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关于本书

18—19世纪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的传记《简·奥斯汀传》初次出版于1869年，作者是她的侄子——长兄之子詹姆斯·爱德华·奥斯汀-利，他在两个姐妹和其他亲友的协助下完成此书。这是简·奥斯汀面世的第一本传记，在她去世52年后出版，并在出版后的半个世纪中成为研究简·奥斯汀生平的最权威的传记资料。

这个译本翻译自1871年面世的再版增补本。在这一版中，作者增加了一些内容和部分手稿和书信，其中最重要的是增加了简·奥斯汀的许多未发表作品，包括初次发表的短篇小说《苏珊夫人》、未完成作品《沃森一家》和《桑迪屯》，少年习作片段以及《劝导》被删章节。其中《苏珊夫人》、《沃森一家》和《桑迪屯》现在一般被整编为简·奥斯汀其他作品集多有出版，因此这个译本不包括以上三部作品。

本书书名虽然被翻译为“传”，但无论篇幅还是内容都实在配不上传记之名。原名A Memoir of Jane Austen，其中Memoir在英语中更强调亲身经历的回忆，由一系列事件集合而成的随笔，不成体系，更适合翻译为“回忆录”，而本书的内容构成也符合Memoir的这一定义。

全书正文总计13章，其中只有8章是在记录她的生平，另外3章记录了她作品的早期际遇和部分评论，最后第12章为《劝导》被删章节，第13章为《桑迪屯》摘录。这8章中紧扣她生平的实质性内容也不充分，掺杂了许多貌似无关紧要的背景材料和闲言碎语，时而论及家谱，时而论及世事变迁。

作者在第一章开篇和后记中就这本书内容的贫乏做了解释：“快乐的人，就像处于和平年代的国家，没有历史可以书写”——他认为简·奥斯汀一生平顺，没有什么波澜壮阔的际遇值得书写。然而如简·奥斯汀本人的作品，她能在平凡的细微之处写出流传百世的经典之作，她“平淡乏味”的生平自然也有许多值得记录的琐屑小事。从20世纪英语文学世界开始兴起的奥斯汀研究所完成的汗牛充栋的业绩来看，这类“琐屑小事”在她短短37年的人生中并不匮乏。然而本书并未全面涵盖这些材料，有的是源于原作者能力之未及，有的则是有心为之的隐蔽。

作为简·奥斯汀的血亲所著的这本传记，之所以能在半个世纪中保持其权威性，其优势就在于作者本人曾经亲历简·奥斯汀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并披露了一些家族内部的书信和口耳相传的轶事，而同时其缺陷也在于此：作者出于保护家族隐私的原则，出于作为亲人的感情和作为家人的骄傲，不仅隐藏了许多了解到的信息，还以自己的标准对简·奥斯汀进行了一番理想化的描绘。

1865年弗朗西斯·奥斯汀去世，至此简·奥斯汀所有兄弟姐妹全部过世，这触发了奥斯汀家族的下一代人为简·奥斯汀作传的决心，因为当世亲眼见证过简·奥斯汀人生的人已经所剩无几。这本传记的参与者皆为简·奥斯汀的侄子侄女，简·奥斯汀在世时他们大多都尚年幼，他们对她的认识也仅限于她人生的后期。在开始撰写本书时，作者已经年逾七十，他的姐姐安娜年近八十，并在本书再版后的第二年于1872年去世，其中只有卡罗琳当时六十多岁，并一直活到1880年。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经过逾半个世纪的遗忘，再重新挖掘当年的旧事是非常困难的。然而他们所遭遇的困难还不仅是记忆的模糊，随着时间流逝，简·奥斯汀留下的书稿也流散四处。

简·奥斯汀去世后，她的姐姐卡桑德拉作为她的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根据简·奥斯汀的遗愿将部分书信和手稿分赠给其他兄弟和侄子侄女留作纪念，而剩下的书信她在去世前2—3年经过精心的挑选，又销毁了一部分。

