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的图像理论

第一节 图与图像的概念、类型与功能

一、图的概念与内涵

所谓“图”，是指一种运用一定的绘制方法与手段（如绘画、照相、计算机成像等）创作而成的，具有直观形象、可视化特点的艺术或技术作品形式，主要包括图像、图形、图表、地图等类型。具体而言，“图”这一概念主要包含如下内涵：

第一，图是一种作者出于描摹事物状态，塑造事物形象，反映事物特点的需要而进行的创作活动，通过这种创作活动，可以更好地认识、掌握这些事物的特点、本质与规律。

第二，图主要通过某些可以用来表现事物形象的绘制方法而实现创作目的，如较早的手绘线描方法，后来的照相技术方法，再后的计算机绘制方法等。

第三，图具有直观、形象、可视化特点，通过图的形式，可以描摹事物的轮廓形象，使人可以一看便知，一看便懂。

以上三个方面，代表了图所具有的最为本质的内涵，它们是“图”这种独特的创作活动区别于其他一些创作活动，如文字书写、表演艺术、语言艺术等的主要标志。

在我国古代的一些文献资料中，对于“图”这一概念有着许多方面的表述，如《说文解字》对“图”的解释是：“圖，画计难也，从口从啚。啚，难意也。”段玉裁注：“谓先规画其事之始终曲折，历历可见，出于万全，而后行之也。故引申之义谓绘画为图。”郑樵《通志·六书略》对“图”的解释是：“图，像图画之形。”又郭沫若《释图》:“圖字从口从啚，此口像图画之四周，从啚者，言于图中画边鄙也。”归纳以上一些文献中的表述，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对于“图”这个概念主要有这样几种理解：（1）“图”是一种绘画。（2）“图”是一种专门描绘那些较为难以理解的事物的画（即所谓“画计难也”“规画其事之始终曲折”）。（3）“图”是一种专门描绘事物形状的画（即所谓“言于图中画边鄙也”“像图画之形”）。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对于这些意思表达得更为具体。张彦远认为，“图”在古代时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曰图理，卦象是也；二曰图识，字学是也；三曰图形，绘画是也。”他把图的形式分为三种，一是“图理”，也就是画道理的图；二是“图识”，也就是画知识学问的图；三是“图形”，也就是画形状的图。这一阐述把中国古人对于图的理解以及图所具有的描摹形状、解释疑难的功能说明得十分清楚。尤其是他还举出了有关图的三种不同的表现样式，即“卦象”“字学”“绘画”。张彦远的这一论述，已经把中国古人对于“图”的理解表达得十分清晰明确。

在较为清晰地了解了“图”的概念与内涵以后，我们还有必要进一步阐述一下“图”与“像”之间的关系问题。“图”与“像”二字在现在的语言系统中经常被并用，但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却是分别指代不同的事物。中国古代文献中在最早运用“像”这一字时常有与“象”一字彼此互通假借现象，许慎《说文解字》云：“象，南越大兽，长鼻牙，三年一乳。”段玉裁注：“韩非曰：人希见生象，而案其图以想其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可见“象”最初有“想象”之义，人依照平面上的绘图进行观想，这种意念活动产生的就是“像”。《周易·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孔颖达疏：“赜，谓幽深难见。”（即不容易表达的事物）“物宜”则指的是深藏于事物表面之下的道理、规律。如何把握这类幽深难见之事物？《周易》的回答是“观物取象”，以及“立象以尽意”。“简而言之，‘图’是上古之人将天地自然之‘象’形诸笔端的产物，从逻辑上来讲存在一个先后顺序，即‘象生意端，形造笔下’。”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由意念活动所产生的“像”，并不是完全无形的，而是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使它转化为有形的，这就是所谓的“拟诸其形容”，也就是描摹事物本来的形状，因此就产生了为了描摹事物形状——“像”而进行的创作活动——“图”。总之，在中国古人的理念中，“图”与“像”是一对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像”是一种意念与事物本来所具有的形态，“图”是用一定的方法（如线条、圈点、颜色、符号等）将这种意念与事物本来的形态表现出来，这就是我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对于“图”与“像”的深刻理解，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理解，“图”与“像”便经常被结合在一起使用，并形成了“图像”这个内涵较为丰富的概念。

在西方学界，对“图像”一词的理解有着与中国十分不同的学术背景。西方图像概念的出现及发展与西方哲学史、西方艺术史、西方美学史等人文学科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顺应着这些学科的发展而逐渐形成一个专门的图像学体系。在西方艺术史中，“图像”一词最早是指icon，其意义是指基督教的圣像、偶像、肖像，画像，故icon一词有时也被译为“谱像”。随着时代的发展，西语中icon一词的含义也有了伸拓，从较为具体的圣像、画像，延伸到较为广义的图形程式，乃至计算机领域中的图符、图标等含义。

