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他们诞生在这片土地上

一、非惟天时，抑亦人谋

文学，是时代母亲的儿子。

任何文学现象，都不能是无缘无故地产生的，它总是和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总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存在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祖国东北角涌现了一批年轻作家，后人将他们冠以“东北流亡作家”之名称。它的诞生，既是当时东北社会与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也是由于它适应了当时那种特定的环境，包括当时东北独特的地理、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思想与文化。在这个大环境下，东北作家演出了一幕幕丰富多彩、凝重雄浑的历史活剧，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笔璀璨绚丽的历史文化遗产。

社会生活的千变万化，人民命运的坎坷忧患，民族生存的奋争与未来……在东北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忧患年代里，历史赋予文学以丰富而深邃的内涵。这真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时代，一个独特的大环境啊！

这个环境首先是由五四运动促成的。

回顾“五四”初潮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先行的知识阶层率先喊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封建文化的根基在动摇，新文学在建立。在这种开拓与奠基性的文化进军中，已经蕴含了挽救国家、恢复民族尊严的政治激情。这是东北新文学到来的前奏。

当时，全国各地以白话文形式创作的新诗、新小说，以及文学新人、新的文学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东北也不例外，新文学首先在奉天（今沈阳）兴起，之后由南而北逐渐延展。较著名的有白杨社、启明学会、东光社、春潮社、蓓蕾社、寒光剧社、灿星社。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东北新文学十分活跃、“五四”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在东北扎根并逐步发展的阶段。

当时，东北的一些报刊也成了新文学的热心传播者。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奉天的《新民晚报》《平民日报》《盛京时报》，大连的《泰东日报》，都热心扶持了一些新文学作品，转载鲁迅、叶圣陶、郭沫若、闻一多、胡适、王统照、徐志摩等人的新作，对文学新人的成长和新文学在东北的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

茅盾在评价这时期的文学活动时说：“这一活动的主体是青年学生以及职业界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的团体和刊物也许产生以后旋又消灭了……然而他们对于新文学的发展的意义却是很大的。这几年的杂乱而且也好像有点浪费的团体活动和小型刊物的出版，就好比是尼罗河的大泛滥，跟着来的是大群有希望的青年作家。”（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这预言是注定要实现的。

在东北，这预期中最早的一批青年作家果然出现了。我们可以举出王卓然、朱焕阶、罗慕华、王莲友等人的名字。他们大都生活在小资产阶级的圈子里，文学还幼稚，作品的主题也常常是追求个性解放和婚姻自主，反对传统的封建道德。这是“五四”思想解放运动在文学上第一阶段的作品的共同特点。关于这一点，鲁迅曾准确地分析说：“在现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最容易出现的，是反叛的小资产阶级的反抗的，或暴露的作品。”（鲁迅《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是东北历史上一段具有转折意义的阶段。文学上也是如此。“东北的”特征逐渐显现得更明显了，它有别于关内文学的个性逐渐凸现了。它不是亦步亦趋随着关内文学发展的步调，而是以自己的特点、自己独特的面貌，开拓和确立自己的位置。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它就完全迈上了一条全新而独特的道路。它的革命性和抗战意识的内核，已经走在全国文学的前面。这就是当时东北新文学和关内文学的发展衍化关系的总格局。

五四新文学有一个鲜明的精神内核，就是与中国的社会实际相结合。在对旧的文化进行改造的同时，兼有强烈的批判性与创新性。它从一开始就潜伏政治的要素，而它一旦与东北特定的历史背景相遇，很快就确立了抗日救亡的主题，将新文学与爱国反帝的政治目标合流在一起。这是东北新文学发展的独特面貌。从新文学浪潮中脱颖而出的一批东北文学青年对爱国主义思想的捕捉尤为敏锐，也急于表达。在他们中间，便萌发了“东北流亡作家”的胚芽。

东北新文学的上层之所以能孕育“东北流亡作家”，就在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期东北社会处于特殊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中。