这一部分恰好遮蔽了简·奥斯汀人生最值得研究的一段人生轨迹。1801—1804年离开斯蒂文屯寄寓巴斯这段时间中，简·奥斯汀是否真的完全中断了创作？当她能够成为曼尼唐庄园的女主人却拒绝了，她遭遇了怎样的内心折磨和外界压力？而卡桑德拉提及的那段发生在海边却戛然而止的罗曼史，是再次被命运玩弄的悲剧还是一场过眼云烟？由于缺乏这一时期的书信，我们再无可能了解到事实真相，所有一切只能归于揣测。至今传世的简·奥斯汀书信共计161封，其中最大的一段空白期出现在1801年5月后至1804年9月前，还有另外一段空白期是在1796年9月后至1798年8月前。在这段时间里，和汤姆·勒弗罗伊的罗曼史尘埃落定，卡桑德拉的未婚夫在西印度群岛去世，《傲慢与偏见》的初稿《第一印象》被出版商拒绝。也许卡桑德拉不愿这些悲哀的往事为世人知晓。

在本书筹备过程中，作者和他的姐妹通信里，安娜这样写到：“我能够想象到卡桑德拉姑姑的感受，仅仅是设想到我们这些晚辈会读到这些书信并对之品头论足——我认为她（销毁这些书信）是对的，正如她在很多问题上都一向正确”。也许卡桑德拉并未预料到简·奥斯汀的声誉上升到这种程度，公众会对她的私人生活那么感兴趣，但仅仅是考虑到在家族中流传，这些书信也不适合为他人窥视，这从另一侧面应证了这部分书信的重要性。对于她的家人最希望保护的隐私，正是后世读者最渴望了解的事实。

然而就是现存的这些书信，在本书撰写时，作者也未能全部获得。

作者和他的姐妹为詹姆斯·奥斯汀的孩子，他于1837年继承舅公的遗产和姓氏，冠名为奥斯汀-利。奥斯汀-利这一支系作为长子后代，撰写这本传记的初衷之一便是不愿被家族的其他支系抢去撰写首部传记的荣誉；同时詹姆斯结婚较早，孩子年纪较长，和简·奥斯汀有过更多交集，并感情更深；从情理义理两方来看，撰写这部传记都成了奥斯汀-利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他们顺利获得了查尔斯的孩子卡桑德拉-埃斯顿的协助，卡桑德拉-埃斯顿曾帮助父亲料理卡桑德拉姑姑的后世，手中存有不少书稿，都倾囊相授。

弗朗西斯的孩子提供了一定的帮助，本书中来自美洲读者的书信显然是由弗朗西斯这一支提供的。然而作者也提到他并不了解《理智与情感》初次出版时的情形，而这一内容存于简·奥斯汀写给弗朗西斯的书信中，显然他没有得到引用这些书信的授权。这些书信后来由弗朗西斯这一支系的子孙在其编撰的家族传记《简·奥斯汀的水手兄弟》中才初次发表。

由于亨利·奥斯汀没有子嗣，他们没能取得简·奥斯汀写给亨利的任何书信，再加上本书作者和他的姐妹对亨利叔叔一直以来的恶感——他们认为亨利的破产不仅为整个家族带来财产损失和各种麻烦，还加剧了简·奥斯汀健康恶化，拖延了最后两部作品的出版，致使在她去世后《劝导》和《诺桑觉寺》才得以面世；因此在本书中尽量淡化了亨利在简·奥斯汀人生中的扮演的角色和意义。

