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清代南部县的地理环境

地理乃行政之基础，历代不乏高论，为官基层的官员们更是烂熟于心。咸丰时，南部县知县朱凤枟在《县境分方图说》（又名《南部县舆图说》）序言中讲得明白：“乡守之法，以禁暴安良为主。不外保甲、团练两端。团练之法主乎合，保甲之法主乎分，不合则势涣而难收，不分则事冗而无绪。然必保甲行而后团练可举，必分方之法举，而后保甲乃有实效而非具文。”⁽⁵⁹⁾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他到南部县任知县后，召集当地绅士，仿周鉴《金汤十二筹》的方法，将该县十乡八十场，分为东南西北四路，县城居中，以乡归场，先清四至，绘图贴说。这样有利于清查户口、赈济灾荒、贫富相资⁽⁶⁰⁾。这正是《县境分方图说》的由来。卫元燮也认为：“县有四境，宜为一图。置之座侧，其道里远近，图甲名目，山川陂泽，庙宇集场，及烟户之多寡，风俗之淳浇，一一详载，庶朝夕寓目，俨若身历其地，而精神周贯，措理裕如，如此所谓能知一县者也。”⁽⁶¹⁾不仅如此，南部县的多任知县比如承绶、袁用宾等，皆表达过类似的见解⁽⁶²⁾。这是《县境分方图说》之所以被绘制、印刷、刊行、流传的重要原因。

南部县的地理环境，如地理位置、山川形势、土壤肥瘠、气候寒暖等，莫不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它的历史发展⁽⁶³⁾。因此，我们有必要详细梳理一下南部县的地理环境。

一、地理位置

南部县位于四川省东北部，川中盆地北缘，嘉陵江中游。地处北纬31°04'至31°40'，东经105°27'至106°24'之间。东接仪陇、蓬安，南靠南充、西充，西邻盐亭、梓潼，北连剑阁、阆中⁽⁶⁴⁾。2010年出版的《南部县志》如是描述。

《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中对南部县的经纬度、治所与疆界都有介绍。如档案记载其经纬度云：“北极出地三十一度一十九分一十秒，京师偏西一十度二十四分三秒。”⁽⁶⁵⁾对治所的记载，实际也显示了南部县的地理位置“在府东南方，距京师五千一百八十里，距省治七百二十里。距府治七十里。”⁽⁶⁶⁾南部县的疆界，档案中这样说：“东至中兴场七十里交仪陇县界，西至富村驿一百八十里交盐亭县界，南至马鞍塘六十里交南充县界，北至界牌三十里交阆中县界。东南隅至平头坝一百二十里，交蓬州界。东北隅至洛垭山一百八十里交苍溪县界。西南隅至罐子垭一百六十里，交盐亭县界。西北隅至兴隆场二百四十里，交剑州界。鸟道纵一百里，横二百二十里。东南隅、西北隅，斜距三百一十里。西南隅、东北隅，斜距二百四十里。界围七百八十五里，面积二千七百五十方里。”⁽⁶⁷⁾这里将南部县的具体位置讲得非常透彻，包含了八至、界围、面积等诸多信息。在谭其骧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可见，南部县位于四川省东北部，属保宁府辖县之一。如图1-1所示：

在其他一些史志中，如《四川通志》《大清一统志》《保宁府志》《南部县志》《南部县乡土志》《县境分方图说》等，对南部县的地理位置皆有明确记载，兹罗列于下：

雍正《四川通志》载，南部县在保宁府东南70里，东西距250里，南北距110里，东至顺庆府营山县界90里，西至潼川府盐亭县界160里，南至顺庆府西充县界70里，北至阆中县界40里，东南至顺庆府蓬州界100里，西南至潼川府盐亭县界160里，东北至顺庆府仪陇县界100里，西北至阆中县界50里⁽⁶⁸⁾。

乾隆时期绘制的《南部县图》中皆标注其四至之范围：“东至安溪漕交蓬州界120里，北至银井场交阆中界30里，西至桥楼铺交剑州界240里，南至建兴场交西充界100里抵花牌楼塘。”⁽⁶⁹⁾

道光《保宁府志》也说，南部县在府东南70里，东西距250里，南北距110里，东至顺庆府营山县界90里，西至剑州界160里，南至顺庆府西充县界70里，北至阆中县界40里，东南至顺庆府蓬州界100里，西南至潼川府盐亭县界200里，东北至顺庆府仪陇县界100里，西北至苍溪县界60里⁽⁷¹⁾。

咸丰时期的《县境分方图说》也记载称：该县在府东南70里，东南距200里，西北距110里；正东福德场至王家场交顺庆府蓬州界90里，正南大堰坝至回龙场交顺庆府西充县界150里，正西分水岭至乐垭场交剑州界180里，正北陈家垭至中兴场交阆中县界50里，东南河坝场交顺庆府南充县界80里，西南交大力寨至分水岭交潼川府盐亭县界200里，东北中兴场至福德场交顺庆府仪陇县界120里，西北陈家垭至乐垭场交苍溪县界120里⁽⁷²⁾。