步入二十世纪，东北的地理和历史环境变得十分特殊微妙。它处在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的交叉点上，在帝国主义强国的利益夹缝中艰难地保全自己。十九世纪以来，俄国一再越黑龙江而南下，日本跨朝鲜而西进，东北成了它们进一步侵略扩张的边缘地域，成了它们妄图吞并的新土。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势力加剧膨胀，中日外交摩擦此起彼伏，日本的侵略野心已经对东北的安全构成直接威胁，这是连普通东北人都可以感觉到的。在东北内部，奉系军阀仍在推行穷兵黩武的政策，战乱不断，使落后的封建经济更趋潦倒。整个东北就像一座行将倒塌的大厦，受着风雨的侵蚀，危象日重，一个历史转折点正悄悄逼近。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普罗文学（无产阶级文学）在东北得到很大的发展，这对“东北流亡作家”的诞生起了很大作用。

一九二九年，在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下，奉天的一些青年学生创办了一个进步的文学刊物《冰花》。奉天的地下党员还掌握了另一个普罗刊物《关外》。在东北大学校园里，白晓光（马加）、林霁融、张露薇、李英时、叶幼泉、申昌言等人，开始在当地的报刊上发表文章，初露头角，他们仿效《关外》办起了颇为左倾的《北国》，继而又有《怒潮》。在这两个刊物上登载的李英时的《文学与阶级》，白晓光的小说《母亲》、长诗《在千山万岭之中》，都焕发着一种新的活力。

在北满，已是中共地下党员的罗烽于一九三〇年年初在铁路职工中创办了第一个普罗性质的刊物《知行月刊》。地下党员金剑啸在哈尔滨主编《晨光报》副刊、《大北新报》副刊。当时哈尔滨的《国际协报》的《文艺》副刊、长春《大同报》的《夜哨》副刊等，均一度掌握在进步文学工作者的手里。姜椿芳、罗烽、舒群、白朗、萧军、萧红、金剑啸、孔罗荪、金人、塞克等作家都曾在上面发表作品。他们秘密聚会，成立剧社，组织进步画展，使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哈尔滨的进步文艺活动颇为活跃。“哈尔滨作家群”成了日后“东北流亡作家”的雏形。

当时，外国进步文学在东北的传播，对“东北流亡作家”的诞生，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很多作家都是接受了外国革命文学的精神熏陶而成长的。在奉天、大连的一些进步书店里，有日本进步作家小林多喜二、德永直的作品。其中，《蟹工船》影响较大，很多进步文学青年都读过它。而在北满，苏联革命文学的影响要大一些。《国际协报》《大北新报》，都曾介绍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和生平，刊登过苏联文艺作品，对当时的文学青年有较大影响。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这个特定的时代，在东北这块特殊的地域上，几种来自不同方向、分属不同类型的文化互相撞击，互相融合。在其接合部上，形成了一种“T”型的文化交叉点。它向不同方向扩延的结果，就诞生了一块新的亚文学出生的区域。坚持现实主义主潮的进步文学青年的成长，又为“东北流亡作家”的问世最后准备下了人才这一因素。而“九一八”的炮声，把来自各方面的条件最后凑成结果，“东北流亡作家”从此便似打开闸门之水，顺势涌出，锐不可当了。