而在各支系中他们遭遇挫折最大的，来自爱德华的长女范妮·奈特·纳史布夫人的拒绝合作。据安娜回忆，范妮作为简·奥斯汀最大的侄女，在她的年轻时代、简·奥斯汀去世的前几年中二人一度非常亲密——“在世的人中很少有谁能比纳史布夫人更欣赏简姑姑的才华，更尊崇她的人了”。然而当他们致信给范妮，范妮的女儿代为回信称因母亲年迈，无法提供任何支持，她手中的书稿也在许多年前就已经下落不明了。不过在范妮于1869年写的日记中，她这样写道：“从各方面来看，简姑姑并没有人们以为的那么高雅，……她们交往的人鱼龙混杂，人穷又地位低下，要不是奈特夫人（范妮的母亲）提拔，她们不会比她们周围的人更高雅，但是简姑姑显然太聪明，可以罔顾常人所遵循的规范，所以很难变得配得上我们的高雅。”显然这一拒绝并非是出于年迈昏聩，而是时间改变了她对简姑姑的感情。1884年，范妮的儿子发现了范妮从卡桑德拉姑姑那里继承的书信，共计94封，时间跨越1796至1816年，他将这部分书信编辑出版（即译言古登堡出版的《简·奥斯汀书信集》），并将书题献给了维多利亚女王陛下。这部分书信特别填补了本书所匮乏的早年书信，尤其是1796年的一部分书信，其中包括了最早提及汤姆·勒弗罗伊的信件。

就是在这些资料匮乏的情况下，本书作者完成了这本回忆录。作为家人，作者秉持着谨慎的原则，对于不了解的事实不像后世的传记作者那样用推想替代，而是加入一些他认为“只有他自己想到的可以写的的东西”来替代传记主人公的生平细节。

对于简·奥斯汀的早期生活，了解的人当时都不在世了，作者和他的姐妹、亲友都未曾亲眼目睹，只能靠一些零碎的记忆拼凑而成。其中安娜在亲生母亲去世后，曾经被送到斯蒂文屯，一直住到父亲再婚，她提供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回忆，然而却活灵活现的细节；卡罗琳一直没有结婚，在简·奥斯汀去世后，她和卡桑德拉一起在查顿小屋生活过一段时间，这段时间里她从卡桑德拉那里听到许多旧事，因此卡罗琳的回忆在这本书中有着很重要的分量；同时他们的母亲玛丽·劳埃德，婚前作为奥斯汀姐妹的密友，也曾经告诉过他们一些早年的轶事；弗朗西斯的女儿凯瑟琳虽然在简·奥斯汀去世后才出生，但她多半是从她继母玛莎·劳埃德那里也听闻过一些旧事，为一些含混不清的事件提供了佐证。

作为简·奥斯汀的晚辈，他们和普通读者一样，自然也是对简·奥斯汀平生的罗曼史最感兴趣。然而他们几乎和普通读者一样，对此了解得很少，也几乎无法确证任何事。他们虽然在这方面做了许多沟通和调查，然而并未将所了解到的事实公布于众。可以说在这本书中，对简·奥斯汀生平隐晦最多的，就是关于她的罗曼史了。

在20世纪后才面世的一些家族通信中可以看出，奥斯汀家族的后一代人对于简·奥斯汀的恋爱史也是众说纷纭，各持己见。其中本书作者的意见是，简·奥斯汀虽然经历过一些情事，然而哪一桩也没有在她心中留下长久的阴影。这一观点直接表述在本书中，不过他的妹妹卡罗琳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并不认同。

其中争议最大的自然是因为电影《成为简·奥斯汀》而得到广泛认知的男主人公汤姆·勒弗罗伊，他和简·奥斯汀之间的罗曼史在奥斯汀和勒弗罗伊两家族中久为流传，并且在其晚年得到了本人的确认。不过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汤姆·勒弗罗伊还在世，并且顾虑到他身为大法官的地位和名誉，本书中仅将其列为早年知交而一笔带过。

另外一个男主人公，或者说是男配角，在简·奥斯汀27岁时向其求婚未果的比格-威瑟先生，因其曼尼唐庄园的后代一直和斯蒂文屯的奥斯汀家的后代比邻而居，而比格-威瑟先生的后代未必对这桩轶事有所了解，为避免不必要的猜疑和流言，作者在本书中未提及这位先生的姓名。

本书中提及的那桩发生在海边的情事，反而是最没有根据的，出自卡桑德拉之口，没有任何其他材料可以佐证。除此之外，简·奥斯汀一生中还有其他一些或许动过心或许子虚乌有的情事，比如在汤姆之后勒弗罗伊太太给她撮合的那位博士先生，还有后来查顿当地的牧师先生，多半才真正是“未曾在她心中留下长久的阴影”的人物，有的甚至被当作笑谈，本书中便完全没有提及了。