清末王道履的《南部县乡土志》说，本境在四川省之北，相距720里；在保宁府之南，相距70里；本境正东福德场至王家场交顺庆府蓬州界90里，正南至马鞍塘九岭山交顺庆府南充县界95里，至大堰坝交西充县75里，正西分水岭至乐垭场交剑州界180里，正北陈家垭至中兴场交阆中界50里，西南大力寨至分水岭交潼川府盐亭县界200里，东北中兴场至福德场交顺庆府仪陇县界120里，西北陈家垭至乐垭场交苍溪县界120里⁽⁷³⁾。

周询《蜀海丛谈》亦记载，南部县距省城500余里，在府治东南，不当大道；东西250里，南北110里；与剑州、苍溪、营山、西充、阆中、蓬州、盐亭、仪陇等邑交界⁽⁷⁴⁾。

这些记载，有的是前后因袭，故而部分内容相同。也有部分内容略有差异，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选择的测量点不同。有的选择的是城池，即从府城到县城、从这个县城到那个县城；有的选择的是界点，即各辖区的边界接点。二是测量的准确、精确程度不同。即使同样以城池为起止，或同样以界点为起止，测量的数据也可能有所不同。三是因行政区划的变化而导致的境域变化，都会影响“八至”⁽⁷⁵⁾。

南部县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界连九邑”“幅员辽阔”“人杂五方”等特征⁽⁷⁶⁾，这些特征从根本上决定了南部县基层组织的置废、基层组织发展的规模、基层组织人员的多寡、差徭的繁简等具体情形。

二、山川形势

四川四周被群山大川阻隔，其“名山有岷山、峨嵋、青城、巫山，其大川则有岷江、雒江、涪江、嘉陵江、巴江、泸水、大渡河，其重险则有剑门、鹿头关、瞿唐关、邛崃关、清溪关”⁽⁷⁷⁾。正因如此，形成了四川盆地独特的气候、交通条件，成就了独特的巴蜀文化。

清代南部县地处四川北缘，四面皆山，支脉纷繁，总体而论“细按南部舆图，大致分嘉陵江左右两岸为准。其在嘉陵江左岸诸山皆从广元汉王山发脉，由大分水岭、小分水岭、长池坝向东至南江分支，经通江、巴州、仪陇、阆中等处入本境界。其在嘉陵江右岸诸山则自剑州五子山发脉，由武连驿西绕西水河之西岸入本境，层峦叠嶂，盘亘西北，绵延东南，其山脉皆由于此”⁽⁷⁸⁾。南部县大大小小的山，计有70多座，现据《南部县志》的记载总结如下，见表1-2：

不仅如此，南部县还有大大小小的江河、溪流等二十多条（处）。据《南部县志》的记载，现统计罗列于下表1-3：

清季的《清代南部县衙档案》对该县的“山川”有如下记载：“炮台山在城北，大燕山在城北，龙骨山在城东，玉台山在城东，回龙山在城东，驷马山在城东，灵泉山在城南，天马山在城南，凤凰山在城南，老君山在城西，玉城山在城西，金鱼山在城西，铜鼓山在城西。以上各山均无矿产。”⁽⁸¹⁾此外对嘉陵江、西水河的源头、流向等也进行介绍⁽⁸²⁾。这里提及的山仅13座，川仅2条，显然是仅仅罗列了典型的山川。

如此众多的山川纵横交织，集中到一个县境，形成了该县独特的地理形势。同治增修《南部县志》有如下精辟论述：“一溪绕前，重岭背后，萃山川之奇，结灵秀之胜。四郊地利，险据上游。嘉陵、西河，二水回绕东南；凌云、跨鳌，重岭拱于西北。左而断岸，临江行舟，望若环堵；右而峭岸，近道路人，视若重垣。至于层峦叠嶂，大薮深溪，逐处天然，藉以保障。斯封可倚，安如磐石。”⁽⁸³⁾

无论是官府还是民间，对南部县的特征有一个通俗的说法，叫做“山多田少”“地瘠民贫”。如该县的老百姓说，该县“山多田少，地瘠民贫，而近年来以白蜡为最可保百姓之生活”⁽⁸⁴⁾。知县张景旭也称：“卑县界连九邑，人杂五方，地面虽属辽阔，而山多田少，秋粮以红苕为大宗。”⁽⁸⁵⁾加上该县人口的增长，使南部县长期处于贫困的境地。因此，在南部县这一带，民间自古便有“西（充）南（部）盐（盐亭），最苦寒”之说。这是我们理解清代南部县的基础，也是解读《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的关键。

