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欧洲的民俗地图编制实践与理论

用符号记述民俗事象的地图称作“民俗地图”，将各种文化表象或某类事象用选定的符号或微缩图像标记于地图的、单项式或多项式分布图式的文献数据表现方法称作民俗地图法。这种方法在欧洲最早形成于德国，并逐渐普及到奥地利、波兰、捷克、匈牙利、南斯拉夫和芬兰、瑞典、瑞士等许多国家。欧洲学界通过几十年的学术实践证实，民俗地图已不再是单一的地图，而且也是一种记述、分析、研究民俗的方法，它不仅可以帮助读者清晰地理解某些理论思想，形象地再现民俗事象，而且还可以辅助研究者整理、分析各种民俗资料，构建民俗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地理学的意识和地图绘制法导入民俗学领域后，并没有像人文地理学的各个分支那样拓展或独立形成为民俗地理学之类的新学科领域，而是形成了系统的民俗地图绘制技术以及民俗地图研究法这种民俗资料整理方法和认识方法。欧洲民俗学界于19世纪将地理学的地图标志方法导入民俗学科，导入地理学方法扩展视野和表述手法，民俗资料处理方法的转型，活化了记述和再现民俗事象的手段，后来又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一个新的诠释民俗现象、阐述民俗理论的方法，这是民俗学科在方法论方面的一大进展。

欧洲民俗学界重点关注的方面是民俗和民间故事研究与地图的关联性。运用地图标示分布与不同类型存在多寡的方法，在神话、传说、故事、寓言的比较研究方面获得了很大成功。于是，在民俗学科开始出现把民俗调查内容标志于地图的尝试，最终形成了一种民俗表述的新方式——民俗地图。

近年来，中国国内逐渐开始重视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有关民俗地图研究的成果，其中一部分成果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在有关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以使我们能够通过这些窗口观察和了解欧洲民俗地图的发展脉络。我们经过对相关文献的阅读，从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民俗地图制作史里总结出两个重要的特征：一是大型工程式的民俗地图制作的调查和编绘，二是制作后及时的分析研究与建构相关理论。这里，我们将通过对有关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民俗地图编制情况的介绍，深入探索欧洲民俗地图的发展脉络，深化对欧洲民俗地图形成史的认识。

一、德国民俗地图的编制实践

据现有材料记载，欧洲民俗学界最初尝试将地理学方法引入民俗学科的是德国。19世纪中期，德国的W．曼哈尔特（W.Mannhardt）将有33项提问的农耕民俗问卷发往德国本土及匈牙利、奥地利等欧洲国家，并计划把问卷得到的数据整理后标示于地图，用图示的方法把握农耕民俗区域性分布及变迁。但最终问卷结果只是停留在研究的层面，并未绘制成农耕民俗分布图。但W.曼哈尔特这种思维和实践启示了欧洲民俗学界。随后，民俗学者们纷纷尝试参照自然地理学科的地图标示方法，为记述和研究民俗与民族文化提供了来自地理学视角的基础资料。

早在1907年，德国学者佩斯勒（W.Pessler）就提出了编纂“大德意志民俗地理学”的设想，但这一设想一直经过了20年以后才真正得到实现。1927年，德国正式开始启动了编绘《德国民俗地图》的计划，并于1928年由编绘德国民俗地图的专门机构在德国科学资助机构财政支持下着手民俗地图的编制。其计划绘图的涉及范围包括了当时的德国、奥地利、捷克、卢森堡、罗马尼亚北部等许多国家。为了较好地实现编制民俗地图的计划，当时德国的编撰机构下设37个支部，同时向荷兰、丹麦、比利时以及法国、波兰、瑞典等国发出呼吁，请各国同时开展民俗地图制作工程。