在后期的西方图像学论述中，“图像”的意义也经常用image、picture等词语来进行表述。image与icon有相似之处，其词义内涵具体主要包括：（1）心像、印象，指图形在观看者心中构成形象认知的心理过程。（2）塑像、肖像、圣像，也包含有图形程式的意义，与icon同。（3）映像或翻版、复制、相似的形象，表明图像的传播性能。（4）在心里对形象的描绘。另外，image还有一些衍生词，也可以帮助我们更深一层地理解西方图像学的概念，如imaginable指可想象到的，imaginary指假想的；imaginative指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等等。picture原意为图画、照片、电影、映像等，它的用法比较丰富，也有心像、形象、描写、叙述及相似形象的词意，因此常与image混用。但picture的使用常常指称具体的实际形象，停留在视觉图形的表象，而image的用法则要更抽象些，多用于探索图像心理范畴的论述，而不仅仅指视觉的。

在西方话语体系中，还有其他一些词在相关使用中也可以统译为图像，如tableau, representation, view, figure, graphics，等等。tableau的原意是如画般动人的场面，延伸意即虚拟图像；representation的原意是象征、表示，指被图像表征的内涵意义；view指图景；figure的原意是数字、计算，因此它指的是图形的性质及符号特征，如三角形为triangie figure，圆形为cirole figure等。graphics的原意是指具有图形特点的图像，也具有图学、制图学等意义，如：Chinese Character Graphics is the Visual Expression of Chinese Culture.（汉字图形是中国文化的视觉表现）。

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学界在对于图像的认识与理解日益推进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图像学理论体系。公元16世纪，西方宗教艺术界开始围绕宗教艺术中的图像理论发展出了系统的“图像学（iconology）”谱系，这门学科的灵感源泉可以远溯至古希腊哲学和艺术语汇之中的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和柏拉图关于感官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划分，可以说是现代图像学理论的奠基之石。随着17至18世纪欧洲古物学和近代考古学的兴起，西方古典图像的造型、纹饰中隐藏的道德寓意和历史内涵开始成为关注的重点，图像阐释逐渐取代图像分类。20世纪初期，德国艺术史家瓦尔堡（Aby Warburg）倡导一种“图像学”的思路，也就是对艺术作品进行延伸性的释义，致力于辨别它在观念或象征上的深层内涵，这种思路寻求解释，而不限于查明事实。20世纪初兴起的西方图像学研究，将图像研究的视域延伸到与艺术作品创造相关联的更为广阔的文化历史背景上，来深化对艺术作品的理解。欧文·潘诺夫斯基的研究成果标识了图像学这一新的历史阶段，“他将图像学一种辅助性的演技手段擢升为一门独立而成熟的学术部门，不仅在实践上做出了大量的成绩，而且从理论上对图像学做了相当完备的阐述”。其后，贡布里希的图像学研究进一步拓展了传统图像学研究的对象。他从哲学的角度探讨图像象征符号作为文化思想传播工具的意义，从而使得图像学研究打破了各个学科之间的界限，“脱离了艺术史这个魔圈”，超越了艺术史和传统图像学的理论高度而进入到更富于科学哲学精神的艺术学领域。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威廉·米歇尔（W.J.T.Michell）则进一步深化了贡布里希的观点，将图像的地位提升至文化的最高点。米歇尔认为现代社会的“图像表征”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影响着文化的每一个层面，从最为高深精微的思考到大众媒介最为粗俗浅薄的生产制作无一幸免”。因此，“古代和中世纪的哲学图景关注事物，17世纪到19世纪的哲学图景关注思想，而开化的当代哲学途径关注词语”。在后现代时期的人文科学的其他学科里、在公共文化的领域里正发生着又一次关系复杂的转变，这即他所谓的“图像转向”。在米歇尔看来，随着图像时代的到来，“图像的理论同意识形态话语批判地相遇”，“图像”已经成为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中的主要媒体形式。因此，图像学既不是天真的模仿、拷贝或再现的对应理论，也不是更新的图像“在场”的形而上学，而是对图像的一种后语言学的、后符号学的重新发现，是视觉、机器、制度、话语、身体和比喻之间复杂的互动。米歇尔的图像学理论将日常实践的看和展示一并纳入图像研究的范畴，从图像的本体论层面来讨论图像的文化意义，图像从此便成为哲学上的本体性存在，图像研究亦成为西方后现代以来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阵地。

通过以上的一些辨析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的图像概念与图像学理论，起源于宗教艺术以及哲学史、艺术史等一些具有较为浓厚艺术理论色彩的学科，与宗教学、艺术学、艺术史等学科有着紧密的关系。西方的图像概念与图像学理论有着较为完整的体系，其特点主要是强调对于图像艺术本身意义、内涵、精神思想的研究、阐释与分析，这种研究对于西方艺术哲学思想体系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推进作用。西方图像学体系的另一个重要取向，是较为强调图像形式学的研究，并且在其基础上延伸出了许多与图像形式学相关的学科体系，其中的计算机图形学体系，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一门极其重要的，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具有重要意义的学问，其应用范围之广、社会影响之大几乎达到了不可估量的程度。