三、地貌形态

南部县山川纵横，地势总体上是西北高，东南低，地貌以丘陵、山地为主。嘉陵江和西河贯穿全境，前者由正北向东南贯穿境内，东岸属大巴山余脉，西岸属剑门山余脉，沿江岸为冲积平坝；后者自剑州东南流入县界，经阆中县入县界西北，东南至逢州入江，见图1-2：

现在的南部县与清代时的南部县相比，县域有所缩小，比如1953—1954年，先后将思依区7个乡划归阆中县；富驿、大坪两区12个乡划归盐亭县；义和、金源、李家、罐子4个乡和碾垭乡的一部分划归西充县；鲜店乡划归蓬安县；双合乡划归仪陇县。1978年，又将新政区1个镇和4个公社划归仪陇县⁽⁸⁶⁾。但总体上，今天的县域还是对清代的延续。下面我们以1994年版的《南部县志》为参考，对该县的地貌形态作一简单梳理。由于地形地貌相对稳定，借此管窥清代的情形。

该《南部县志》从宏观上对南部县的地貌形态作了介绍，即全境有浅丘带坝、中丘中谷、高丘窄谷、低山窄谷几种地貌。南部县一般海拔高度400—600米，最高是西河乡龙尾山，海拔826米；最低是王家镇嘉陵村之西河与嘉陵江汇流处，海拔298米。浅丘带坝主要集中在嘉陵江、西河等主要河流沿岸，属于冲积坝。一般高出现代河床10—20米，形成一、二级阶地，丘顶多浑圆或呈平顶山梁，丘下地势平缓。沟谷宽坦，沟谷间大多有冲沟，沟宽50—200米。中丘中谷主要分布在低山窄谷与浅丘带坝之间，分布在永红乡、花罐乡（现在花罐镇）一线至东坝（现东坝镇）一带，海拔在500米以下，相对高度80—150米。丘顶较为平坦，丘腰多梯形平台，坡度较大。丘下沟谷呈条带状，宽50—100米。高丘窄谷，主要分布在五灵乡、三清乡一带，海拔400—500米。相对高度在100—200米之间，丘间谷地较窄，一般宽只有20—30米。低山窄谷，主要分布在大坪、升钟一带，海拔500—800米。大多数低山多为台状。山下沟宽在20—50米之间，谷坡陡峻在30°以上⁽⁸⁸⁾。

我们再从微观角度来看。清代南部县知县朱凤枟和袁用宾都曾集绅绘具过该县各场的舆图，这些图以高度形象的符号，刻绘出南部县的地貌特征⁽⁸⁹⁾。兹举几例：

浅丘带坝，典型者如新政坝（现属仪陇县）。《南部县舆图考》⁽⁹⁰⁾这样记载其地理位置：新政坝在嘉陵江东岸，属南部县东路，东连双合场，以梅子垭至大东山为界，南连鲜店子（现属于蓬安县），以望水垭为界，龙神垭又连坪头场界，文昌宫又连富利场界，西连石河场以大庙山、玉皇观、红山庙、梯子沟为界，北连福德场以张爷庙、三角山为界，离城90里⁽⁹¹⁾。从这些记载可知，新政坝周围基本都是山，中间为大坝，如图1-3所示：

新政原名新城，以隐太子讳建成改名新政，又因镇建在冲积大坝中，故名新政坝⁽⁹³⁾。清代南部县的新政坝，新中国建立后划归仪陇管辖，现为仪陇新县城驻地。它东依大东山，西靠嘉陵江，历史上是一个繁荣的集镇。唐朝时，曾分南部、相如二县置新城县，后改新政。元代并入南部县⁽⁹⁴⁾。道光四年，南部县丞从富村驿移驻新政坝，兼管盐务，分辖积上乡、积下乡、临江乡，稽查办理盗贼、匪徒、赌博、斗殴、私宰、窝娼等事⁽⁹⁵⁾。

中丘中谷，典型者如东坝场。该场位于南部县南部，东连河坝场，以许家垭为界，南抵马鞍塘，以马塘岭、龟山庙、宋三沟、何家店、齐火烧坝为界，西连太平场，由姜家庙上夜合山，至高家湾，齐千佛庵寨直下夏家沟为界，道由石龙场直达顺庆通衢，离城60里⁽⁹⁶⁾。如图1-4所示：

西紫河两岸有东、西二坝，场居其东，故名东坝。清代的东坝场，现称东坝镇，仍属于南部县，位于南部县南面（有的文献称东南面）。其地势西高东低，境内最高峰为与河坝交界的对面山，海拔474米，最低西紫河，海拔324米⁽⁹⁷⁾。其地势形态与中丘中谷是吻合的。

