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在抵达大厅的传送带上，我的两个行李箱慢慢滑行。两个旧箱子，六十年代末的。我们要搬家时，在货车登门的前一天，我在仓库里妈妈的物品当中发现了它们，马上据为己有，它们跟我和我的风格很配，不太现代，也不怎么流线型，正是我喜欢的样子。

我在墙边的烟灰缸里掐灭香烟，从传送带上取下箱子，提到外面。

七点差五分。

我又点了一支烟。不着急，我没什么事非做不可，也没什么人非见不可。

天空阴沉，但空气仍然清爽明澈。我站在机场外，虽然地处海平面以上不过几米，景色却有嶙峋之感。我能看到的树寥寥无几，统统长得低矮，形状扭曲。远景的山峰披挂着白雪。

就在我眼前，有一辆机场巴士，乘客们正在迅速把它填满。

我该不该上车？

这次出门的钱，是爸爸非常不情愿地借给我的，我得一直用到一个月后，领到第一份工资时。另一方面，我不知道青年旅馆怎么走，带着两个行李箱和一个背包，在陌生的城市里瞎转，对我的新生活来说，恐怕不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算了，还是打辆出租车吧。

我只是短暂步行到附近的小吃店，吃掉了纸碟里的两根香肠和土豆泥，除此之外，我整个晚上都待在青年旅馆的房间，趴在床上，背上披着羽绒被，一边听随身听里的音乐，一边给希尔德、埃里克和拉尔斯写信。我也开始写给莉内，我和她一起度过了整个夏天，可是只写了一页，就把它丢到一边，脱掉衣服，关了灯，关不关灯没有任何区别，这是个明亮的夏夜，橙色的窗帘在房间里亮堂堂的，像一只眼。

通常不管什么环境，我都能很快入睡，但这个夜晚我醒着。只要再过四天，我就要开始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只要再过四天，我就将走进北挪威海岸一个小村庄的教室，那个地方我从未去过，也一无所知，甚至一张照片都没见过。

我！

一个十八岁的克里斯蒂安桑人，刚刚高中毕业，刚刚离开家庭，没什么工作经验，只是在镶木地板工厂干过几个晚上、几个周末，在地方报纸做过几天记者，再就是今年夏天，在精神病院打了一个月的工，可我就要成为霍菲尤学校的一名正式教师了。

不，我睡不着。

学生们会怎么看我？

当我走进教室上第一堂课，看着他们坐在我面前的一排排椅子上，我对他们说什么呢？

还有别的老师，他们又会怎么看我？

走廊里有扇门打开了，传出音乐和人声。有人小声哼着歌进了过道。一声喊叫：“Hey, shut the door!”[1]须臾之后，所有的噪音被再度封闭。我翻了个身，朝另一面侧躺着。在明亮的天空下躺在床上，这种陌生感想必也起了作用，让我难以入睡。而难以入睡的想法一旦形成，入睡就变得不可能了。

我下了床，穿上衣服，坐到窗边的椅子上，开始读书。埃尔林·耶尔斯维克（Erling Gjelsvik）的《死亡奔逃》（Dødt løp）。

所有我喜欢的书基本上都是同样的主题。英瓦尔·安比约恩森（Ingvar Ambjørnsen）的《白色的黑鬼》（Hvite niggere）、拉尔斯·索比·克里斯滕森（Lars Saabye Christensen）的《披头士》（Beatles）、乌尔夫·伦德尔（Ulf Lundell）的《贾克》（Jack）、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休伯特·塞尔比（Hubert Selby）的《通往布鲁克林的最后一个出口》（Last Exit to Brooklyn）、M·阿格耶夫（M. Agejev）的《可卡因传奇》（Roman med kokain）、芬恩·阿尔内斯（Finn Alnæs）的《巨人》（Koloss）、昂纳尔·米克勒（Agnar Mykle）的《套索环住月亮》（Lasso rundt fru Luna）、延斯·比约内伯（Jens Bjørneboe）的“兽行史”三部曲、克拉斯·奥斯特格伦（Klas Östergren）的《绅士》（Gentlemen）、阿克塞尔·延森（Axel Jensen）的《伊卡洛斯》（Ikaros）、J.D·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奥拉·鲍尔（OlaBauer）的《熊蜂的心》（Humlehjertene）和查尔斯·布考斯基的《邮差》（Post Office）。书里的年轻人在社会上找不到自我，他们更想要生活而不是循规蹈矩，更想要生活而不是家庭，简单地说，这些年轻人厌恶资产阶级的价值观，渴望自由。他们旅行，醉酒，读书，梦想着生命中伟大的爱情，或是写出伟大的小说。

他们想要的一切我也想要。

读这些书的时候，那种时时刻刻积聚在我内心的巨大渴望，虽然暂时消失了，但我一放下书，便以十倍的力量卷土重来。整个高中阶段我都是这样的。我讨厌一切权威，反对我在其中长大的那个该死的、合理化了的整个社会，连同它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和物质主义人性观。我鄙视我在高中学到的东西，甚至文学方面的也包括在内；所有我需要知道的，所有真正的知识，唯一确实必要的知识，都是在我读的书和我听的音乐里发现的。我不在乎钱，也不关心社会地位的种种符号，我知道生活的基本价值在别处。我不想学习，不想到大学这样的传统机构接受教育，我想旅行，南下欧洲，在沙滩上露宿，在廉价旅店睡觉，不然就到旅途中结识的朋友家过夜。为了糊口，做各种古怪的工作，在饭馆刷盘子，给轮船装货卸货，采摘橙子……那年春天我买了一本书，里面开列了你能在欧洲各个国家找到的每一种工作，有你能想到的，也有你想不到的。但这一切都是为了写出一部小说。我会在西班牙的村庄里写作，我会去潘普洛纳追逐公牛，我会继续前往希腊，在海岛上写作，过上一两年，我将在背包里装着一部小说，回到挪威。

这就是计划。这就是为什么高中毕业后，我没有像许多同学那样去服兵役，也没有像另一批同学那样报名念大学，而是去了克里斯蒂安桑的就业办公室，索要一份清单，上面有北挪威所有空缺的教师职位。

“听说你要当老师了，卡尔·奥韦。”那年夏末遇到我的人都这么说。

“不，”我回答，“我要当作家。可在此期间我得找个事糊口。我会去那儿工作一年，攒点儿钱，然后南下欧洲去旅行。”

这不再是我脑子里的一个想法了，而是我现在置身其中的现实：明天我就去特罗姆瑟的港口，搭快船到芬斯内斯，再坐公共汽车南下，前往霍菲尤那个小小的村庄，学校的看门人将在那儿接我。

不，我睡不着。

我从手提箱取出半瓶威士忌，又从卫生间拿了个玻璃杯，倒了酒，拉开窗帘，眺望窗外远远近近被奇光照亮的房屋，喝下了让人打战的头一口酒。

第二天上午十点来钟，我苏醒时，心乱如麻的感觉已烟消云散。我收拾好东西，用前台的投币电话叫了出租车，站在外面，行李箱放在脚下，一边等车，一边吸烟。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去一个我不必返回的地方。可谓“有的去，没的回”。妈妈已经卖掉了我们的房子，搬到弗勒去了。爸爸和新妻子住在更往北的地方，在北挪威的北部生活。英韦住在卑尔根。而我呢，我正要前往自己的第一套公寓。到了那儿，我就有自己的工作，挣自己的钱。破天荒头一次，我掌控着我生活的所有要素。

天啊，这是多么美妙的感觉！

出租车向山上驶来，我把烟屁股扔到地上踩熄，提起箱子放进行李箱，司机是个胖胖的白发老头，戴了条金项链，为我开了门。

“去码头。”我说着坐进了后座。

“码头大着呢。”他转过身对我说。

“我要去芬斯内斯。坐那儿的快船。”

“能找着的，你放心。”

他向山下驶去。

“你要去那儿上高中？”他问。

“不，”我说，“我要去霍菲尤。”

“哦？去打鱼吗？你可不像渔夫！”

“其实我要去那儿教书。”

“就是，就是。南方人做这一行的可不少。不过，你找这种工作是不是太年轻了？你肯定才十八岁，对不对？”

他放声大笑，透过后视镜看看我。

我也笑了一声。

“我夏天已经高中毕业了。我觉得这总比什么都不干强。”

“那倒是，你说得不错，”他说，“可是想想在那儿长大的孩子们。老师都是才毕业的高中生。年年换一拨新人。难怪他们一上完九年级，就去打鱼哩！”

“没错，”我说，“可这不能全怪我。”

“不，不，什么怪不怪的！谁说怪你了！打鱼的生活可比学习强多了，你知道的！远远强过到三十岁还坐在那儿念书。”

“对。我不去上学。”

“可你就要当老师了！”

他又一次透过后视镜看了看我。

“是的。”我说。

有几分钟我们没再说话。然后他把手从变速杆上抬起来，指着窗外。

“那边，那就是你要坐的快船。”

他在码头外面停了车，把我的箱子放到地上，重新关上行李箱。我给了他钱，不知道小费怎么付，这个问题我担心了一路，现在解决的办法就是告诉他别找了。

“谢谢！”他说，“祝你好运！”

五十克朗就这么没了。

他重新驶上公路，留我站在那儿，计算着身上还剩多少钱。看起来不妙，但我也许能预支一部分工资，在开始工作之前我囊中羞涩，他们肯定能理解吧。

芬斯内斯有条主街，有许多简单的、大概是匆忙建成的混凝土楼房，远处的山脉环抱着它贫瘠的周边，我忽然想到，这里看起来更像阿拉斯加或加拿大的一个小村庄。此时已是几个小时之后，我坐在一家糕饼店里，面前摆着一杯咖啡，等候公共汽车载我离开此地。这里没什么中心可言，镇子太小了，每个地方都可以当成中心看待。这里的气氛，完全不同于我以前去过的那些城镇，既由于芬斯内斯的面积相对而言大为缩小，当然也是因为谁都不曾采取主动，让这里的任何一处显得友好，显得美丽。大多数城镇都有个前脸，有个背面，但这里看起来千篇一律。

我翻看着刚在附近书店买的两本书。一本叫作《新水》（Det nye vannet），是个我不熟悉的作家写的，名叫罗伊·雅各布森（Roy Jacobsen），另一本是莫滕·约恩森（Morten Jørgensen）的《芥末军团》（Sennepslegionen），他参加过两三支乐队，刚好我在几年前关注过。把钱花在他们身上也许不是个好主意，可我要当作家，阅读就很重要，但愿我能看到别人的水平有多高。我可以像人家那样写吗？我坐在那儿翻书的时候，脑子里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然后我慢慢走向公共汽车，在车外抽完最后一口烟，把箱子放进行李舱，给司机付钱，问他能不能告诉我什么时候到霍菲尤，再走过过道，坐到左侧倒数第二个座位上，自从我有记忆以来，这一直是我最喜欢的位置。

过道对面坐着一个漂亮的金发女孩，也许比我小一两岁，座位上放着她的书包，我猜她在芬斯内斯上高中，正要回家。我上车时她看了看我，现在随着司机挂上一档，猛地一颠，驶离车站，她又转过头看了我一眼。目光没有停留，只是一瞥，匆匆扫过，但还是足以让我当场勃起。

我戴上耳机，把一盒磁带插进随身听。史密斯乐队（The Smiths），《女王驾崩》（The Queen is Dead）。为了不显出尴尬，在最初的几公里，我一直集中精力，盯着我这一侧的窗外，克制着朝她那边看的一切冲动。

一离开市中心，便是一片延伸好几公里的建成区，大约有一半乘客下了车，此后，我们便驶上了一条漫长而空寂的直道。芬斯内斯的天空是苍白的，单调的辉光笼盖着下方的城市，相形之下，这里的蓝色却越来越重，越来越深，太阳垂挂在西南的群山之上，山体低矮，却不失陡峭，遮蔽了山那一边理当存在的海景，在道路的两边，石南花密集生长，带着点点红斑，有些地方近乎紫色，阳光让它们熠熠生辉。此间的树木，大部分是畸形的松树和低矮的桦树。在我这一侧，谷地攀爬向上，与之相接的山峰一派柔和，称之为山丘亦不为过，另一侧的山峦虽不见得高耸入云，却也尽显陡峭、野蛮和巍峨。

看不到一个人，也看不到一座屋。

可我来这儿，不是为了结交新人，我来这儿是为了找到写作需要的平静。

这个想法让我心头一下子涌起了喜悦的浪花。

我在路上了，我在路上了。

几个小时之后，我仍然沉浸在音乐里，路标突然在前方一闪而过。通过地名的长度，我断定那上面写的一定是霍菲尤。路牌所指的道路直入山腰。与其说这是条隧道，倒不如称之为洞窟，墙体好像刚刚经历了爆破，里面也没有灯光。隧道顶部淌着水，量如此之大，司机不得不打开了雨刮。我们从另一边驶出时，我大口地吸着气。左右两条长长的山脉，嶙峋而险峻，光秃秃地裸露着，两山之间是一条窄窄的峡湾，再往远处，如同一片浩瀚的蓝色平原，是大海。

噢噢噢噢。

公共汽车所走的道路紧紧依傍着山体。为了看到尽可能多的景色，我站起身，走到另一排座位中间。我站在那儿，脸贴着车窗，透过眼角的余光，注意到那金发女孩看到了这一幕，还转向我，露出了微笑。对面有座山，山下有个小岛，朝向陆地的一边，密密麻麻地拥塞着房屋，朝外的一边却完全不见人烟，起码从远处看是这样。港口有防波堤环绕，停泊着一些渔船。山峦接续向前，长约一公里。离我们最近的，是披着绿衣的斜坡，远处的山体却完全裸露，灰不溜秋的，笔直地扎进海里。

公共汽车穿过另一条岩洞般的隧道。在另一端，在一个相对和缓的山坡上，有个浅浅的谷地，那就是我要在此度过一年的村庄。

我的天。

美妙极了！

一条马路，像横躺的马蹄铁，穿村而过，大部分房屋围挤在道路周边。在下马路的下方，码头的前方，有座工厂模样的建筑，那一定是鱼类加工厂了，再往远看，有很多小船。马蹄型道路的尽头是一座小教堂。在上马路的上方，是一排房屋，屋后有低矮的桦树、石南花和密灌丛，一路上行，直达谷地的尽头，两边各有一座大山拔地而起。

就这些。

对了：在上马路和下马路结合处的上方，紧挨着隧道的地方，有两座大楼，想来一定就是学校了。

“霍菲尤！”公共汽车司机说。我把耳机塞进衣袋，往前走，他跟着我下车，打开行李舱的门，我向他道谢，他面无笑容，说了句不客气，便爬回车上，公共汽车在广场掉了个头，重新驶入了隧道。

我两手各提一只行李箱，背上背着海员包，先抬头瞧瞧，接着往路上看，在寻找看门人的同时，也把那新鲜的、带着一丝咸味的空气深深吸进了肺里。

公共汽车站对面的房子开了门。出来一位小个儿男人，身穿短袖圆领衫和慢跑运动裤。看他行进的方向，我就知道，这正是我要找的人。

他差不多全秃了，只剩下耳朵周围的一小圈头发。他面相柔和，特征明显，一眼就能看出是个五十多岁的人，但镜片背后的眼睛小而锐利，与整体特征不尽相容，这一点在他走近时一下子引起了我的注意。

“克瑙斯高？”他说着伸出手，但并没有直视我的眼睛。

“是的。”我说着握住了他的手。又小又干，像动物的爪子。“您一定是科内柳森吧。”

“没错。”他微笑着说。他站在那儿，两条胳膊垂在身体两侧，看着风景。“你觉得怎么样？”

“你说霍菲尤？”我问。

“我们这儿不错吧？”他说。

“非常美。”我说。

他转过身，抬起头，指着远处。

“你就住那儿，”他说，“所以咱们是邻居。我就在那儿住，你看到了吧。我们上去看看？”

“好，”我说，“你知不知道我的东西到了没有？”

他摇摇头。

“我看还没到。”他说。

“那星期一肯定能到。”我说完跟上他，沿着马路往上走。

“你在学校应该教我的小儿子，要是我没弄错的话。”他说，“他叫斯蒂格。上四年级。”

“你有很多小孩吗？”我问。

“四个，”他说，“两个在家住，约翰内斯和斯蒂格。女儿托内和儿子鲁本住在特罗姆瑟。”

我边走路边打量着村子。有座房子想必是商店，门外站着些人，还停了两三辆小汽车。上马路边一家小吃店外，也有几个身边停着自行车的人。

远远望去，一条船正在驶入峡湾。

几只海鸥在下方的港口边发出尖叫。

否则这里一片寂静。

“有多少人住在这儿？”我问。

“两百五十口左右，”他说，“这要看你是不是把到别处上学的小孩也算在内。”

我们走到一幢七十年代的黑色木屋前，在一楼门口停下，屋子前面有一道门廊。

“就是这儿，”他说，“直接进去吧。门应该是开着的。不过你也可以这就把钥匙拿走。”

我打开门，走进门厅，放下行李箱，接过他递给我的钥匙。房子要是有一段时间没人住，闻起来就是这个味道。一股潮湿、发霉的气息，淡淡的，类似户外。

我推开一扇半掩的门，走进客厅。地板上铺着橙色地毯，从这头一直铺到了另一头。一张深棕色的书桌，一张深棕色的茶几，一套组合小沙发，包着棕色和橙色的布套，木头也是深色的。两扇大窗朝北，统统没有窗棂。

“很棒。”我说。

“厨房在那边。”他说，指着这微型客厅尽头的一扇门。他转过身，“卧室在那儿。”

厨房的墙纸是七十年代常见的图案：金色、褐色和白色。窗下有一张小餐桌。一台顶部带有小冷冻室的冰箱。水槽装在一块很短的层压板上。地板铺了灰色的油毡。

“最后就是卧室了。”他说。我进屋时他站在门口。地毯的颜色比客厅里那块要深，墙纸是浅色的，房间完全空着，只有一张巨宽的矮床，用材与其他家具相同。不是柚木就是仿柚木。

“好极了！”我说。

“你带了床上用品吗？”

我摇摇头。

“还没送到。”

“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借给你几件。”

“那太好了。”我说。

“我随后就送过来，”他说，“如果你有问题，不管什么问题，下来找我们就是。我们这儿不怕串门！”

“好的，”我说，“谢谢你。”

透过客厅的窗户，我看到他朝自己家走去。他家就在我的公寓下方，只隔了大概二十米的距离。

我的！

我有了自己的公寓，我操！

我在屋里走来走去，拉开几个抽屉，瞅了瞅几个橱柜，直到看门人抱着一堆床单、被罩回来。他走了以后，我开始打开行李，取出随身带来的那点儿东西：我的衣服、一条毛巾、一台打字机、一些书和一卷打字纸。我把书桌挪到客厅窗户下，打字机放到桌上，移动了落地灯，又把书在窗台上摆摆好，还有我在奥斯陆买的一堆《窗》（Vinduet），这是一本文学杂志，我已决定订阅。在杂志旁边，我堆放了十五盒、也许二十盒我带过来的磁带，又把随身听和备用电池搁到桌上那摞纸的旁边。