当然被遮蔽的不仅仅是罗曼史。本书作者的诚信受到最大质疑的，便是他书中的这句话：“这里收录的信件只字未改”——和后世披露的书信手稿相对照，本书中引用的书信何止不是“只字未改”，其中删节还是小问题，拼凑也尚可接受，然而作者擅自改写和冒名添笔就有些不可忍受了。而作者在这方面便不再秉持严谨的原则，反而有些任意妄为，他的目的就和亨利·奥斯汀在1818年和1833年所著的作者传略一样，就是要在公众面前塑造一个完美形象的简·奥斯汀。

在这方面，二者所塑造的简·奥斯汀的形象几乎是一致的。在他们笔下，简·奥斯汀是恭顺的女儿、温柔的姐妹、和蔼的姑姑，还是虔诚的信徒。她甘于平淡的乡村生活，从不沽名钓誉；她谦卑自律，关爱家人，与人为善——完全符合那个时代一个教养良好、道德无瑕的淑女形象。可惜这一形象太过单薄，对于一个被福斯特盛赞为能够刻画出“圆形人物”的天才女作家来说，她自身反而被人刻画成如纸片一般的扁平形象，实在是一种讽刺。我们可以体谅简·奥斯汀的家人出于亲情之私而隐藏她的真实性格，或许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读者来说，一个品性道德上完美无瑕的形象能够令他们对这位作家的作品更为满意，然而如本书牛津世界经典系列版的编注者所说，对于20世纪后经历过弗洛伊德心理学洗礼的读者来说，这种扁平形象实在令人难以满足。

不过通过这本传记，简·奥斯汀的这一“扁平形象”却牢牢地把握了半个世纪的统治地位，唯一能够挑战这一形象的除了简·奥斯汀本人的书信，恐怕也只有在世者的旁证了。说到这一点，本书初版中作者曾经就玛丽·罗素·米特福德的传记中对这一形象的挑战进行了毫不容情的反击。米特福德小姐的外祖父曾经执掌的教区和奥斯汀一家毗邻，她讲到她母亲对于简·奥斯汀早年的印象：“母亲说她是她所见过的人中最漂亮，最愚蠢，最做作，天天想着捞个金龟婿的花俏小妞。”虽然后来米特福德小姐承认自己得到的部分信息不实，因此在再版中这一对立得到了缓解，不过在后记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作者反驳米特福德小姐歪曲简·奥斯汀形象的附笔。

但简·奥斯汀年轻时代是否多少是个“漂亮、做作的花俏小妞”呢？通过1884年范妮的儿子布雷伯恩勋爵所披露的早年书信，这一可能再一次得到了巩固。布雷伯恩勋爵虽然并不打算推翻本书作者所树立的简·奥斯汀的经典形象，但他所披露的材料本身比任何描绘都更诚实，而他在说明中（可惜译言古登堡翻译的是1908年的美国版，删去了这部分内容）也提到，从那几封珍贵的早年书信中可以看出，年轻时代的简·奥斯汀和当时的所有年轻小姐一样，热爱社交和舞会，纠结于长裙和装扮。而最重要的是，这部书信集包括整整94封书信，远远超过了本书中所收纳的经过修改的二十多封信和摘录，其中简·奥斯汀的真实性格跃然纸上，处处可见引人浮想翩翩的“真实”。

20世纪后的研究者不乏有人彻底推翻简·奥斯汀的经典形象，指出她可能是个尖酸刻薄的女人。谁也无法否认她足够聪明能一眼看出他人身上的人性弱点，否则也描绘不出这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尤其是她又向来善于描绘各种不讨人喜欢、性格古怪的丑角，相比完美的主人公，往往赋予这类角色更永恒的生命力。对于这一点，就连亨利·奥斯汀也不免要有针对地为她辩白几句：“虽然别人的弱点、瑕疵和轻浮轻微全都逃不过她敏锐的眼光，她从不容许自己带上半点冷酷刻薄。人人都难免有缺点，但她在做人方面几乎无可指摘。她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轻率、愚蠢或者苛刻的话。她的性情像她的才智一样优雅。”亨利的辩白是否有说服力，且按下不表，而在书信集里布雷伯恩勋爵也同样为这个“刻薄”的嫌疑进行了辩白，反而令人更添一份猜疑。布雷伯恩勋爵提醒读者不要忘记这些书信是写给她最亲近的姐姐，从未设想过有一天会被公之于众，因此其中即使有些刻薄的话，也仅限是姐妹间的私密话，不是成心也不会伤及他人。这番话，就像简·奥斯汀的小说里常说的那样，倒是讲得合情合理。