高丘窄谷，典型者如楠木场。该场位于南部县东路，东连新政坝，以大回溪至藻家沟为界；南连泸溪场，以通柏垭至金石坝为界；西连碑院寺场，以落面垭至金垭坎为界；北连福德场，以三溪口至独山溪为界，而独山溪又连中兴场界，离城50里⁽⁹⁹⁾。如图1-5所示：

清代的楠木场，现为南部县楠木镇，之前叫楠木区或楠木公社，位于南部县东北部，嘉陵江东岸，东北、东南皆与仪陇接壤，南与盘龙镇接壤，西与南隆为邻，北与阆中县连界。其处于大巴山余脉，北高南低，最高为五灵乡的石城寨，主峰海拔610米，最低为金石坝，海拔316米⁽¹⁰¹⁾。

低山窄谷，典型者如升钟寺场。该场位于南部县北路，东自贯子山、青岗垭至杨家山抵皂角垭界，南自石子岭、阆中垭抵梨家场界，自小皂角垭至冷水垭又抵观音场界，西自东岳庙、保硃山抵凤鸣场界，自石楼门抵保成场界，北自鹤鸣观抵金垭场界，自庙垭山抵观音寺界，至土地垭又抵萧家坝界，场东八庙场下至钟山垭，上至余家坝，上下相均四里，系阆中县属，交阆中县界，离城120里。如图1-6所示：

清代的升钟寺场，现为南部县升钟镇，位于南部县西北部，以前曾叫升钟区或升钟公社。该镇处于剑门山余脉，高丘狭谷、深沟。最高为天鼓岭，主峰海拔750.3米，最低位元山场，海拔341.5米，西河由北至南流经境内⁽¹⁰²⁾。

这样的地形地貌，使该县出现了很多以“垭”为名的地名，如泉木垭、梁山垭、石墙垭、城隍垭、皂角垭、万年垭、双柏垭、店子垭等，不胜枚举。这也使得在动荡时期，乡绅筑寨建堡，自卫乡里成为一个传统。这种地形地貌，对该县的气候、土壤、农业生产、交通等有重要的影响，进而影响到清代的赋役、赈济、地方教化、驿站、地方治安等方面的管理。这正是南部县里排、保甲、团练等制度存在的地理基础，也是这些制度运作的地理环境。

四、气候条件

新中国成立以前，南部县并无气象站专门观测气候。直到1959年，才设有气象站，此后境内气候方有详细记载。关于清朝南部县的气候状况，我们先来看当时文献的记载。同治增修《南部县志》有如下水旱灾害的零星记载，由此可以推知清朝时该县天气的情况，见表1-4：

从上表中可以看到，清代同治增修《南部县志》中记载的旱灾仅有5次，水灾有6次，时间主要集中在乾隆末年至道光时期。马强教授等人对明清时期嘉陵江流域水旱灾害作过研究，研究结论表明南部县在嘉陵江流域水旱灾害的次数都偏少⁽¹⁰⁵⁾。而实际情况，远非如此。1994年版的《南部县志》依据大量相关文献，对近500年中南部县境内的洪涝灾害进行过统计，我们将其清代部分归纳如下表1-5：

从表中可知，整个清代260多年，共有38个洪涝年，其中3年是特大洪涝，大洪涝有13年，偏洪涝有22年。因书中没有明确特大洪涝、大洪涝与偏洪涝的标准，我们不得其详。

1994年版的《南部县志》也对该县近500年中的旱灾作过统计，我们仍将其清代部分整理如下表1-6：

通过这个表可以看出，整个清代260多年中，南部县共有旱灾32年，其中大旱18年，偏旱14年，有许多年份连续几年都是旱灾。干旱有大旱、偏旱之分，单月、单季成灾较轻的干旱或局部大旱称偏旱；持续数月的干旱、跨季的干旱、大范围的干旱、造成严重灾害的称大旱⁽¹⁰⁸⁾。

通过这两个版本的县志，我们对南部县水旱灾害的认识不断丰富。这些结论离历史实际或许还很遥远。从现存《清代南部县衙档案》记载看，仅旱灾的频率就远非上表所及。兹举数例：

光绪二十二年（1896），北路积上乡永兴庵社首杜荣盛具禀称：“情等六姓早积社仓一架，原作子种之需，向系春放秋收，历久无亏，公举民等充当社首管理。去遭干旱，收成无几。”于是恳请知县批准开仓，秋收后照数归仓⁽¹⁰⁹⁾。

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月，邓元鏸就任南部县知县，十月初十日他向各宪禀陈到县情况云：“井灶林立，而山多田少，平日米粮原恃外来接济。今岁大旱，秋禾杂粮收成又极歉薄，户鲜盖藏，转盼冬深，赈粜为当务之急，容即集绅妥筹办法。”⁽¹¹⁰⁾