收拾完写作空间，我便把衣服放进卧室的衣柜，空箱子推进最上面一格，然后在房间中央站了一会儿，下一步该做什么呢，我一时没了头绪。

我很想给谁打个电话，说说这里的情况，可是屋里没电话。我要不要出去找个电话亭？

我也饿了。

小吃店怎么样？我要不要去那儿？

反正在这儿待着也是待着。

我走进门厅，在小卫生间的镜子前戴上黑色贝雷帽。走到门口，我站了几秒钟，往下看。整个村庄和住在村里的所有人都一览无遗。真是无处可藏。走到街上，路面上层是砂砾，下层是柏油，我感觉通体透明。

几个十来岁的男孩无所事事地待在小吃店外。我走近时，他们便不再交谈。我没看他们，径直走过去，上台阶，过外廊，直趋服务窗。在夏末晚间暗淡的阳光下，窗口亮堂堂的，一片明黄，仿佛低悬在风景上方。窗子油乎乎的。一个与我身后那些男孩同龄的少年出现在窗口。他鬓角留了两撮长长的黑发。眼睛是棕色的，头发是黑色。

“一份汉堡拼盘，一听可乐。”我说。我竖起耳朵，密切注意身后有没有人小声议论我。可是没有。我一边等待，一边点了一根烟，在外廊来来回回地踱着步。男孩拿起一个抄网式的容器，装满生薯条，浸入沸腾的油锅，再把汉堡包丢到烤盘上。除了食物低低的嘶嘶声，身后再度兴奋的说话声，再无其他的声响。峡湾对面，小岛上的房屋亮起了灯。天空在那边是低垂的，到峡口上方则高出不少，呈现出蓝灰色，像蒙了轻纱，但远非黑暗。

沉默不是压抑的，而是开放的。

但不是对我们而言，我没来由地这样想着。沉默一直是这样存在的，在人类出现之前，便久已如此，在人类消失之后，也会保持同样长久的时间。就在这山坳里，看着海洋铺展在身前。

海洋究竟到哪儿才是个头呢？美国？加拿大？

是的，一定是的。是纽芬兰。

“你的汉堡好了。”男孩说着，递出泡沫塑料盘，搁到服务窗口外面的架子上，里面放着一个汉堡包、几片生菜、四分之一个西红柿和一堆薯条。我付了钱，端起托盘，转身往外走。

“你是新老师？”一个俯在自行车车把上的男孩问我。

“对。”我说。

“你要教我们了。”他说完啐了口唾沫，把鸭舌帽在脑门上推推高。“我们是九年级的。还有他，他在八年级。”

“是吗？”我说。

“是的，”他说，“你是南边来的？”

“对，南方人。”我说。

“好，好。”他说着点点头，好像我只是个观众，现在演完了，可以走了。

“你叫什么？”我问。

“你很快就知道了。”他说。

他们发出哄笑。我也装作若无其事地笑了笑，走过他们身边时却自感愚蠢。他占了上风。

“那你叫啥？”他冲我喊道。

我边走边回头。

“米奇，”我说，“米奇鼠。”

“他也是喜剧演员哩！”他叫道。

吃完汉堡包，我脱掉衣服上了床。仍然只有九点钟的光景，屋里亮得就像阴天的正午，寂静无处不在，放大了我每一个动作的声响，所以即使累了，这个晚上我还是花了好几个小时才睡着。

睡到半夜，不知道什么地方敲门的声音惊醒了我。紧接着，楼上传来了脚步声。半梦半醒之间，我以为自己躺在爸爸在蒂巴肯的写字间，是他在我头顶走路呢。我怎么跑到这儿来了，我使劲想，想着想着，便再度沉入了黑暗。下一次醒来时，我一下子慌了。

我这是在哪儿呀？

在蒂巴肯的家？特韦特的家？英韦住的小公寓？特罗姆瑟的青年旅馆？

我从床上坐了起来。

我环视周围，仍然毫无头绪，我看到的一切都没有意义。我好像在从一堵滑溜溜的墙上滑落。

这时我想起来了。

霍菲尤。我在霍菲尤。

在霍菲尤我自己的公寓。

我躺回床上，在脑海里回溯我到这儿来的旅程。然后我猜想起窗外的村庄，那些房子里的那些人，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我。我心里猛然涌起一种感觉，或许是期望，但也可能是恐惧或不安。我起了床，走进小浴室，冲了个凉，穿上一件绿色的、几乎像丝一般柔滑的衬衫，一条宽松的黑色棉质长裤，在窗前站了一会儿，俯视着下方的商店，我得去那儿买食物当早饭，但不是现在。

露天停车场里有几辆车。车和车之间聚集了一小群人。不时有人提着购物袋走出门外。

得，还是马上行动的好。

我走到门厅，穿好外套，戴上贝雷帽，蹬上白色篮球鞋，在镜子里看了一眼自己，把帽子拉拉正，点着一支烟，然后出了门。

天空像昨天一样平静、灰暗。山脉在峡湾对面直落入水。霎那间，我看到它们透着一种残忍，漠不关心，无论周围发生什么，在它们眼里都毫无意义，仿佛它们同一时间既在这里，又在别处。

此时在商店外，有五个人扎堆。两个上年纪的，少说也有五十岁了，另外三个，看上去也大我几岁。

他们隔着老远就看见我了，我知道自己想躲也躲不掉，我心里想，并不是每天都有身穿黑色大衣的陌生人从山上下来。

我抬起手，把香烟递到嘴边，深深吸了一口，如此用力，过滤嘴都发烫了。

店门两边各挂着一面白色的塑料旗，那是《世界之路报》（Verdens Gang）的广告。窗子上挂满了绿色和橙色的纸盘，上面手写着各种特价优惠。

我现在离他们只有十五米了。

我该打招呼吗？一个热情、友善的“嗨”？

停下来跟他们说个话？

说我是新老师？再拿这事开个玩笑？

其中一个人看着我。我轻轻点了个头。

他没冲我点头。

他没看到我点了头吗？难不成我动作太小，竟至于让人家以为，我只是对头部在脖子上的姿态作个调整，或者只是一次颤搐？

他们的在场就像刀扎在我心上。走到离门一米远，我把烟丢到地上，停下脚步，踩着烟头。

我能丢下烟头不管吗？乱扔垃圾？我应不应该捡起来？

不，那会显得太书呆子气，对不对？

去他妈的，我才不捡呢，他们是渔民，他们抽完烟，肯定也他妈到处扔烟头！

我把手放到门上，朝里推开，提起一个红色购物篮，顺着各类货架之间的过道往前走。一个矮胖的妇人，约莫三十五六岁，手里拿着一袋香肠，在跟一个女孩说着什么。小姑娘想必是她女儿，瘦瘦的，四肢细长，站在那儿，脸上带着闷闷不乐又不肯让步的表情。在妇人的另一边，有个大约十岁的男孩，伏在货架上翻找。我拿起一个克奈普面包[2]，放进篮子，又拿了一袋阿里咖啡、一盒格雷伯爵茶。妇人瞥了我一眼，把香肠放进她的篮子，便继续走到商店另一头去了，小姑娘和男孩跟在她身后。我不慌不忙地转了一圈，把店里卖的各种东西瞧了个遍，又从冰柜里取出一块棕酪[3]、一盒肉肝酱和一罐蛋黄酱。接着我拿了一盒牛奶和一盒人造黄油，便走到柜台，妇人此时就站在柜台前，正往包里装她买的东西，她女儿待在门口，看着一块布告牌。

店员冲我点了个头。

“嗨。”我说，然后开始把我买的东西放到他面前。

他瘦小而结实，大脸膛，弯鼻子，下巴孔武有力，覆盖着大片花白的胡茬。

“你是新老师？”他问我，同时在身边的收银机上输入价格。布告牌那边的女孩扭过头看着我。

“是的，”我说，“昨天到的。”

男孩拽她的胳膊，她用力挣脱，然后才走出店门。男孩跟着她，过了一会儿，那母亲也出门走了。

我得买橘子。还有苹果。

我匆匆走向小小的水果柜台，装了一袋橘子，又抓了几个苹果，回到收银台，等着店员把最后一笔算进去。

“再拿一包奇遇牌混合烟草[4]和卷烟纸。还有《日报》。”

“你是南方来的？”他问我。

我点点头。

“克里斯蒂安桑。”我说。

一个戴前进帽的老人走进店里。

“早上好，贝蒂尔！”他叫道。

“你来了！”店员说着，冲我眨了个眼。我挤出一个微笑，付了钱，把买的东西装进袋子，走出门。外面站了些人，其中一个点点头，我点头回礼，便离开了他们的地盘。

走到山头，我凝视着村子尽处拔地而起的大山。它通体绿色，从山脚直到顶峰，这也许是当地景观最令人惊讶之处，我本以为会看到更阴郁、颜色更淡的景致，而不是眼前这种好像无处不在的绿色大合唱，只有海洋那浩瀚的灰与蓝，才稍稍压服了它的色调。

回到我的公寓，感觉甚好。这是平生第一个地方，我可以称之为“我的”，就连最琐碎的活动也让我乐在其中，比如挂一挂上衣，又比如把牛奶放进冰箱。当然了，今年夏初，我还在埃格精神病院附近的一套小公寓住过一个月，那是在我搬出我们过去五年所住的房子时，妈妈开车送我去的地方，但那儿算不上正经公寓，只有一个筒子间，跟公共走廊相通，周围其他屋子也一样，过去住的都是单身护士，因此得名“娘子楼”，同样，我那份工作也不是什么正经工作，只是一份暑期的短工，不负任何实际的责任。而且又在克里斯蒂安桑。对我来说，在克里斯蒂安桑是感觉不到自由的，我在那儿跟太多的人有太多的关联，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在那座城市，我永远也做不了我想做的事。

但是在这里！我这样想着，边把一片面包举到嘴边，眼睛望着窗外。峡湾对面，水的涟漪像万花筒似的，打碎了群山的倒影。在这里没人知道我是谁，这里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没有既定的模式，在这里，我可以怎么想就怎么做。隐居一年，从事写作，秘密地创造些东西出来。再不济，我也可以放放松，攒点钱。这倒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在这里。

我拿玻璃杯倒了些牛奶，一口气喝干。把杯子放到盘子旁边，刀子放回台面，食物送进冰箱，然后走进客厅，把打字机的插头插进插座，戴上耳机，调足音量，往打字机里插一张纸，让它居中，在页面顶端打了个数字“一”。俯视看门人的房子。门阶上立着一双绿色的雨靴。靠墙放着一把红色鬃毛的扫帚。门前有块地方，铺了砾石和沙子的混合物，上面卧着几辆玩具小汽车。两幢房子之间，长出了苔藓、地衣、零星的小草、几株细瘦的树。我和着音乐的节奏，用食指敲打着桌边。我写下一句话：“加布里埃尔站在坡顶，看着脚下的建筑工地，脸上挂着不满的表情。”

我抽了一支烟，我煮了一壶咖啡，我眺望窗外的村庄和峡湾，再望向更远的群山。我又写了一句：“戈东出现在他身后。”跟着副歌一起唱。又写：“他像狼一样狞笑。”往后推推椅子，两只脚搭到桌边，又点了一支烟。

相当不错，不是吗？

我拿起海明威的《伊甸园》，翻看一番，感受其中的语言。这本书是希尔德送给我的临别赠礼，那是两天前，在克里斯蒂安桑火车站，我准备前往奥斯陆，换乘飞往特罗姆瑟的飞机。拉尔斯也在那儿，还有埃里克，他正跟希尔德谈恋爱。对了，莉内也来了。她要和我一起去奥斯陆，到了那儿再说再见。

现在我才看到扉页上有赠言。她写的是，我在她眼里代表着某种非常特别的东西。

我点燃一支烟，坐在窗边远眺，反复思量。

在她眼里，我有什么特别的呢？

她在我身上有所发现，我猜，但我不知道她看到了什么。和她做朋友，就要接受她的关心。但是伴随理解而来的关心，也总是让被关心的人变小。这不是问题，但我有这种感觉。

我不配。我假装我配，奇怪的是她抓住我不放，因为在这种事情上，她的智力全无瑕疵。在我认识的人当中，只有希尔德读高雅的书，也只有她写东西。我们做了两年的同班同学，她从一开始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对课堂上讲的东西，她抱着一种讽刺的态度，有时甚至不无叛逆，我以前从未见过这种女孩。她鄙视其他女孩子对化妆的狂热，鄙视她们总是努力让自己善解人意，鄙视她们人云亦云的幼稚，但她完全不带挑衅或怨恨，她不是那种人，她善良，体贴，虽然天性温和，却也有一种尖锐，一种不同寻常的倔强，这让我越来越频繁地往她那个方向看。她肤色苍白，两颊也现出苍白的雀斑，头发是金红色的，她很瘦，给人弱不禁风之感，一种身体上的、相对于强壮而言的脆弱，换了另一个不那么尖锐、不那么独立的灵魂，也许会在她遇到的人心里，激起一种呵护她的需要，但情况绝非如此，恰恰相反，是希尔德在呵护她遇到的人。她常穿一件绿色的军外套，配一条普通的蓝色工装裤，这表明她在政治上是左派，但是论及文化，她的立场就转向了另一边，因为她反对的是物质主义，她支持的是心灵。因此内在先于外在。这就是为什么她看不起索尔斯塔（Solstad）和法尔巴肯（Faldbakken），或她常说的“法鸡巴肯”（Fallosbaken）这样的作家，也是她为什么喜爱比约内伯、卡伊·斯卡根（Kaj Skagen）甚至安德烈·比耶克（André Bjerke）的原因所在。

希尔德成了我最亲密的知己。实际上，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开始在她家进进出出，我认识了她的父母，间或待到晚上，和他们一起吃晚饭。希尔德和我，有时加上埃里克，有时就我们俩，我们所做的就是交谈。盘腿坐在她地下室公寓的地板上，一瓶葡萄酒放在我们中间，夜色压窗，我们谈读过的书，感兴趣的政治议题，生活中有什么在等待我们，我们想做什么和能做什么。她的人生观非常严肃，在我认识的同龄人中，只有她抱着这种生活态度，在我身上，她可能也看到了同样的东西，同时她也笑声不断，从不忘记嘲讽。我喜欢去那儿，在他们的房子里，跟她和埃里克，偶尔还有拉尔斯在一起，几乎没有什么比这更让我喜欢的事了，与此同时，我的生活中还出现了其他一些难以调和的事，让我产生了一种持久的负罪感：如果我去迪斯科舞厅喝酒，还跟女孩子搭讪，我会感到背叛了希尔德，背叛了我和她在一起时赞同的那些原则；如果我在希尔德家大谈自由呀，美丽呀，或是万事万物的意义，我也会感到，这背叛了那些和我谈情说爱的人，背叛了和她们在一起时的那个我，因为我和希尔德、埃里克大谈特谈的两面性和伪善，就在我自己的心中存在着。在政治上，我发现自己属于极左，与无政府主义只有一线之隔，我厌倦顺服和循规蹈矩，而且像所有在克里斯蒂安桑长大的非主流青年一样，我，也包括她，鄙视基督教和所有信教的白痴，更别提他们还去见那些愚蠢的、有神授超凡能力加身的神甫了。

可我对信教的女孩并不鄙视。是的，原因也许很奇怪，可我偏偏对她们情有独钟。这种事怎么能向希尔德解释呢？尽管像她一样，我总是试图穿透表面，基于一个根本的、不言而喻的原则，看到真相或实质，像她一样，我也总是寻求意义，即便只能在认识到无意义的前提下才能发现意义，但说到底，那闪亮和诱人的表面，才是我想要生活的地方，那无意义的杯中物，才让我渴望着一饮而尽——简而言之，城中所有的迪斯科舞厅和夜总会，都让我心痒难搔，在那里，我只想喝个烂醉，跌跌撞撞，到处追逐我能操的女孩，哪怕互相摸弄一番也成。这我又怎么能向希尔德解释？

我不能解释，我也没去解释。相反，我在生活里开辟了一条新战线。它叫作“暴饮和对淫乱的希望”，与“洞察和真诚”并行不悖，把两者隔开的，只是一道小小的、花园篱笆一般的人格变化。

莉内是基督徒。虽然不算过分，可她，还有她在火车站的表现，还是离我太近了，不知何故，让我觉得局促不安。

她有一头黑色的卷发、两道浓眉、一对清澈的蓝眼睛。她举止优雅，行事独立，而且是以那种不会冒犯别人的罕见方式。她喜欢画画，也画了很多，也许她在这方面有天赋；在跟我道别之后，她要去上人民高等学校，学习艺术创作。我并没有爱上她，可她很好看，我非常喜欢她，偶尔一起喝了点儿白葡萄酒之后，我对她的情欲还是会骤然升腾。问题在于，她对自己要走多远划出了明确的界限。我们在一起的那几个星期，当我们在她家，或我在“娘子楼”的那间屋子，半裸着躺在床上搂搂抱抱、亲嘴咂舌的时候，我曾两次请求她，哀求她。可是不行，她留着自己要给的那个人不是我。

“那我从后面来都不行吗！”我有一次发出了绝望的哀号，其实我并不清楚到底该怎么来。莉内把柔软的身体紧贴在我身上，亲啊，吻啊。过不了几秒，我便感到下腹一阵可憎的抽搐，内裤随即灌满了精液，我小心翼翼地和她分开，而她仍然充满了戏弄人的欲望，完全没意识到，我的情绪转眼之间已完全改变。

在站台上，她站在我旁边，两手插在后袋里，背着一个小小的帆布背包。离火车开车还有六分钟。仍然有人在登车。

“我要去趟小卖部，”她看着我说，“你需要什么吗？”

我摇摇头。

“哦，对了，可乐。”

她快步奔向纳维森连锁小卖部。希尔德看着我，笑了。拉尔斯看看左边，又看看右边。埃里克凝望着港口的方向。

“既然你要自己闯荡去了，我要给你些建议。”他转向我说。

“是吗？”我说。

“下手之前想清楚。决不要让人抓现行。省得吃不了兜着走。举个例子，如果你想找学生，给你吹一吹，拜托到讲台后面搞。在人前别乱来。明白吗？”

“这不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吗？”我说。

他哈哈大笑。

“等你在北边找了女朋友，如果非打不可，那你可得专拣看不见伤的地方打。”希尔德说，“千万别打脸，不管你多么来劲。”

“那你觉得我应该找两个吗？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

“为什么不呢？”她说。

“一个打，一个不打，”埃里克说，“没有比这更好的平衡了。”

“还有别的建议吗？”我说。

“我在电视上，看过一位老演员的采访，”拉尔斯说，“有人问他，度过了漫长的人生，他有没有什么经验教训，拿来与观众分享。他说有啊，当然有。浴帘。你得把浴帘放在浴缸里边，别放外边。不然啊，上面的水会流得满地都是。”