20世纪20年代末，“德国学术振兴会”策划了“德意志民俗地图工程”。当时有几种方案，最终以Adolf Spamer氏（后任柏林大学教授）的提案为主定下最终方案。日本河野真教授在其《德国民俗学与纳粹主义》一文中指出，在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学术振兴会主持的几个大型项目里，《德国民俗地图》（Atlas der deutschen Volkskunde）是平行于其他考古学、地理学的主要课题，在当时的学术振兴会里占有重要位置。换言之，德国民俗地图工程是一个国家重视的，有行政资金支持的大规模工程型项目。

在此期间，明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ünster）神学部教授、研究教会史的Georg Schreiber在民俗地图制作工程里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曾积极提出各种倡议和方案以及理论构思。他所提的方案虽然没有被采纳，但后来他把自己的有关民俗地图企划和构想收录在他于1930年出版的专著N ationale und internationale Volkskunde之中。在Georg Schreiber教授设想的民俗地图方案范例个案中，有几个案例最终实施成功，并被收录在《民俗学研究丛书》。如关于尊崇圣安娜与尊崇圣尼古拉习俗的地图，显得十分细致而富有特色，堪为德国民俗地图之范本。在《民俗学研究丛书》第1卷的序文里，Georg Schreiber教授表明他的这些单项民俗地图的制作，是制作全德国民俗地图的一部分。

庞大的工程需要极大的数据资料支撑。为了编制德国民俗地图，德国学术界展开了诸多的调查，并制作了几次问项数目颇大的调查问卷。其中第一份和第二份发布于1931年，设问项100个（1—100）。第三份问卷发布于1932年，设问项50个（101—150）。第三份问卷的问项开始注重设置详细的提问，以考察习俗的整体和综合形态。第四份问卷于1933年发布，设问项50个（151—200）。第四份问卷被评价为“该调查在当时拥有最为丰富的资料”，理由是该问卷“有14个问题涉及对于死亡的习俗和信仰。此外，还有关于民间信仰、传说、童话、面包糕点形状及与其相关的各种习俗的调查”。第五份问卷调查发布于1935年，设问项42个（201—242）。

由于庞大的网络式组织的建立，为德国民俗地图制作工程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当时德国民俗地图制作的速度极快，人们链接式地工作，使得调查数据到地图出版只用了两三年的时间。从工作链接角度看，在柏林民俗地图中心办公室，不断传入的答案被收集并立刻分类，部分被加工成地图草图。这些地图的每一张图纸都被派送至区域办公室（各个州的收集站，例如，威斯特法伦州的明斯特）。在这些预备性研究的基础上，几年之内就可以开始印制第一部地图集。从数据变换为地图的数量看，在1937年至1939年三年期间，就出版了6期《德国民俗地图》，载有120幅民俗地图。这些地图无一例外地使人印象深刻，也令人对所提交的资料的丰富程度有所了解。

《德国民俗地图》最早的120张地图分作36个种类，每一种题目用数幅地图标识表现。这36类民俗地图的具体题目如下：

一周幸运和不幸的日子；每年的世俗庆典；作为粮食名称的“谷物”；按照民间想象，月亮上有哪一种生命；摇篮的形状；谁照看婴儿；每年的篝火；骑马比赛；户外游戏；用复活彩蛋玩的游戏；谁携来复活节彩蛋；母亲节的存在；出生和起名日；降临花圈的出现；圣诞节的礼物携带人；圣诞树的名称；圣马丁节的习俗；发出声响的器具；十二夜；圣诞前夜和新年前夜的各种名称；圣诞前夜和新年前夜享用的菜肴；尼古拉斯和他的同伴；圣诞节节期的人物；主显节；婴儿的出生；丰收节日的名称；放置捆扎粮食的架子；捆束的名称；对于粮食丰收的论断；上学第一天的礼物；说再见的方式；仆人的变迁；鸣叫意味着死亡的鸟类；信仰疗法的名称；风车形状；舞蹈团的乐器。