与西方的图像学、图形学理论相比，中国的图像理论并没有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但是中国的图像理论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较为注重对于经验的与实证的阐释。中国的图像理论往往会通过大量的实际例证与经验，来阐释思想，辨析异同，揭示本质。尤其是在有关“图”与“画”、“图”与“像”、“图像”与“图谱”、“图像”与“文字”等一些概念及其功能的阐述上，都有相当的独到之处。这一点，在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宋代郑樵的《通志·图谱略》等一些中国古代与图像有关的著作中都有鲜明的体现。这些富有中国特色的图像理论思想，对于当代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的编撰是十分重要的，它们不但为当代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的编撰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而且也为当代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的编撰提供了许多颇具实证性意义的编撰方法。例如在当代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的编撰中，具有许多重要的表现形式，如典型情节图谱、历史发展源流图谱、工序流程图谱、传承脉络图谱等，都是在这些传统的图像理论思想以及编撰方法的基础上形成的。

二、图的种类

作为一种主要以一定的绘制方法与手段来反映事物，达到可视化目的的图与图像创作，根据其所采用的不同绘制方法与表现形式而形成了多种不同的种类。我国学者指出：“我们通常所说的图像资料，主要是指静态的图像资料，它主要包括图、画、照片，并可习惯地称之为‘图’。（1）图。图是比较抽象的，即用抽象的标记表示事物的内外部特征或相互联系。如在科技文献中，有数据性较强的结构图、坐标图等，也有数据性不强，却有较强学术性和逻辑性的框图、线路图等。（2）画。画是比较形象的，即用笔或类似笔的东西描绘出事物的形象，如人物肖像、山水画、建筑物外观图等。（3）照片。是最形象的，它反映出人或事物等原始的外观形态。（4）地图。地图是比较特殊的图，可以说是介于图与画之问的一种图像资料。它是地球表面在平面上的缩小表象，使用各种符号显示小而重要的物体和事物的质量特征，以及不能直接观察到的自然和社会现象。”在这里，作者根据图的不同表现方式与绘制方法，把图分为“图”“画”“照片”“地图”等几种不同的类型，基本上涵盖了现代意义上所谓“图”的几种重要的类别。但是这一论述中关于图的第一种类别“图”本身就是一个大概念，可以包括后面的几个小类别，因此这种对于图的分类似乎还有进一步推敲之处。

下面，我们结合图与图像形态发展的实际情况，将图的类别分为画像、照相、图形、图表、地图等几种。

1．画像

画像是我国古代时期一种最为基本绘图手段，晋傅咸《卞和画像赋》云：“既铭勒于钟鼎，又图像于丹青。”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漯水》云：“其神图像，皆合青石为之。”中国传统的画像基本上都是以手绘线描为主，通过画笔、颜色等绘画工具，描绘事物对象的形状、轮廓，以及基本样式，以达到形象反映事物面貌特征与内在本质的目的。在悠久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古人曾经创造了大量颇具民族特色的画像艺术，如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纹饰与岩画，先秦时期的青铜器纹饰，汉代的墓室壁画、画像砖画像石以及随葬帛画，南北朝直至明清时期的山水画、花鸟画等，无不以其浓厚鲜明的民族风格以及出神入化的绘画技艺成为中华民族绘画艺术史上的典范。

画像一般来说都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首先是写实性。由于画像的制作主要是为了达到对某一特定文化形态的记录和保存，因此，无论是模仿式的人物、器物类画像还是具有想象性的神话、传说类画像，都是尽可能地本着忠实于实际存在的形态。虽然在画像的制作过程中，制作者在取材、制作和对该文化形态的理解上不可避免地带有特定时代和个人文化观念的印记，但是画像在该文化形态或文化观念之基本要素的自然主义呈现上仍然保存了源文化形态的本真状态。

其次是艺术性。画像的艺术性是通过其生动性和创造性得以表现的。与文字表达不同的是，画像因其线条、色彩和各具特色的形象，打破了语言文字给人在感官上的束缚，具有很强的生动性，能够让观看者如见其人，如睹其物，如临其境。中国古人即充分意识到了画像的生动性在视觉呈现上优于文字的妙处。如晋张华《博物志》卷十便记载了一个画像给人观感冲击的事例：桓帝时，蜀郡太守刘褒画鸟鹊酷似其形，所绘《云汉图》，人见之觉热，所绘《北风图》，人见之觉凉，其绘画水平达到了传情入神的境界。

再次是象征性。就中国画本身而言，“一幅画就是一个与宏观世界相关的微观世界，同时也是它整体中的主要部分。一幅画的空白处‘不是一篇死寂的存在，而是分布着连接看得见的世界（被描画的空间）和看不见的世界的气息’”。由此可见，中国画本身便被赋予了许多文化意蕴的象征功能。画像的象征意味在中国统文化中运用非常广泛，如青铜器上图案化的动物纹饰，或是象征原始先民的图腾崇拜，或是反映原始人对超自然神秘力量的理解和幻想等。如四川东汉三国墓中常见的画像砖，主要就是表现当时人们头脑中的“阴间”“天国”生活。

2．照相

照相的制作方式显然不同于绘画式的画像，它主要是利用照相机、摄影机或摄像机等照相设备将某一非遗的实际形态拍摄下来形成照片进行保存。由于照相是被拍摄文化事象的影像，因此，它比画像更具有写实性。照相的一个突出特点便是可复制性。照相和绘画的重要区别在于前者是可以大量复制的，这种可复制性使得照相具有极强的传播性和可保存性。