二、偶然和必然

九一八事变不仅使东北沦为日本殖民地，也从此揭开了中国抗战的序幕，中国历史开始了一个新时期。

九一八事变时，“东北流亡作家”的大部分人都在故土，目睹了这一国土沦丧的过程。日本侵略者的军歌声、太阳旗，他们趾高气扬的占领者气焰，随意屠杀、凌辱中国人民的兽行，东北人民的呻吟、挣扎和鲜红的血，刺痛了这些青年作家的心。严峻的现实已逼得他们不能沉默，爱国的心使他们无法接受当亡国奴的命运。于是，他们纷纷流亡到关内，浪迹天涯。他们亲身体验了家破国丧、被侵略者凌辱之痛楚，对他们来说，个人的不幸和祖国的不幸，个人的命运和整个民族的命运，突然空前紧密地相连了。“每一次社会危机和社会变革一定会增加个人命运的偶然性，特别是增加关于这种偶然性的自觉。”（东北作家于黑丁语。见沈卫威论文《略论东北作家群的崛起》）在这种偶然的历史骤变面前，这些青年作家更加自觉地焦虑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他们不是为了去做作家，而是为了救祖国、救民族、救自己而拿起笔来的。他们这时创作的心境与“九一八”前相比已发生巨大变化。他们由对现实的震惊、哀痛，继而到愤懑、反抗，渴望发泄自己的感情，憧憬收回家园的战斗，这心底的欲望和时代的潮流合拍，也反映了人民大众的愿望。萧军回忆道：“我从事文艺创作的动机和主要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祖国的真正独立、民族的彻底解放、人民确实翻身以至于能出现一个无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萧军《我的文学生涯简述》）说得极为中肯。李辉英也在自述中说：“我是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因为愤怒于一夜之间失去了沈阳、长春两城，以及不旋踵间，又失去整个东北四省的大片土地和三千万人民被奴役的亡国亡省痛心情况下起而执笔为文的。”马加回忆说：“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我流亡到北平，失了学，失了业，失去了一切生活的权利。……一九三二年夏天，出于体验生活的动机，我毅然地回到了东北故乡，作为一个流亡青年在农村滚了两年。在当时阴霾的政治气氛笼罩下面，我所体验到的，是敌人铁蹄下的白色恐怖，农民肩头上沉重的枷锁。残酷的现实使人窒息，使人愤怒，我带着与之决裂的感情告别了被侮辱的土地……”（马加《〈寒夜火种〉后记》）九一八事变不仅急剧地改变了东北的历史和命运，也急剧地改变了这些青年作家的生活道路。他们从此失去了平静的家园，背井离乡，颠沛流离，目睹同胞的悲惨命运。生活中的观察和感受，极大地开阔了他们的视野，他们将自己的创作融进社会剧变的洪流中。他们以一种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以自己唤醒民族危亡的主体意识，创作抗日救亡主题的作品。他们内在的感情，也在这一变化中升华着，形成新的风貌。

“东北流亡作家”亲身经历了这一次历史与文化的大碰撞，这使他们有可能挣脱传统思想文化体系的束缚，从精神上获得解放，充分展露创作个性，自由地表达自己的信念。他们出生在时代骤变的暴风雨中，经历了难忘的感情折磨和很多生活的坎坷，这既是他们个人的不幸，又是他们的得天独厚之处。正是身处猛烈的时代暴风雨中，他们才开始用一种全新的眼光认识生活、了解社会。他们内在的创作世界无疑比没有经历过生活的作家更为复杂，也经历更多的内心矛盾和痛苦抉择，他们彷徨过、痛苦过、困惑过，也有过一度失落的怅惘。但是，对于抗战的胜利和东北的光明前途，他们是坚定的。在时代的考验面前，他们勇敢地做出了自己正确的选择，这就是去适应时代、迎接挑战，而不是逃避时代。没有这种精神准备，“东北流亡作家”的创作就不会具有使人们感动的那种历史崇高感和精神力量。

在关内，这些作家便脱颖而出、比肩而立，联袂辉映在文坛上了。

一九三二年，流亡关内的吉林籍作家李辉英，在丁玲主持的左联刊物《北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最后一课》，这也是流亡关内的东北作家第一篇描写东北抗日救亡的小说。一九三三年五月，李辉英的长篇小说《万宝山》出世。它取材于“九一八”前夕吉林省发生的日本侵略者制造的万宝山事件的历史事实，描写了日本在经济上推行侵略政策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抗。结构有些杂芜，技巧也不够好，主题意义都是新鲜的，它是“东北流亡作家”的第一部抗日题材的长篇小说。它与铁池翰（张天翼）的《齿轮》，林箐（阳翰笙）的《义勇军》一起列为“抗战创作丛书”，由上海湖风书局出版，引人注目。