可以看出，这批德国最早的民俗地图的题目涵盖面广泛，其中既有节庆方面的，又有饮食、信仰、人生方面的，还有农业习俗、物质民俗和民间医疗等方面的，充分体现了德国民俗学研究对象涉及面的宽泛。但是，第一次编绘的民俗地图也有着严重不足。因为这些地图在出版时都没有任何注释。因此，地图展现的只有调查这个层面，而缺失了在技术、时间及社会层面上对资料的综合判断。没有在图示的同时附上图示数据的背景材料和研究分析，是第一批德国民俗地图的缺憾，这使得最初的一批德国民俗地图只具有表述和标识的地图初级功能，而未能达到用作研究资料的目的。

当时德国的各级行政部门和议会以及宗教团体、教会、各种职业组织、教育机构、学会组织和博物馆等纷纷协助民俗地图的调查和编绘，并形成了举国参与的阵势。据日本爱知大学名誉教授河野真先生表述，当时德国全国主要大学都成为具体实施这项编绘计划的承办单位，德国的各个州都设置了制作基地，有些只是几个人的调查室。虽然规模不大，但是设置民俗地图调查专职人员，具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

由于当时法西斯统治德国，所以早期民俗统计结果的对外正式发表时的署名，都是与法西斯势力有关的学者，而后因这一问题民俗统计中止刊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波恩大学Matthias Eender为中心，重新开始统计民俗地图调查结果和编纂民俗地图。在其后的几十年里，德国陆续地编绘和出版了一系列的民俗地图。随后，奥地利民俗地图、瑞士民俗地图、瑞典民俗地图也相继问世。

战后，德国民俗地图编制工作继续开展，并且力求增加补充新的资料。为了获取战前农村劳作形式和劳作工具的数据，1962年，当时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开始了又一次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此次问卷调查获得了3200份回复和1.1万张照片。1967年2月发出的关于打谷脱粒农业习俗的问卷，在京特·威格曼发稿时的1967年12月，就已经收到1650份回复和3000张照片。《德国民俗地图》创建之时，得到了不少学科的支撑，例如德语专家和历史学家协助完成了该地图集的构拟与成形，且这一关联从未中断过。在不同的课题中，也往往促成了历史学、语言学、地理人类学和民俗学研究的协同合作。多学科携手共进，组织建构疏密相间的联络网，以大工程的方式开展民俗地图绘制，这无疑是今日我们应该首先注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制作工程的一个有效模式。

二、德国民俗地图编制的研究成果与相关理论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的民俗地图编制不但具有大量的调查材料，而且具有一定的理论建树，其中如威廉·派斯勒撰写的《民俗学中的地理学方法》和京特·威格曼撰写的《〈德国民俗地图〉与地理研究法》等文，都有一定的代表性，现在此二文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并于2016年底问世。通过对于这些文章的解读，可以清楚地了解当时德国民俗地图的相关学者的具体工作状况和他们提出的理论认识。

威廉·派斯勒博士是德国汉诺威博物馆馆长，他撰写的《民俗学中的地理学方法》，刊登在1932年《人类学》刊物上。他的论文分十章，在第一章“运用地理学方法带来的民俗学进步”里，他指出：“地理学方法的所有优越性都集中体现在地图的使用上，因为它有条理清晰，形象直观，便于记忆的特点。除此之外，地图还有一个优点，即相对于人的知识上的缺陷，地图能坚定不移地忠于事实。”威廉博士还指出，对于民俗学来说，地理学方法和地图的长处是不可替代的。地理学的地图运用到民俗研究方面具有重大学术意义。“欧洲民俗学研究越来越多地运用地理学方法，目的是保证在其空间分割后研究结果的丰富性。这种资料处理方式的主要优势在于把整体中的无数单个现象条理清晰地呈现出来，此外属于民俗学各个分开的特殊领域中的民俗事象可以相互比较，最后实现一种可能性，能够把民俗学的地区、边界以及另外的同样跟地区有关的自然和人文世界的分布事实连接起来并且发现一种因果关系。”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当时的德国学者是把民俗地图作为具有优势的“资料处理方式”的。同时作者也告诉我们民俗地图具有一定的研究功能：“我们的研究和地图应该不仅仅是大面积延伸的地图的直观观察，而且要引导我们认识其中的原因，这是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做到的。”