此外，照相还具有现场性和永恒性的特征。由于照片的拍摄必须是在文化事象的展示或展演现场来展开，因此，拍摄的照片都是当时情境中的人和事物的瞬间形象，这种瞬间形象一经成像，便具有极强的现场性。这种现场性使得照相具有新闻一般的现实性，能够较为忠实地呈现出特定文化情境的形态。此外，虽然拍摄的照片是从文化事象的连续性的整体形象中抽取出来的，是整体形象中的某一个片段，但是照相机却能将它固定下来，并将这种瞬间转化成为某种固定的模式、范式或程式，从而使其获得相对的永恒性。

3．图形

图形是一种运用颜色和以点、线、面、体构成的，用以说明某一事实或问题的可视化表达形式。与画像和照相相比，图形更加具有抽象性，同时也显得更加简洁明了。图形虽然也是描绘出来的，但是其视觉呈现则主要是以抽象的点、线、面肌理的各种形态或基本元素组成，因此其实图形就是一种集合性的符号化组合。由于图形是借由图形和符号对客观存在的文化事象进行简化的过程，因此，与一幅图像或照相反映某一单一、具体的事物形象或故事情节不同的是，图形可以容纳大量的文化事象或某一文化事象的各类信息，这使得大多数图形具有文化信息集合化的特征。

现代图形的具体样式，主要包括几何图形、示意图形，以及由计算机制作的各种计算机图形等。所谓几何图形，即从实物中抽象出的各种图形模式，可帮助人们有效地刻画错综复杂的世界。生活中到处都有几何图形，我们所看见的一切都是由点、线、面等基本几何图形组成的。几何图形具体又分为立体图形和平面图形两种，其中各部分不在同一平面内的图形叫作立体图形（solid figure），如长方体、圆球、圆锥等；各部分都在同一平面内的图形叫作平面图形（plane figure），如点、直线、线段、射线、三角形、四边形等。无穷尽的丰富变化使几何图案本身拥有无穷魅力。所谓示意图形，也就是所谓的“图符”“图标”，它利用简单勾勒的图画、图案的方法来标识特定的文化信息，具有较强的简洁化、概括化特点。标识性图形中的图画、图案并不需要像图像一样具有信息的生动性和全息性，它只要使用人们熟悉的、一目了然的代表性图画或图案再配合一些简单的文字说明，就能够传达出大量特定的文化信息。

在现代时期的图形类型中，具有最为强大的应用性价值与表现力价值的是计算机图形。与其他各种传统的图形制作方法相比，计算机图形制作方法具有极为高效、快速、应变的特点，可以适用于各种海量信息的储存、转换以及各种现实与虚拟事物形态的表达。依靠了强大的计算机技术的支撑，计算机图形无论是在表现事物形象的能力、效果方面，还是在图形制作的速度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其他各种传统图形形式，为其他各种传统图形表达形式所望尘莫及。

最为基本的计算机图形，是运用计算机绘制的一些直线、圆、圆弧、箭头、任意曲线和图表，它们是构成各种较为复杂的计算机图形的基本成分，各种复杂的计算机图形，都是在这些最为基本的计算机图形元素的基础上拓展形成的。

除了各种由计算机预先设定的图形模板以外，通过计算机技术还可以制作出各种由作者自己设计的图形，这就是矢量图。计算机矢量图使用直线和曲线来描述图形，这些图形的元素是一些点、线、矩形、多边形、圆和弧线等，它们都是通过数学公式计算获得的。在计算机还原时，相邻的特点之间用特定的很多段小直线连接就形成曲线，若曲线是一个封闭的图形，也可靠着色算法来填充颜色。例如一幅花的矢量图形实际上是由线段形成外框轮廓，由外框的颜色以及外框所封闭的颜色决定花显示出的颜色。由于矢量图形可通过公式计算获得，所以矢量图形文件体积一般较小。矢量图形最大的优点是无论放大、缩小或旋转等都不会失真；计算机矢量图以几何图形居多，图形可以无限放大，不变色、不模糊。

随着计算机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在计算机图形的领域不断有新的成果问世，其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就是计算机图形学的诞生。计算机图形学（Computer Graphics，简称CG）是一种使用数学算法将二维或三维图形转化为计算机显示器的栅格形式的科学。简单地说，计算机图形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就是研究如何在计算机中表示图形，以及利用计算机进行图形的计算、处理和显示的相关原理与方法。1963年，伊凡·苏泽兰（Ivan Sutherland）在麻省理工学院发表了《画板》的博士论文，标志着计算机图形学的正式诞生，至今已有50多年的历史。此前的计算机主要是符号处理系统，而自从有了计算机图形学，计算机便可以部分地表现人的右脑功能了，所以计算机图形学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计算机图形学的领域中，与非遗图谱制作有着密切关系的就是科学计算可视化技术的提出与运用。科学计算的可视化是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提出并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技术，它将科学计算过程中及计算结果的数据转换为几何图形及图像信息在屏幕上显示出来并进行交互处理，成为发现和理解科学计算过程中各种现象的有力工具。1987年2月，英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在华盛顿召开了有关科学计算可视化的首次会议。会议一致认为“将图形和图像技术应用于科学计算是一个全新的领域”。科学家们不仅需要分析由计算机得出的计算数据，而且需要了解在计算机过程中数据的变化。会议将这一技术定名为“科学计算可视化（Visualization in Scientific Computing）”。科学计算可视化将图形生成技术与图像理解技术结合在一起，它既可理解送入计算机的图像数据，也可以从复杂的多维数据中产生图形。科学计算可视化主要涉及下列相互独立的几个领域：计算机图形学、图像处理、计算机视觉、计算机辅助设计及交互技术等。按其实现的功能来分，科学计算可视化又可以分为三个档次：（1）结果数据的后处理；（2）结果数据的实时跟踪处理及显示；（3）结果数据的实时显示及交互处理。

