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日本问题

日本让世人困惑。它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世界强国。对这样一个强国本应如何表现，人们自然有所期望，但日本的表现却与人们所期望的相差甚远；有时，它甚至让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就是日本这个国家根本就不想从属于这个世界。与此同时，日本强大的经济表现又让西方国家和某些亚洲邻国感到恐慌。一边是日本，另一边是欧美，双方之间的关系正面临严重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后期，西方开始出现这样一种怀疑：在政治和贸易关系中，日本到底是不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伙伴？而在日本国内，官员们以及著名评论家们则普遍认为，自己的祖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上普遍敌对的受害者，他们倾向于无视所有那些不利的分析，并斥之为“排日风潮”（Japan-bashing）。

在差不多二十年间，西方人得到的建议是要对日本有耐心。有人说，日本明白做出调整的必要性，而且正在努力推进“国际化”。持续不断的公众宣传运动一再重申这一目标，连同在不可胜数的演讲、报纸杂志的文章中出现的恰当口号，似乎都证实了这一点。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西方逐渐意识到，日本长期承诺的改变不会到来，而且人们基于对变革的预期所做的种种解释可能从来都是错误的。与此同时，由于批判加剧、要求提高，以及那些受挫的贸易伙伴（特别是美国）首次采取报复性措施并施加其他形式的压力，日方官员和评论家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他们的回应逐渐变成驳斥。他们不再以友好的态度建议给日本耐心，而是开始表达一种更有挑衅性的信息：美国应该先管好自己的家务事，欧洲应该更勤快一点，认清自身存在的“发达国家病”（先别管它到底是什么）。双方都坚决地表明要避免经济战，但在1987年前后，双方都有一些人开始意识到，其实两边已经开战了。

日本给这个世界带来的谜团既不因经济冲突开始，也不会因此而结束。但经济冲突是最引人注目的，因为它似乎牵涉到几乎所有与日本打交道的国家。在大部分观察家眼中，随着冲突越来越广为人知，日本的问题可以归结为每年在贸易顺差上所破的纪录：1984年是440亿美元，1985年是560亿美元，1986年是930亿美元。到了1987年，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几乎涨了一倍，才让顺差降低到760亿美元左右。

但日本问题的实质却不在于这些数字。日本不光是出口大于进口，而且它的出口（加上国人对外国产品的冷淡态度）逐渐削弱了西方工业。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创造了“敌对贸易”（adversarial trade）这个词，将日本的做法与“竞争贸易”（是指一个国家的进口商品与其出口的商品是同类的）区别开来。联邦德国的贸易顺差也很高，但是联邦德国施行的是竞争贸易，美国也是如此。

消费类电子产品以及半导体领域是更加专业的工业生产的基础，当这些行业几乎完全被日本公司接管，西方人开始担心他们会逐步遭受“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sation）。一旦获得了必要的技术，日本工业似乎就能齐心协力，在任何领域战胜并接替原来的发明者和开发者。

西方此前的注意力几乎都集中在贸易顺差上，到了1988年，西方逐渐怀疑，也许其他领域的一些惊人发展也属于日本人所追求的整体模式的一部分，而这个整体模式则是一个意义重大却秘而不宣的国家事业。1987年10月，纽约和伦敦股票市场的崩溃，似乎对东京股票市场毫无影响。几个月后，若以企业盈利为标准来衡量，日本股市市值创造了新高，以西方标准来看都是令人震惊的。短短一年之内，东京不少地区的地价涨了一倍、两倍甚至三倍。从1986年左右开始，日本公司——它们的支出通常比其市值能保证的金额高很多——突然开始大量投资海外房地产，收购外国银行和公司。一些焦虑不堪的欧美观察家渐渐意识到，日本根本不是“用西方的游戏（规则）来打败西方”，更可能根本没在玩西方的“游戏”——只是这种认知来得有点晚了；至于说让西方反过来模仿日本，世界贸易系统则会戛然而止，最终导致非共产主义的国际性经济秩序走向崩溃。

至少可以这么说，欧洲和美国之所以对这个位于太平洋的国家感到不安，是因为它心无旁骛地追求着某些属于自己的神秘目标。人们可以理解日本人要赚钱，但是他们在占领了越来越大的海外市场份额后，并没有获得明显的回报或是过上更加舒适的生活。城市住房逼仄狭小却又贵得离谱。生活的费用与平均收入相比实在太高。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日本家庭有下水道接口。通勤列车异常拥挤。道路系统之不完善，简直到了可笑的地步。日常生活基础设施中的这些缺陷以及其他方面的缺陷，让一般日本城市居民生活的舒适度还不及不那么富裕的欧洲国家城市居民。他们宣称，日本的决策者们有必要转移注意力了。