作者进一步指出，德语里的“地理学”一词含有“分布学”的意义，而这个“分布学”的含义十分适用于民俗学。“事实上长久以来‘地理学’这个词在德国语言习惯中有‘地面科学’和‘分布学’的双重含义”，“在作为‘分布学’的地理学中空间分布范围的确定处于绝对中心的地位，但是尽可能地解释分布与地表的因果关系的任务却是用外来词‘地理学’来定义，而不是用德语词‘分布学’”。“专为地理学创造的观察空间分布范围的研究方法正适合于‘分布学’意义上的地理学，它通过对现象点面结合的精确定位试图掌握这一现象的适用范围，从中我们可以理解该现象出现的频率，它的初始状态、发展和消失，它的形式、分布区域与地表其他现象的联系，最后是它出现的原因……我们的目的不只是当前状态的评述和边界的确定，更是对它的‘空间运动’和‘趋势’的把握。”威廉·派斯勒博士指出，民俗学需要的恰恰是地理学有关空间分布的部分，由此展开的研究方构成民俗学的基础性的深层的研究。“当我们将这些特征中的每一种追踪到更大的区域范围时，我们才能确定有问题的地面空间以及所有与它有关系的地区。由此可见，空间分布的研究在地理学中扮演了基础性角色。”他还进一步指出，地图具有显示某些或单类事物的空间分布的功能。同时地图不仅仅是表现分布，它还具有广域的空间显示功能。提示我们把事物放到更广阔的相关的平面空间里去审视。“这种资料处理方式的主要优势在于把整体中的无数单个现象条理清晰地呈现出来，此外属于民俗学各个分开的特殊领域中的民俗事象可以相互比较，最后实现一种可能性，能够把民俗学的地区、边界以及另外的同样跟地区有关的自然和人文世界的分布事实连接起来并且发现一种因果关系。”

对每一项民俗地理学的描述和结论来说，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就是对单个事实的地区和空间的准确定位。对于这一问题，威廉·派斯勒博士提示给我们一个优秀的参考例地图集——《阿尔萨斯-洛林地图集》。“这本地图集给出了这方面的一个范例。”在这个地图集中，地图的优势完全发挥了作用，因为编写者相信，“客观的制图工作将完全避免对事实的片面倾向，而这种倾向在文字描述中是可能发生的”。换言之，对于民俗地图必须具有的精准性，作者毫不含糊地对民俗调查田野作业基本数据和地图表示的双向精准性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基本民俗数据和地图标识技术以及选择符号的严密性，两方面都重要。民俗地理学中表述的可靠性必须在以下两个方面得到保证：第一，在田野中正确观察；第二，将观察结果在地图上准确无误地展示出来。这两项工作是直接相互依赖的，所以它们必须同样认真细致地完成。因为如果制图错误或不明确，那么可靠的田野观察也可能会得出一张完全错误或易被误解的图纸；还有一种情况是，即使是制图科学，但使用了错误或不清晰的田野报告，那么也有可能会产生错误的结论。他认为，除了地名的准确性外，在地图中用于表示某一地点的符号也十分重要。在此前提下，就可以利用地图作为图像文字的优势。

在标识民俗地图时，需要对调查数据、调查地点做描述，这是具体操作的技术要求，也是使所描绘的民俗地图具有明确的科学性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了避免对制作民俗地图时所需的调查网络的密度产生疑问，最好先对基础的调查网络进行说明。文克·弗雷德在出版《德意志帝国方言地图集》之前就先刊发了这项研究的4万多个调查点的一览表。在他绘制的《德国西北部低地德语词汇地图集》中，共有19幅地图，第一幅就是包括了108个调查点的针对低地德语名称的调查网络图，而且它以红颜色被印在了剩余的18幅地图上。如此一来，读者首先能对调查网络的密度有一个大致了解。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的民俗学者与民俗地图研究者们不仅致力于理论的建树，而且在具体研究过程中也是一丝不苟的。调查地点的图示很重要，调查点分布的平均性等可以说明该图的调查点密度和调查资料覆盖面疏密程度，而在这一点上，日本民俗地图集则只是用配一本附属的调查数据文字说明来对应，缺乏地理学应擅长用图表表现的特点。