现代科学知识图谱的出现正是这种科学计算可视化技术的产物。传统的科学计量学图谱主要以简单的二维、三维图形（如柱状图、饼状图、线形图、点布图、扇形图、平面图等）来表达科学统计效果，但交互性不强。1987年，美国基金委发表了研究报告《科学计算的可视化》，并开始长期资助科学可视化研究。也就是在这一年，计量学家克雷奇默创立了“三维构型图谱”，之后又出现了“多维尺度图谱”。这些成果的出现，标志着“知识图谱”时代的开始。知识图谱（Mapping Knowledge Domain）也被称为科学知识图谱，在图书情报界称为知识域可视化或知识领域映射地图，是显示知识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的一系列各种不同的图形，用可视化技术描述知识资源及其载体，挖掘、分析、构建、绘制和显示知识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知识图谱“通过语义检索，对大量数据进行过滤、分析和管理，实现搜索数据的结构化并且提供详细的主题相关信息，有助于人们建立知识体系，理解各种实体概念以及它们的关联。数据可视化技术通过直观、可交互的形式展现结构化的数据，梳理数据之间的关系，易于人们接受和使用。将知识图谱与可视化技术结合，与传统文字、图片信息相比，具有准确分析数据、深度解读数据、清晰呈现数据的优势，甚至将文本难以描述的东西，用直观自然的方式协助人们理解”。

现代科学知识图谱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使所要表现的对象与信息具有了交互性与立体性的意义。本来，图形所要表现的对象与关系都是较为单一的，平面的，但是运用知识图谱的表达方式，就可表示出表现对象之间各种多维的，立体的情状，以及这些对象之间各种复杂的、细微的，或者多层面的关系，这无疑是图形学领域中一次重要的飞跃。

以下一些图形，都是运用知识图谱技术所制作的成果形式。

知识图谱最早是被运用于图书情报学等少数领域，但是随着知识图谱功能逐渐被人们所认识，这一方法已经被推广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近年来，知识图谱又逐渐被运用到历史学、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等一些人文科学的领域，显示了它所具有的强大的信息集聚与可视化表现功能。例如近年来我国有些学者已经开始将知识图谱技术方法运用于历史人物可视化的领域，并提出“大数据环境下历史人物知识图谱构建与实现”的设想。其具体实施路径是通过对数据的视觉解释，建立历史人物数据库，并提供交互式的历史人物数据展示服务，借以实现化繁为简、梳理事件人物关系、揭示人物关联等功能。同时采用分层设计，系统具备良好的扩展性和维护性，能够满足大量用户访问的需求。

4．图表

图表也是“图”这种可视化表现形式中的一种基本类别，尤其是在展现事物之间的层次、关系等方面具有独特价值。较为传统的图表形式，主要通过手绘而成，例如民俗学调查报告或民俗学研究中使用的调查一览表、时间顺序表之类的表格与照片、形状示意图、地点示意图、位置示意图等，总括起来可以称其为“民俗图表”，它们对文字表述进行辅助性提示。运用这些辅助方法可以使民俗记述视觉化、条理化。正如我国学者何彬所指出：“‘民俗图表’‘民俗地图’都是民俗论文经常使用的辅助性论述方法，它不仅仅是帮助读者清晰地理解理论论述或民俗记述的工具，更重要的是民俗图表和民俗地图首先是辅助研究者整理、分析民俗资料，构建民俗理论的重要工具、方法。”

随着时代的发展，计算机图表成为图像学领域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并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手绘图表形式。计算机图表是指在计算机对信息整理之后依据各类信息的数据特征及其关联性而制作成的图形模板，其具体的形态主要有柱形图、饼图、折线图、条形图等。从这些图表的表现形态来看，实际上也是一种图形的形式，因此也可以算作计算机图形中的一个独特门类。

计算机图表制作的组成要素包括可视化对象（数据点）、辅助信息、背景内容和重点标示四大部分。可视化对象是计算机图表的主体，既可以是文字信息，也可以是几何图形，比如信息表格中的各个文字信息图表框，折线图中的线条等。辅助信息用来帮助可视化对象更精准地呈现出来，主要包括计算机图表的主要刻度、次要刻度、网格线、图例、坐标轴线等。背景内容是指能让图表与媒介之间产生对比效果的背景色、图表外框，它用于提高整张图表的能见度。重点标示则明确指出图表的关键信息，包括标题、副标题、标注文字框、重点标示图形等。“图表构成决定了每项图表元素所扮演的角色。可视化对象是整个图表的主角，辅助信息是配角，背景内容提供可视化对象及辅助信息的演出舞台，重点标示则是可视化对象的聚光灯。”