我们哈哈大笑。拉尔斯得意地左顾右盼。

在他身后，莉内空着手回来了。

“队伍排得太长了，”她说，“但我估摸，飞机上肯定有饮料卖。”

“肯定有。”我说。

“咱们走吧？”

“那好，”我说，“就这吧，弗莱克斯内斯老这么说。[5]就此别过克里斯蒂安桑！”

他们轮流拥抱我。这是我们从二年级开始养成的习惯：每次见面，我们都要互相拥抱。

抱完了，我把背包背到背上，提着行李箱，跟在莉内身后上了火车。他们挥了几下手，火车起动，他们信步走向停车场。

这一幕才过去两天，真难以置信。

我放下书，看着刚刚写下的三句话，又卷了一支烟，喝了一口温热的咖啡。

山下的商店已不再人来人往。我到厨房拿了个苹果，回到打字机前坐下。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写出了三页。写的是工地上的两个少年，以我之见，写得挺好的。也许再写三页就能完成。还不错，到这儿之后的第一个整天，就写完了一个短篇。照这个速度，圣诞节前我就能拿出一个短篇集了！

冲洗咖啡壶里的残渣时，我看到一辆小汽车，从商店那儿沿着马路上了山。车停在看门人的家门外，两个看上去二十五六岁的男人下了车。两人都很健壮，一个高个子，另一个要矮一些，也胖一些。我把咖啡壶放到水龙头下，等水灌满，再把壶放到电灶上。那两个人正在步行上山。我走到边儿上，以免他们透过窗户看到我。

脚步声走到门廊外就停下了。

他们是来找我的吗？

其中一个人对另一个说了些什么。门铃声打破了屋里的沉默。

我在大腿上擦了擦手，走进门厅，打开门。

较矮的那个伸出手。他是方脸膛，弯下巴，嘴巴很小，带着警觉的眼神。他留着两撇小黑胡子，下巴上有胡茬。一条大金链子挂在脖子上。

“我叫雷米。”他说。

我尴尬地握了握他的手。

“卡尔·奥韦·克瑙斯高。”我说。

“弗兰克。”高个子说着伸出手，一只巨大的手。他是圆脸，与另一个人的方脸相得益彰。圆而多肉。他嘴唇很厚，皮肤细腻，粉嘟嘟的。头发是金色的，很细。他看上去像个特大号的孩子。他目光亲切，这一点也像孩子。

“我们能进来吗？”那个叫雷米的说，“我们听说这儿就你一个人，所以想，你也许想找人陪陪。我看这村子里你谁都不认识吧。”

“哦，”我说，“那太好了。快进屋！”

我往后退了一步。太好了！快进屋！这种话打哪儿冒出来的？我是五十岁的人吗？

他们在客厅停下，四周打量了一下。雷米频频点头。

“哈里松去年住在这儿。”他说。

我看着他。

“之前的代课老师，”他说，“我们经常来这儿串门。他是个大好人。”

“知书达礼。”弗兰克说。

“从来不说不。”雷米说。

“大伙很想他，”弗兰克说，“我们可以坐下吗？”

“坐，快坐，”我说，“你们想来点儿咖啡吗？那边就有。”

“咖啡？好啊，麻烦你了。”

他们脱掉外套，把衣服搭到沙发扶手上，这才坐下。他们的身体像酒桶。那个叫弗兰克的，胳膊和我大腿一样粗。即使背对着他们，站在厨房的工作台前，我也能感觉到他们，他们的存在感充满了整个公寓，让我感到虚弱，形同少女。

那太好了。你们想来点儿咖啡吗？

该死，我没杯子！只有我带来的那个。

我打开台面上方的橱柜。不消说，里面是空的。我又打开下面的柜子。挨着水槽的落水管，有个玻璃杯。我把它冲洗一番，往壶里撒了些咖啡，在桌面上敲几下，便把它端进客厅，环顾四周，想找个能垫在上面的东西。

只能是《伊甸园》了。

“对了，”雷米说，“你猜怎么着，卡尔·奥韦？”

听到一个以前从未见过的人，如此亲切地叫我的名字，我浑身不自在，只觉得脸上发烧。

“怎么着？”我说。

“我们今晚要去参加一个派对，”弗兰克说，“在格吕莱菲尤那边。你想去吗？”

“车上有空座，我们知道你没时间去专卖局[6]，所以也给你备了些酒。你觉得怎么样？”

“我想想。”我说。

“怎么？你情愿闷在这空房子里？”

“让人家自己拿主意！”弗兰克说。

“是，没错。”

“我有些工作要做。”我说。

“工作？什么工作？”雷米说。但他的目光已经落到打字机上了。“你写东西？”

我再次觉得脸红心跳。

“瞎写。”我说着耸了耸肩。

“噢，作家呀！”雷米说，“不错。”

他哈哈大笑。

“我这辈子一本书也没看过。就连我上学时也不看书。看见书我就躲着走。你呢？”他看着弗兰克说。

“我是看的，看了不老少。鸡尾酒书。你懂的。”

他们两个放声大笑。

“那种书也算吗？”雷米看着我说，“你是作家。鸡尾酒算不算文学？”

我勉强挤出点儿笑容。

“书终归是书。”我说。

短暂的停顿。

“你是克里斯蒂安桑人，我听说。”弗兰克说。我点点头。

“你在那边有女朋友吗？”

我迟疑了一下。

“说有说没有都行。”我说。

“都行？真有意思！”雷米说。“听起来和你蛮配的。”弗兰克看着雷米说。

“我吗？不，我是要么有要么没有那一类的。”

他们各自喝了一大口咖啡，又一阵沉默。

“你有小孩吗？”雷米问。

“小孩？”我说，“这都哪儿跟哪儿啊，我才十八岁！”终于说了句真心话。

“天下这么大，什么事没有？”雷米说。

“那你们有小孩吗？”我问。

“弗兰克没有。我有。一个儿子，九岁。他跟他妈过。”

“要不怎么说他‘要么有，要么没有’呢？”弗兰克说。

两人大笑。然后一起看着我。

“得，咱别再打扰人家了，他来这儿才一天。”雷米说完便站起身。弗兰克也站起来。他们拿起外套，走进门厅。

“再想想今晚的派对，”雷米说，“我们在海格家，如果你改变主意的话。”

“他不知道海格住哪儿。”弗兰克说。

“你顺着上马路往上走。就在左手边第四户。一到那儿就能看到。到时候会有不少车停在门外。”

他伸出手。

“希望你能来。谢谢你的咖啡！”

我关上门，走进卧室，躺到床上，四肢摊开，闭上了眼睛。一辆小汽车开上来了，停在外面。

我睁开眼。又来客人了？

没有。房子里别的地方响起了关门声。这是我的邻居，不管他们是谁，他们现在回家了。他们也许去芬斯内斯购物来着。

噢，我真想给认识的人打个电话，聊聊天！

我睡不着，我也很想入睡，好摆脱这一切。可我还是去了卫生间，脱掉衣服，又冲了个凉。这是一种自我欺骗的手段，让自己以为新的状态即将开始。毫无疑问，这比不上睡觉，但总要好过无所事事。然后，不管头发还湿着，衬衫还贴在背上，我就坐下来接着写了。写那两个十岁的孩子走进森林。他们害怕遇到狐狸，手里都拿着玩具火药枪，要是狐狸来了，就把它们吓跑。突然，他们听到了枪声。他们跑到传出声音的地方，看到在森林中间有个垃圾堆。两个男人趴在地上，正在拿枪打老鼠。写到这儿，某种东西在我体内忽而闪现，那是一种喜悦和能量的弧光，我一下子写不了那么快了，文字稍稍落后于叙事，这是美妙的感觉，绚丽而闪闪发光。

拿枪打老鼠的人走远了，两个少年在森林里支起两把椅子、一张桌子，坐下来看色情杂志。其中一个，那个叫加布里埃尔的，把老二塞进了玻璃瓶，随后突然感到剧痛，赶紧拔出，敢情龟头上有只甲虫。戈东笑得前仰后合，一屁股跌进了石南花丛。他们忘记了时间，等到加布里埃尔想起来，已经太迟了，他回到家，父亲暴跳如雷，抡起拳头打在他嘴上，嘴流了血，父亲把他锁进装热水器的小屋，他必须整夜待在里面。

我写完时，还有几分钟就到八点半了，打字机旁边，摞着七页密密麻麻的纸。

胜利的感觉如此强烈，仿佛内心尖叫着要讲给别人听。任何人！任何人！

可我是孤身一个。

我关掉打字机，往几片面包上抹了黄油，站在厨房的窗子前，把面包吃掉。在虽然发灰、但仍然算是蓝色的天空下，一个身影匆匆走过马路。两辆汽车驶出隧道，一辆紧随着另一辆。我非得出门不可。我不能再待在屋里了。

这时有人敲门。

我开了门。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身穿圆领衫和宽松长裤，站在门外。她面容温和，鼻子很大却不觉突兀，眼睛是棕色的，透着热情。头发是深黄色。在脑后扎了个髻。

“嗨！”她说，“我就是过来跟你打个招呼。咱们是邻居。我住楼上。咱们还是同事。我也是老师。我叫托丽尔。”

她伸出手。手指细细的，但很有劲。

“卡尔·奥韦。”我说。

“欢迎你。”她笑着说。

“谢谢。”我说。

“我听说你昨天到的？”

“对，坐公共汽车。”

“好。咱们找时间还得再谈一次。现在我只想说一声，如果你需要什么，只管按门铃。我是说，糖呀，咖啡呀，床单呀，反正不管缺什么。比如收音机。你有吗？我们有台富余的。”

我点点头。

“我有个随身听，”我说，“不管怎么说，都要谢谢你。你特意下来真是太好了！”

太好了。

她笑了笑。

“那就回头见。”她说。

“回头见。”我说。

她离开后，我还在站在门厅里。到底怎么回事？

在这儿每次见人，都像灵魂挨刀子。

不行，我非得出去散个步。

我穿上外套，站在卫生间的镜子前，花了好几秒钟把贝雷帽拉正，出门，锁门，开始下山。远远地，目光可以越过山的边缘，直抵大海，海天相接之处，锋利如剃刀。两团巨大的、通体洁白的云纹丝不动，高悬在天上。在峡湾的另一边，一条小渔船正在突突地回港。峡湾叫鸟岛峡湾。岛自然就叫鸟岛。好吧，第一批到达此地的人肯定是这样想的：我们怎么称呼这个峡湾呢？鱼峡湾？不行，上一座峡湾我们已经这么叫了，就是。那鸟峡湾怎么样？行！好主意！

我沿马路继续前行，经过鱼类加工厂，厂区空空荡荡，只有海鸥伏在屋顶。我走向通往村庄较高部分的弯道。在最后一幢房子后面，山体陡然拔升。没有过渡，与我长大的地方完全不同，那些我见惯了的、散乱的、难以名状的地点，既不是私有财产，也不属于自然。这里才是自然，不是那种低矮、温和的南挪威的自然，而是野蛮、崎岖、狂风吹袭下的北极区的自然，一打开门，它就扑面而来。

这里总共有一百幢房屋吧？

在前面，在山脚，在海边。

我感觉自己走在世界的边缘。不可能再迈一步了。再迈一步，我就会跌出去。

可是天啊，能住在这儿是何等的神奇。

我走过一幢幢房屋，到处都能看到窗子背后人影憧憧，电视机微光闪烁。一切都不知怎的，淹没于下方冲击着海岸的涛声，或交织在一起，因为海浪的咆哮如此均匀而稳定，因此更像是具有了空气的特性，仿佛空气不仅可以忽冷忽热，也能轰鸣，也能低语。

他们说的海格家出现在前方，最起码车道上停了很多车，游廊上一扇敞开的门，门里传出音乐，透过七十年代风格的大窗，我瞥见一群人在桌边围坐。我有心过去敲敲门，他们一定当我是不速之客，毕竟我谁都不认识，一定程度的羞怯纯属自然反应，所以只是坐在那儿喝酒而不吭声，想来也行，一直喝到酒精上头，卸除我身上的一切束缚，心也不例外，它现在如此窄小，绑缚得又如此之紧。

我思前想后的同时，并没有停步，甚至没有放慢速度，因为如果他们看到我站在那儿犹豫不决，接着转头回家，一定会就此产生对我的成见。

也许我渴望让自己的心放宽，可这并非迫切的需要，写作才是我的本分，我边走边想，想着想着就从那房子前走过去了，于是一切都太迟了。

在公寓门前停下时，我看了看表。

我只花十五分钟，就走遍了全村。

这么说，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要过的全部生活，都包括在这十五分钟里了。

心头一阵战栗。我走进门厅，脱掉外套。即使知道什么都不会发生，我还是把门锁上了，锁了一整夜。

第二天我没有出门，而是坐下来写字，望着那些在下山的路上出没的人。我在公寓里来回踱步，越来越多地思考，星期二开始上课时要讲些什么，在脑子里组织着一句又一句开场白，还试图想出采用什么策略，来应对学生。首要任务是确定他们的水平。也许从一开始，就对所有科目做个测验？然后再一一规划？测验？不，那样做有点儿过于严厉，过于专制，也太像教书先生了。

要不，他们可以在家做做练习？

不行。每节课都有充裕的时间，所以做练习最好也在学校做。明天我就可以准备。

我走进卧室，躺到床上，看完了我买的那两本书，刚把书放下，我就拿起在奥斯陆买的文学杂志，开始读里面的文章，没想到一头雾水。大部分字词我都熟悉，文章讲了什么，却好像总是超出我的理解之外，仿佛他们要写一个未知的世界，用的却是难堪大任的旧世界的语言。但是确有一件事，以非凡的劲道穿透了纸背，那就是对《尤利西斯》这本书的描述，在文中，它借着奇异拔群而显得光彩夺目。我看到前面有座巨塔，周身披挂着闪亮的露珠，四下里雾气弥漫，阴云掩蔽的太阳发出苍白的光。公认此书是现代主义的代表作，我由此想象紧贴路面的赛车，穿戴着皮头盔和皮夹克的飞行员，在闪烁却黑暗的都市里，齐柏林飞船在摩天大楼上空漂浮，还有计算机，电子音乐。还有很多人名，如赫尔曼·布罗赫、罗伯特·穆齐尔、阿诺尔德·勋伯格。以我的理解，这个世界，如布罗赫的《维吉尔之死》和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吸收了早期的、久已消失的文化元素。

前一天在商店，我忘记了今天是星期日，所以又一阵门铃响起时，我正就着肝酱和蛋黄酱啃面包。我拿手背擦了擦嘴，快步走进门厅。

两个女孩站在门外。我立刻认出了其中的一个。她就是那个和我一起坐公共汽车来这儿、坐在过道对面的女孩。

她笑了笑。

“嗨！”她说，“你认得我吗？”

“当然，”我说，“你是公共汽车上那个女孩。”

她笑出了声。

“那你是霍菲尤的新老师喽！当初我一看见你，就觉得你是，可是又吃不准。不过在昨晚的派对上，人家说那就是你。”

她伸出手。

“我叫伊雷妮。”她说。

“卡尔·奥韦。”我微笑着说。

“这位是希尔德。”她说着，冲另一个女孩点了下头，我和她也握了手。

“我们是表姐妹，”伊雷妮说，“我今天来她家串门。可其实这只是个借口，就是想过来，跟你打个招呼。”

她大笑起来。

“不是啦。我开玩笑呢。”

“你们想进来吗？”我问。

她们互相看了一眼。

“好啊。”伊雷妮说。

她穿着蓝色的工装布裤子，上身是蓝色的工装布夹克，里面套了件白色的蕾丝短杉。她胖乎乎的，短衫下乳房饱满，臀部宽大。她头发是金色的，长及肩膀，她皮肤苍白，鼻子周围有些雀斑。眼睛大而蓝，眼神撩人。挨着她站在门厅，闻着她的香水味儿，那股味道同样也是饱满的，门厅里没有挂钩，因此她带着询问的一瞥，把夹克递过来时，我又一次硬了。

“你的我也可以一起拿过去。”我对希尔德说，她一点儿也不像身边这位表亲，而是带着羞涩、腼腆的笑，把外套递给了我。我把两件衣服搭到桌边的椅子背上，一只手随即伸进裤子口袋，以掩饰鼓起的地方。两个女孩略显迟疑，走进客厅。

“我的东西还没到，”我说，“很快就送过来。”

“是啊，现在有点儿惨兮兮的。”伊雷妮笑着说。

她们在沙发上坐下，都是双膝紧并。我在正对她们的椅子上坐下，架起一条腿，以隐藏丝毫没有消退的凸起。她离我只有一米远。

“你多大了？”她问。

“十八，”我说，“你呢？”

“十六。”伊雷妮说。

“十七。”希尔德说。

“这么说你刚念完高中？”伊雷妮说。

我点点头。

“我上高二，”伊雷妮说，“在芬斯内斯的高中。嗯，那是所寄宿学校。所以我在那儿有间宿舍。你可以过来看我，如果你愿意的话。反正你老得往芬斯内斯跑。”

“愿意，我愿意去。”我说。

我们目光交会。

她笑了。我也报以微笑。

“其实我是赫勒维卡的。就是后面那个村。在山那边。往下走几公里就是。你有驾照吗？”

“没有。”我说。

“可惜。”她说。

片刻的沉默。我站起身，拿过烟灰缸和烟口袋，卷了一支烟。

“我能来一支吗？”她说，“我的烟在夹克里。”

我把烟口袋扔给她。

“昨天公共汽车来这儿的路上，我实在憋不住笑了。”她一边说一边卷烟，“你好像要爬到窗子外面似的。”

她俩大笑。她舔了舔胶，两手合力，用食指将烟纸抵在拇指上卷好，叼在嘴里点着。

“当时实在太美了，”我说，“我一点儿都不知道这里什么样。霍菲尤对我来说只是个名字，嗯，其实连名字都不是。”

“那你为什么申请来这儿？”

我耸耸肩。

“就业办公室给了我一份名单，于是我就选了这儿。”

有人走过楼上的地板。

我们一起抬头看了看天花板。

“你见过托丽尔了吗？”伊雷妮问。

“见过了，就打了打招呼，”我说，“你认识她？”

“当然认识。这里大家互相都认识。反正赫勒维卡和霍菲尤的都认识。”

“还有鸟岛的。”希尔德说。

一阵静默。

“你们要不要来点儿咖啡？”我问，然后从椅子上欠起身。

伊雷妮摇了摇头。

“不了，我看我们也该走了。你觉得呢？”

“是，是该走了。”她表姐说。

我们站起身，我从椅子上拿起两件夹克。把衣服递给伊雷妮时，我贴近了她，严格来讲我没必要离她这么近。我在她们身后关上门，全身上下充满了她带给我的感觉：她紧身牛仔裤包裹下的臀部、她的大腿和小腿、她小得令人惊讶的脚、她的脖子和沉甸甸的乳房、她的短鼻子，还有那一双蓝色的、天真无邪与粗俗放荡并存的眼睛。整个来访总共十分钟，也许十五分钟。