对于如何提高调查地点的密度，作者认为：只要有成百上千的当地人参与其中提供帮助，那么调查网络的密度就可以大大增加。在编绘《德国民俗地图集》的过程中，就有很多德语区的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愿意提供帮助。在下萨克森地区，他们找到了大约1800名志愿者，他们在整个地区的分配同样可以通过地图表示。从中可以看出，德国民俗地图具有资料的广泛性，这些资料很多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提供的。

威廉·派斯勒博士在他的另一篇论文《民俗地图基本概念》里，将其归纳总结的有关民俗地图的基本概念作了分类的阐述。此外，他还尤其表现出对民俗地图制作细节的关心，认为首先要有地图制图基本观念和懂得地图制作规范，制图学也是民俗学者应该涉及的学科和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他又进一步指出：“克莱门斯·莱布林（Clemens Lebling）为制图法制订了标准规范，民俗学者能从中获益良多。在民俗地理学范畴内使用这些优秀的指导方针的先决条件是，在每幅单独的地图中始终预先考虑地图所要描述的类型、它们之间的比例和相对应的制图学的考量。”在这里，作者提出了民俗地图的“存在性空缺”和“研究性空缺”概念，创出了民俗地图的分类名称和两种类别。“第一种存在性空缺指的是无人居住的区域内自然也不存在作为制图对象的民俗现象；研究性空缺则指有的区域虽有人居住，但因为缺乏时间和资金，所以无法在该地区进行研究，所以也就无法判定该区域是否存在某现象。”这是民俗地图用于研究的基本类别和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明示我们，民俗地图上的空白，并不单纯意味着要标识的事象等不存在，而是有两种可能性，一是真正的表示不存在，二是尚未被研究而呈现的空白。空白不等于没有，尚未研究也要忠实地标出，这是民俗地图成功和生命力持久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有关德国民俗地图的研究方面，京特·威格曼的《“德国民俗地图”与地理研究法》一文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详细勾画了德国民俗地图制作的缘起和扩展的脉络，成为为数不多的可以直接阅读参照的中文文献。京特首先提到威廉·曼哈尔特是开启大规模数据搜集工作的首位提倡者。威廉·曼哈尔特将有33项提问的农耕民俗问卷发往德国本土及匈牙利、奥地利等欧洲国家，计划把问卷得到的数据整理后标示于地图。通过京特·威格曼这篇论文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到，欧洲民俗地图大调查的初始者威廉·曼哈尔特要求选择密集度高并且尽可能分布均匀的地点搜集有关的数据。有关农业活动及相关习俗的调查问卷当时曾得到了包括德国和来自奥匈帝国境内2000多处地方的呼应。但这些珍贵的数据在60年后的才被记录在地图上，耗时半个世纪以上。在1932至1933年间，民俗地图构想者的宏愿才终于付诸纸面。

正如京特所指出，最初人们对的威廉·曼哈尔特设想给欧洲民俗学带来的重要影响并未有充分的认识，也并未给予应有的关心和重视。到了19世纪下半叶，还很少有人认识到分析性地图的绘制不仅是一种及时有效的权宜性工具，更是一种探究学问的重要方法，尽管用于方位指示和图解的通用地图已经偶尔被应用在民俗出版物中。直到20世纪60年代，欧洲民俗地图研究者们才开始明确认识到民俗地图不仅有记述表达的功能，还有研究文化的重要功能。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对民俗地图研究者来说，提出跨越国界展开广域地区的文化比较研究设想的威廉·曼哈尔特是一个值得纪念和尊敬的人物，在民俗学界和民俗地图史上应给予他以高度评价。