计算机图表在非遗图谱制作中应用非常广泛，这主要是因为计算机图表具有以下一些特征和功能。

第一，数据直观性。大多数计算机图表都是文化信息的数据化结果，再加上这些数据信息总是通过可视化的几何色块或线条来进行标注，以便于观察和分析。此外，有的计算机图表除了数据显示之外，还可以辅以图像作为辅助性说明，这就使得计算机图表更为直观、生动。由此可见，图表是一种很好的将对象属性数据直观、形象地“可视化”的手段，能够鲜明、直接、直观地呈现出文化的信息。而且，对于接受者而言，图表这种可视化的编码方式，也比文字编码的数据更容易让人理解和接受，这就有可能使得文化资源得到更好的保护。

第二，化繁为简，呈现文化事象的全貌。计算机图表的制作是在汇集了大量的信息数据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展开的，因此计算机图表中的信息数据都是按照一定的关系模式进行的编码。这种编码不仅能够将繁复的数据用简单的可视化方式呈现出来，而且还能呈现出数据所隐含的内部关系，有利于数据之间的相互比较。更为重要的是，与单一、孤立的数据可能让人费解不同的是，这种化繁为简的数据编码方式能够借由某种逻辑编码关系将一个个单一的数据连成一个整体，从而呈现出特定文化事象的整体样貌或变化形态，使得计算机图表制作者和接受者都能够快速地建立起对于某一特定信息的整体全貌。

在各种计算机设计的图表模板中，SmartArt图是其中一种应用性很强的表现样式，它的特点是可以根据输入计算机的数据顺势调整形状，以适应各种事物表达需要。尤其是在SmartArt图的表达形式中，其图形可以与文字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图形与文字的互证达到对于事物形态的有效表达。在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07、Microsoft Office PowerPoint 2007、Microsoft Office Word 2007等的版本中，都可以通过创建SmartArt图的形式，并运用这一设置中的“列表”“流程”“循环”“结构层次”“关系”等一些不同的菜单，来达到对于相关信息的准确表达。

由于Office PowerPoint 2007演示文稿通常包含带有项目符号列表的幻灯片，因此，制作者可以快速将幻灯片文字转换为SmartArt图形。此外，还可以在Office PowerPoint 2007演示文稿中向SmartArt图形添加动画。

5．地图

地图是一种专门用来表现事物空间分布特征以及它们在一定地域中位置和关系的图形形式。从地图的本质内涵来看，地图也是属于“图”的一种，但与其他的“图”不同的是，地图主要是将事物放置到一定的地理空间关系中去进行表达，着重体现事物在一定地域空间中的位置以及与这些地域空间之间的对应关系。我国编制地图的历史十分悠久，《隋书·经籍志》载：“周则夏官司险，掌建九州之图，周知山林川泽之阻，达其道路。”很显然，这里的“图”指的就是地理博物学意义上的地图。

在中国古代，地图主要是手绘而成的，其特点是主题突出，形式灵活，但其缺点是缺乏准确性。中国古人绘制地图时，要驾着一种叫作“记里鼓车”的马车对一定的地域进行丈量，马车行到哪里，地图便画到哪里，因此也叫“舆图”。到了西晋时期，裴秀将制作地图之法总结为六项制图原则，即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这也就是有名的“制图六体”。分率就是比例尺，即确定面积和长宽的比例；准望就是方位，即校正地图各部分之间的相对位置；道里就是距离，即道路的里程；高下、方邪、迂直指的大体就是比较和校正不同地形所引起的距离偏差。据《世本八种》记载，黄帝在同蚩尤打仗时，曾经使用了表示“地形物象”的地图。至春秋战国时期，出于军事、政治、丧葬以及社会经济的需要，地图品种也随之增多，在《周礼》中曾有十几处记载，如：“司徒所掌之图”（掌管土地和矿产用的专题地图）、“冢宰之图”（表示疆域户籍为内容的行政区划图）、“司马之图”（全国性地图）、“宗伯之图”（表示墓地范围地图）。1972年在山东临沂的银雀山西汉墓中发现的《孙膑兵法》残简上，除了刻有讲述地形、地图对用兵重要性的文字外，还有“附地图九卷”之说。上述这些地图，都由于历史久远已经失传。现在能够见到的战国时期的地图，是1977年发掘中山王墓葬时发现的镌刻在铜版上的“兆域图”，这是用金银镶嵌的墓葬平面图，长94厘米、宽48厘米、厚约1厘米。图上标明有宫垣及坟墓所在的地点，建筑物各部分的名称、大小、位置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绘制时间在公元前299年前后。