光绪二十八年（1902）六月十九日，张景旭到南部县知县任上后，随即向四川总督等禀报说：“伏查卑县界连九邑，人杂五方，地面虽属辽阔，而山多田少，秋粮以红苕为大宗，连年迭遭干旱，户鲜盖藏，今岁春夏之交，久晴不雨，小春既极歉薄，秋收亦难望丰稔，办理赈济是为当务之急。”⁽¹¹¹⁾同年，甲长谭廷臣的禀文中提及“连年旱灾荒歉”，百姓饥馑，谋食维艰⁽¹¹²⁾。

光绪二十九年（1903），监生高治平等禀文中有“时因连遭荒旱”之语⁽¹¹³⁾，同年任秉璧的禀状中也有“连年亢旱”之说⁽¹¹⁴⁾。永丰乡杜家井甲长邓文龙等云：“情民等充当牌甲，素知自爱，遇有公事，由保正专责。因县中遭此亢旱，哀鸿遍野。去岁前任邓主迳禀上宪开发皇仓济贫，有保正李长发呈造极贫丁口，领谷两次共计二十余石，私运归家，独霸鲸吞，颗粒未发。”⁽¹¹⁵⁾

光绪三十一年（1905）二月，李雨苍等禀文中有“连年荒旱”“况当大旱”等语⁽¹¹⁶⁾。同年在杨光俊等禀文中也有“自二十六年起，荒旱频遭，收成歉薄”，严重影响了办学的经费⁽¹¹⁷⁾。

光绪三十三年（1907），场头宋国俸在供词中说“衅因天气亢旱，无学生入堂课读”⁽¹¹⁸⁾。同年，里排梁凤游在禀状中亦提及“奈此天旱不雨”⁽¹¹⁹⁾。

在《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中还保留有大量的契约文书，也有旱灾的大量历史纪录。比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一件契约中记载：“自庚子、辛丑年，干旱迭起，瘟疫流行。”⁽¹²⁰⁾很多老百姓常以“岁竭兵荒”“情因岁歉”“年岁饥荒”“年岁饥馑”等通俗的话语来指代因水旱灾害造成的困境，他们不得不出卖田地、房产、盐井，甚至靠出卖生妻、儿女维持基本生活。档案的记载实在太多了，无法一一举出。不过事实已经明朗了，如果从档案的记载看，南部县的旱灾几乎是年年都发生的，所谓“连年荒旱”“连年旱灾”当是真实的。

我们再以1959年以后的一些天气事实来证之。据1994年版《南部县志》的记载，南部县属于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由于秦岭、大巴山脉形成天然屏障，北方冷空气不易入境，所以境内气候温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分明，雨量充沛。一般的情况是，春早，回暖不稳，少雨，常有春旱；夏热，雨水集中，分布不均，常是旱涝交替，旱多于涝；秋短，降温快，绵雨显著，一般主涝；冬干少雨，气候较暖⁽¹²¹⁾。1959年至1990年，发生特大洪涝1次，大洪涝2次，偏洪涝15次，共18次；大旱13次，偏旱11次，合计24次⁽¹²²⁾。换句话说，在有气象记录的30余年中，仅有12年无洪涝，6年无旱，58%以上的年份都有洪涝灾害，77%的年份都是有旱灾的。此外，风灾、雹灾等灾害性天气也很多。

该《南部县志》还记载了1959年以来该县的温度、太阳辐射与日照、降水、空气湿度、大气压与风、特殊天气等详情⁽¹²³⁾，据此亦可推知清代之一斑。

南部县的天气，对地方行政的影响是巨大的。从《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的记载看，灾害性天气使原本就很贫穷的南部县经济雪上加霜，其灾后重建与恢复十分困难，对该县赋税的征收、地方仓储的管理、行政经费与办学经费的筹措、地方赈济、民间借贷、家庭的稳定等，皆造成了很多困境，加剧了地方的危机。这些因素对基层组织的运作影响是深远的，评价基层组织的历史作用不能仅仅立足于基层组织本身，而是要从这些客观方面进行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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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庞家龙等译：《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9页。

(2)　谭其骧、顾颉刚：《〈禹贡〉发刊词》，《禹贡半月刊》创刊号，1934年3月。钱穆也说：“我们若譬喻历史是演戏，则地理就是舞台，人物就是角色。”参见钱穆：《中国历史上的地理与人物》，罗联添：《国学论文选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第238页。

(3)　蔡东洲等：《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10页；蔡东洲：《清代南部县研究六题》，《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吴佩林：《清代县域民事纠纷与法律秩序考察》，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48—52页。

(4)　苟德仪：《南部县创建时间及有关诸说考辨》，《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5)　〔唐〕魏征等：《隋书》卷二十九《地理上》，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824页。

(6)　〔唐〕杜佑：《通典》卷一百七十五《州郡五》，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4593页。

(7)　〔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66页。按：今本《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二《山南道三》已缺阆州、果州等9州，经清朝人缪荃孙等从《舆地纪胜》中辑出，加以校对后，以《元和郡县图志阕卷逸文》的形式附于原书后，本文所引便是此逸文卷一的内容。