约在一九三五到一九三六年间，来到上海的夫妻作家萧军和萧红，率先推出著名的小说《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鲁迅先生为之作序，指出其“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力透纸背”“这正是奴隶的心！”（鲁迅《萧红作〈生死场〉序》）“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鲁迅《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鲁迅先生的赞扬和培养，使东北作家的名字骤然响亮起来，他们作品的真正价值开始为人们所认识。后于二萧来到上海的舒群写出著名短篇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深受好评。罗烽写出描写沈阳陷落后场面的著名短篇小说《第七个坑》；骆宾基写出表现东北早期抗日游击队生活的小说《边陲线上》；马加写出描写伪满洲国皇帝“登基”前后东北农村悲惨生活实貌的中篇小说《登基前后》（即《寒夜火种》）；端木蕻良写出表现“九一八”前夕东北农村宏阔面貌的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流亡关内的穆木天、高兰的激昂悲壮的朗诵诗，杨晦与塞克的剧作，于黑丁、林珏的短篇小说，金人的翻译著作都相继问世，一大群年轻的“东北流亡作家”开始活跃于关内文坛。他们的作品，场景宏阔，主题意义深刻。由北满的呼兰小镇写到南满的辽河乡村，由边城珲春的景致写到东北都市的风情，由白雪皑皑的长白山写到茫茫辽阔的科尔沁旗草原，笔端倾吐着经历“九一八”惨祸的东北人民的呼喊，流淌着三千万东北同胞的泪珠，抒唱着东北人民的觉醒和不屈的抗争。在短短的两三年之间，这么一大批集中反映东北抗日斗争的优秀作品突然问世，这么一大群失去家园的“东北流亡作家”骤然到来，如长风出谷，使关内文坛为之震动。由于他们描述的正是全国人民普遍关心而又不熟悉的沦陷的东北生活，所以其作品普遍受到重视。人们认识到抗日救亡文学这一新领域。他们作品的思想价值被确立，意味着“东北流亡作家”在这个时期已基本形成。他们的作品带给关内文坛一个“全新的场面，新的题材，新的人物，新的背景”[1]，而这一点是他们自己始料不及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东北流亡作家”的创作仍在发展。萧军写出反映辽西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过去的年代》，短篇小说集《羊》《江上》；萧红写了著名的《呼兰河传》，短篇小说《小城三月》《手》《牛车上》等；二萧合著短篇小说集《跋涉》；端木蕻良写出短篇小说集《憎恨》、中篇小说《大地的海》；骆宾基发表一些反映国统区人民抗战和自身家世的作品，如短篇小说集《北望园的春天》，长篇小说《幼年》《姜步畏家史》；罗烽著有短篇小说集《呼兰河边》，中篇小说《归来》《莫云和韩尔谟少尉》等；舒群发表抒情长诗《在故乡》，中篇小说《老兵》《秘密的故事》，短篇小说集《没有祖国的孩子》《海的彼岸》等；李辉英写出表现国统区战时生活和怀念家园的散文集《再生集》《军民之间》《山谷野店》等；白朗写出中篇小说《叛逆的儿子》《悚栗的光圈》等；马加写出抒情长诗《火祭》《古都进行曲》，短篇小说《家信》《我们有祖先》等；塞克成为写出著名的《流民三千万》《满洲囚徒进行曲》《东北救亡总会会歌》等歌曲的词作家；穆木天继诗集《旅心》后，又出版《流亡者之歌》《新的旅途》两部诗集；林珏写出短篇小说集《山村》《鞭笞下》和《火种》。此外，于黑丁、高兰、孔罗荪、金人、杨朔、刘澍德、师田手、高涛、耶林等人的创作也很活跃。东北作家在短短几年间，已成为关内左翼文学的一支颇有实力的新军。

三、奴隶们的心

东北作家入关后，与左翼作家有了更多交往，开阔了视野，丰富了生活体验，作家自己也获得了相对安定的写作环境。一些主要作家，如萧军、萧红、罗烽、舒群、白朗、金人、林珏、李辉英，于一九三四年前后竟不约而同地奔向上海，聚集在左联内，这是一个颇有深意的选择。

上海是当时全国进步文化活动的重心，是革命文学与反动文学正在激烈搏斗的阵地。对于渴望战斗的东北进步作家来说，内心自然充满极大的向往。在他们的抗日题材作品即将问世的时候，他们来到上海，并旋即投入革命文学的洪流中，经受斗争洗礼，这对他们的成长有着重要意义。能够真正理解和认识他们作品的崭新价值的，在当时首推上海的进步文化界，能够真正广泛宣传和确立他们地位的，也只能是上海的进步文化界。