现代意义上的地图是一种建立在科学的测绘技术基础之上，运用一定的数学法则和绘制方法来表达地球（或其他天体）上各种事物的空间分布、联系及时间中的发展变化状态绘制的图形形式，它具有严格的数学基础、符号系统、文字注记，并能用地图概括原则，科学地反映出自然和社会经济现象的分布特征及其相互关系。

地图作为一种专门用来表现事物地域空间特点与关系的图形形式，在编制各种文化地图和文化图谱的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可以利用地理分布图的形式来表现各种民俗文化事象在一定地域中的分布状况以及这些文化事象之间的关系，诸如婚丧嫁娶、衣食住行、节庆礼仪、民俗信仰等，将其制作成各种相关的民俗事项分布地图。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领域，地理分布图也有着十分广阔的用途，例如，可以利用地理分布图的形式来制作各种非遗资源与项目分布图、非遗传承人分布图、非遗作品分布图、非遗保护地以及保护单位分布图，等等。

三、图的社会功能与社会影响

图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功能，由于图所具有的直观、准确、概括等特点，使它在表现事物特征与反映人的思想方面具有其他文化表现形式所不能替代的优势，甚至完全可以超越其他文化表现形式成为人类在认识世界与把握世界方面的一种最为重要的工具。有关这一点，早已为我国古代的一些智者所认识，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宋代的郑樵。郑樵在《通志·图谱略》一文中，提出了富有创见性意义的图学思想，并以大量的笔墨阐明了图（图谱）这种文体在人们认识事物特性及其本质方面的重要功能与作用。郑樵在《通志·图谱略·索象》中这样写道：“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故人亦易为学，学亦易为功。举而措之，如执左契。后之学者，离图即书，尚辞务说，故人亦难为学，学亦难为功。虽平日胸中有千章万卷，及置之行事之间，则茫茫然不知所向。”在这里，郑樵指出了图所具有的重要的实用性功能，那就是“功”，即可以用来解决实际性问题。郑樵又把图（图谱）的功用与治国理政、建功立业之类的重大事件紧密联系起来，认为成就事业者必须要依靠图（图谱）这种重要的工具：“天下之事不务行而务说，不用图谱可也。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郑樵还在占有丰富的资料与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具体提出了16类需要专门配置图（图谱）的书籍：“今总天下之书，古今之学术，而条其所以为图谱之用者，十有六：一曰天文、二曰地理、三曰宫室、四曰器用、五曰车旗、六曰衣裳、七曰坛兆、八曰都邑、九曰城筑、十曰田里、十一曰会计、十二曰法制、十三曰班爵、十四曰古今、十五曰名物、十六曰书。凡此十六类，有书无图，不可用也。”而后一一讲明理由：“人生覆载之间，而不知天文、地理，此学者之大患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星辰之次舍，日月之来往，非图无以见天象。山川之纪，夷夏之分，非图无以见地之形。天官之书，书不可仰观。地理有志，志不可以俯察。故曰：天文地理，无图有书，不可用也。”在这些阐述中，郑樵将图（图谱）这种文体样式提到了十分之高的程度，认为“非图无以见天象”“非图无以见地之形”，这是对图（图谱）这种文体样式社会功能的高度肯定与评价，充分体现了郑樵在对于图（图谱）的社会价值认识上的真知灼见。

另如在明代章潢《图书编》等书籍中，也对图的功能价值问题予以了充分的肯定。该书卷十六《天道总叙》曰：“臣旧作图谱志，谓天下之大学术者，十有六皆在图谱，无图有书不可用者，天文是其一也。”像郑樵一样，章潢在其论述中对图（图谱）的功用也予以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天下之大学术者，十有六皆在图谱，无图有书不可用者”。这是对图的功用所作出的极高的评价。