其实不用通过一个世纪的追根究底、揣摩推测和想象演绎，我们凭着常识就可以推定简·奥斯汀必定不是完美的，但詹姆斯·爱德华·奥斯汀-利在1869年撰写这本回忆录时，他希望人们记住的是一个完美的简·奥斯汀。为此他还专门制作了一幅画像，为这一理想化的形象添上一副般配的面孔，这就是后世最广为流传的简·奥斯汀的蚀刻版画像。在这一点上奥斯汀-利做得非常成功，甚至比他的这本回忆录还成功。这幅画像是按照卡桑德拉画的一副水彩画复制创作的，卡桑德拉的原作是目前唯一被公认为真品的简·奥斯汀肖像。作为一副未完成作品，再加上卡桑德拉作为一位业余画家，其水平实在令人不敢恭维，不管这幅肖像里面有多少真实性，没人愿意把这原作公诸于众，见它流芳百世，尤其是简·奥斯汀的侄子侄女们。他们既不觉得卡桑德拉的原作特别像简·奥斯汀本人，也不觉得经过再创作的蚀刻版画像更像本人，但他们不约而同地都对新画像感到不同程度的满意和接受，甚至卡罗琳还承认：“虽然不像简姑姑本人却能辨别出她的某些特征”。这幅画像经过了时间的检验，无论简·奥斯汀本来的容貌如何，人们起码愿意相信这便是她的样子，因为它表现出的某种理想化，恰好符合了人们的期望。

本书的牛津世界经典文学版将这幅蚀刻版画像和卡桑德拉的原作并置一处用作封面，其意图显而易见。这本回忆录原旨在塑造一个理想化的简·奥斯汀，但放在今天、一个半世纪之后再去阅读，就要带着批判的态度去审视它的内容。这个译本也尽量提供详尽的批注，将本书作者缺失或者掩盖的事实加以澄清。把批注和原文参照阅读，就像将这两幅画像并置一处，更有利于了解和体会到一个真实的简·奥斯汀。

参考如今获得公认的奥斯汀研究成果，本书提供了尽量详尽的注释，也许注释中的信息，比原作者在书中提到的内容更能满足现代读者的好奇心，然而原作者确实提供了一些独一无二的东西。在本书的扉页，作者特别引用了《哥伦布传》中的一段话：“一个男人看到有些可以做的事，意识到除他以外再没有其他人会做这件事，便被这个念头驱策着开始这项事业。”并又在后记中对这一引述做了解释：“我认为自己想到一些可以写的东西：并意识到没有其他人可以做到这一点，我就是被这样的念头驱策着开始写作。”那么这些独一无二、只有他才想到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肯定不是别人都不知的简·奥斯汀的生平秘事，这一点在第一章他就做了坦白，“我没有更详尽的材料可提供”，那么作者到底是用什么内容填充起这部本来就资料匮乏的传记呢？

在本书的第三章，作者引述了一封完整的信件，是简·奥斯汀的曾外祖母收到的一封来自她母亲的信，信是用17世纪时未规范化的英语写就，惟妙惟肖地例证了《诺桑觉寺》中蒂尔尼先生曾经抱怨过的女士们不爱用标点符号的习惯（翻译过程实在是令译者煞费苦心）。这封信读来不乏趣味，但放在这本回忆录中还是非常可疑，它实在是和简·奥斯汀本人毫无关联。为什么要引用这封书信，包括他贯穿整书的其他旁征博引，还有他对于提到的人和事的精挑细选，作者的这些良苦用心被后世的研究者定义为“地位认同的焦虑”。