历史通常表明，在获得如此巨大经济成就的年代，艺术等领域的兴盛繁荣也应该随之发生。我们很难说当今日本产生了什么东西，从而提升生活中不那么物质化的那些层面。无论是伟大的音乐还是伟大的文学，哪怕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物也好，都找不到例子。

不少思虑缜密的日本人得出结论，（日本）有些地方不对劲。日本一位民族主义人类学家尽管认为与外国人打交道是一桩“费力而麻烦的任务”，但他也痛惜这样的事实，那就是他的国家像是宇宙中的一个黑洞，接受各种文化却从不输出。一位有名望的知识分子（也是一位前次官）对他的同胞做出的诊断是大家都患有“彼得·潘综合征……遁入幼稚的梦想世界之中……日本商人和政客们一直在扮演彼得·潘的角色，只会互相询问这个世界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于是，到底是什么在驱动日本国民的问题，就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个国际性的谜题。到底是什么终极目标，让他们剥夺了自己的享受，还冒险被全世界仇恨？

通常的解释是，日本人受到集体关切的驱使。事实上，日本似乎证明，按照正统的社群制方式来组织生活是可能的。在一个外部人士看来，大部分日本人平静地接受着日常的命令，即要求他们将自己个人的欲望和利益置于集体的欲望和利益之下。不过，这一令人震惊的社群制是统治精英在三个多世纪之前刻意将政治安排植入社会的结果。如今的日本人很少或者根本没有选择，只能接受这些在本质上仍然是政治性的安排。在这样的安排下，日本人必须接受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即他的知识与心理的成长受限于集体意志。为了让这一点更容易被人们接受，大多数上层人物将这种集体意志表现为仁慈的、不掌握任何权力的，它完全由某种独一无二的文化决定着。

但这个解释并没有回答这种政治力量是从何而来的。在日本，系统性地压制个人主义的力量并不来自其严酷的中央集权统治。日本与东欧以及亚洲那些奉行集体主义的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差别，与日本和西方自由市场化国家的差别一样大。

对日本的不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方知识分子和“当家人”对日本相对而言缺乏兴趣。当然，许多西方人造访过日本，日本也在他们影响全球的评价中被提及。但在很大程度上，日本还是被当作一个奇异之地，并没有在这些全球性的评价中被清楚地描绘成一个有用的成员。在美国，这种单方面的忽视尤其令人震惊——特别是考虑到日美关系毫无疑问是全球最重要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关系之一。美国对日本政策的期望一再受挫（或者说日本没有政策），表明尽管美国一直在谈论“太平洋时代”，华盛顿方面对这位最重要的亚洲盟友的理解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对日本政治进程的观察以及公开声明和文章字里行间跃然而出的观念——这些文字都由那些直接关注日美关系的美国官员写成——通常都错得离谱，错到让像我这样的观察者震惊的地步，因为我相信在非共产主义世界里，日美关系急剧恶化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日本执行权力的方式，还有负责该国非独裁式的、受国家集体主义驱动的机构的运作方式，都很不寻常，但总体来说，西方人很少注意到这点。在讨论所谓的“后工业化”“科技化”“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转变的时候，人们通常都会将日本和欧美混为一谈，但日本到底是如何统治的，这个问题还是被人忽视。

事实竟然如此，真是让人奇怪。在现代，日本是第一个扮演重要国际角色的非西方国家。刚进入20世纪不久，它便击败了俄国，它还是唯一一个攻打过美国的国家，之后又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人均收入而言，是最繁荣的经济体），它还消灭了不少贸易伙伴的产业，或者说正在威胁那些贸易伙伴产业的生存，它在世界经济领域也不断获得重要的金融地位。另外，非西方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因为模仿日本而不是以西方的工业化作为榜样，从而成为重要的工业实体。

日本是如何行使其权力的？其行使权力的方式又如何决定了它在国际关系中的走向？忽视这两个问题会越来越危险。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就备受赞誉，但也一直遭到诋毁。到1988年，在东京看来，对日本的敌视已经超过了赞许。日本与其他国家的接触很可能会越来越多，但如果经验还靠得住的话，随之而来的将是更多的问题和更多的批评。

与之相随的，很可能是西方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但日本人会认为那些举措都是恶意的。那些举措很可能会在日本再次唤起非理性的排外情绪，并加深这样一种以前的怀疑，也就是从根本上说，这个世界不想让日本再有一席之地。结果就是民族主义得到加强，而最初的征兆已经出现了。这可能意味着日本政治开始不稳，事态的发展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无法预测的，更可能也是所有人不想看到的。在这样的情形下，更好地理解日本权力的本质及其应用绝非奢谈。