入频发的经济与社会危机。这种危机最终引发了以保护国内市场和发展高端产业为核心的英国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革命，为后来的英国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美国的崛起也同样是以这种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危机的“因祸得福”为起点的。美国在独立后的30多年里实际上仍没有摆脱对英国经济的依附，建立的是一种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型经济。1807年的《禁运法案》和1812年的美英战争沉重地打击了美国自身的对外贸易和航海业并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此时的美国人才切实感受到了独立自主的工业发展对于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性。危机导致了美国发展模式的重大转变，美国最终形成了以贸易保护、技术创新和资本生产率立国、工农业协同发展和内部改善为核心的内向型发展战略，经历一个世纪的发展，终成世界的工农业帝国。^[19]

笔者认为，为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我国应该及早做出战略规划，借鉴英国和美国的历史经验，逐步实现从“国际大循环”向“国内大循环”的战略转型：把注意力转向“内部改善”，经过若干年调整和准备，对外抛弃出口导向型经济；保护民族产业和国内市场；减缓引进挤压我国民族企业市场空间和转型升级空间的外国直接投资；使用美元储备回购部分外资企业；选取适当时机就世贸条约中不利于我国的部分条款重新进行谈判，大力支持我国高端产品出口的发展，对内则以工人农民的收入增长、开发中西部和振兴高质量生产活动为三大引擎；通过让民族高质量生产活动和农村市场与原先用于出口的廉价工业制成品相互提供市场，实现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通过民族高质量生产活动的迂回生产和中西部城市化，创造比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导向战略更多的就业机会；抓住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将要爆发的以纳米、生物电子、新能源等为代表的第六次技术革命的机遇，大力推进以产业技术化为核心的创新型国家建设，实施主权信贷并实现工业中心向中西部转移。

注释：

[1]本章第一节“化危为机：中国外向型经济需作战略转型”原文发表于《广东商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其余部分最初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0年第4期，修改稿发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2期。收录进本书时，相关数据作了最新的更换。

[2]高柏.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中文版序言8，10.

[3]贾根良.美国学派：推进美国经济崛起的国民经济学说.中国社会科学，2011（4）.

[4]贾根良，秦升.中国“高技术不高”悖论的成因与政策建议.当代经济研究，2009（5）.

[5]王红领.工资为何落后于GDP增速？.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08-14.

[6]廖子光.金融战争：中国如何突破美元霸权.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译序11，12.

[7]贾根良.评佩蕾斯的技术革命、金融危机与制度大转型.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2）.

[8]本文中“外国直接投资”或“外资”没有包括港澳台资本，港澳台资本不属于外资。但由于港澳台资本也是通过美元进入内地（大陆），因此港澳台资本对内需的不利作用也具有同等影响。

[9]黄树东.选择和崛起：国家博弈下的中国危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345-347.

[10]卡普林斯基.夹缝中的全球化：贫困和不平等中的生存与发展.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200.

[11]资本货物制造业是相对于消费品工业而言的，是指制造所有机器设备的工业，在我国又被称作“装备制造业”。

[12]陈冀，贾远琨.外资垄断“锁喉”中国装备业.瞭望，2009（48）.

[13]本段是根据2019年最新研究成果增加的，也是本章对原文的唯一修改之处，证明了笔者2010年观点的正确性。

[14]陈惠仁.中国机床工业40年.经济导刊，2019（2）.

[15]ROSENBERG N.Technological change in the machine tool industry，1840—1910.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1963，23（4）.

[16]KOX H L M，RUBALCABA L.Analysing the contribution of business services to European economic growth.BEER paper 9，2007：2，6，27，28.http：//www.coleurop.be/eco/publications.htm.

[17]以上观点依次参见EDQUIST C.et al..Innovation and employment：process versus product innovation.Cheltenham：Edward Elgar，2001：163脚注41，19，117。

[18]王小强.重提西部大开发：启动内需与产业升级的方略.绿叶，2009（6）.

[19]赫德森.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贾根良，马学亮，邓郎，等译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