一般人们都认为简·奥斯汀是英国士绅阶层的一名淑女，更有她的崇拜者爱历数她的家族中有多少个带头衔的Sir或Lord（爵士或勋爵），不过随着后世的研究陆续出炉，人们越发确信简·奥斯汀的身份并没有像原先想得那么高，她显然属于“伪士绅阶层”——Pseudo-gentry。Pseudo-gentry这个词其实用简·奥斯汀自己的话形容最妙不过，在《桑迪屯》中德纳姆夫人对这类人进行了精要的概括：“真正算有点家业的人，不管是有产业还是有钱，一百个里面一个都没有。多半有点收入，但肯定没什么资产。都是些牧师，或者镇上的律师，还有半薪的公务员，再不就是领津贴的寡妇；从这些人身上能弄到什么好处？”乔恩·斯彭斯在他的《成为简·奥斯汀》中，详述了简·奥斯汀父亲的出身，“做羊毛生意”起家的约翰·奥斯汀三世为了让自己的继承人成为绅士，舍弃了其他需要他赡养的子孙，而简·奥斯汀的祖父便是被舍弃的子孙之一。在《傲慢与偏见》中贝内特家的小姐们被人嘲笑有个在伦敦做生意的舅舅，还有个在镇上当律师的舅舅，这点显然源于生活，简·奥斯汀父亲的两个叔父，便是一个做生意一个做律师；不过伊丽莎白还可以理直气壮地跟凯瑟琳夫人说，虽然她娘家亲戚不太光鲜，但她毕竟是绅士的女儿，可简·奥斯汀就很难理直气壮地说出这句话来。她的父亲没有财产，只能说是一名学者，相比起来她的母亲显然家世要显赫许多。简·奥斯汀母亲的父亲和伯父不仅都是学者，还和公爵家有姻亲关系。这就是作者要引述上面提到的那封曾外祖母的信的原因，因为这位曾外祖母可是钱多斯公爵一世的姐妹。

这世界上最喜欢研究族谱的非英国人莫属了。在书中作者说了一句非常虚伪的话：“人们也许希望埃杰顿爵士在回忆录中，要是能不去研究他所热衷的族谱——简的曾祖母和祖先，而是花更多笔墨在简身上就好了”，看到这句话读者是不是想把它丢回给作者本人呢？不过总体来说本书作者还是非常有节制的，他总是貌似不经意地将亲族里有地位的人提上一笔，显得矜持而有教养。相比而言，书信集的编撰者布雷伯恩勋爵还是更直白。他在书信集的序言之外用了整整三章来介绍简·奥斯汀的家族关系，当然他的理由很充分，为了帮助读者了解信中提到的各色人物的关系，不过他专门用一章来讲述他自己家族的渊源，其孜孜不倦的劲头只有《劝导》里的埃利奥特爵士可媲美。奥斯汀-利这一支认为肯特郡的奈特家的人向来傲慢，总是对自己的地位洋洋自得，但平心而论，谁都有自己的傲慢。本书作者在这本回忆录中精心编织的素材，从各个方面体现了他对于自己的地位，或者说“期望所属阶层”的自得。

本书作者身为一位牧师，同样牛津毕业，可谓承袭家传，尤其是他又继承了舅公的财产，生计不用单纯依靠牧师俸禄，比简·奥斯汀的父亲和他自己的父亲过得要优裕得多了。不过作者并不特别看重金钱和地位，甚至在塑造简·奥斯汀的形象时他也特别强调了一点：金钱从不是她写作的动力，虽然金钱从不宽裕，但平静的家庭生活也不需要很多金钱——以彰显其清高的形象。作者选择来烘托自己价值观的人物，更为强调学识上的地位，比如屡次提及的简·奥斯汀母亲的那位伯父，身为牛津贝利奥尔学院的院长，在他看来显然比有一位家产万贯的亲戚更为荣耀。当然他也不能免俗，有爵位的亲友还是受青睐。但总体来说他所奉行的价值观更接近新兴资产阶级的观念，而不是18世纪看重出身的士绅阶层的观念。在这一点上，和简·奥斯汀的价值观也是相合的。