(8)　〔北宋〕欧阳忞撰，李勇先等点校：《舆地广记》卷三十二《利州路》，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54页。按：对于该书的成书年代，争论很多，李勇先等在《舆地广记》之《前言》中考证为：“从上可知，《舆地广记》最后沿革述至政和四年，个别内容记载已至政和八年。政和五年至政和八年之间该书已基本编撰完毕，而最后定稿当在宋徽宗宣和年间。”

(9)　〔清〕王道履：《南部县乡土志》，姚乐野等：《四川大学图书馆馆藏珍稀四川地方志丛刊》第3册，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影印光绪三十二年抄本，第329页。按：引文的标点系引者所加；本书所引该书，均系此本，页下注中简略著录为“光绪三十二年抄本。”

(10)　〔明〕李贤：《明一统志》卷六十八，天顺五年刊本，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书。

(11)　〔明〕郭子章：《四川郡县释名》卷上，见《郡县释名》，明万历乙卯刻本。

(12)　〔清〕洪亮吉：《乾隆府厅州县图志》卷三十五，嘉庆八年刻本。

(13)　〔清〕黎学锦等：《保宁府志》卷二《舆地·沿革》，道光元年刻本；〔清〕王瑞庆等：《南部县志》卷二《舆地》，道光二十九年刻本。

(14)　蒲孝荣：《四川政区沿革与治地今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7页。

(15)　〔清〕杨守敬：《隋书地理志考证》卷二，谢承仁：《杨守敬集》第2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90页。引者按：加下划线者为《隋书·地理志》原文，其余为杨守敬的注释。

(16)　中华书局编辑部：《隋书·出版说明》，〔唐〕魏征等：《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4页。

(17)　〔清〕顾祖禹撰，贺次君等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八《四川三》，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207页。

(18)　〔清〕黄廷桂等：《四川通志》卷二《建置沿革》，《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5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8页。

(19)　四川省南部县地名领导小组：《四川省南部县地名录》（内部资料），1983年，第1页。

(20)　四川省南部县志编纂委员会：《南部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7页。

(21)　〔明〕杨思震等：《重修保宁府志》卷一《舆地纪》，嘉靖二十二年刻本。

(22)　〔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百八十五《利东路·阆州》，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第1255页。

(23)　〔清〕罗士琳：《旧唐书校勘记》卷二十三，清道光惧盈斋刻本。

(24)　〔唐〕令狐德棻等：《周书》卷三《帝纪第三·孝闵帝》、卷五《帝纪第五·武帝上》，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

(25)　〔北宋〕乐史著，王文楚点校：《太平寰宇记》卷八十六《剑南东道五》，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717页。

(26)　〔北宋〕乐史著，王文楚点校：《太平寰宇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页。

(27)　〔明〕刘基：《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卷十四，明洪武刻本。

(28)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十一《志第二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673页。

(29)　〔明〕杨思震等：《重修保宁府志》卷一《舆地纪》，嘉靖二十二年刻本。

(30)　〔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五十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31页。

(31)　〔清〕王鸣盛著，黄曙辉点校：《十七史商榷》卷八十《新旧唐书十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699页。

(32)　〔清〕王鸣盛著，黄曙辉点校：《十七史商榷》卷九十《新旧唐书二十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816页。

(33)　〔北宋〕乐史著，王文楚点校：《太平寰宇记》卷八十六《剑南东道五》，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717页。

(34)　〔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百八十五《利东路·阆州》，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第1256页。

(35)　〔明〕李贤：《明一统志》卷六十八，天顺五年刊本，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书。

(36)　〔明〕郭子章：《四川郡县释名》卷上，《郡县释名》，明万历乙卯刻本。

(37)　四川省南部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四川省南部县地名录》（内部资料），1983年，第8页。

(38)　〔明〕杨思震等：《重修保宁府志》卷一《舆地纪》，嘉靖二十二年刻本。

(39)　〔清〕顾祖禹撰，贺次君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八《四川三》，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207页。

(40)　〔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五十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31页。

(41)　蔡东洲等：《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页。

(42)　〔南朝〕萧子显：《南齐书》卷十五，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43)　〔南朝〕萧子显：《南齐书》卷十五，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44)　〔唐〕魏征等：《隋书》卷二十九《地理上》，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824页。

(45)　〔明〕刘基：《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卷十四，明刻本。

(46)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4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第38—39页。

(47)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4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第42—43页。

(48)　〔唐〕魏征等：《隋书》卷二十九《地理上》，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824页。