正当我走向厨房去煮咖啡时，再次响起了敲门声。

还是她，这回独自一人。

“下周末在赫勒维卡有个派对，”她说，“也可以说这才是我来这儿的原因，来告诉你。你愿意来吗？要认识这里的人，这是个很好的场合。”

“当然，”我说，“如果我能去，一定去。”

“如果？”她说，“你找个车坐上去就行了。大家都要去那儿。到时候见！”

她一只眼眨了眨，然后转过身，走下山去了，希尔德站在那儿等她，用鞋尖戳着柏油路的路肩。

第二天早上八点刚过几分钟，我就出了门，这是一天多以来，我头一次离开公寓。太阳挂在东面的山冈上方，阳光直直地打在房门上，我关了门，转过身，扑面而来的，是温暖的夏日空气。但是只隔几米远，在山影里，空气便骤然转凉，让我想起小池塘给我留下的印象，还有水流和漩涡、湍流和瀑布，奇怪地令人振奋。在我前方一块台地的顶部，便是学校了，就算不是对进门这件事怕得要死，也可以说我走近时格外紧张，有种芒刺在背的感觉。

这里看上去和别的学校没有什么不同，侧面有一幢长长的单层建筑，与一条隧道般的走廊相连，由此通往一个更大、更新、更高的区域，里面有木工房、体育馆和一个小型游泳池。操场坐落在两座建筑之间，再往房后延伸，还建有一个全尺寸的足球场。在它上方的平地，占据着制高点的，我猜就是社区中心了。

大门口停着两辆车。一辆白色大吉普，一辆低低的黑色雪铁龙。阳光在一排窗户上闪烁。门是开着的。我走进门厅，长条状的阳光透过玻璃门，黄色的漆布地板在阳光下几乎成了白色。我绕过一个转角，右侧有三扇门，左边有两扇，门厅的尽头通向一处更大的空间。一个男人停下脚步，看着我。他留了大胡子，头顶则寸草不生。大约三十到三十五岁。

“你好！”他说。

“你好。”我说。

“你是……卡尔·奥韦？”

“是我。”我说，在他面前停下。

“斯图雷。”他说。

我们握了握手。

“我猜你就是卡尔·奥韦，”他笑着说，“但你跟尼尔斯·埃里克可不像。”

“尼尔斯·埃里克？”我说。

“是的，我们今年有两位南方来的老师。你和尼尔斯·埃里克。别的没有经过培训的教师都是本地人，所以我认得他们。”

“你是本地人吗？”

“当然是了！”

有几秒钟，他直视着我的眼睛。我觉得很别扭，这是干吗，某种测试吗？但我不想先把目光移开，于是继续和他眼对眼。

“你非常年轻。”他最后说道，然后扭头望着我们旁边的房门，“但我们心里有数。不会有问题的！来吧，你得跟大伙见个面。”

他伸出手，扶住那扇门。我开门进了屋。这是教师办公室。里面有个小厨房、一些扶手椅和一张沙发，一个小屋子里放着纸和复印机，在相邻的长方形的房间里，两侧都摆放着办公桌。

“嗨！”我说。

六个人坐在桌边。大家的目光一起转向我。

他们点点头，咕哝着回了“嗨”。一个短小精悍、活力充沛的红胡子男人走出了小厨房。

“卡尔·奥韦？”他笑容满面地说。我刚一点头，他就握住了我的手，接着对其他人说：

“这是卡尔·奥韦·克瑙斯高，大老远地、从克里斯蒂安桑过来、跟咱们一起工作的年轻人！”然后他介绍了所有在座者的名字，我一转眼就统统忘掉了。他们都有一杯咖啡，不是拿在手里，就是放在面前的桌子上，而且除了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人，所有人都很年轻。看上去他们也就二十出头的模样。

“坐吧，卡尔·奥韦。咖啡？”

“好的。”我说完就挤进了沙发的一头。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这位名叫里夏尔、想必已年近四十的校长介绍了学校的情况，带着我们两位临时教师到楼里各处转了转，领了钥匙，分配了办公桌，又查看了课程表，办理了各种手续。这是一所很小的学校，学生的人数太少了，所以许多课程都是好几个年级合在一起上。托丽尔将做一年级和二年级的班主任，海格负责三四年级，我管五六七年级，斯图雷管八九年级。到底为什么让我当班主任，我毫无头绪，也因此感觉有点儿不舒服，尤其因为另一个来自南挪威的临时教师，尼尔斯·埃里克，计划教完这一年就去接受教师培训。他比我大出不少，已经二十四岁了。他是认真的，这是他的未来，而我没有这样的计划，当老师是我这辈子最不想做的事。其他临时老师都来自当地，熟悉情况，应该比我更适合负责一个年级。我猜测，校长是根据我的申请才做出这样的决定，这让我感到不安，因为我的申请写得实在天花乱坠。

校长给我们看了教学大纲，又介绍了我们可能用到的各种教辅工具。到下午一点，我们便统统办妥了，我走到村子另一头的邮局，申请了一个邮政信箱的号码，寄了几封信，买了些食品，在家做了晚饭，躺在床上听了一个小时左右的音乐，记下我对课程想法的一些关键词，可它们看上去有点儿蠢，有点儿过于平淡，所以我把那张纸揉成一团，扔掉了。

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一切。

当晚，我趁时间还早回到了学校。打开主楼的门锁，走进走廊，一种奇怪的感觉油然而生。到处都是空荡荡的，无声无息，充满了从窗子渗入的灰色的晚光。所有的架子和橱柜都空着，教室好像没人用过。

教师办公室的一个小隔间里有电话，我走进去，拨通了妈妈的号码，她今天也在新学校度过了第一个工作日。她忙着在租来的新家收拾行李，那里离弗勒市中心不远，是连栋房屋中的一套。我跟她讲了讲这里的情况，又谈了我对第二天上课怎样感到紧张。她说她知道我肯定能做好，尽管她在电话里给我开的这份品德证明没多大效力，可她毕竟是我母亲，这番话还是起到了正面作用。

打完电话，我走进复印室，把我写好的短篇小说复印了十份。这样做的目的，是第二天把它寄给我认识的人。接着我到学校各处转了一圈。在体育馆，我打开镶板门，进了装器材的小屋，丢出一个皮球，对着远端的手球球门踢了几脚。关掉灯，走进游泳池。池水昏暗静寂。我走到木工房，又去了自然科学室。透过窗户，可以俯瞰山下的村庄，许多颜色各异的小房子好像在颤动，更可眺望无尽的海洋。天空从海上升起，在远远的地方，密布着细长的、烟一般的云。

明天一早，学生们就要到校，正事也将随即开始。

我关掉身后的灯，锁上门，走下山坡，手里的大钥匙一路上叮叮当当。

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紧张极了，眼看就要呕吐。我只能喝一杯咖啡了事。在第一堂课开始前半小时，我就走到了学校，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翻看着我们要用到的书。别的老师在复印机、教室、小厨房和组合沙发之间来回穿梭，无不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窗外，学生们开始三三两两地在上山的路上出现。我的胸腔被恐惧锁死。我的心脏狂跳，仿佛即将窒息。在打开的那一页上，我看得到文字，却看不出意义。过了一会儿，我起身走进小厨房，给自己倒了杯咖啡。再一转身，便和尼尔斯·埃里克四目相对。他看上去很放松，靠在沙发上，两腿大大地分开。

“你第一堂没课吧？”我说。

他点点头。他脸颊微微泛红。他的头发是黑色的，脑瓜顶上有几簇毛支棱着，这一点跟我的老朋友盖尔一模一样。他有一双浅蓝色的眼睛。

“我紧张死了。”我说着，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

“有什么好紧张的？”他说，“你知道每个年级只有五六个学生吧？”

“知道，”我说，“可还是紧张。”

他笑了。

“要不咱俩换换？反正他们不知道谁是谁。我来做卡尔·奥韦，你是尼尔斯·埃里克。”

“能行，”我说，“可是必须换回来时怎么办？”

“换回来？为什么要换回来？”

“就是，你说的有道理。”我说着望向窗外。学生们三五成群地站在外面。有些人跑来跑去。人丛当中也站了些母亲。孩子们穿得漂漂亮亮。

原因很清楚。有些孩子是第一次来这儿。这是他们开学的第一天。

“那我是哪儿的人？”我说。

“霍克松，”他说，“我呢？”

“克里斯蒂安桑。”

“太好了！”他说。

我摇了摇头。

“不，你想错了。”我说。

他看着我，面带不解。

“要说现在，是的，”他说，“可是再过几年。”

“再过几年又能怎样？”我说。

就在这个时候，打铃了。

“再过几年，你会把老家当成天堂。”他说。

你他妈怎么知道？我心里这样想，嘴上却什么都没说，只是站起身，一手端着咖啡杯，一手抱着一堆书，走向门口。

“祝你好运！”他在我身后说道。

七年级有五个学生。四个女孩，一个男孩。除了他们，我还负责五年级和六年级的三个孩子。所以学生总共是八个。

我停在讲桌前，放下手里的东西，他们一齐盯着我看。我掌心出了汗，心脏怦怦直跳，我连喘气都在颤抖。

“嗨，”我说，“我叫卡尔·奥韦·克瑙斯高。我来自克里斯蒂安桑，今年我来做你们的班主任。我看，咱们可以先小小地点个名。我手里有大家的名字，可我还对不上号。”

在我说话的时候，他们互相使着眼色，两个女孩咯咯笑了几声。我立刻就感觉到了，他们对我的关注并无敌意，只是稚气。他们是孩子。

我拿出点名册。看看它，再看看他们。

我认出了商店那个女孩。但给我印象最强烈的，是个一头红发、戴黑框眼镜的姑娘。她有些怀疑，我能看出来。别的人都没那么外露。

“安德烈娅？”我说。

“到。”商店的女孩说。她答应的时候低着头，但话音未落，她已经抬起头看着我了。

我用微笑告诉她，我没那么可怕。

“维维安？”

她旁边的女孩咯咯笑了起来。

“我在！”她说。

“希尔德贡？”

“到。”戴眼镜的女孩说。

“凯·罗阿尔？”

他是七年级唯一的男孩，身穿劳动布裤子和劳动布外套，坐在那儿摆弄着笔。

“到。”他说。

“莉韦？”我说。

一个长头发、圆脸、戴眼镜的女孩微微一笑。

“我在。”她说。

接下来是六年级的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还有五年级的一个女孩。

我放下点名册，坐到讲桌上。

“我会给你们讲挪威语、数学、宗教和科学。你们都学得不错，我没说错吧？”

“不怎么样，”戴眼镜的红发女孩说，“老是给我们派没经验的南方老师，他们还只待一年。”

我笑了。她没笑。

“你们最喜欢哪门课？”

他们互相看了看。似乎没人愿意回答。

“你呢，凯·罗阿尔？”

他在座位上蠕动着，两颊泛起了红晕。

“我不知道，”他说，“也许是木工。要不就是体育。反正不是挪威语！”

“你呢？”我说着，冲商店的女孩点头示意，又低头看了看名单，“安德烈娅？”

她的两条腿在课桌底下交叠，身体前倾，正在纸上画着什么。

“我没最喜欢的。”她说。

“那你是全都喜欢呢，还是全不喜欢？”我问她。

她仰头盯着我，一丝微光从她眼中闪过。

“全不喜欢！”她说。

“大家都是这个意见吗？”我说。

“是！”他们说。

“好吧，”我说，“但问题是，不管你们喜欢还是不喜欢，这些课我们都得上。所以我们不妨随遇而安。大家同不同意？”

无人应答。

“我对你们还一无所知，所以我想利用前几节课，来更好地了解你们，看看咱们需要在哪些地方下功夫。”

我站起身，喝了一大口咖啡，拿手背擦了擦嘴。在大厅另一头的角落里，有人开始唱歌了。一个高亢、清晰的声音，那肯定是海格，随后一些非常年幼的童声也加入进来了。

他们是一年级的小朋友！

“所以呢，我想先让你们做个作业，”我接着说，“你们必须写一页自述。”

“哦，不要啊。必须写吗？”凯·罗阿尔说。

“自述是啥？”维维安问道。

我看着她。她的下巴只有一点点弧度，因此脸形近乎四方。但这并没有让她显得生硬，她有一种柔和的、小狗般的面相。她一笑，两只蓝眼睛就几乎完全看不见了，而她很爱笑，我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

“就是写你是谁，”我说，“想象一下，有个不认识你的人，你必须要告诉他你是谁。第一件事你得写什么？”

她在椅子上换了个姿势，将膝关节外翻的两腿并在一起。

“也许，写我十三岁了。然后写我在霍菲尤学校上七年级？”

“对，很好，”我说，“也许再写写你是女孩？”

她一阵窃笑。

“对，他得知道。”她说。

“那好，”我说，“就写你们自己。一页纸。如果你们愿意，再长点儿也行。”

“你打算念出来吗？”希尔德贡问。

“不。”我说。

“我们拿什么写？”凯·罗阿尔问。

我用力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

“对了！你们还没本子呢！”

他们一阵窃笑，他们是孩子，他们觉得这种事很好笑。我冲向教师办公室，拿来一摞练习册发下去，很快他们全都动笔了，而我站在窗边，凝望着峡湾对岸，一座座山峰仿佛扭曲着，奋力爬升，那么冷，那么黑，直抵明亮而轻薄的天空。

下课铃一响，我收齐了作文，全身洋溢着兴奋，近乎欢腾。一切顺利，没什么好怕的。我连续上了十二年的学，接下来这一步，打开门，走进教师办公室，带来了格外的快乐：我跨过了那道界线，我在另一边了，我是成年人了，我掌管着自己的年级。

我把书和作文放在自己的位置，倒了一杯咖啡，坐到沙发上，观察着其他老师。我回到后台了，我心想，但这个一开始颇显美妙的念头，转眼之间就出现了反转，因为这不是我想要的，天啊，我怎么成了老师，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悲的呢？后台理当是乐队、女人、酒精、旅行和名望呀。

可那也不是我想要的。现是只是在人生的路上迈出了一步。我喝了一大口咖啡，门开了，我瞥了一眼。是尼尔斯·埃里克。

“怎么样？”他问。

“挺好的，”我说，“确实没什么好怕的。”

在他身后，那个叫海格的女人出现了。

“他们太可爱了，”她说，“那些漂亮的小家伙！”

“卡尔·奥韦？”有人在小厨房叫我。我循声望去；斯图雷站在那儿，手里拿着个杯子，看着我。

“你踢足球，对不对？”

“对，”我说，“但我踢得不是很好。两个赛季前我踢过戊级联赛。”

“我们这里儿有支球队，”他说，“我是教练。我们在庚级，所以我觉得你进队不会有任何问题。你有兴趣吗？”

“当然有。”我说。

“托尔·埃纳尔总是随叫随到。是不是，托尔·埃纳尔？”他说着，把头探进了有办公桌的屋子。

“你又在拿我胡扯了吧？”我们听到屋里有人这样说。一转眼的工夫，一个男人从拐角探出了头。

“托尔·埃纳尔以前是少年球员，参加过丁级联赛。”斯图雷说，“不过很可悲，别的本事他就没有了。”

“最起码我还没谢顶，”托尔·埃纳尔说着走过来，“所以我用不着像我认识的某某人那样，留一把大胡子，靠这个来保持男人的尊严。”

托尔·埃纳尔来自芬斯内斯，皮肤苍白，长着雀斑，一头又粗又硬的红发，总是乐呵呵的。他走起路来缓慢而吃力，近乎一板一眼的示范，好像在说：诸位，你们面前这位老兄，凡事都有自己的节奏，任何人他都不会在意。

“你踢什么位置？”他问。

“中场，”我说，“你呢？”

“拦截型中场。”他说着眨了下眼。

“噢，小猎犬，”我说，“以前我踢球时，人家管我叫驼鹿。这名字说明了一切……”

他哈哈大笑。

“为什么叫驼鹿？”海格说。

“跑步的姿态，”我说，“步子大，又不稳，没有节奏变化。”

“足球场上还有别的动物吗？”她说。

“有啊，没有吗？”我看着托尔·埃纳尔说。

“嗯，比如说前锋牛高马大，咣咣地往门里顶球。”

“还有老虎，”我说，“守门员饿虎扑食。对了，还有中场发动机。”

“那是啥？”

“总是知道队友在哪儿，能在最恰当的时间送出精准的传球。”

“真是幼稚到家了！”海格说。

“还有挑水工。”托尔·埃纳尔说。

“还有锋线最佳拍档。当然还有独狼。”

“你忘了裁判，”尼尔斯·埃里克说，“裁判笨得像奶牛。”

“就这你们还自愿参与。”海格说。

“我不是。”尼尔斯·埃里克说。

“但你们俩是。”她看着我说。

铃声响了。我站起身，拿起下一堂课要用的书。斯图雷把一只手放到我肩膀上。

“你现在接手我那个班了，对不对？”他说。

我点点头。

“教英语。”

“小心一个叫斯蒂安的小子。他有可能找你麻烦。别发火就没事。好吗？”

我耸耸肩。

“希望如此。”我说。

“记住，始终给他个台阶，就不会有麻烦了。”

“好的。”我说。

英语是我最糟的科目，而我只比年龄最大的学生大两岁，所以我走向另一幢楼时——八年级和九年级在那里有教室——胃里再一次因为紧张而难受起来了。

我把一堆书放到讲桌上。学生们疏疏落落地坐得到处都是，好像刚从甩干机里甩出去似的。所有人都对我视而不见。

“同学们好！”我用英语说，“我叫卡尔·奥韦·克瑙斯高，今年将由我来做你们的英语老师。大家好吗？”

谁也没吭声。班里有四个男生和五个女生。其中两三个看着我，别的人坐在那儿胡写乱画，还有一个在织毛衣。我认出了小吃店那个男孩，他戴了一顶棒球帽，摇晃着椅子，打量着我，嘴角挂着轻蔑的笑。这肯定就是斯蒂安了。

“好，”我说，“现在我希望大家用英语作一下自我介绍。”

“讲挪威话！”斯蒂安说。他身后的男孩发出一阵狂笑。此人瘦瘦的，高得惊人，比我还高，而我已经一米九四了。有几个女孩也嗤嗤地笑出了声。

“如果诸位要学习一门语言，那就必须谈它。”我接着用英语说。

有个女孩举起手，她黑头发，白皮肤，五官匀称，一对蓝眼睛，脸蛋微胖。

“请讲。”我说。

“你的英语也太差劲了吧？我是说，你这样还能当老师？”她也用英语说。

我感觉两颊火烧火燎的，但还是走上前，满脸堆笑，以掩饰自己的尴尬。

“好的，”我用英语说，“我必须承认我的英语不见得完美。但这不是最重要的事。最重要的是让人听懂。你能听懂我的话吗？”

“还行吧。”她说。

“那么，”我说，“那你叫什么？”