在受到智者威廉·曼哈尔特的启示之后，用地图广域记录民俗文化的趋势在欧洲逐渐兴旺。《德国方言地图》（Deutscher Sprachatlas）的汇编工作在曼哈特的调查问卷（1876）刊行10年之后才开始，但地图的绘制紧随其后，5年后的1881年，第一部方言地图集就出版了。

由于《德国方言地图》在欧洲也是首次制作，无先行案例可参照，当时的有关人士开始认真思考和探讨制作民俗地图的方法。例如，关于数据的调查方法，仿照《德国方言地图》成功经验，主要采用了问卷调查方式。依靠各个调查地点的小学教师回答问卷，京特称其为“间接方式”。选派受过专业学术训练的人组成调查小组进入村庄，由这些专业人士展开调查，京特称其为“直接方式”。对选择间接方式的理由是德语学校分布密集，可确保建立高密度的调查网络。通过使用《德国民俗地图》项目中的间接方法，研究人员获得了一个格外密集的调查点网络。一般来说，在所有调查的乡镇中，25%的乡镇拥有小学，从这些乡镇可以获得完全的问卷调查。因此，在讲德语的中欧有1.5万至2万个调查点可进行考察。

在民俗地图的调查点设置问题方面，德国的做法具有很强的参考性意义。京特·威格曼指出：调查点的密度直接关系到空间图像的有效性程度。“在更多的地方进行调查问卷，才能更精准地确定布局，对更小的区域单位进行研究。只有通过高密度的调查点，才能识别各类边境地区的布局、某种占主导地位的现象的广度和本质、混合的种属及社会分层此外方可认清不同地区的转变倾向。”而这种“间接”和“直接”的方式哪种更益于获得地理学角度的数据，则是一边实践一边验证。他还引用赫伯特·施伦格尔在《德国民俗地图的方法基础和技术基础》一书提出的观点说明设置高密度调查网点、慎重选择调查课题和确立明晰的调查问项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学术观点来看，这一项目的开展亟待解决三个主要问题：1．必须确立和保持一个足够致密且均匀的区域网络，以便调查。在这些区域中，尚须找到合适可靠的助手。2．对于话题也要有所选择，这样才能产生具有代表性的横向调查，而所提的问题才能适于制图呈现。3．问题必须清晰明确，以保证整个语言区域能够准确理解，从而获得相似却丰富的数据。”

德国民俗地图的制作，由于战争而一度中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民俗地图重新开始编绘和出版。1954年，德国科学研究会委托马蒂亚斯·岑德尔（Matthias Zender）教授负责民俗地图资料的整理出版。此时的地图绘制已经到达了反省战前制作缺陷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后的德国民俗地图编绘，注意重点解决对文献的学术角度的分类和对标识的地图做注释，弥补了第一阶段制图的缺陷。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地图的后面还附有评注。评注的目的是对呈现于地图上的材料进行拓展，它与地图文本相辅相成，共同展现了一个完整的民俗记述。此外，在民俗地图的编制时，还十分注意文本部分不加入编者的个人观点，以保持资料和地图的客观性。

作者京特·威格曼评价战后这一时期的民俗地图具有下述几个特点：其一，注释详细、周密。每页地图上都有详细的评注，同时标注原评述，确认各种材料的特性，解释地图上的各类符号，并提及所有附加的关于社会和时代差异的报告。其二，注意附加研究成果论述。提供调查前研究状况综述，对从《德国民俗地图》的相关资料中获得的新结论、新观点进行概述。其三，注重大小配套地图。评注卷内还包含了更为深细的由相关数据汇编成的考证性地图，而这些数据对于了解大型地图则是必不可少的，亦能使课题更趋完整。当时编出的民俗地图第一卷，有80幅民俗地图，同时还刊行了48幅新系列地图。