虽然简·奥斯汀的女主人公总是纠结于没有嫁妆而在恋爱中遭遇挫折，但不能说这代表了简·奥斯汀的现实想法，只能说她忠实地反应了客观的社会现实。在所有简·奥斯汀的男主人公中，《劝导》的温特沃斯上校虽然总共才有2万镑财产，和达西先生、宾利先生、奈特利先生这样的大业主所拥有的资产没法比，但在简·奥斯汀的天平上却似乎认为他和这些先生们一样配得上最好的女继承人，因为在她看来，这份靠自己的才能和努力所获得的财产超越了纯粹金钱上的价值。从简·奥斯汀的经历来看，她的两个参加海军的兄弟都是这样依靠自己的努力谋生立命并最终获得荣誉和地位；还有她的曾外祖母身为一个孤立无援的寡妇，白手起家独立抚养被其祖父抛弃的孩子，令他们接受教育并成家立业；她的父亲虽然一辈子在金钱上从未宽裕过，但也凭自己的力量养活了一个大家庭，并帮助几个儿子成家立业——这些都给简·奥斯汀造成了深刻的影响。虽然她冷眼旁观，知道世间拥有金钱和地位可以令人获得许多优势，弥补才智和德行上的缺陷，然而在她心底，还是认为依靠自己的能力、依靠工作而获得的财富和地位，比因出身而承袭的财富和地位更加值得尊重。

在许多女性主义研究者眼中，相比同时代的其他女作家，显然简·奥斯汀的觉醒意识不够强烈。她一辈子困在一个小家族的社交圈子里，除了在生前出版了几部小说，从未做过超出这个阶层一般女性规范的事。甚至有人认为，这种局限囚困了她的天才，使得她的创作也因此受到局限。在当时的读者看来，简·奥斯汀小说中确实体现了“正确”的道德观，这一点尤其表述在她的崇拜者图书管理员克拉克先生的信中，然而就像布雷伯恩勋爵所说，简·奥斯汀的小说从不是“道德训诫”的小说。同样，后世的研究者称，简·奥斯汀作品中的道德观并不像表面上的那么单纯。她也许不像夏绿蒂·勃朗特在《简爱》中那样直言宣称“我和你是平等的”——比起来简·奥斯汀简直是毫无锋芒可言，是个投降于社会陈规陋习的保守主义者，但就像她通过细微的方式折射了那个时代正在发生的巨变，她的价值观也同样微妙，要研究这一点，不结合她的出身和生平来对照是不容易理解的。

在这本回忆录中，本书作者也用他自己的方式，为我们呈现出了一幅当时代的图景，他那些所谓“只有他自己想到的可以写的东西”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后世的传记作者所不可及的视角。无论是小步舞、食谱还是纺车，确实帮助我们建立起一个立体的视角来想象简·奥斯汀的真实生活。还有他提到的当时代的文人，无论是对简·奥斯汀赞誉有加的评论者，还是拿来作比较的同时代作家，也为我们展现出一个更为广阔的阅读空间——19世纪热火朝天的英语文学，并不仅仅是单薄的现有中译本的那几位知名作家。其中尤其是女性作家，虽然本书仅提到寥寥几位，却让我们可以窥视到当时女性在文坛上的活跃程度和重要角色。事实上，这本书所带来的引申阅读空间，要远远大于它本身所提供的内容。

这本回忆录的优点和缺点，就是这样相辅相成：素材的匮乏是因，用来填补的闲笔是果；而闲笔并非毫无价值，它为研究者所提供的线索，塑造了后世硕果累累的奥斯汀研究。它的权威性便在于此，当20世纪初研究者们再不能对已有的家族传记感到到满足时，他们起步的出发点几乎全部源自这本薄薄的回忆录。

最后，请一定不要忘记，这是一部维多利亚时代的传记作品，它的迂腐和趣味皆来源于此。请回到摄政时期和维多利亚时代，用那个时代的阅读方式来读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