上海的左联对整个进步文化界张开臂膀，以长者的关怀之情，培植这些来自北国的稚嫩幼苗，为他们施展才能创造良好环境。《文学》《作家》《中流》等上海有影响力的文学刊物，都为他们开辟园地，使他们的作品有机会发表。一些著名的作家和评论家，热情地为他们的作品评论宣传。

骆宾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边陲线上》，就曾直接经茅盾推荐和协助安排出版。端木蕻良的短篇小说《鴜鹭湖的忧郁》，也得益于茅盾、郑振铎的鼓励与支持。《八月的乡村》《生死场》《没有祖国的孩子》《科尔沁旗草原》《鴜鹭湖的忧郁》等作品刚一问世，便受到茅盾、丁玲、周立波、周扬、乔木、胡风等作家的热情支持与介绍。

周立波在评论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时说：“他的人物很单纯、直率、勇敢，有着独立的人格，倨傲的心情……对于一切加于自身的和民族的压迫，不能忍耐，这和我们许多同胞对于异族的任何压迫怀着奴性容忍的特性又完全不同，争取解放的中国民族，正需要这样的人物。”[2]乔木在评论《八月的乡村》时说：“《八月的乡村》连同它的作者一起到洋场上来了，于是大家就齐声叹服。……中国文坛上也有过写满洲的作品，也有过写战争的作品，却不会有一部作品是把满洲和战争一道写的。……这本书使我们看到了在满洲的革命战争的真实图画。……凡是这些都是目前中国人民所急于明白的，而这本书都用热烈的笔调报告了出来。”[3]胡风评论《鴜鹭湖的忧郁》创造了一幅受难者的“凄美动人的图画”。“这不是血腥的故事，但读者依然从这里感受得到满洲大地上的中国农民过的是怎样悲惨的生活。”[4]此外，像王统照称赞《大地的海》“雄健”[5]，巴人称誉《科尔沁旗草原》“把科尔沁旗草原直立起来”（见《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5辑第153页），都是中肯的评论，都准确指出了“东北流亡作家”作品的鲜明价值。

对流亡上海的东北进步作家地位的肯定，还与鲁迅先生的直接扶植有着重大关系。鲁迅先生亲切接待萧军和萧红，坚决驳斥了狄克（张春桥）的《八月的乡村》“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日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6]的讥嘲，保护了年轻的东北作家。鲁迅先生扶病弱之身为《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作序，并以“奴隶丛书”的名义安排出版。鲁迅先生是把它们作为奴隶们的文学看待的。鲁迅认为，在当时的上海，在中国，就需要这样投枪式的作品，唤醒奴隶们的“麻木的”心，挺直民族的脊梁。

鲁迅先生说：“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鲁迅《半夏小集》）这种深刻的国民灵魂的省察和希冀之情，非鲁迅不能言。在为《生死场》作的序的结尾处，鲁迅先生留下了这样一段充满感情、意味深长的文字：

现在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日的夜里，我在灯下再看完了《生死场》。周围像死一般寂静，听惯的邻人的谈话声没有了，食物的叫卖声也没有了，不过偶有远远的几声犬吠。想起来，英法租界当不是这情形，哈尔滨也不是这情形；我和那里的居人，彼此都怀着不同的心情，住在不同的世界。然而我的心现在却好像古井中水，不生微波，麻木地写了以上那些字。这正是奴隶的心！——但是，如果还是扰乱了读者的心呢？那么，我们还决不是奴才。

鲁迅先生透过奴隶累累的尸堆，大声喊出了“我们还决不是奴才”。东北作家也在呼喊：“我们决不是奴才。”鲁迅先生和他们的心是相通的，这就是奴隶们的心。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进步文学的命运是险恶的。在白色恐怖的摧残下，左翼文化艰难地顽强地战斗着，鲁迅先生的内心也是寂寞的。在这个时候，《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来了，令鲁迅先生欣喜不已。他清醒地看到了它们的价值。它们是此刻最急需、最适时的文学作品。它们的价值是极大的。它们像黎明啼晓的雄鸡一样，宣告着全国抗战文学新的一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