与此同时，德国民俗地图编制的另一个动向，是开启了新民俗地图系列，旨在补充原来的《德国民俗地图》，对德国民俗地图的部分题目，用更加翔实周密的地图标示，进一步描绘和记述某类民俗的表象和研究。据京特·威格曼解释，开启新系列的原因是当时出现了一批以20世纪的民俗地图为研究对象的优秀论文。这些基于地图资料的超出注释范围之上的文章，不仅上溯历史，还论及该研究领域或某一文化区域的一些普遍性的问题。其中如1967年出版的第一卷，是京特·维格曼的《日常饮食和节日饮食》，这是对日常和非日常饮食习俗的记述。同一年出版的第二卷，由H.L．科克斯编绘的《大陆—西日耳曼地区棺木的名称》，则是对丧葬习俗里棺木项目的细致记述。第三卷以民间信仰和俗语为对象，由G．格罗厄-格吕克（G.Grober-Glück's）担当。由E．泽格施奈德（E.Segschneider）编绘的对葬礼花圈和王冠的探讨构成第四卷。而对于1937至1939年间出版的地图所缺少的评注内容，则采取单独发行专著论述的形式补完。这充分表现出德国民俗地图编制的参与人员在编制没有前例的民俗地图时，十分注意及时检讨成果、总结经验，发现不足，及时用新的方案补足或修正民俗地图的编制工程。

德国民俗地图的编绘，在20世纪初就已经被评价为是一个创举，然而只是在战后，地理学的方法才真正融入民俗学的世界。京特·威格曼指出，地理学的方法具有三个明显的功能：（1）通过合理的编排区域与年代，历史事件可以在空间上固定，地图的横向调查则可获得历史的深度。（2）继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研究之后，我们可以从事地理整合，然后再进一步做文化区域研究。个体生活区域的局部综合，是开展全面性综合性的研究第一步。（3）类型学与比较观察反过来促进了对个例之研究。

三、欧洲其他各国的民俗地图编制实践

除了德国以外，欧洲其他许多国家也在20世纪中叶开始了自己国家的民俗地图编制工作。例如苏联于20世纪40年代末期，就以民族研究所为主导开始制作各民族分布地图。法国、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瑞士、挪威等国家也受德国制作民俗地图的影响，仿照德国民俗地图的方式，着手制作本国的民俗地图。1964年，在波恩召开的德国民俗地图制作会议上，除了前面提到的包括在广域视野内的德国、奥地利、捷克等国之外，还有来自匈牙利、南斯拉夫和芬兰等国的代表分别做了有关本国民俗地图的报告。这些文献使我们从侧面获知，当时的欧洲各国都处于热心制作民俗地图的氛围里。

波兰民俗地图的相关作业的基础是由Oskar Kolberg所构筑的。Oskar Kolberg是19世纪的民俗学者，被称为“波兰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之父”。他在1839—1885年的近半个世纪进行了数次调查，其所搜集的资料按地域和分类整理成多达86卷的《民俗-民俗习惯、生活样式、言语、格言、谚语、礼仪、魔术、游乐、歌谣、隐约、舞蹈》（Lud.Jego zwyczaje, sposób życia, mowa, podania, przysłowia, obrzędy, gusła, zabawy, pieśni, muzykaitańce）并出版。据介绍，Oskar Kolberg在世时出版了33卷，其余各卷陆续出版，于2008年全部刊行。其中包含约12000首歌谣、1250句格言、670则民间故事、2700句谚语、350个谜语、15种民俗技艺，还收录了大量民俗资料。

波兰民俗地图所用的资料是几代研究者历经数十年的调查研究得来的。当时的调查活动涉及波兰350座村庄，重点关注了农业、畜牧业、农村建筑物、生诞、丧葬、婚礼、礼仪、信仰以及邻里间互助的生活场景等。调查资料极大丰富了关于20世纪后半叶的波兰村落文化的相关信息。

波兰民俗地图的相关作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中断，1947年计划被重新开始。该计划由波兰民俗学协会（Polish Ethnological Society）承担。首任主编Józef Gajek教授。至1947年底，他带领团队首先完成了对迄今为止关于民俗地图的相关研究和业绩的回顾和总结，同时构建了今后调查研究的方法论以及相关方法。《波兰民俗地图》（Polski Atlas Etnograficzny）于1947年正式刊行，Maria Frankowska的《民俗地图问题》（Problemy Atlasu etnograficznego）等论文也相继发表。同样是民俗地图的制作和研究方法同时进行的模式。