在中国传统图像理论的基础上，中国学术界还专门发展出了一门有关图像功能价值理论的学问——图志学。所谓图志学，就是一种专门研究如何运用“图”这种文体形式来表现事物特征，反映人类思想，描绘物体情状的学问，它重点强调了“图”这种文体形式在记录、阐释、说明历史、文学以及其他各种事物方面的独特的功能价值，赋予了“图”这种文体形式在人类文化表达与文化传播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它摆脱了长期以来中国学术传统中“重文字轻图像”的倾向，把有关文化表达与文化传播方面的研究视角引向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图志学”这一学术命题的提出，始终是在图像功能与文字功能对照和比较的框架中进行的，提出这一命题的逻辑前提就是图像功能与文字功能之间的那种相对应、相比较的“互文性”关系。中国图志学倡导者杨义先生在《重绘中国文学史地图的方法论问题》一文中指出：“图志学就是用图来讲文学史，把图看成是用构图、线条、色彩、情调来构成的一种没有文字的特殊的语言，一种重要的原始材料或特殊的‘文本’，来跟文献资料互相参照，形成一个新的解释系统。”他在《文学的文化学和图志学问题》一文中又指出：“图志学的提出，实际上是提供的文学的文献学之外的另外一个文学存在空间和解释空间，在文字空间与图画空间之间开拓一个相互对照阐释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系统，并且经由互文性沟通了文学史、艺术史和文明史，扩张了文学地图重绘可能的模样和范式。”在这些文字中，作者一方面精辟地指出了图志学的本质特征，那就是“把图看成是用构图、线条、色彩、情调来构成的一种没有文字的特殊的语言，一种重要的原始材料或特殊的‘文本’”，对“图”这种文体在传情表意、塑造形象方面的独特地位予以了高度的肯定，另一方面，又专门指出了图在发挥这种功能时与文字之间的那种互文性关系，那就是“跟文献资料互相参照，形成一个新的解释系统”。我国图志学学者还专门论述了有关图像与文字相结合的表达方法在文本创作中的重要性问题，认为一种高质量的文本必须做到图像与文字的完美统一。“文学史著中的图像与文字若要实现最佳的意义传达与审美效果，而不是单纯以图像点缀文字招徕读者，那么图文之间必须形成互相阐释的语境与空间，从而使文学史著内的文字与图像史料能够展开多维度的相互对话，如此则不仅图像的选择者与文字的撰写者应该最好合一，而且图像的选择、使用构想也应该与文字撰述同步，以便使图像与文字结合得紧密而且具有互动的可能性。”由此可见，我国学者在建立图志学理论时，并没有仅就图像功能而论图像功能，而是把文字功能作为一个参照系，从图像功能与文字功能相比较、相互补的“互文性”关系中来论述图像功能问题，这也正是中国图志学所具有的一个鲜明的学术特点。这种理论上承郑樵等人的图谱学说传统，下开我国现代图像学、图谱学理论风气之先，在我国的学术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西方学者在有关图与图像的社会功能价值的认识上也有许多重要的理论思想，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彼德·伯克在《图像证史》中提出的“以图证史”理论。所谓以图证史，就是指利用图像史料来研究历史的科学，其研究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将图像当作历史证据来使用”。德国思想家罗伊森已经认识到：只有当历史学家真正开始认识到视觉艺术也属于历史材料，并能有系统地运用它们，他才能更加深入地调查研究以往发生的事件，才能把他建立在一个更加稳固的基础上。在彼德·伯克《图像证史》一书中，更是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以图证史的理论思想。彼德·伯克指出，西方在图像史上曾出现过两次革命，一次是15至16世纪的印刷图像的出现，另一次是19世纪20年代的摄影技术的出现。这两次图像技术的革命都有力地推动了图像这种独特的表现方式在人类历史领域中的作用。彼德·伯克在《图像证史》中还专门引用了一句库尔特·塔科尔斯基的名言：“一幅画所说的话何止千言万语。”

西方社会在有关图与图像社会功能价值方面的另一个重要理论思想，是“可视的意识形态”理论。经过一个多世纪图像志、图像学研究的盛况，西方的一些学者已经开始认知到视觉图像对于人类文化发展的重大意义和价值。他们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文化传播方式与视觉认知方式可以逐渐超越文字而成为一种新的话语表达系统，其中一种重要的形式就是图像。由于图像对于事物的直观性、整体性、延展性把握，使得图像在反映事物特征以及表现人的思想方面具有了其他认知方式所不可替代的优势。在这个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威廉·米歇尔提出的“可视的意识形态”理论。米歇尔观点的时代背景是当代社会文化已经一致认同了“图像时代”的来临、人类已经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图像时代”，人们获取信息和交流思想的主要媒体方式已从“语言文字的”转型为“图像的”。作为当今世界比较活跃的现代图像学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威廉·米歇尔，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出版了几部非常重要的有关视觉文化和现代图像学的理论著作，如《图像学：图像、文本、意识形态》《重塑的眼光：后摄影时代的视觉真相》《图像理论》，等等。米歇尔的学术观点可以说是后现代视觉图像文化的典型代表，他所关心的论题早已超越了一般性的艺术现象，而开始更为深刻和具体地讨论图像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在《图像转向》这篇论文中，米歇尔已经把图像的地位抬升至文化上的制高点，阐明了当代思想正在朝着“可视的意识形态”状态发展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的趋势。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图像表征”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影响着文化的每一个层面，从最为高深精微的思考到大众媒介最为粗俗浅薄的生产制作无一幸免”。而且他认为观看不仅仅是一般性的优于阅读，而且语言文字实际上根本无法充分阐释视觉经验，即二者在根本能力上的不平等。因此他指出，图像学重建中的关键举措应是设法超越语言艺术与视觉艺术之间的比较研究，使图像学“进入人类立体的基本构建之中”，使“图像的理论同意识形态话语批判地相遇”。

西方社会的这些有关图像功能与价值的理论，从人类最基本的思维方式与认知方式的视角切入对图像功能与价值进行阐述，揭示了图像对于人类世界的重要意义及其本质内涵，赋予了图像理论以更多的文化学意义，对于当代人类社会的影响显得极为重要。尤其是在有关图像与人类意识形态关系的方面，西方图像价值理论的贡献是极为显著的，它所提出的“图像思维”这样一种富有当代社会思维方式与意识形态特点的学术命题，致使人们可以逐渐摆脱以往总是在与文字的互补关系中讨论问题的窠臼，使人们对于自身的认知方式与文化传播方式产生了全新的理解，同时也为当代各种可视性图像文献，包括图谱文献的编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