她翻了个白眼。

“卡米拉。”她说。

“请说完整的句子。”

“哼！我叫卡米拉。高兴了？”

“是的。”我说。

“你说是，意思是高兴吗？”她说。

“是的。”我说，脸又一次烧起来了。

“那么，你叫什么名字？”我对坐在卡米拉身后的女孩说。她抬起头看着我。

哎呀，哎呀。

她可真漂亮！

一对蓝色的、温柔的眼睛，一笑就眯成缝。大嘴巴。高颧骨。“我叫丽芙。”她说，扑哧一笑。

“卡米拉，丽芙。你呢？”我说着，举头示意斯蒂安。

“俺叫斯蒂安。”他说。

“好，”我说，“这句话用英语怎么说？”

“斯蒂安！”他说。

哄堂大笑。

等到铃声响起，我离开教室时，人已完全筋疲力尽。这么多不得不招架的，不得不容忍的，不得不无视的，不得不压抑的。那个名叫卡米拉的女孩打了个哈欠，伸出双臂，举过头顶，同时盯着我。她只穿着一件圆领衫，乳房又大又圆，在白色的织物下，清清楚楚地现出了轮廓。我勃起了，不管我多么努力去想别的事情，都依旧无法自持。我真高兴自己身前有个讲桌挡着！好像这还不够，那个叫丽芙的女孩不仅美丽，也同样妩媚，不知怎的，羞涩与爽直兼具，还透出几分野性，而最能体现出这一点的，也许就是她茂盛的深色金发，加上一大堆叮当作响的手镯，但给人留下这种印象的，还在于她身上两种特性所形成的对比，一个是拘谨的肢体语言，另一个是顾盼生辉的目光，这样一来，我和她共处一室的时候，就不能不去想她了。还有斯蒂安，他一边不停地摆弄一把小折刀，一边抓住每一个机会奚落我，我告诉全班同学去做的事，他一件都不肯做，还有他的朋友伊瓦尔，斯蒂安说什么都能让他哈哈大笑，一种空虚的、略显荒诞的笑声，过后总是伴随偷偷摸摸的左顾右盼。但他凝望的目光倒也坦率，有时甚至落到我身上，我可以把他争取过来，有那么一两次，对我说的话，他还咧开嘴笑过呢。

一进教师办公室，我就瘫倒在沙发上。一位名叫维贝克的老师停下脚步，面带微笑看着我。她十九岁，身材高大丰满，一张圆润、温和的脸，两只碧蓝、友好的眼睛，一头烫过的金色卷发。

“怎么样？”她问。

“一切顺利，”我说，“你呢？”

“也挺好的，”她说，“不过我觉得对我来说，没有像你要面对的那么多新东西。我小时候上的就是这所学校。”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又笑了笑，便走进了工作间。我旁边坐着娅内，她也是这村子里的人，二十出头，也很健壮：她的上臂大概有我的两倍粗。她长了一个又长又直的鼻子，简直像罗马人，脸颊很平，嘴唇很薄，嘴角经常耷拉着，好像她压根就不想跟眼前的东西发生任何干系。她有一双易怒的眼睛，她周身散发着易怒的感觉。但有几次我看到她在笑，一下子变得光彩照人，整个人都变了，她笑起来就停不住，看着她百般努力、想把笑压住的样子，总是一件令人赏心悦目的事。

在所有年轻的临时教师之外，还有一位年长的女同事，名叫埃娃。她才四十多岁，但显老，她教针线活儿和家政，身形瘦小，尖嘴猴腮，金发稀薄，声音刺耳，此刻她就坐在桌对面的椅子上织毛衣。她对我疑心很重，我能从她看我和不看我的样子看出这一点。她的怀疑表现得理直气壮，我在这儿搞什么？我想从这份工作中得到什么？

我上完英语课进来时，她抬头看了我一眼，我认为她知道我这个时候什么感觉。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但不管怎样，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午休时我去了村子另一端的邮局。阳光下的山坡一片翠绿。大海是深蓝色的。阳光里有某种东西，也许是我在空气中感觉到的一丝凉意，不知怎的，它就在太阳照热的东西底下存在着，多么典型的八月，一下子唤醒了暑假后返校时的那种氛围：兴奋，期待，也许这一年会有不可思议的事发生？

在最后一排房屋的背后，山坡上的绿色已隐隐现出发黄的迹象。这里的秋天当然来得早。一辆小汽车驶过，我冲它点点头。司机像是学生的母亲，也冲我点头致意，我走下砾石铺就的斜坡，前往邮局，它设在一幢住宅楼的地下室，信箱在前厅，里面是办公室和柜台，墙上贴着海报，架子上搁着明信片和信封。

柜台后面的女人五十岁上下。红头发烫过了，略显稀疏，戴眼镜，一条细细的金项链。在窗前的小桌边，有个带助行车的男人，正在用硬币刮着刮刮卡。

“嗨。”我对办事员说，然后把信封放上柜台。“我想把这些寄走。”

“交给我们好了，”她说，“顺便说一下，有你一封信。”

“是吗？”我说，“不错！”

趁她给信件称重、挑选对应的邮票时，我打开了自己的信箱。信是莉内写来的。

我进里屋付了钱，打开信，走上砾石路，开始看信。

她说她在自己的房间里想着我。她说她很喜欢我，我们在一起有过很多开心的事，但她从来没真正爱过我，所以现在，因为我们两地相隔，那么她认为，最好也是最诚实的选择，就是结束。她希望我在生活里一切顺利，敦促我认真写作，她也会认真画画，她还希望我别生她的气，因为我们的新生活刚刚开始，我们相距甚远，第二天她就要启程，前往人民高等学校，而我现在可能已经抵达了我要在那儿工作的村镇，所以既然有这种感觉，她也不爱我，那么除了结束这段关系，她其他一切的做法，都将是对她自己的背叛。但我是个好人，这一点我应该知道，原因不在于此。感情无法控制，感情就是感情。

我把信塞进了外套口袋。

我也没爱过莉内，她所说的关于我的一切，我都可以拿来当作我对她的看法，可我看到她写的东西时，仍然感到难过，也有点儿恼火。我想要她爱我！即便我不想和她在一起，即便我也很高兴这段关系就此结束，但结束它的人应该是我。现在却是她占了上风，是她对我说了不，她也许还会一直相信我爱过她，相信她这封信伤透了我的心。

好吧，好吧。

山下的鱼类加工厂颇有几分忙碌。几艘船停靠在码头，两台叉车在水泥地上来回穿梭，再驶入一座黑乎乎的大棚。穿高筒胶靴的男人们四处忙碌，一群穿白大褂、戴白帽子的女人，站在大棚一端的外面抽烟，她们头顶的天空海鸥密布，拍打着翅膀，不断发出尖叫。我走进商店，买了些面包卷、一块豪达奶酪、一盒人造黄油和一升牛奶，跟店员打招呼，他问我是不是都安顿好了，我说是的，一切都很好。下一节我没课，所以我先吃了两个面包卷，再把剩下的放进教师办公室的小冰箱，然后坐到我的位子上，准备今后几天的工作计划。他们给我们这些临时教师配备了一位辅导员，她每个星期过来见我们一次，我们在课堂上遇到的任何问题或困难，都可以提出来跟她讨论。我们下个星期还要到芬斯内斯，和本地区所有的临时教师一起参加学习班。这里的临时教师人数众多；接受过专业培训的本地教师结业之后，鲜少有回乡工作的。上面采取了各种措施，这是个大问题。爸爸现在住的地方提供极高的税收优惠，这也是他和温妮搬到北方的一个原因。他俩都在高中工作，更准确地说，目前只有爸爸在上班，他们就要有小孩了。我最近一次见到他们，是几个星期之前，我去了他们在南挪威买的排屋，温妮的肚子已经很大了，他们计划等北方的工作年限一到，就搬到那里去住。

就是那一次，让我产生了北上的念头。我们坐在阳台上，爸爸赤裸上身，晒成了坚果一样的棕褐色，一手拿啤酒，一手拿烟，我戴着墨镜，一只耳朵底下吊着个十字架，那时他问我到秋天打算做什么。他东看看，西看看，就是不看我，而且问话时，他的声音既疲惫又冷漠，还因为从我登门到现在他喝掉的那些啤酒而略显含糊，所以我回答时也显得无精打采，尽管这样做让我颇为心酸。我耸了耸肩，说我绝对不去上学，也不服兵役。找个地方上班，我说。进医院或别的什么单位。

他直起身，伸手到我们之间的桌子上，在大烟灰缸里把烟捻熄。空气中弥漫着花粉，到处都能听见蜜蜂和黄蜂的嗡嗡声。那你为什么不当老师呢？他说，接着重重地靠回椅背，他比起我上次见他的时候，重了大概二十公斤。你知道吧，在北挪威你随便哪天都能找到工作。只要你上过高中，他们就会张开双臂欢迎你。也许会的，我说，我考虑一下。你考虑考虑，他说，你想再来一瓶啤酒吗，你知道箱子在哪儿。行，为什么不呢，我说完走进起居室，室外明亮的阳光转眼变成漆黑一片，我接着进了厨房，温妮在那儿看报纸。她对我笑了笑。她穿着卡其布短裤、宽大的灰色上装。我再来一瓶啤酒，我说。你拿吧，她说，反正这是暑假。是的，我说，有起子吗？有，那边桌子上有一个，她说，你饿了吗？不太饿，我说，天儿可真热。但你要在这儿过夜，对不对？她说。对，我说。那我们晚点儿开饭，她说。我仰起头喝了一大口。我应该到花园里干干活儿，她说，可是天简直太热了。是的，我说。这时胃里开始地渐渐地不舒服了。是的，我说，是太热了。你不想去湖里游个泳吗？听上去今天那边人很多。我摇摇头。她微笑，我微笑，然后我又出来，回到爸爸身边。你拿了一瓶，嗯，他说。是的，我说，说完再次坐下。要是换了过去那些日子，他这会儿应该在花园里干活。如果没在花园干活，他也会密切关注周遭发生的一切，即使只是一辆小汽车停在附近，一个年轻人靠近摇下的车窗。但这一切都消失了。他眼里只有冷淡和漠然。但也不是那么绝对，因为我看着他，和他目光交会时，我能感觉到他还是他，还带着那种伴随我长大、至今让我害怕的强硬和冷酷。

他慢吞吞弯下腰，把空酒瓶放到地板上，再拿起一瓶新的，用钥匙环上的开瓶器撬掉瓶盖。他总是一次拎出三四瓶酒，他说这样一来，就省得老往厨房跑了。他举起瓶子，对到嘴上，咕噜噜连着喝了好几口。嗯，嗯，他说，阳光很好。是的，我说。我总算晒黑了！他说。是的，我说，我也是。你不是！他哼了一声说，我们在北边买了个日光浴室，你知道吧。黑咕隆咚的，非买不可。是的，我说，我去北边的时候见过了。是啊，你也许见过了，他说。又咕噜噜连喝好几口，空瓶子放到前一个旁边，卷了一支烟，点着，又开一瓶。你想什么时候吃晚饭？他问。什么时候都行，我说，你们定吧。嗯，这种天气我不觉得饿，他说着，从桌上的报纸当中抓起一叠。我把胳膊搭到栏杆上，低头往下看。阳台下面的草已经晒焦了，更接近黄色与褐色，而不是绿色。灰色的小路荒废了。里侧是一片满是尘土的沙石，再往前有一些树，树后面是别人家的外墙和屋顶。他们在这儿谁都不认得，不管是左邻右舍，还是在城里。一架小型螺旋桨飞机高高地飞过蓝色的天空。我听到起居室传来温妮踩在地板上沉重的足音。E18上又一起迎头相撞，爸爸说，小汽车撞了一辆拖车。哦？我说。所有这类事故，差不多都是伪装的自杀事件，他说，他们直接冲向卡车或护坡。谁也不可能知道这是不是故意的。这样一来他们就避免了羞耻。你真相信这些？我问。当然相信，他说，这样做也很有效。朝旁边轻轻一摆，几秒钟之后他们就死了。他举起报纸给我看。没多少存活的机会，嗯？他说。照片上是一辆完全撞毁的汽车。哎呀，我说完站起身，下楼走进厕所。在马桶上坐下。我有点儿醉了。站起来，往脸上撩了几把冷水。冲了厕所，免得有人注意到这些细节。我回到阳台时，他已经丢开了报纸，一只胳膊肘搭在栏杆上，我记得他夏天开车时，常常这样坐着，胳膊肘伸出敞开的窗外。他到底多大年纪了？我想了想，算了算。今年五月刚满四十三。接着我想起了他的生日，我们总是给他买同一款绿色的门嫩牌须后水，我也总是搞不明白，他留胡子，要须后水有什么用。我笑了。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停顿片刻才找到平衡。然后他走进起居室，像平时那样踱着大步，还伸手到背后，提一提短裤。

他给我播下的到挪威北部当老师的想法，后来像种子一样生根发芽。这样做确实只有好处：1）我将远远地离开我熟悉的所有事和所有人，得到完全的自由。2）我将通过一份体面的工作自食其力。3）我能写作。

现在我已经坐在这儿了，我一边想，一边再次低头，看着面前的这本书。在教师办公室门外，小走廊的尽头，也就是我们两个洗手间所在的位置，托丽尔出现了。她笑了笑，但没说什么，弯腰从她的架子上拿出一份薄薄的文件。

“当老师真好啊！”我说。

“别说得太早！”她说着，淡淡地一笑，便再次离开。窗外，尼尔斯·埃里克正在穿过操场，前后左右是我的那些学生。

五年前，我和他们是同样的年龄。五年后，我将与他同龄。

噢，到那时我的处女作想必已经出版。到那时我将住在某个大城市，写作，喝酒，生活。我将有一个女朋友，漂亮，苗条，一对黑眼睛，两只大乳房。

我起身走进教师办公室，拿起暖瓶摇了摇。空的。我拿水壶装了水，倒进机器，放好滤纸，定了五勺的量，然后启动整个流程，连串的声响，噼噼啪啪，咕噜咕噜，壶中的黑色液体慢慢升起，亮亮的小红眼睛，表示机器正在工作。

“目前一切顺利吧？”一个近得令人不安的声音说道。我转过身。是里夏尔，他满面笑容，用审视的目光盯着我。怎么回事？他可以无声无息地在学校里走动吗？

“应该说挺顺利的，”我说，“很兴奋。”

“的确，”他说，“教师是个非常好、非常特殊的职业。尤其是个有责任感的职业。”

他为什么这么说？他觉得我有必要知道，知道这事责任重大？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也许我给人一种不负责任的印象？

“嗯，”我说，“其实我父亲就是老师。在更往北的地方。”

“你怎么才说！”里夏尔说，“他是北挪威人？”

“不是。他是奔着税收优惠去的。”

里夏尔哈哈大笑。

“你也来一杯？”我说，“就快好了。”

“灌保温瓶里就行，我待会儿再喝。”

他像来时那样悄无声息地消失了。我不知道哪个更糟糕，“灌保温瓶里”还是那个“就行”。不管你从什么角度看，这都是高人一等的口气。我只有十八岁，可这并不意味着他能像对待学生那样对待我！我是这里的员工，和他一样。

没过多久，下课铃就响了，老师们一个接一个地进来，有些人沉默无言，其他的则你一句我一句，有说有笑。我把保温瓶放到桌上，手里端着一杯咖啡，站到窗边。学生们已经在外面跑来跑去了。我试着把名字跟人对上号，但我只记得一个凯·罗阿尔，七年级的那个男生，也许因为我同情他，我感到他身体里的那种不情不愿偶尔会出现松动，那是他眼里的一道微光，带着兴趣，甚至可以说很有兴趣。我还看到了丽芙，九年级的漂亮女生，我当然记得她。她靠墙站着，双手插在后袋，身穿米色皮猴和蓝色牛仔裤，脚上是一双破旧的灰色运动鞋，嚼着口香糖，抚弄着风在她脸上吹散的几缕秀发。还有斯蒂安，两腿分开站在那边，手插在口袋里，和他电线杆似的朋友聊着天。

我朝屋里转过身。尼尔斯·埃里克冲我一笑。

“你住哪儿？”他问。

“下山就是，”我说，“半地下公寓。”

“在我楼下。”托丽尔说。

“你住哪儿了？”我问。

“村子最上边。也是半地下。”

“对，在我楼下！”斯图雷说。

“所以他们就是这么安排的，”我说，“科班出身的老师分到能看风景的公寓，加上一切，而临时老师只能住地窖？”

“你不妨从现在开始就长长见识，”斯图雷说，“一切特权都必须自己去挣。我在师范学院念了三年，肯定得有他娘的回报才行啊。”

他哈哈大笑。

“那我们用不用也替你们拎包？”我说。

“不用，你们没那么多任务。不过你们应该每星期六上午过来，替我们打扫卫生。”他说着冲我眨了个眼。

“我听说赫勒维卡这周末有个派对，”我说，“咱们有谁去吗？”

“不得不说，你小子适应得挺快啊。”尼尔斯·埃里克说。

“谁告诉你的？”海格问。

“道听途说，”我说，“我不知道去还是不去。但一个人过去，肯定没什么意思。”

“这儿的派对绝对不会让你一个人的，”斯图雷说，“这可是北挪威。”

“你去吗？”我问。

他摇摇头。

“我得顾家，”他说，“不过我可以给你支支招。如果你想听的话。”

他大笑。

“我打算去。”娅内说。

“我也是。”维贝克说。

“你呢？”我看着尼尔斯·埃里克说。

他耸了耸肩。

“也许去。星期五还是星期六？”