1953—1998年，波兰民俗地图的中央研究室一直设置在弗罗茨瓦夫，搜集的资料初期由克拉科夫、华沙、和弗罗茨瓦夫的民俗学科以地图的形式进行了标示整理。1998年，为了妥善保存珍贵的资料，这些调查数据（包括口述采访时的提问用纸、问卷调查结果、博物馆藏资料清单、照片、未公开的地图等）被送往位于切申（Cieszyn）的西里西亚大学（University of Silesia）支部（现在的民族学教育学部）。依据这些资料，西里西亚大学的Zygmunt Kłodnicki教授及其调查小组将以前调查人员因经费不足而几度被迫中断的民俗地图相关作业得以持续下去。1964—1993年间，这个小组出版了9卷《波兰民俗地图》。

从2014年7月开始，在名为“波兰的民俗地图——学术的记述、资料的电子归类、网络公开”（Polski Atlas Etnograficzny-opracowanie naukowe, elek-troniczny katalog danych, publikacja zasobów wsieci Internet）的研究项目中，切申的民俗地图研究室为了把研究成果及所藏资料进行电子化和网络公开化，开始了长期的大型资料文献化工程。通过该计划，预计将公开近12000张照片、800多张民俗地图。波兰民俗地图资料集成中所收的珍贵植物标本，在整个欧洲都是独一无二的收藏。切申的民俗地图研究室计划数字化整理野生植物、植物标本等方面的本草学的问卷调查约200份。

透过亚瑟夫博士的介绍，我们可以较为详细地了解到德国以外的国家是如何加入到欧洲各国民俗地图编制大工程的，从又一个侧面认识到民俗地图绘制前提的调查资料是如何必要，编制民俗地图既需要尽快将数据变换为地图的链接式快捷工作，也需要几代人坚持不懈的调查和整理文献的工作。

以上的简单描述，概略勾画出迄今不为我们所知的，被战火灰烬掩埋了的一段欧洲民俗地图的起源和发展的路程。众多跨学科学者们的关心、行政角度的资源和组织支撑、国民参与、实践与理论探讨同时进行、以“国家工程”“地区工程”“单项或综合项目工程”的规模开展民俗地图的调查和制作等，是欧洲民俗地图源头的一些具体做法，也是20世纪欧洲民俗地图编制工作的几大特征。它给我们提示了民俗地图的成功之路在于众人的力量，在于跨学科的人们的广泛关心和积极参与。欧洲民俗地图一开始就以国家工程或多学科跨界携手制作的大型团队的形态着手理论研究和实地数据搜集，在绘制过程中也不断发表文章或召开会议，探讨民俗地图编制的方法、途径理论思维指导等，此乃重要事象。

相比21世纪的今天，人们在纷纷寻找对本民族的物质文化的或非物质文化的各种遗产形式的更有效的记录、保存的方法时，还在犹豫不决地远远眺望着地理学对于保存文化遗产的有效性。然而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欧洲各国，那些致力于民族文化和民俗研究的人们已经开始用地图方法来表现民俗事象，揭示民族文化分布特征，这种宽阔的学术视野和积极姿态，是非常值得肯定与重视的。

民俗地图这一开花自地理学，结果于民俗田野的方法，在20世纪的欧洲获得认可并受到多方面的肯定性评价。正是由于起始于德国的这种地理学与民俗学的紧密结合，使得地理学方法、手段之民俗学运用很快受到周边国家的赞同和认可，并积极导入和运用在各自国家的民俗数据地图表述的工程上，形成一个跨越19世纪至20世纪的世纪域界和国度域界的民俗地图制作、运用民俗地图研究文化的高峰。这种积极投入从地理学角度记述民俗文化和欣然接纳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氛围，是今日从事非遗保护课题时依然需要坚持的基本态度和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