(49)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673页。

(50)　〔北宋〕欧阳忞撰，李勇先等点校：《舆地广记》卷三十二《利州路》，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54页。按：对于该书的成书年代，争论很多，李勇先等在《舆地广记》之《前言》中考证为：“从上可知，《舆地广记》最后沿革述至政和四年，个别内容记载已至政和八年。政和五年至政和八年之间该书已基本编撰完毕，而最后定稿当在宋徽宗宣和年间。”

(51)　〔元〕脱脱等修：《宋史》卷八十九《地理五》，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221页。

(52)　〔明〕李贤：《明一统志》卷六十八，天顺五年刊本，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书。

(53)　西华师范大学区域文化研究中心等整理：（同治增修）《南部县志》，成都：巴蜀书社，2014年，第60页。

(54)　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清代南部县衙档案》Q1—21—207。

(55)　〔北宋〕乐史著，王文楚点校：《太平寰宇记》卷八十六《剑南东道五》，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715页；〔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673页。

(56)　〔清〕黎学锦等：《保宁府志》卷十五《舆地·古迹》。

(57)　〔清〕黎学锦等：《保宁府志》卷十五《舆地·古迹》。

(58)　蔡东洲等：《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页。

(59)　〔清〕朱凤枟：《县境分方图说》，清同治八年（1869）刻本，南部县署藏版。

(60)　〔清〕朱凤枟：《县境分方图说》，清同治八年（1869）刻本，南部县署藏版。

(61)　〔清〕朱凤枟：《作吏要言》，《县境分方图说》，清同治八年（1869）刻本，南部县署藏版。

(62)　〔清〕朱凤枟：《保甲之法》，《县境分方图说》，清同治八年（1869）刻本，南部县署藏版；〔清〕袁用宾：《县境分方图说·序》，光绪二十二年（1896）刻本。

(63)　对地理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已有学者有高论，可资参考。参见张熙：《谈历史与地理的关系》，《福建教育通讯》1940年第6卷第20期。

(64)　参见《南部县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10年，第1页。

(65)　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清代南部县衙档案》Q1—21—207。

(66)　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清代南部县衙档案》Q1—21—207。

(67)　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清代南部县衙档案》Q1—21—207。

(68)　〔清〕黄廷桂等：《四川通志》卷三上《疆域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5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12页。我们比较了嘉庆《大清一统志》的记载，二书对南部县的“八至”只有一处不同，其余基本相同。不同者是东面，《大清一统志》称南部县“东至顺庆府仪陇县界九十里”，《四川通志》称“东至顺庆府营山县界九十里”。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南部县的东面是营山县，东北才是仪陇县，故《四川通志》记载的是对的，《大清一统志》记载有误。参见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三百九十，《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旧钞本。

(69)　陈晨：《现存南部县最早彩绘地图〈清初四川通省山川形胜全图·南部县图〉研究》，《第二届地方档案与文献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4年，第593—597页。

(70)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8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第39—40页。另外，关于晚清南部县的地理位置，还可参见《清末长江上游地区（四川）地图》，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

(71)　〔清〕黎学锦等：《保宁府志》卷三《舆地·疆域》，《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道光《南部县志》和同治增修《南部县志》的记载与此完全相同。参见道光《南部县志》卷二，道光二十九年刻本，西华师范大学区域文化研究中心等整理：（同治增修）《南部县志》卷二，成都：巴蜀书社，2014年。

(72)　〔清〕朱凤枟：《县境分方图说》，清同治八年（1869）刻本，南部县署藏版。袁用宾重修的《县境分方图说》中，对此记载完全相同。参见〔清〕袁用宾：《县境分方图说》，光绪二十二年刻本。

(73)　〔清〕王道履：《南部县乡土志》之《地理》，光绪三十二年抄本。

(74)　周询：《蜀海丛谈》，成都：巴蜀书社，1986年，第95页。

(75)　蔡东洲等：《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8页。

(76)　南部县知县刚到任，一般要向各级衙门禀报到任时间和观察到的地方情形，我们翻检了大量的《清代南部县衙档案》，发现他们到南部县的最初印象多半就是“界连九邑”“幅员辽阔”“五方杂处”“水陆交通”“井灶林立”等。知县王廷赞告病，上宪调宝震署理知县，宝震于光绪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到任，二十六日他向各宪禀报地方情形称：“伏查卑县界连九邑，人杂五方，幅员辽阔，山路纷歧，水陆交通，井灶林立，惟荒歉之余，元气未复，民俗素陋，风气未开，抚绥教育，均关紧要。”再如史久龙于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初四日到知县任，他遂向军督宪等陈述地方情况称：“伏查南邑界连九县，人杂五方，水路交通，井灶林立，民俗素称强悍，匪徒出没靡常，缉捕巡防，在在均关紧要。”侯昌镇于宣统元年四月十八日到任接印视事。四月十九日他向成都将军、四川总督等禀报称“伏查县属幅员辽阔，山泽连绵，水陆交通，薰莸杂处，政务极为殷繁”。类似的例子太多，兹不赘举。参见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清代南部县衙档案》Q1—17—5、Q1—18—13、Q1—20—16。