“星期五，我觉得是。”我说。

“也许不是个坏主意。”他说。

铃声响了。

“回头再聊。”他说着站起身。

“好。”我说，把杯子放回厨台，从我办公桌上抓起书本，走到教室，在讲桌后面坐下，等着学生们就位。

放学后走回公寓时，我那几个搬运箱已经堆在门廊上了。里面是我的全部家当，倒也没多少东西：一箱唱片，一台老旧的立体声音响，一箱厨具，还有一个箱子，装着我在家时积攒下来的小玩意，加上一些妈妈的书。我把它们搬进客厅时，仍然感觉收到了一份大礼。我装好音响，唱片靠墙放，先翻看一番，挑出布赖恩·伊诺（Brian Eno）和大卫·伯恩（David Byrne）的《群鬼丛中我人生》（My Life in the Bush of Ghosts），这一张绝对属于我最喜爱的专辑之列，然后伴随着响彻房间的音乐，我开始整理别的东西。我们搬走时，我从家里拿出来的所有物品；锅、盘子、磁杯和玻璃杯。从我童年时代我们还住在蒂巴肯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一直在我身边。棕盘子，绿杯子，一口大锅，只剩下一个把手，下面和边上有些地方都烧黑了。在打字机后方的墙上，我挂了约翰·列侬的照片，整个高中时代它都挂在我房间里。一张1979/80赛季利物浦足球俱乐部的巨幅海报，此时在沙发后面的墙上占据了一席之地，从我十一岁起，它便不离我的左右。那也许是他们历来最好的球队。肯尼·达格利什、雷·克莱门斯、艾伦·汉森、埃姆林·休斯、格雷姆·苏内斯和约翰·托沙克。我对那张保罗·麦卡特尼的海报已心生厌倦，因此把它卷着，放到了卧室衣柜的顶上。全部收拾干净以后，我再次翻看了唱片，想象着我是某个以前从未见过它们的人，不知道他们会怎么看待这份收藏，或者更确切地说，怎么看待这份收藏的拥有者，也就是我。这里有一百五十多张密纹唱片，大部分是过去两年里买的，那段时间我为当地报纸写唱片评论，几乎倾尽所有，不断添购，往往是我心仪乐队过往的全部作品。每张唱片都自成一格。全都表达了非常明确的态度、感觉和情绪。但没有一张唱片是孤岛，它们之间通过向外扩展的纽带而相互连接，比如说布赖恩·伊诺，他起步于罗克西音乐（Roxy Music），发行过个人专辑，为U2担任唱片制作，还与乔恩·哈塞尔（Jon Hassell）、大卫·伯恩、大卫·鲍伊和罗伯特·弗里普（Robert Fripp）有过合作，而罗伯特·弗里普在鲍伊的《恐怖怪兽》（Scary Monsters）里演奏过，鲍伊为地下丝绒（Velvet Underground）的卢·里德（Lou Reed）和傀儡（The Stooges）的伊基·波普（Iggy Pop）搞过制作，大卫·伯恩还在头部特写（Talking Heads）的时候，他们的最佳唱片《留在灯光下》（Remain in Light）用了吉他手阿德里安·贝卢（Adrian Belew），此人反过来又在鲍伊的好几张唱片里担纲演奏，也是鲍伊多年来最喜欢的现场吉他手。但是这些衍生和关联，不仅存在于唱片和唱片之间，还一路延伸，进入了我自己的生活。音乐几乎与我做过的一切密切相连，没有一张唱片可以免于记忆。我放唱片时，过去五年里发生的一切，便像杯中的水汽一样袅袅升起，不是以思想或推理的形式，而是作为情绪、口子和空间。有些泛泛，另一些具体。如果说我的记忆高高堆在我人生的拖车上，那么音乐就是绳索，把它们捆扎在一起，并且让它，让我的生活不致散落。

但这不是音乐最重要的事。最重要的是音乐本身。比如说，我放了《留在灯光下》，这张唱片我从八年级开始便常听不厌，第三首《大曲线》（“The Great Curve”）一开始便是精彩的伴奏，极具冲击力，但又非常复杂，充满了活力，接着吹奏加入，然后是和声，不可能不动起来，不可能，它点燃了我身体的每个部分，我，这个世界上最没有节奏感的十八岁青年，坐在那儿像蛇一样扭动，来来回回，我得要更响的，我开足了音量，然后呢，我站起来了，是的，然后我非跳舞不可了，就在那个时候，即使我独自一人。临结束时，仿佛君临天下，仿佛飞来一架他妈的战斗机，飞到一个正在跳舞的小村庄上空，阿德里安·贝卢的吉他压倒了一切，哦，天哪，我在跳舞呢，全身上下充满了喜悦，我只希望就这样继续下去，独奏不要停，一波又一波，飞机永不降落，太阳永不落山，生命永不结束。

再比如回声与兔人（Echo and the Bunnymen）的《天堂在上》（Heaven Up Here），它与头部特写截然相反，因为它的重点不在于节奏或冲击力，而是声音和情绪，是从中产生的这种巨大的悲鸣，是全部的渴望、美和阴郁，在音乐中打开又关闭，不，这就是音乐。即使我对他在唱什么已多有理解，即使我读过了对他的大量采访——我对我拥有唱片的大多数乐队差不多历来如此——这些知识到头来还是被音乐完全摧毁，音乐不想知道这些，因为在这音乐里没有了意义，没有了观念，没有了人，只有声音，每个声音都具备独一无二的特质，仿佛这是它自身固有的属性，纯粹，没有身体也没有人格，是的，一种没有人的人格，而每张唱片都有无数这样的痕迹，来自另一个世界，每次播放时你都会与它们相遇。我从来弄不清楚，当音乐掌控我时究竟是什么掌控了我，我只知道我始终对它怀着渴望。

此外，是它让我成了有头有脸的人，这一点毫无疑问。正是因为音乐，我成了某个站在最前沿的人，某个你不得不钦佩的人，诚然，这与你对音乐人的钦佩不可同日而语，但作为听者，我是排头兵。在北方这儿不会有人看到这一点，在克里斯蒂安桑我也难觅知音，但总有那么一群人能看到并欣赏它。我也要跻身其中。

我特意花了些时间来整理唱片，以增强每一张给我留下的印象，以后要是有谁翻看它们，八成还会意外地引起新的联想，然后我走下山，到商店买了些啤酒，外加一份现成的冷冻餐，卡邦拿意粉。另外，我还买了一个芜菁甘蓝、一棵花椰菜、一些苹果和李子，还有一串葡萄，这些东西我打算明天用在三年级和四年级的科学课上，借以展现宇宙的壮丽图景，这个想法是前一天浏览教学大纲时冒出来的。

到家后，我把现成的食物放进微波炉一热，便直接拿到厨房桌面的铝托盘上开吃，吃完了，一边喝着啤酒，一边看《日报》。吃饱喝足，我便躺到床上，休息了一个小时。老师、学生和学校的内景，很长一段时间走马灯似的，在我意识里闪过，最后我睡过去了。一个半小时后，我被门铃叫醒。我不知道谁来了，反正谁来都会按门铃，所以我带着睡意和焦虑，赶快穿过房间去开门。

我班上的三个女孩站在门外。头一个是安德烈娅，肆无忌惮地笑着，问她们能不能进来，第二个是维维安，咯咯直乐，脸上飞起了红晕，第三个是莉韦，透过又大厚又厚的眼镜片，直愣愣地盯着我。

“当然，”我说，“进来吧，都进来！”

她们走进客厅时，像其他来客一样环顾四周。她们站在那儿，紧贴在一起，挤呀，推呀，吃吃地笑着，个个粉面羞红。

“坐，坐！”我说着朝沙发的方向点点头。

她们照我说的坐下了。

“嗯，”我说，“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就是想过来看看。挺无聊的，你知道吧。”安德烈娅说。

她是个小头头吗？在学校还真没看出来。

“这儿没什么可做的。”维维安说。

“啥都没有。”莉韦说。

“是，好像能做的是不太多，”我说，“可惜这里发生的事情也不是很多。”

“嗯，这就一破洞。”安德烈娅说。

“你说我家？”我说。

她脸红到了脖子。

“不是啦，你这傻瓜。我们村！”她说。

“我念完九年级就离开这儿。”维维安说。

“我也是。”莉韦说。

“你老是我做什么你做什么。”维维安说。

“是吗？那又怎样？”

“是吗？那又怎样？”维维安模仿得惟妙惟肖，连莉韦脸上小小的抽搐都没放过，就在她眼镜下方，在鼻子上连续出现的两道皱褶。

“讨厌！”莉韦说。

“你才十六岁，在离开村子这件事上，你还不能独是独非。”我看着维维安说，她微笑着垂下眼帘。

“你讲话好奇怪，卡尔·奥韦，”安德烈娅说，“独是独非是什么意思？”

她直接叫出我的名字，让我一时措手不及，又因为讲话的人就是安德烈娅，所以我正看着她，听她冷不丁这么一叫，我一下子脸红心跳，不由得低下了头。

“就是一个人说了算。”我抬起头说。

“哦，原来是这样啊。”她说，假装因为无聊而直不起腰。另外两个女生哈哈大笑。我也笑了笑。

“我觉得你们有很多东西要学，”我说，“好在我来了。”

“我就免了，”安德烈娅说，“我知道我需要知道的一切。”

“除了开车。”维维安说。

“我会开车！”安德烈娅说。

“你是会，但人家不让你开。我是这意思。”

短暂的沉默。我对她们微笑，却明显掩饰不了一种屈尊俯就的做派，因为安德烈娅眯起眼睛说道：“顺便说一下，我们已经十三岁了。别以为我看不出你在想什么，我们不是小屁孩了。”

我哈哈大笑。

“我为什么要这么想？你们上七年级，这我知道。我还记得自己上七年级时的感受呢。”

“什么感受？”

“开始上中学了呗。毕竟今天是你们中学第一天。”

“这个我们当然知道，”维维安说，“嗯，也许这比六年级还要无聊。”

门铃响了。三个女孩交换了一下眼神。我起身走过去，打开门。

是尼尔斯·埃里克。

“你好，”他说，“你要不要给一位老同事来杯咖啡？”

“你不想喝啤酒吗？”

他抬起眉毛，好奇地，或者说怀疑地看着我。

“不用了，谢谢。我随后得开车。还是小心为妙。”

“进来吧。”我说。

他在客厅中间停下时，三个女孩一起盯着他。

“所以这就是你们晚上出来闲逛的地方喽。”他说。

“她们没去过你家吗？”我问。

他摇了摇头。

“但今天下午有几个四年级的来了。我正在煎鱼饼。”

“我们只是太无聊了。”莉韦说。

另外两人狠狠瞪了她一眼。然后她们站起身。

“嗯呢，”安德烈娅说，“我们得走了。”

“再见，”我说，“改天再来！”

“回见！”维维安在门厅里说，随后门就砰的一声关上了。

尼尔斯·埃里克笑了一下。没过多久，我们就看到她们磨磨蹭蹭地下山，往商店的方向去了。

“可怜的小孩，”我说，“如果业余时间只能去拜访老师，那她们肯定绝望死了。”

“见到她们你还挺激动的？”尼尔斯·埃里克说。

“你不激动对吧？”我说。

“对，我是不激动。”他说完长出了一口气，“我要开车出去兜兜风，卡尔·奥韦，你去不去？”

“去哪儿？”

他耸了耸肩。

“也许是峡湾对面？要不赫勒维卡？”

“去赫勒维卡我就去，”我说，“反正峡湾对面咱们从这儿就能看见。”

原来尼尔斯·埃里克是户外活动爱好者。他说他就是因为自然景色，才申请来这儿工作的，还带了帐篷和睡袋，打算每个周末都去徒步。我想不想跟他一起去？

“不是每个周末都去。”他笑着补充说，此时我们开着他的黄色小汽车，正以蜗牛般的速度，沿着峡湾向前行驶。

“不太对我的路子，”我说，“我看我还是算了吧。”

他点点头。

“我也是这么想的。”他说，“话说回来，是什么让你这样的城市滑头跑到北边来的？”

“我想写东西。”我说。

“写东西？”他说，“写什么东西？填表？写求职信？写便签提醒自己别忘事？写信？给电台节目写打油诗？写读后感？”

“我正在写短篇小说。”我说。

“短篇小说！”他说，“文学大赛里的一级方程式！”

“有这种说法吗？”我说。

“没有，”他大笑着说，“没那回事。我记得他们这么形容诗歌来着。绝技诗人[7]，你知道的。其中一位说过这样的话。”

我不知道，但什么也没说。

“不过你仍然可以跟我一块出去走走，对不对？反正就几个周末。离这儿一个小时，就有一块棒极了的自然保护区。”

“我看不行。如果我还能写出点儿东西的话，那我必须工作。”

“可是大自然，伙计！上帝美妙的创造！那么多颜色！那么多植物！这才是你要写的东西！”

我嘲弄地大笑起来。

“我不相信大自然，”我说，“那是陈词滥调。”

“那你要写什么？”

我耸耸肩。

“我刚刚开始。不过如果你想的话，你可以看看。”

“求之不得！”

“那我明天带过来。”

我们晚上八点左右回到村里。亮如白昼。海上的天空无比壮丽，我站在门廊前，足足眺望了几分钟才进门。天上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可我觉得它温和友善，仿佛希望下界的人一切如意。莫非因为这些山在它眼里是如此的冷酷和贫瘠？

吃过晚饭，我点了一支烟，边喝茶，边看学生们的作业。

俺叫维维安，俺今年十三岁。俺住在一个名叫霍菲尤的村庄。俺在这里很开心。俺有一个姐姐叫丽芙。爸爸系渔夫，妈妈系主妇。俺最好的朋友叫安德烈娅。俺们一起做很多事。学校很无聊。俺们有时去鱼厂工作。俺们割鳕鱼舌。有钱俺要买立体声唱机。

这么说丽芙和维维安是姊妹俩！

不知怎么回事，这篇作文让我精神为之一振。在她笨拙的文字里，有某种东西打动了我。也许是她的坦率？

我决定对文字不加改正。那样做太让人泄气了，于是我用红笔在下面写了一句评语：

写得很好，维维安！但要记住写“我”不写“俺”，写“是”不写“系”。

我接着看下一本练习册。

我叫安德烈娅。我是个十三岁的女孩，我住在挪威北部一座岛上离陆地最远的那一端。我有一个十岁的弟弟和一个五岁的妹妹。爸爸打鱼，妈妈在家带卡米拉。我喜欢听音乐看电影。我最喜欢《冠军》。我也喜欢跟我的朋友维维安和希尔德贡和莉韦一起在村里闲逛。这里有点儿无聊，但是等我们长大能去参加派队[8]时一定不会这么没劲！

我本以为安德烈娅和维维安是同一类型，要是在不同的场合分别看见她们俩，我还真分不清谁是谁，但透过她们的作业，我能看出相当大的差别，或者只是其中一个更善于用文字表达自己？

我在安德烈娅的练习册上写了类似的评语，读完最后三篇作文，它们的水平都在前两篇之间，每一篇我都写了评语，把这堆本子塞进我的包里，放一首劳埃德·科尔（Lloyd Cole）的《我的包》（“My Bag”），远眺村庄，任由音乐让我手臂上的汗毛根根竖起。慢慢地，我跟着音乐动起来了，先是动动胳膊，动动脚，然后——我已经关了灯，免得下面有人看见，然后我跳起舞来了，闭着眼睛，大声地欢唱。

那天晚上我遗精了。快感的波浪包裹着我，带我浮向水面，我不想去那儿，哪怕付出任何代价。我也没去那儿，因为不等我恢复意识，模模糊糊地认识到我是谁，我又是多么幸福，遗精就成了现实。我重又滑入黑暗而沉重的睡眠，在那里一直停留到闹钟响起，一睁开眼睛，就看到洒满阳光的房间，还有浸在粘稠精液里的内裤。

起初我感到内疚。天知道我梦到了什么。接着，当我记起我在哪儿、我在做什么时，胸闷气短的感觉一下子又出现了。我站起来走进浴室，告诉自己没什么好紧张的，班级很小，学生都是孩子，可是没用，感觉好像我必须要走上舞台，却一句台词都不知道。我试图找回此前那种美好的心情，重拾制作演示课件时的快乐，享受老师这一角色带来的新感觉，还有看到学生时的欣喜，计划做些什么来帮助他们时的兴奋，但是当我站在水蒸气里，擦干身体的时候，这一切统统消失了，因为我不是老师，我甚至算不上成年人，我只是个荒唐的少年，对一切事都一无所知。

“见鬼呀！”我喊道。用毛巾抹去镜子上的冷凝水，借着玻璃再次蒙上水气之前的几秒钟，端详了一下自己的脸。

我看上去真棒。

这终归是有意义的。

临出门前，我剪掉了脖子后面留的长发。现在头发在脑瓜顶上立了厚厚的一层，也许有三厘米高，到太阳穴和脖子逐渐减薄。左耳挂了个十字架。

我笑了。

牙齿洁白平整，眼里闪着光，我乐于见到自己这副模样，可它随即变成了难以置信的自取其辱，一个人微笑着，简直就是在冲镜子里的自己挤眉弄眼，我再次觉得胸闷气短。

真见鬼。

我穿上蓝龟之梦（Dream of the Blue Turtles）圆领衫、黑色的李维斯牛仔裤和白色短筒袜，站在镜子前，交替试穿绿色的军用薄夹克和蓝色的工装布外套，最后选了前一件，戴上贝雷帽看看，不搭，于是两分钟后，我便光着脑袋，提着一个白色的阿里牌咖啡的袋子，里面装满了书本和材料，快步走向山上的学校。

三年级和四年级的所有课都放在一起上，一共十二名学生，五个女孩，七个男孩。看上去人数还要多一些，他们总是在四处游荡、跑动和叫嚷，从来都不安安静静地坐着。等他们终于坐到自己的椅子上，也是腿扭到这边，胳膊拧到那边，他们的注意力好像狂躁不安的狗，忽左忽右，一刻不停地乱动。

他们以前没上过我的课，对我只是听说，远远地看见过，所以当我出现在他们这一片时，所有的目光都紧随着我。

我笑了笑，把袋子放到讲桌上。

“你那里面有什么？”他们当中有人问道，“你袋子装的什么？”

我看看他。白白的小狗似的皮肤，棕色的眼睛，极短的头发。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

“雷达尔。”他说。

“我叫卡尔·奥韦，”我说，“有件事，你也许可以从一开始就学会。讲话之前你得先举手。”

雷达尔举起手。

机灵鬼。

“请讲。”我说。

“你袋子里装了什么，卡尔·奥韦？”

“这是个秘密，”我说，“但你很快就会知道的。不过首先呢，我得弄清你们都叫什么。”

坐在雷达尔后面的男孩是个小不点儿，一头金发，一双淡蓝色的眼睛，就他这个年龄来说，这眼睛未免有些咄咄逼人。他举起了手。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

“斯蒂格，”他说，“你严厉吗？”

“严厉？不！”我说。

“我妈说你太年轻了，不能当老师！”他一边说一边看着周围的人。

他们笑了，哄堂大笑。

“怎么说我也比你大！”我说，“所以我觉得不会有问题的。”

“为什么你耳朵上有个十字架？”雷达尔问，“你是基督徒吗？”“我刚才说什么来着，举手的事？”

“哎哟！”他笑着说，然后举起了手。

“不，我不是基督徒，”我说，“我是无神论者。”

“那是什么？”雷达尔问。

“你的手呢？手哪儿去了？”

“噢！”

“无神论者就是不相信上帝的人，”我说，“但现在你们得把名字告诉我。咱们从那边最后一个开始吧。”

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报出了自己的名字。

维贝克

肯内特

苏珊

斯蒂格

雷达尔

洛维莎

梅兰妮

斯特韦

恩勒

斯泰因—英厄

海伦妮

约

他们中有些人我立刻对上了号，从现在起肯定能记住他们了——那个从五官到身体和穿着打扮都像洋娃娃一样的漂亮女生，那个圆脸的男生，那个好像怒冲冲的小不点儿，那个目光暖人的大脑袋男孩，那个老是叽里呱啦的男孩，那个扎着马尾辫、看上去格外懂事和明理的金发女孩——其他孩子模模糊糊的，表露得太少，我脑子里一下子还装不下那么多。

“这么说，你们是三年级和四年级喽！”我说，“你们住在哪个村？”

“霍菲尤啊！”雷达尔说。

我什么都没说，只是看着他们。然后，有两三个反应过来，举起了手。我选了那个洋娃娃般的小家伙。

“洛维莎。”我说。

“霍菲尤。”她说。

“霍菲尤在哪个郡？”

“特罗姆斯。”

“哪个国家？”

现在所有人都举了手。我选了小胖子。

“挪威。”他说。

“哪个洲？”

“欧洲。”他说。

“很好！”我说，他笑了。

“可是我们所在的这个星球叫什么？有人知道吗？你说说，雷达尔。”

“地球？”

“对，这么说当然没错。可它还有一个名字。星球的名字。”

我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下完整的地址：“霍菲尤，特罗姆斯，挪威，欧洲，特勒斯[9]”，接着转过来面对他们。

“特勒斯在哪儿？”

“在太空。”斯蒂安说。

“对，”我说，“在太阳系，太阳系又属于一个星系，名叫……”

我在黑板上写下“银河系”三个字。

“你们以前听说过吗？”

“听说过！”有几个人喊道。

“对我们来说，银河系好大好大。但是比起太空的其他部分，它又好小好小。”

我看着他们。

“那你们觉得太空外面又是什么呢？”

他们一脸茫然地盯着我。

“你们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吗？恩勒？”

恩勒摇了摇头。

“外面还有东西吗？”

“嗯，没有人知道，”我说，“但是不可能什么都没有吧？肯定得有些什么吧？”

“课本上怎么说？”雷达尔问。

“什么都没说，”我说，“谁都不知道。”

“谁都不知道？”

“对。”

“那我们上课干吗？”他说。

我笑了笑。

“你们必须了解自己生活的地方。也就是宇宙。是的，我们可以把视野放得远一些。去看太空。每天晚上，你们仰起头就能看到。也可能看不到，因为你们太小了，你们早早就得上床睡觉。”

“才不是呢，我们不小了！”

“开个玩笑，”我说，“但是天黑以后，星星你们是能看到的。还有月亮和行星。你们都得了解才是。”

我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下“宇宙”二字。

“那好，”我说，“谁能说说，咱们太阳系都有哪些行星？”

“地球！”雷达尔说。

有人大笑。

“还有呢？”

“冥王星！”

“火星！”

“很好！”我说。看到没有更多的回答了，我便把整个太阳系画到了黑板上。

太阳

水星

金星

地球

火星

木星

土星

天王星

海王星

冥王星

“在黑板上看起来，它们好像一个挨着一个，可是行星之间，隔着非常非常远的距离。比如说，去一趟木星要花好多好多年。我想给你们看看这距离到底有多远。大家穿上外套，咱们去足球场。”

“我们要出去？上课时间？”

“对，走吧。穿上外套，咱们这就走。”

他们从座位上跳起来，挤到一排衣帽钩前。我提着袋子等在门口。

穿过球场时，他们蜂拥在我身边。我感觉自己有点儿像牧羊人，跟这些活蹦乱跳的小东西有着天壤之别。

“就到这儿！”我说着，从袋子里拿出足球，放到地上，“看好了，这是太阳。”

他们有所保留地看着我。

“走吧。咱们继续！”

我们走出去二十米左右，我停下脚步，把李子放到地上。

“这是水星，离太阳最近的行星。你们能看到那边的太阳吗？”

所有人都往足球那儿看。球在沙砾上投下一道浅浅的影子。大家纷纷点头。

接下来，我放了两个苹果，两个橙子，一棵芜菁甘蓝，一棵花椰菜，最后，我在社区中心的大门口放了一颗葡萄，这就是冥王星了。

“你们现在明白行星之间有多遥远了吧？”我说，“小小的太阳在那边，隔了好远，水星就像李子，咱们从这儿看都看不见。而这，”我看着他们说，他们还在茫然地盯着足球场，“这只是太空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微小的部分！非常、非常地微小！咱们生活的地球，距离其他行星有几百万挪里[10]，是不是很有意思？”

他们当中有些人在奋力思索，想得头都要裂开了。其他人则在凝望村庄和峡湾。

“不过，现在咱们得回去了，”我说，“齐步——跑！”

在教师办公室，我拿出短篇小说的复印件，用钉书机钉好，递给尼尔斯·埃里克，他正坐在沙发上看《特罗姆斯人民报》（Troms Folkeblad）呢。

“这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个短篇。”我说。

“太好了！”他说。

“你打算什么时候看？今天晚上？”

“着急，是吗？”他看着我笑了笑，“其实我本来打算今天下午去芬斯内斯。顺便问一下，你要不要一起去？”

“行啊。好主意。”

“那我可以明天再看你的小说了，看完咱们再开个小型研讨会？”

研讨会，这可意味着大学和学术界，意味着专业研究、姑娘和派对。

“太好了。”我说，然后走去倒咖啡。

“你跟他们在外头做什么来着？”尼尔斯·埃里克在我身后问道。

“没什么特别的，”我说，“我只想帮他们想象一下太空的模样。”

我走进教室准备讲下一堂课时，三个女孩还在窗前挤在一起站着，小声而兴奋地聊着什么。她们对我的出现无动于衷。

“你们不能站在那儿聊天！”我说，“已经开始上课了！你们以为自己是谁？你们是学生，你们必须遵守纪律，做老师让你们做的事！”

她们转过身，一看到我笑眯眯的，便接着往下聊。

“嗨！”我说，“过来坐下！”

事后过了些时间，到那天晚些时候，我才把这看作赏心悦目，因为她们的动作变得那么精致，她们本来的那种小牛犊子似的姿态，突然化作了女性的持重。她们走回了自己的座位。

“我已经看过了大家的作文。”我说着把练习册发还给他们，“写得非常好。但是有几个问题，我们可以就地解决一下，因为这是针对所有人的。”

他们打开练习册，看我写的评语。

“我们没成绩吗？”希尔德贡问。

“小练习没成绩，”我说，“我主要是想对你们有个了解。”

安德烈娅和维维安比较了一番各自所得的评语。

“你写的差不多一样！”维维安说，“你也太省事了吧？”

“省事？”我微笑着说，“你们很快就会得到成绩，好分出高低。不知道这是不是很值得期待。”

我身后的门开了。我转过身。是里夏尔。他走过去，在靠墙的一张桌子边坐下，并示意我继续。

这是怎么回事？他要监督我吗？

“我们首先要练习的，就是你们的方言，”我说，“你们写作文是不能用方言的。绝对不行。你们必须写‘我’，不能写‘俺’。要写‘是’，不能写‘系’。要写‘怎么办’不能写‘咋办’。”

“可我们就是那么说的呀！”维维安说完在椅子上扭了扭，瞥了一眼里夏尔，他双臂交抱坐在那儿，面无表情。“我们说的是‘俺’，为什么非要写成‘我’？”

“哈里松去年说我们可以那么写。”希尔德贡说。

“他说只要写出来就行，写得正不正确是次要的。”莉韦说。

“去年你们上小学，”我说，“现在你们上初中[11]。你们的语言必须经历所谓的标准化。全国每个人都要这样做。说话怎么说都行，但是写的时候，就必须用书面语或新挪威语[12]。这没有什么可讨论的。如果你们不想让自己的文章里全是红墨水批改的记号，也不想得低分，那你们就必须这样做。”

“哦！”安德烈娅说，先看看我，再看看里夏尔。其他人咯咯地笑起来。我让他们拿出书，等他们翻到同一页，便让希尔德贡开始朗读。里夏尔站起身，冲我微微点了下头，便离开了教室。

到了休息时间，我走到他的办公室，敲了敲门。

我进屋时，他从办公桌上抬起头。

“嗨，卡尔·奥韦。”他说。

“嗨，”我说，“我只想知道你为什么在我上课时进教室。”

他看我的目光里半是探询，半是好奇。然后他笑着，咬起了下嘴唇，我意识到这是他的习惯，他长了胡子的下巴朝前翘着，让他看上去像一只山羊。

“我只想看看你上课的情况，”他说，“我还会时不时去听一听。你们有很多人没接受过培训。我需要知道你们是怎么应对的。你知道，当老师并不容易。”

“我保证遇到任何困难都会告诉你，”我说，“你可以相信我。”

他笑了。

“我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快去吧，现在休息一下！”

他低头看着面前的文件。这是当领导的把戏，我停了几秒钟，拒绝屈服；可是我没有别的办法，也没有别的可说，而他这番话也没有什么不合情理的，所以最后我转过身，走进了教师办公室。

放学后我去了邮局，我的邮政信箱里有三封信。一封是巴森写来的，他在斯塔万格开始了大学生活，一封是拉尔斯写的，他在克里斯蒂安桑，搬去和女友同居了，还有一封是埃里克写的，他现在正在特隆赫姆理工学院学习。

巴森讲了一件他搬家前发生的事。他和一个女孩一起回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女人，因为她二十五岁了，他们正在做的时候，他这样写道，她突然产生了某种痉挛。他吓坏了。她好像遭到电击一样，剧烈地抽搐，他写道，她的身体颤抖着、震动着，他以为那是癫痫，他抽出去，站起身。

我吓坏了，卡尔·奥韦！我不知道要不要打电话叫救护车，还是想别的办法。如果她死了怎么办？我真以为她要死了。可后来她睁开眼睛，拉我重新俯身，还问我在干什么。你快继续呀！她吼道。你想象得到吗？她只是来了高潮！这就是熟女的风范！

我一边走路，一边乐不可支地读他的信，但我也感到内心隐隐作痛，因为我从来没跟女孩睡过觉，我从未有过性生活，换句话说，我是个处男，让我感到羞耻的是，两年来我一直在撒谎，说自己拥有丰富的性经验，巴森和其他几位想必信以为真，但我对那种事又极度渴望，渴望和女孩子睡觉，老实讲，任何女孩都成，我渴望得到那种体验，而巴森和其他好友在这方面的体验已经常态化了。每当我听到他们如何放荡，都会感到周身一半是萎靡，一半是欲望，或者说一半是无力，一半是力量，因为没有女孩跟我睡觉的时间越长，我对这事就越感到害怕。我可以和别人谈我遇到的几乎所有问题，以舒缓心绪，偏偏这件事我不能说，跟谁都不能说，从来不能说，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说，我总是想到这件事，次数可不算少，一个小时怎么也得有好几次，每次想到它，一种厚重的黑暗，一种绝望的黑暗就会把我吞噬，有时只是转瞬即逝，像流云飘过太阳，有时久久不去，而无论这绝望披着怎样的外衣，我都无法克服，有太多的怀疑和折磨与之相联。我能吗？我能吗？如果——万一有可能的话——我将自己调整到合适的状态，和裸体的女孩独处一室，我能不能和她睡成？我能不能竣事？

所有与此相关的秘密和自夸，并没有让我更轻松。

“你知道避孕套前面那个小头头上印着什么吗？”那年春天有一次课间休息时，特龙看着我这样问道，我们当时就站在校外的草地上，和一大帮人在一起胡侃瞎聊。

他偏偏挑了我来问。

为什么？难不成他怀疑我在说到女孩、说到我跟她们睡过觉时撒了谎？

我脸红心跳。

我该怎么说呢？说不知道，暴露自己？说知道，那自然就会招来后续的问题，然后呢？

“不知道，印的什么？”我说。

“你有这么小的鸡巴吗？”他说。

哄堂大笑。

我也笑了，心里一块巨石落了地。

可埃斯彭不是在盯着我吗？一副心照不宣的样子，又因为这心照不宣而显出几分洋洋得意？

两天后他开车送我回家。我们刚从吉斯勒家出来。

“说实在的，你上过几个，卡尔·奥韦？”他说。我们驾车驶上克拉格本的缓坡，路两侧都是摇摇欲坠的老屋。

“问这干吗？”我说。

“我只是好奇。”他说着，看了我一眼，然后转过头，看着前方的道路。他脸上挂着不怀好意的笑容。

我皱起眉头，假装搜肠刮肚。

“嗯，”我说，“六个。等一下，五个。”

“都是谁呢？”

“你这是宗教法庭吗？”

“不是。你肯定答得上来，对吧？”

“塞西莉，你知道的，我在阿伦达尔跟她好过。”我说。

车窗外滑过一家商店，我在那儿偷过那么多好东西。它很久以前就已停业。埃斯彭打开了转向灯。

“还有呢？”他说。

“还有玛丽安娜。”我说。

“你上了玛丽安娜？”他说，“这我可不知道。你怎么没说过？”

我耸耸肩。

“我也得有点儿隐私吧。”

“你这家伙！我认识那么多人，就属你我了解最少。可现在只有两个。”

我们从路上驶过时，那个长着大肚子、嘴巴永远张开的巨人立在栅栏边看着我们。

“他们真像一家子。”我说。

“别打岔，”埃斯彭说，“还剩三个。你要有兴趣，完了我也说说我的。”

“行。去年夏天有个冰岛女孩，就在我旁边的冰淇淋摊工作。那阵子我在阿伦达尔街上卖磁带。有天晚上我去了她住的地方。”

“冰岛的！”埃斯彭说，“听着就很棒。”

“没错，是很棒，”我说，“然后就是咱们这儿，有过两次一夜情。我连她们叫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驶下最后一座山。落叶树紧密如墙，沿河而立。到了山脚，景致豁然开朗，我看到田野另一端的小足球场，三个小小的人影，正在对着球门里的第四个人影射门。

“该你了。”我说。

“没时间说了。咱们到了。”

“说呀。”我说。

他哈哈大笑，停了车。

“明天见！”他说。

“你这混蛋。”我说完打开车门，走向我家。我听到他的车轰鸣着驶下小山，很快就听不见了，这时我才明白对他说了太多，我只说这不关他的事就对了。换了他，肯定会对我这么说。

为什么他说得出来，我却不能？

他不像我那样高看女孩，这是一方面。并不是说他不如我喜欢她们，远非如此，但也许他不觉得她们比他强，不至于把她们捧得太高，结果都不能跟她们说话或正常相处，在他眼里，她们是平等的，或者他很可能还要高一些，因为他唯独不缺的就是自信。这意味着他不在乎，而她们看到这一点时，他就成了她们想征服的人。我把她们奉为完全不可企及的造物，是的，她们在我眼里近乎天使，我喜欢她们的一切，从手腕皮肤下的静脉到耳朵的曲线，如果我看到圆领衫下的乳房，或是夏装里裸露的大腿，我的五脏六腑都会松脱，仿佛一切都开始旋转，一种巨大的欲望开始抬升，轻如阳光，轻如空气，有一种心态，觉得一切都有可能，不只在这儿，而是在一切地方，不只是现在，而是永远。在我体内唤起这一切的同时，还有一种意识，像海龙卷风那样，从底层迸发，沉重而黑暗，代表着放弃，认输，无能，世界闭合，处处碰壁。那是笨拙，沉默，惊恐的眼睛。那是泛红的面颊和巨大的不安。

但也有其他的原因。有些事我做不来，有些事我不明白。有秘密，有黑暗，有见不得人的行为和嘲弄一切的笑声。哦，我感觉到了，却一无所知。什么都不知道。

我把巴森的信塞进衣袋，快步上山。过半个小时，尼尔斯·埃里克就要来接我，在那之前，我得先吃点儿东西。

几个小时后，我们驶上了芬斯内斯的主街。以前从奥斯陆和特罗姆瑟来这儿时，我把它视为破烂的小山洞，但现在，只隔了五天，再从霍菲尤过来，它却好像成了一个庞大、复杂、近乎城市的地方，充满了各种可能。

尼尔斯·埃里克停在超市的停车场，我们走出去，寻找酒类专卖局的商店。我为派对买了一瓶科斯肯科瓦伏特加，还有四瓶白葡萄酒和半瓶威士忌[13]，准备放在家里；尼尔斯·埃里克买了三瓶红葡萄酒，毫不奇怪，他是红酒类型的，不是啤酒和烈酒类的人。我们把酒装进后备厢，然后，我带他进了一家电器商店，那里也卖立体声音响。我那台不怎么好，这事我已经想了一段时间了，现在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我便决定出手。

商店里只有立式的组合音响，不算最好，但我可以日后再买台好的，我这样想着，四处寻找店员。

有个男人背对着我们，站在柜台后面，正在用小裁纸刀开一个大纸箱。我走过去。

“劳驾。”我说。

他朝我扭了下头。

“等一下。”他说。

我再次站到摆着立式音响的墙边，朝尼尔斯·埃里克挥挥手，他在翻看一摞唱片。

“你想买哪张？”我问。

“哪张也不买，”他说，“音响很差。”

“没错，”我说，“可他们大概只有这些。而我也就是住在这儿的时候才需要。”

他看着我。

“你要烧钱？要不就是克瑙斯高家有大船？这你可从来没说过！”

“可以分期付款。你看，那一台3499克朗。一个月也就几百块钱。”

店员直起身，四处寻找我。一个瘦小的男人，肚子微凸，戴着金属框的眼镜，头发梳成了以偏概全的样子。

我指着日立音响。

“我想要那一台，”我说，“可以分期来买，对不对？”

“只要你有工作就行。”他说。

“我在霍菲尤当老师。”我说。

“那好，”他说，“你必须填几张表，如果你能跟我到柜台……”

我填表，他去库房拿音响。

“你不再想想吗？”尼尔斯·埃里克说，“分期，你最后要花差不多两倍的钱。用这种方式付款很痛苦。再说了，咱们的工资也没多少。”

我瞪着他。

“你是我妈还是怎么着？”

“好吧好吧，这是你的事。”他说完就回到唱片那儿去了。

“这不得了吗。”我说。

就在这个时候，店员从库房回来了，怀里抱着一个大纸箱。他把箱子递给我，我抱着它，他核对表格和证件，等到都没问题了，我就把箱子抱到车上，放进后座。

本次行程的下一个和最后一个项目是超市。我们各推一辆购物车走来走去，从货架上取下村里商店没有的物品。我第一次下手是两包香烟。在超市紧里面，水果柜台的旁边，趁着尼尔斯·埃里克去拿意大利面的当儿，我把两包烟塞进外套，一个口袋一包，然后若无其事，继续往购物车里装食品。我在大超市购物时总是偷香烟，万无一失，从来没让人抓住过。偷窃在我眼里代表着某种自由，代表着不屑这个世界，为所欲为，而不是为所应为。这是一种反叛的、不肯循规蹈矩的行为，实际上也把我的个性推到了我心目中的某个位置。我偷东西，我是偷东西的人。

一切顺利，可是推着购物车，朝着收银员所在的小岛前进时，我还是很紧张。但她的表情毫无异样，也没有人从远处悄然逼近，于是我伸出汗津津的手，把购物车里的东西一个接一个地放到传送带上，付了钱，再把它们装进一个袋子，快步——但也没快到引人注目的程度——走出商场，停下来，点了一支烟，等着尼尔斯·埃里克，一分钟后，他便拿着两个鼓鼓囊囊的塑料袋，走到了我的身旁。