(77)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三百八十三《四川统部》，《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旧钞本。

(78)　〔清〕王道履：《南部县乡土志》之《地理》，光绪三十二年抄本。

(79)　西华师范大学区域文化研究中心等整理：（同治增修）《南部县志》卷二，成都：巴蜀书社，2014年。另见〔清〕王道履：《南部县乡土志》之《地理》，光绪三十二年抄本。

(80)　西华师范大学区域文化研究中心等整理：（同治增修）《南部县志》卷二，成都：巴蜀书社，2014年。

(81)　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清代南部县衙档案》Q1—21—207。

(82)　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清代南部县衙档案》Q1—21—207。

(83)　西华师范大学区域文化研究中心等整理：（同治增修）《南部县志》卷二，成都：巴蜀书社，2014年。

(84)　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清代南部县衙档案》Q1—12—988。

(85)　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清代南部县衙档案》Q1—15—629。

(86)　〔清〕王道履：《南部县乡土志》（不分卷），光绪三十二年抄本。

(87)　四川省南部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四川省南部县地名录》（内部资料），1983年，第2页。

(88)　四川省南部县志编纂委员会：《南部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1—72页。

(89)　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姜道章教授总结出中国地图学的10个特征：1. 天圆地方是基础；2. 计里画方的应用；3. 详于画水，略于画山；4. 地图上表示绘图者的思想概念；5. 以使用者为中心的地图定位；6. 行政区划变迁地图的绘制是主流；7. 地图绘制是政府的事；8. 地图上有许多文字标记；9. 手稿地图占极重要地位；10. 用高度形象图画式符号表示山和建筑物。参见姜道章：《论传统中国地图学的特征》，《自然科学史研究》1998年第3期。

(90)　按：该书原称《县境分方图说》，四川大学姚乐野教授影印出版时，改名为《南部县舆图考》。

(91)　姚乐野等：《四川大学图书馆藏珍稀四川地方志丛刊》（三），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243页。

(92)　姚乐野等：《四川大学图书馆藏珍稀四川地方志丛刊》（三），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243页。

(93)　四川省仪陇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四川省仪陇县地名录》（内部资料），1982年，第85页。

(94)　四川省仪陇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四川省仪陇县地名录》（内部资料），1982年，第84页。

(95)　蔡东洲等：《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84—85页。

(96)　姚乐野等：《四川大学图书馆藏珍稀四川地方志丛刊》（三），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257页。

(97)　四川省南部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四川省南部县地名录》（内部资料），1983年，第108页。

(98)　姚乐野等：《四川大学图书馆藏珍稀四川地方志丛刊》（三），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257页。

(99)　姚乐野等：《四川大学图书馆藏珍稀四川地方志丛刊》（三），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239页。

(100)　姚乐野等：《四川大学图书馆藏珍稀四川地方志丛刊》（三），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239页。

(101)　四川省南部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四川省南部县地名录》（内部资料），1983年，第62页。

(102)　四川省南部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四川省南部县地名录》（内部资料），1983年，第238页。

(103)　姚乐野等：《四川大学图书馆藏珍稀四川地方志丛刊》（三），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315页。

(104)　西华师范大学区域文化研究中心等整理：（同治增修）《南部县志》，成都：巴蜀书社，2014年，第389—390页。有学者对清代南部县的自然灾害也作过统计：旱灾8次、水灾6次、地震1次、冰雹1次。参见吴佩林：《清代县域民事纠纷与法律秩序考察》，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87—389页。

(105)　马强、杨霄：《明清时期嘉陵江流域水旱灾害时空分布特征》，《地理研究》2013年第2期。

(106)　四川省南部县志编纂委员会：《南部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2页。

(107)　四川省南部县志编纂委员会：《南部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3页。

(108)　四川省南部县志编纂委员会：《南部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3页。

(109)　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清代南部县衙档案》Q1—13—375。

(110)　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清代南部县衙档案》Q1—15—385。

(111)　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清代南部县衙档案》Q1—15—629。

(112)　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清代南部县衙档案》Q1—15—784。

(113)　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清代南部县衙档案》Q1—16—289。

(114)　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清代南部县衙档案》Q1—16—292。

(115)　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清代南部县衙档案》Q1—16—280。

(116)　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清代南部县衙档案》Q1—17—315。

(117)　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清代南部县衙档案》Q1—17—345。

(118)　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清代南部县衙档案》Q1—18—409。

(119)　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清代南部县衙档案》Q1—18—412。

(120)　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清代南部县衙档案》Q1—16—410。

(121)　四川省南部县志编纂委员会：《南部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4页。

(122)　四川省南部县志编纂委员会：《南部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2—83页。

(123)　四川省南部县志编纂委员会：《南部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5—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