我们在沉默中驶出了第一公里。我仍然在生他的气，为的是在商店里我买音响时他那种说教式的语气。我讨厌别人干涉我正在做的事，无论是我母亲、我哥哥、我的老师，还是我的好朋友，我都觉得讨厌：他们说的我不想知道。谁也没有权利告诉我该做什么。

他开车时不时瞥我一眼。车外的地势已趋平稳。矮树，石南，苔藓，小溪，浅滩，乌黑的湖水，远处则是一连串崎岖而高耸的山峰。他一出芬斯内斯就加了油，车里还有一股子汽油味，让我觉得有点儿恶心。

他又看了我一眼。

“你能放点儿音乐吗？手套箱里有磁带。”

我打开手套箱，把一堆磁带搬到我腿上。

萨姆·库克（Sam Cooke）。奥蒂斯·雷丁（Otis Redding）。詹姆斯·布朗（James Brown）。普林斯（Prince）。马文·盖伊（Marvin Gaye）。UB40。斯莫基·鲁宾逊（Smokey Robinson）。史蒂维·旺德（Stevie Wonder）。特伦斯·特伦特·达比（Terence Trent D'Arby）。

“你喜欢灵乐？”我问他。

“灵乐和放克。”他说。

我插入了以前听过的唯一一盘磁带：普林斯的《炫耀》（Parade）。向后靠到椅背上，凝望着群山，灌木和小树给山脚铺上了一层乱蓬蓬的绿毯，再往上还有苔藓和石南，也是绿油油的一片。

“你为什么要偷香烟？”尼尔斯·埃里克说，“这不关我的事。要我说，你想做什么你尽管做就是了。我只是好奇。”

“你看到了？”我问。

他点点头。

“你又不缺那点儿钱，”他说，“你好像也不是因为纯粹的需要，才顺走了那两包烟吧？”

“对。”我说。

“要是人家抓住你怎么办？那会是什么样子？你是老师，我的意思是。”

“人家抓住我了吗？”

“没有。”

“没有？所以这纯属假设。”我说。

“这事我们不是非谈不可。”

“谈也无妨，”我说，“正好打发时间。”

他干笑了一声。

随后的沉默很长，但并不令人不快，路直直的，山色很美，音乐动听，尼尔斯·埃里克是个我不太放在心上的户外活动爱好者。

但接着我转变了态度。仿佛我朝一个方向走了很远，现在开始回头，因为这里有些问题还没得到解决，尼尔斯·埃里克根本没把我怎么样，他不希望我受到伤害，他只是好奇，也许有点儿傲慢，在这儿我谁都不认识，在这儿他这种人也许没那么不堪。

我跟着音乐哼唱“有时四月里下起了雪[14]”。

“你听过普林斯的新专辑吗？”我说，“《爱性感》（Lovesexy）？”

他摇了摇头。

“不过如果他夏天来挪威或瑞典，我一定去看。他现在的演唱会很棒。我跟看过‘时代特征’（Sign o'the Times）巡演的人谈过。那是他们看过的最好的演唱会。”

“我能想象，”我说，“但这一张也很好，我是说新的这一张。没《时代特征》那么好，可是……其实它刚出来时，我就在《祖国之友报》上写过，还差点儿犯了个大错。”

我看看他。

“我在一份英国音乐杂志上看到他是文盲，所以就打算拿这个做由头，你知道的，在这上面大做文章，从普林斯不识字谈开去，但幸运的是，我发现这事有点儿太离奇了，所以没往下写。后来我反应过来，这大概指的是他不识谱。但我不知道。这很愚蠢，你得到的信息都不准确，你脑子里装的东西根本不是真的。你要是随便说说，还只是有点儿尴尬，但你要白纸黑字地写出来，印在第二天的报纸上，那可就惨了。”

“我还以为报纸就是这么回事呢。”尼尔斯·埃里克笑着说，眼睛盯着前方的路面。

“可不是吗。”我说。

再往前就是通往霍菲尤的道路，一条细细的灰线，伸向山上黑咕隆咚的小窟窿。

“对了，星期二我收到了女朋友一封长信。”我说。

“哦？”他说。

“唉。说女朋友也许有点儿言过其实。我们暑假在一起来着。她叫莉内……”

“怎么？她这礼拜死了？”

“对我来说，是的。我要说的就是这个。她提出分手。信里说我是个好人什么的，但她从来没爱过我，现在是时候结束了，因为我搬到了这儿。”

“所以你是自由身了。”尼尔斯·埃里克说。

“没错，”我说，“这就是我要说的。”

一辆小汽车从隧道驶出，又小又黑，像一只粪金龟，但迅速变大；车速相当快。

会车时，司机扬起手，尼尔斯·埃里克回礼，放慢速度，拐入进村前最后一段短短的直道。

“很奇怪，对不对？”我说，“所有人都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却谁都不认识。”

“是的，”他说，“我们到了一个让人如坐针毡的地方。”

他扭了一下方向盘旁边的横杆，打开大灯，再将另一根横杆上推，启动挡风玻璃刮水器。水滴溅落在发动机罩、挡风玻璃和车顶上。发动机的低鸣从岩壁上反弹回来，像某种壳体一样包围着我们，等我们一驶出隧道便销声匿迹，蓝色的峡湾铺展在我们面前。

“你也是自由身吧。”我问。

“哦，是的。”他说，“其实我非常自由。我好几年没有女朋友了。”

他是同性恋？

噢，不，千万别是！

他确实有点儿怪怪的。还有那红扑扑的脸蛋……

“在这儿没有太多的选择，”他说，“但也没有太多的竞争。所以我认为这两样扯平了。”

他哈哈大笑。

没有太多的选择。这什么意思？这儿的同性恋不够多吗？

我内心冰冷，凝望着大海没有光泽的蓝色表面。

“托丽尔挺招人喜欢的。”他说。

托丽尔！

虚惊一场！

我又看看他。他虽然盯着路面，还是有些注意力放在我身上。

“可她老了。”我说。

“老了？不！”他说，“非要我猜的话，我会说她二十八。也许三十岁。这有可能。可是首先，她不老！其次，她很性感。是的，非常性感。”

“这我可没看出来。”我说。

“我已经不是十八岁了，卡尔·奥韦。我二十四了。所以二十八不老。也不是高不可攀。”

他干笑了两声。

“可能对我来说，她是高不可攀的，但这是另一码事。”

我们沿着几乎镶进山腰的窄路慢慢行驶。当地司机走这条路的速度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快，但尼尔斯·埃里克不那么开，他是那种谨慎加敏感的人，我对此已经有了体会。

“你呢？”他说，“你有没有相中谁？”

我笑了笑。

“其实就在我来这儿的路上，公共汽车上有个女孩。她在芬斯内斯上高中。家在赫勒维卡。”

“啊哈！”

“再看吧。现在我什么都不知道。”

“维贝克很漂亮。”他说。

“你的意思是胖吗？”

“不是，但你知道的……她很好看，真的。也许是有点儿胖，可那又怎么样？还有海格，她……怎么说呢，不太好对付，我估摸。但很有吸引力。对不对？”

“你是杂食动物还是怎么着？”我说。

“女人就是女人，这是我的座右铭。”

我们进了村子。尼尔斯·埃里克在我的公寓外停了车，把购物袋拎进屋，我负责搬运装音响的大纸箱，然后他道了再见，开车回他住的地方去了。我装好音响，放上友朋（The Associates）的《闷气》（Sulk），倒在沙发上听这张完全歇斯底里的唱片。过了一会儿，我开始写信，长话短说，因为我有很多信要写，此刻重要的不是我写的东西，而是我随信附上的短篇小说。

第二天，在一次课间休息时，斯图雷来到我身边。

“能跟你说句话吗？”他摸弄着自己的秃头问道。

“当然。”我说。

“我只想给你提一点儿建议，”他说，“三四年级的事。我听说你昨天给他们讲了整个宇宙……”

“怎么？”我说。

“他们还很小，你知道的，换个方向也许不是个坏主意。比如说，画一张咱们学校的地图。再给咱们村画一张。再画画小岛。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从已知的开始，由内而外，由小到大，接着是挪威、欧洲和世界。然后你再搞宇宙。当然了，如果你到时候还在这儿！”

他咧开嘴笑着，还冲我眨了眨眼，好让自己更像朋友而不是领导。但这不是建议，这是叱责。我们目光相遇时，我的肺都要炸开了。

“我会考虑的。”我说完便转身走掉了。

我怒火中烧，同时又感到难堪，因为我明白他说得对。他们太小了，可能还不懂事，我十岁时觉得让人兴奋的事，未必让他们也兴奋。

在教师办公室，我不想跟任何人说话，索性坐到自己的位置，假装在看书，等到打铃，就可以出去给我的学生上课了。

这很奇怪，我站在讲桌后面，等着他们跑进来的时候想，奇怪之处在于，比起在教师办公室里和老师们在一起，我在教室和学生们同处时感觉更自在。

可他们去哪儿了？

我走到窗前。两座楼之间一个人影都没有。也许他们在足球场？

我抬头看看挂钟。打完铃已经五分钟了。肯定出什么事了，我心想，于是顺着走廊走向楼门口。斯图雷迈着大步从另一头过来。他打开门往外走，我跟在后面，看见他突然跑起来了。

他们在外面打架。两个男孩的胳膊纠缠在一起，一个被掀翻在地，又爬起来。一群学生在围观，不发一言。他们身后是村庄，再往后是山和海洋。

我也开始跑了，主要是为了跑而跑，我知道斯图雷会处理的，我很高兴由他来出面。

打架的两个男孩是斯蒂安和凯·罗阿尔。斯蒂安更强壮，是他把凯·罗阿尔掀翻在地的，但凯·罗阿尔不服输，又一次向他扑去。

斯图雷一到，两个人都停了手。他从背后抓住斯蒂安的夹克，一边把他拉开，一边训斥他。斯蒂安像狗一样垂下头。可以肯定，对我他是不会这么服帖的。

我在他们面前停下。

凯·罗阿尔看着地面。他膝盖和大腿处的裤子脏了。他眼里含着泪。

“你在干什么呀？”我说，“你打架吗？”

“噢，闭嘴吧。”他说。

我把一只手放到他肩膀上。他躲开了。

“咱们进去吧。”我说，又看看班里的其他人。

“还有你们！”我说，“你们在这儿干什么？你们又没有打架！”

凯·罗阿尔抬头看着我，好像他一直在等着惩罚，现在却发现可能没事了。

“好了，”我说，“咱们走吧。凯·罗阿尔，你去厕所收拾收拾。不用看别的，你自己就是一景。”。

斯图雷那一班的学生已经跑到门口来了。

“见血了吗？”他问我。

“没有，”我说，“只有土和鼻涕。”

我们简单谈了谈刚才发生的事；凯·罗阿尔回来后，我告诉他，他可以打架，想怎么打就怎么打，只要不在学校动手就行。到周末，你可以一起床就开打，一直打到上床睡觉，下午放学打也行，但别在学校打。你能做到吗？我问。他摇摇头。是斯蒂安先动的手，他说。好吧，我说，那就等你回家再跟他摆平。但不能在这儿。如果再发生这种事，我就得惩罚你了，明白吗？那可不划算。只要再等几个小时，你就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现在，我们必须开始上课了，你们也要学习。特别是你们，我说。你们什么都不知道！

四个女孩板起脸，看了我一眼。

“什么都不知道！”我说，“好了，都把书拿出来。”

“你他妈知道多少？”希尔德贡说。

维维安和安德烈娅哈哈大笑。

我举起食指。

“不说脏话！我不想在课堂上听到这种话。”

“可是我们北挪威人人都说脏话。”维维安说。

“打架的规矩同样适用于说脏话，”我说，“在家里你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在这儿可不行。我很严肃。我是认真的。大家可以继续上次的练习了。从第十三页开始。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助你们。下一堂课开始时，我们来解决出现的问题。好不好？”

我走到窗前，倚着窗棂，抱起双臂放在胸前。从大厅另一头传来尼尔斯·埃里克的声音；他在给四年级上英语课。我想到了斯蒂安，脑海中浮现出他那厚颜无耻的笑容，还有班里的女孩子，她们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她们仰慕他，我注意到了。她们说不定做梦都要梦见他呢。

很有可能。

这念头让我心里隐隐作痛。他只是个小王八蛋。

我走到讲桌前，瞅了一眼海格，她把自己的学生带到了小图书角，围坐在她旁边的垫子上，听她读书。

她注意到我在看她，也朝我这边看了一眼，笑了笑。我回以微笑，坐回到讲桌后，翻着课本，看看下一课我能做些什么。

再次抬头时，我与安德烈娅四目交会。她的脸一下子红了。我露出微笑。她举起手，垂下眼帘。我站起身，朝她走过去。

“需要我帮忙吗？”我问。

“这道题，”她拿手指着说，“我做得对吗？”

我俯下身，检查她写的答案。她一动不动地坐着，看着我的手指在纸上滑动。她身上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香味，让人想到苹果的芬芳。一定是她洗发水的味道，我这样想着，感到胸腔在颤动。她的呼吸，落在她脸上的头发，头发下的目光。一切都如此迫近。

“嗯，”我说，“看起来完全正确。”

“是吗？”她抬头看着我说。我们目光相遇时，我挺直了身体。

“是的，”我说，“继续努力！”

下课后我走进教师办公室的时候，屋里一个人都没有。等我坐下，才注意到托丽尔——她站在小厨房里，正往一片面包上抹黄油。

“你这会儿没课？”我问。

她点点头，咬了一口，一边咀嚼吞咽，一边举起一根手指。

“对，”她说，“但我一直在忙，准备下一堂课！”

“就是。”我说着，伸手去拿桌上的报纸。看报时，我能感觉到她在另一头的动作。她匆匆忙忙地走动着，那片面包在她嘴边起起落落。

她向前倾身，拉开冰箱门。我抬眼看个正着。她穿着一条黑色弹力裤。我看到她紧裹在里面的大腿，还有屁股。很大，但也不是太大，正相反，它丰满而匀称，完全是女性化的。

血液开始在我下体搏动，我目不转睛地看着，把一条腿搭到另一条上面。和她同寝，让她的大腿和屁股抵着我的身体，感觉该多美妙啊。噢上帝。插入她。噢天父啊。噢。我双手托着她的乳房！噢，只想想和她肌肤相亲！噢，只想想她光滑的大腿内侧！

我咽了口唾沫，研究了一下天花板。绝对没戏。就算我万一有可能跟她或她这样的人上了床，也绝对没戏。我知道。

她直起身，手里拿着一盒奶。把奶打开，开始往玻璃杯里倒奶，同时看了我一眼。我们目光相遇时，她笑了笑。

她把一切都看在了眼里。

我红了脸，回笑一下，狂乱地企图想点儿别的，只求把注意力从我的红脸、从我刚刚看到和想到的东西上移开。

她仰起头，一口气喝完了奶。用手背把白胡子擦掉，再次看着我。

“你想喝咖啡吗，卡尔·奥韦？你好像很需要的样子！”

她什么意思？为什么我看上去需要喝咖啡？

“不了，谢谢。”我说。

但一个“不”字会引起注意！

“要不来一杯也行，”我紧接着又说，“麻烦你了！”

“加奶吗？”

我摇摇头。她倒了两杯咖啡，端过来，递给我一杯，在我旁边坐下，叹了口气。

“你叹气了。”我说。

“是吗？”她说，“现在时候不早了。我昨晚没睡好。”

我吹了吹那漆黑的表面，边缘部分有些浅褐色的小气泡，然后喝了一口。

“你老听到我弄出很多动静吧？”我说，“我是说音乐什么的。”

她摇摇头。

“我能听到你的动静，”她说，“但这没关系。”

“真的吗？”

“真的。”

“那好，我声音要是太大，你就告诉我。”

“你能听到我们家的动静吗？”她问。

“听不到，也就一点点。就是你在地板上走来走去，只有这点儿声音。”

“那只是因为耶奥格在外面打鱼，”她说，“我一个人的时候安静得多。”

“他一走就很长时间吧？”

“也不是，其实他们星期六就回来。”

她笑了一下，我心想，她的嘴唇真是又软又红，衬出一口洁白、坚硬的牙齿。

“就是。”我说完抬起头，只见房间尽头的门开了，托尔·埃纳尔、海格和尼尔斯·埃里克鱼贯而入。

“一看你们就是列队进来的。”我说。

“是的，我们尊重课时。”尼尔斯·埃里克说，“我们知道，每一分钟对学生未来的人生都很重要。所以我们不能，我再说一遍，不能在铃响前三分钟下课。那样做太不负责任了。没错，我甚至还会说，那样做不可饶恕。”

“是啊，你做临时老师担子太重了。”我说，“你为什么不像我一样当班主任呢？那你就能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时间了，你知道的。”

“我的目标是不经培训就当上校长，”尼尔斯·埃里克说，“这不是很常见，也不容易，可这是我的志向。”

他搓了搓手，做了个贪婪的鬼脸。“现在我要来几片美味的干面包，加点硬棕酪！”

维贝克、娅内和斯图雷进了屋。我觉得自己应该给想吃东西的人腾个地方，于是站起来，拿着一个杯子，走到窗边。

天空是灰色的，但仍然显得清朗。我班上的女孩子们站在远端，靠着墙闲谈。八年级和九年级的学生可以待在室内，他们也一向这样做，至少女生如此。上小学的孩子通常待在足球场的另一端。

我还没做过课间值勤呢。

我转向大伙。

“谁在操场值勤？”我问道。

“纯属瞎猜——你。”斯图雷说，他肩膀倚着门框，冲我抬起一只手。

我走过去看墙上的值日表。没错，是我。

“真该死，我忘了个一干二净。”我说完便走进走廊，抓起外套，一边穿衣服，一边匆匆出了门。

一个又矮又胖的人影从雨棚下朝我走过来。这是那个名叫约的男孩。我装作没看见他，径直走向操场的另一头，那里有一群小孩在球门前左冲右突，他们中间是一颗沉甸甸的、灰了巴叽的皮球。

他们一看见我，便停止了比赛。

“你想加入吗？”他们说。

“能行，”我说，“反正就一会儿。”

“那你自己一伙！”

“行。”我说。

他们把球交给守门员，他把球踢进了人堆。他们人很多，可是腿都很短，所以我抢球、护球要相对容易一些。偶尔我会撞飞几个人，他们大喊“任意球”，我也大喊，说他们是胆小鬼，他们卷土重来，使劲追我。有几次我让他们拿球，只是为了保持他们的动力，但最后我冲向球门，起脚打门，球越过了守门员，我大喊我赢了，比赛结束了。不，不要走，他们喊道，我们要打垮你！最小的几个男孩抓住了我的裤子。我挣开他们，不得不跑出去几步才脱身。他们很快重新投入了比赛，我走去看另一边的学生。

约独自站在墙边，帽子愁苦地拉低，扣住了脑门。

“你不想过去一起踢球吗？”我走过去时问他。

他跟在我身后，我不得不停下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